廣州十三行之萬成行結業始末考析

方富澤

（廣州大學，廣東 廣州510006）

一、前言

近年來，有關行商研究的成果仍不能令人滿意，目前較為集中的是關于同文行潘家、廣利行盧家以及怡和行伍家的研究。而有關萬成行沐家，只有少數文章研究涉及[1]。此外，關于十三行商欠和單獨的行商倒閉個案研究的專門論著較少[2]，不能不說是影響十三行研究深人發展的空白領域。

本文將依據筆者近年所見的資料，如英國檔案館所藏的廣州商館中文檔案（FO/1048)以及外交部檔案（FO/233/189）對萬成行欠案的始末進行補遺和考證及對萬成行欠案所涉及的廣州十三行的相關制度變革問題進行探討。不足之處，懇請各位方家批評指正。

二、萬成行的基本情況

萬成行行商沐士方，本名沐元圣，寧波府慈溪縣人，商名方官或黎官（Fongqua）。嘉慶八年（1803年）赴粵從事茶葉生意，于清嘉慶九年（1804年）報捐布政司經歷職銜，同年充任行商，但是經營的時間只有短短五年[3]。嘉慶十四年（1809年）萬成行破產，而沐士方本人被流放到伊犁。沐士方與同泰行的麥磻官（Poonequa）同樣是1804年充任行商，兩人的經歷類似，都是賄賂粵海關監督7萬銀元后成為行商[4]。對于東印度公司來說，這兩位新任行商并不值得信任，以致1804和1805季度都沒有給沐方官和麥磻官參與保商的機會[5]。至于沐士方與東印度公司的交易以茶葉和毛織品為主，但所占的份額幾乎是所有行商之中占比最低的，如1808貿易季度行商與東印度公司所簽訂的冬季合約里（共十七股）萬成行僅占半股[6]。

由于沐士方在開業時已經得不到東印度公司的信任?；谶@種情況下，沐士方只能將目光投放到港腳商人和巴斯商人。以東印度公司大班的角度看，巴斯商人是狡猾和奸詐的并且“他們到處鉆營，假如市場供應短少，就坐地起價，假如他們在某一艘船的交易出現虧損，就會設法在另一艘船愚弄那些初出茅廬的商人以資補償”[7]。不過這種說法并非毫無根據，1808年，沐士方曾被巴斯商人味先地（Monackjee）誘騙賒貨，最后財貨兩失，有記載沐士方破產后曾返回澳門追償味先地：

“于十三年七月間，有英吉利船一只，裝載沙藤、胡椒等項，系貴國商民味先地經手，投職行發賣……地（味先地）見方（沐士方）年輕，誘方（沐士方）附貨往新埠出售，必得厚利，方（沐士方）故將冰糖一百捅，上茶五十件，銀朱十箱照交價，共計本銀貳仟肆百四十七元，國餉在外，當立單據，言明回澳之日。本利算還，不致誤事。至十四年，地（味先地）平安回澳。職在省聞知，隨著移伴譚泳夫來澳取討。據云貨已出售，現買胡椒、稚片雜項，均托伊東君邱阿陶全船帶歸。泳（譚泳夫）難實信，候至十一月，面叩大人賞追在案”[8]。

沐士方甚至從事巴斯商人的非法貿易以解決經營上的窘況。1810年，沐士方破產后，有巴斯商人致函行商索回方官購買鴉片的所欠下的八千銀元：

“得接白頭（波斯商人）唦嘟噸來信，催討萬成行所欠伊銀八千元。但查此項銀兩，弟等上年曾呌伊伙伴白頭（波斯商人）啞嗛并唦嘟噸同 到會館，詢問此項銀兩係何 項貨價。據啞嗛聲 稱係萬成行與伊等在澳門承受鴉片欠下之項。隨據沐士方別稱，此項鴉片在澳門將原價交回?！盵9]

巴斯商人的信件表明沐士方曾參與鴉片牟利，雖然數額不大，但間接地證明了沐士方的經營情況不容樂觀。與東印度公司相比，和巴斯商人做交易亦意味著沐士方要獨自承擔更大的風險，這也決定了和巴斯商人貿易成為萬成行破產的導火線。

三、萬成行的破產與公行介入的過程

嘉慶十四年（1809年）六月，沐士方向巴斯商人呵啰乜之（Hormajee）貸款購買總值二十四萬兩的貨物，不幸地因市價變動導致嚴重虧損。據兩廣總督百齡奏：

“沐士方揭買港腳夷商呵啰乜之等棉花、沙藤、魚翅、點銅等貨，該價番銀三十五萬一千零三十八圓，折實九八市價二十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二兩四錢一分三厘。嗣因市價平減價銀虧折，沐士方又經營不善，將貨價用缺以致無力償還”[10]。

