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品《活著》

張 鑫 王家豪 胡幫環

（寧夏醫科大學，寧夏 銀川750001）

前幾日看過電影頻道播放的電影《活著》，感覺與小說原著的感受完全不同，所以又將早已讀過的小說重溫一遍。沉淀了好幾年，卻也能品讀出與之前不一樣的味道。

如果只用一個字評價這部作品，作為讀者的你會用哪個呢？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用“慘”，不管是《活著》，還是后來同樣經典的《許三觀賣血記》，余華都在用一種冷峻到幾乎無情的筆墨，極盡所能地渲染苦難。

主人公福貴的一生，都在與死亡相伴而行。父親摔死在糞缸里，母親因為他被抓作壯丁，來不及救治病死。兒子有慶獻血，被活活抽死，女兒鳳霞難產而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被砸死，最后孫子苦根吃豆子活活撐死。整篇小說都是在以福貴親人的死作為情節的主要推動力。放到現在就是大家可能都會說：“余華，你沒有心?！?/p>

但是在苦難的背后，你會發現余華并不是在批判，余華無意于此。比如當你看到有慶是為縣長夫人輸血而死這段情節時，你可能會立馬聯想到，這是對“官本位”思想的諷刺，但下一步作者就告訴你，這個縣長其實是曾經跟福貴在一起共過患難的好兄弟，他對此也并不知情，喚起了讀者的同情，立馬沖淡了情節的批判精神。當你以為他是在控訴賭博害人時，他轉頭就給你寫了一個福貴因為輸了錢意外逃過了槍斃地主這一帶有喜劇色彩的情節。在接二連三的死亡中，或是疾病，或者是意外，人在其中完全不可掌控?？嚯y并不是有某種社會現實帶來的必然，而更像是一種帶有偶然性的宿命，這就是我們理解《活著》這部小說的第一層：他擺脫了古典小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限制，討論了一個更加哲學的問題。即如果人類的命運是苦難，終點是死亡，我們該如何活著？

這也是這部作品能夠在海外屢獲殊榮，在國內卻屢屢與大獎無緣的原因，他借著中國的外殼討論了一個人類共同的問題。把福貴這個角色抽離出來，放到任何一個國家故事的背景里都不違和，但是莫言就不是。他的《紅高粱》、《豐乳肥臀》都是打上了鮮明民族特色的作品，是把東方的故事展現給西方。但余華不是，東方的背景和歷史事件不過是一種點綴。當你把復雜的故事情節統統砍掉，只剩下梗概的時候，其實福貴就是一個人從小到大從生到死，身邊的人一個一個離開，從富有到貧窮，再到完全被剝奪的過程。只不過余華在這里把苦難都戲劇化地推向了極致，苦難會徹底地改造一個人，而不是改造他本身，福貴還是那個愚昧的福貴，從害死在他爹到害死孫子，沒有任何改變。但是所有看書的人都在讀的過程中被改造了。我們對福貴從憎恨到憐憫，苦難的展現，讓我們一點點接受了他，我們開始為他傷心難過，或者說我們單純為人類感到傷心難過。

一個人來到世上，大部分的喜悅開心都只是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但現實卻與我們人類相伴而行。正如余華在自序中所說：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現實，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控訴或者是揭露，而是向人類展示高尚。那他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他采取了雙線的敘事。加入了一個下鄉采風的“我”在其中充當了一個剎車片的作用。我和福貴聊天的場景頻繁的出現，打斷福貴敘述中的苦難的連續性，每一次轉回到面前這個仍然堅持活著的老農身上時，悲劇的色彩就淡化了幾分。

其次，他找到了一個中國國民性中非常好的著力點，就是中國人“熬”的精神?！盎钪庇袆e于英文中的“live”或者是中文中的“生存、生還”這些詞，它本身就非常有力量。你可以試著非常地有力的念一下這兩個字，活著?；钕氯ゾ陀邢Ｍ?，這種力量不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苦難、無聊和平庸。我們不需要尋找任何高尚的借口，我們也不需要借助誰說服我們自己活著。如果不承擔，就意味著墮落，不樂觀就意味著死亡。顯然最后跟“我”說話的老農福貴已經拒絕了墮落，所以他必須承擔苦難；他拒絕了死亡，所以他必須樂觀。盡管現實很苦，但人在面對世界之時，仍需要心存善意地活著，這就是我理解活著的第二層：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