沐士方因借貸投資失敗，直接引致萬成行倒閉。萬成行無力償還夷欠更牽動了公行的介入。隨即有其他行商稟告廣東當局商議解決萬成行的債務：

“竊照洋商與藝人交易，必須出入公平，庻幾商本無虧，夷情允協均沾，樂利之休，不負栽培之德。乃近年以來，行口既多，商情不一，或因急于轉輸，明虧血本?；蛞蜃居谫Q易，暗受夷人盤剝，如萬成行商沐士方，充商未及兩載，負欠至數十萬兩之多?，F在在夷控，無償上煩。憲念若不籌定章程，年復一年，必致國課有虧，夷欠無著，相因而至挽救，為難商等。情同待兔之愚，心凜亡羊之鑒，不得不集議籌章，以期母子無虧。除英吉利祖家生意向有成規，輪船保辨無所庸，其饞奪并咪唎堅 船隻貨物，零星仍照籃章程辦理”[11]。

期間，東印度公司亦從中干旋，嘗試透過加征進口廣州的棉花每擔一兩的稅，為清還沐方官的債務籌集資金，這個方案不幸地遭到否決。這樣,對于原本資金并不充裕的沐方官來說，失去東印度公司的幫助，不僅失去了一個在危難時刻可以幫助度過難關的救命稻草，而且更斷絕了拯救萬成行的道路。

與此同時，發現沐方官無法清還債務后，呵啰乜之亦向衙門申訴。得到兩廣總督百齡的答復并提出解決的辦法：

“英吉利夷商啊囉等知悉。照得該夷商等赴本部堂衙門控告萬成行商沐士方拖欠貨銀弍拾四萬馀兩。經本部堂會同粵海關監督發司審追，沐士方無力清還，業將該商查抄治罪。惟該夷商貿易遠來，又未便令欠項無著。今仰體大皇帝懷柔遠人之意，查照向辦章程，著落各洋商分三年代還，已各洋商立具限狀，并此已會同粵海關監督飭司查照，責令各洋商依限三年，自本年起，于每年十二月內還銀八萬馀兩”[12]。

總督判決萬成行的債務分三年由行商平攤代還。最后總督將萬成行的破產案上奏朝廷，朝廷則判決沐士方的價值兩萬銀元的房產由盧官承領變抵償還債務，而其他的欠款則用行傭分三年償還，最后以誆騙外國財物罪判處沐方官發配伊犁充軍[13]。

萬成行還債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1811年因達成行和會隆行破產后加重了行商全體還款的壓力，萬成行的第二期商欠被迫推遲[14]。結果到4月份，巴斯商人啰吧士生向兩廣總督催促行商交還：

“大人賜諭令眾商還清今年之欠數，夷等誦讀之下不勝銘勒，但行商竟邈視憲諭依舊推辭不辦”[15]。

隨即粵海關監督常顯催促萬成行商欠的主要負責人盧茂官、伍浩官、劉德官：

“今年正月係代還推辭不肯辦理，如問舊商盧觀恒、伍敦元、劉德章，此商只用延玩舞弄之詞，推辭其余。商不遏自己拮據之至，實在無法辦理。自今為此事不獨各夷人存心疑懼，又恐怕有所傷天朝大國仁德之名”[16]。

最后第二期的商欠在1811年末才交付。1812年4月2日，由馬禮遜親手寫的收領表得知：“實收眾行代萬成行八萬六千零六十一兩”[17]正式宣告萬成行欠債還清。

四、萬成行結業與第二次“行商倒閉潮”

1809年共有三家行破產，在萬成行倒閉的后還有達成行和會隆行陸續破產，引發了嘉慶十四年（1809年）至嘉慶二十年（1815年）的“行商制度危機”。在“一口通商”時期，行商制度曾數次遭遇危機。第一次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當時的8家行商全部欠英商債款，有5家最終倒閉；第二次在嘉慶十四年(1809年)至嘉慶二十年，先有3行倒閉，其余11家行商中，有7家也欠外商的債；第三次在道光初年，波及5家行商，即道光三年麗泉行潘長耀、六年西成行黎光遠、七年同泰行麥覲廷、八年福隆行關成發、九年東生行先后破產[18]。其具體表現為“行商倒閉數量多、商欠數量巨大以及涉及行商多”[19]。