電影和小說二者有著很大的不同。電影的結尾，福貴、家珍、二喜和饅頭四口人活著，而小說中只剩下了一人一牛。所以其實內里想表達的東西已經被改變了。張藝謀剔除了我們剛才說的剎車片“我”這個角色，去掉了雙線敘事，剔除了農村這個背景。福貴從一開始就住在鎮上，后來沒錢了，也不是當農民，而是開始靠演皮影戲為生。這種改變，一是我們可以解讀為文字轉變為畫面的過程中需要更多抓人眼球的東西，比如說皮影戲，明顯就比拍個人種田有趣的多，比如秦腔、二胡等民俗音樂的運用等等。但更多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張藝謀導演加入了很多自己政治性的理解，比如鳳霞生產時，是因為醫生被紅衛兵關進了牛棚，救治不及時大出血，死在了醫院。但是鏡頭一轉，隨著這一時期的結束，活下來的人心存希望地開始繼續展望新的生活。這跟原著中改革開放后孫子仍然吃豆撐死，表現人生的無常，完全換了一個內核，換了一個故事。所以我們說回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既然已經有了電影電視，那獨屬于文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海明威在出版《老人與?！窌r美國有很多的評論家都在討論：老人象征什么？大海又象征什么？海明威就很生氣。他認為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只有鯊魚有象征，象征這些討厭的評論家。我看到這個故事時，想到有人提問宋冬野的《董小姐》臺詞，為什么說愛上一匹野馬，但家里沒有草原？宋冬野本人親自回答了，說我寫的時候啥也沒想，你們別天天閱讀理解了。底下一片叫好。這是一個蠻有意思的問題，我們應該抱著一個怎么樣的心態去解讀別人的作品呢？

海明威當時給一位朋友寫信，這位朋友的回信非常的經典，也是我認為需要理解的第三層：他說：老人確實是老人，大海確實是大海，他們不象征什么，但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無處不洋溢著象征，脫離了象征，文字其實一文不值。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說，發現沒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是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用文字寫一個人被砍頭和電影演一個人被砍了頭同為虛構，后者可以直接用鮮血淋淋的畫面刺激的你聯想觸發恐怖的情緒，但文字不行，所以重要的不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

《紅樓夢》里黛玉對寶玉說，“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卻相比舊年少了些，心里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以眼淚少來寫一個人的傷心。魯迅寫祥林嫂，“臉上消瘦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它是活物，”用一個人的麻木寫人的傷心。余華寫福貴，“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里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灑滿了鹽”。用鹽來寫人的傷心。好的作品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內里都是在貼合著人物去寫。

《活著》以福貴的第一人稱去敘述，就需要不斷的去理解這個人物能夠做出什么事兒說出什么話。作為一個只上過私塾的農民，他肯定不能像前兩者一樣說出什么太高深的話，但福貴要表現出傷心。作者選取了鹽這個對農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同時又有往傷口撒鹽之意。與此同時，不同的讀者讀到同一個鹽字是可能瞬間就會產生非常多不同的解讀，甚至超出了作者本身賦予它的含義。更通俗地說，就是“一萬個人讀哈姆雷特，就有一萬個哈姆雷特”。這就是影像之外都屬于文字的力量。事實上，余華深諳此道。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余華一直在強調，小說不能像新聞記者筆下的真實，而是作家筆下的真實。尤其是《活著》這本書采用了第一人稱來進行敘述。福貴的故事就變得非常的主觀，只是他自己的感受在旁人眼中非常艱苦的一生，在福貴的自述中，你卻能感受到幸福，這是一種存在于精神世界的真實。他相信妻子是最好的妻子，子女是最好的子女，他那頭老牛和一起生活過的朋友們，生活的點點滴滴，并不是被苦難所填滿了的。由于我們自身的膚淺和經驗的局限，我們對福貴的理解只有苦難。但當我們拋棄了下結論的企圖，我們就更加接近他精神的真實，你可以把這看作理解的第四層：生活是屬于每個人自己的感受，不屬于任何別人的看法。

莫言在《清醒的雙重者》一書中說，余華身上有某種獨步雄雞似的令人不愉快的東西。并且說，任何一位有異稟的人，都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都是一本難念的經，都是一顆難剃的頭顱。這樣一個極具個人魅力，充滿著矛盾的作家，你很難說完全的去讀懂和理解他。但是我覺得看《活著》的讀者不應該被他所描寫的毫無征兆的，撲面而來的苦難打蒙，看完后讓你長久的陷入絕望的包圍之中。我們應該走過去，看到余華在背后所寫的是生命的尊重。那種死也要活著，什么也不能阻擋人活著那種生的渴求所迸發出的巨大的能量，作為一個醫學生，或是已經實習、工作的醫生，更要理解這一點。

活著的時候努力積極地活，死的時候安安心心，也就是所謂的，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