據東印度公司的大班記載：“在1809的貿易季里，中國商人的欠款共有2847652兩，而達成行的倪秉發的債務更是達到了1397822兩”[20]。除了外國商人的債務，據梁嘉彬統計，行商全體還要承擔官府施加的行傭銀約948400銀兩。對于英國大班來說，公行的行商本身已經負債累累，以圖用行傭銀來解決商欠問題是徒勞的，益花臣曾稟告粵海關監督：“沐士方、鄭崇謙、倪秉發三行各項未清，今數行復起公所又豈能擔當之重乎？”[21]，可見行商制度危機之嚴峻。

再者適逢英法戰爭時期，英國銀根短缺并不能為行商的欠債提供更多的貸款，東印度公司更希望“采用最有效而嚴謹的方法，收回公司的欠款并不得延誤”[22]。在惡劣的國際形勢以及官府的勒索下，無形之中提高了行商經營的風險和商欠的程度。為了應對這次的危機，在萬成行的經營出現危機之時有行商建議由眾行商之中推舉一位保商總理貿易，亦即建立總商制度：

“今議將港腳船隻于進口時，商等十二家按照時值議價，拈關輪做，週而復始。該船進出口之貨，均著該保商一手經辦，以歸畫一。若有不顧，保船之家亦聽從其自便。如此辦理，既不病夷，亦不累商，似于公私均有裨益。今將籌議章程稟明大人察核，伏準存案，俾得凜守有憑，寔為恩便。為此稟赴大人臺前，查奪施行”[23]。

這個建議的得到兩廣總督的批準：

“據稟英吉利港腳貨船公司同照時議價，拈關輪辦，週而復始。既免攙奪之端，可無虧折之患，事屬公正，誠屬允當。準批存案，即著永遵辦理。如該商中有私背約者，許即指明稟辦，仍侯咨明督部堂，查照可也此繳”[24]。達成行和達成行破產之后，清政府決定對行商制度作出調整，于嘉慶十八年（1813年)設立了總商制度：“惟查舊卷見從前辦理洋商欠餉之案俱移會督撫將乏商家產查封變抵其不敷銀兩著落，接辦行業之新行商代為補足如行閉無人接開，眾商攤賠完結。倘再有虧欠夷人銀兩即會同督撫專折奏明從重治罪歷來辦理無異……今欲查整關務須察商情，欲除弊須專責惟有于各行商中擇其身家殷實，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飭令總理洋行事務，率領眾商與夷人貿易”[25]。

嘉慶十八年五月廿五日（1813年06月23日）在收到嘉慶帝的諭旨后，粵海關監督德慶隨即諭令伍浩官和盧茂官為總商[26]?？偵讨贫扔梢恢羶晌恍猩探y領各行和對外貿易，一定程度上對于新任和一些實力較弱的行商來說得到有效得經濟支持，但是對于充任總商來說就要承擔更重的責任以及經濟負擔，如道光元年（1821年），兩廣總督阮元以包庇鴉片貿易摘去伍秉鑒的三品頂戴；道光十九年（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勒令外商交出鴉片將伍崇曜下獄，皆其顯例[27]?？梢娫O立總商制度只是一種轉嫁矛盾的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商欠問題的發生。隨后1813—1815年發生了所謂“七行案”。當時,多家行商瀕臨破產,麗泉行、西成行、福隆行、同泰行、東生行均發生經營危機。這5行的債務共達近400萬元。稍后陷入危機的還有天寶、萬源兩行[28]。到道光初年，更引發第三次的危機并波及5家行商，麗泉行、西成行、福隆行、同泰行、東生行先后破產。

五、余論

綜上所述，從嘉慶年間萬成行欠案的研究可以看出，行商的破產除了有經營不善的主觀因素，更與中國行商的對外貿易壟斷制度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行商因拖欠官府課稅和外商債款而倒閉破產者頗不乏人，因而面臨抄家、下獄、充軍的厄運被流放到伊犁相續于道，更令到行商制度再一次進入全面危機之中。

從萬成行的破產狀況可知這種危機如何深刻影響了在華外商的經營前景，所謂商欠、行商破產、行商數量減少不再僅僅是影響國家關稅的局部問題，更升級到外商對行商制度合理性的質疑。嘉慶十八年（1813）制度調整并未走出原本行商壟斷和擔保對外貿易的窠臼，但其對外商權益給予了一定關照，最終仍是圍繞確?？偵潭鴮ι糖返奶幚碜鞒鲞M一步規定。此次調整雖然保守，卻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行商制度的崩潰，其重要性不容忽視。1809年萬成行的破產，隨后沐方官遠流放伊犁，從此退出了人們的視野。像萬成行這樣資金薄弱的小行商在歷史上一直存在，他們在交易中，特別是在與實力較為雄厚的老行商的競爭中，經常處于劣勢和被動的位置。盡管萬成行僅僅經營了5年而倒閉，但是通過萬成行這一個案分析，也為清代海外貿易運行機制提供新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