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源學方法的價值①
——以清代伊犁惠遠城建城時間為例

施新榮 魏曉金

內容提要：傳世文獻在編纂過程中，原有的信息會不同程度地流失。我們運用史源學方法，對比《清實錄·高宗實錄》與《平定準噶爾方略》中有關乾隆年間開建伊犁惠遠城的記載，發現前者對伊犁將軍明瑞奏折的刪改比后者多，甚至將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日上的奏折，用“尋奏”二字綴合，置于是年正月辛酉日上的奏折之后。此外，本文還從史源學的角度，分析了其他各種相關文獻對惠遠城建造時間記載不同的原因。

一

如所周知，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對史料的考訂是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并決定著研究成果的質量。一般而言，我們所使用的史料絕大部分都經過了編纂，甚至多次編纂。如中國古代史上半段的源頭性史料多已不存，經編纂而成的正史等傳世文獻是研究這一段歷史的基本史料，然而明清以降則不同，檔案、奏折等源頭性史料尚存于世，是各類傳世文獻的史源性材料。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史學大師陳垣在輔仁大學開設“史源學研究”(后更名為“史源學實習”)課程，該課程的說明稱：“擇近代史學名著一二種，逐一追尋其史源，檢照其合否，以練習讀一切史書之識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論撰時之不敢輕心相掉也?！?1)陳智超：《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三聯書店，2007年，第120頁。陳垣的“史源學”方法最初只是用于訓練學生，但對日后的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實證史學的興起，僅1980～2005年涉及到“史源學”方法的論著就有40篇(部)之多。(2)陳智超：《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第147～150頁。關于陳垣的“史源學”方法，有研究者認為，陳垣的“史源學”與傅斯年的“史料學”其實同出一源，都來自伯倫漢(Ernst Bernheim)。陳垣的“史源學”方法實際上是乾嘉學與新興西方史學概念的嫁接。(3)王瑞：《官修正史與敘史框架——史源學的意義紀要》，《云端論壇》03，2020年6月18日。近年，日本學者用“由考據學走向史料學”為題探討相關歷史問題，(4)〔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參見氏作：《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79～299頁。苗潤博新近出版的《〈遼史〉探源》一書運用史源學方法，“系統深入地考證《遼史》各部分的文本來源、生成過程、存在問題及史料價值”(5)苗潤博：《〈遼史〉探源》，中華書局，2020年，第4頁。，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肯定。因此，重視史源，強調史料文本的原始性與可靠性，成為當今文獻整理與史學研究的共識。(6)陳爽：《漫說史源調查(代導言)》，《文獻》2020年第3期，第4頁。下面，我們擬就涉及清代伊犁惠遠城建城時間的各種傳世文獻為例，運用史源學的方法，對方略、實錄、方志等各種文獻何以記載不同進行分析，說明史源學方法對史學研究、文獻整理的重要價值。

二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清軍進抵伊犁，平定準噶爾。此后，清軍在伊犁先后建立了塔勒奇、綏定、寧遠、惠遠、惠寧、廣仁、拱宸、熙春、瞻德等九城。(7)魏長洪：《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新疆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1～84頁。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其治所后移駐新建的惠遠城。

伊犁惠遠城建于何時？因清代歷史文獻豐富，史源性的檔案、奏折(8)烏云畢力格將檔案、奏折等史料稱為“遺留性史料”。參見氏作：《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義——以所謂的“趙城之戰”的相關史料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81頁。等尚存于世，對某些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有記載，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但查閱乾隆朝《朱批奏折》《起居注》《上諭檔》及滿文檔案等史源性資料，(9)筆者曾勞煩新疆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鋒暉副教授、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王啟明副教授代為查閱清代新疆滿文檔案，特此致謝！不見相關記載，甚為遺憾！不過，在一些經編纂后的傳世文獻中有記載，多記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10)〔清〕格琫額纂：《伊江匯覽·城堡》，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21頁?！睬濉称铐嵤浚骸段髭镆浴肪矶赌媳眱陕烦潜ぁ?，載劉長海整理：《祁韻士集》，三晉出版社，2014年，第73頁?！睬濉乘审扌?；汪廷楷，祁韻士撰：《西陲總統事略》卷五《城池衙署》，中國書店，2010年，第71頁下欄?！洞笄逡唤y志》卷五一七《伊犁·建置沿革》，載《四部叢刊》本第44冊，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二頁正。鐘興麒等校注：《西域圖志》卷一二《疆域五·天山北路二·伊犁東路·伊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頁?！睬濉称呤弧段饔蚵勔婁洝肪硪弧缎陆o略上》，載石麗珍，王志民，陳玉紅編：《清抄本林則徐等西部紀行三種》，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1年，第24頁?！缎陆畧D志》卷二《建置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據1923年東方學會重校增補鉛印本)影印，第24頁上欄?！肚迨犯濉肪硪蝗枴侗弧ぐ似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第3871頁。但也有記為乾隆二十八年(1763)或三十年(1765)的。(11)魏長洪：《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第82頁注④。記載為乾隆二十八年的有傳世官修刻本《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抄本《總統伊犁事宜·北路總說》《伊江集載·城池》與《大清一統志》卷五百一十七《伊犁·城池》，(12)〔清〕松筠纂修：《新疆識略》卷四《伊犁輿圖·伊犁·城池廨署》，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上海辭書藏清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影印，第641頁下欄?！睬濉承焖勺?；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中華書局，2005年，第241～242頁?！睬濉秤辣Ｗ耄骸犊偨y伊犁事宜·北路總說》“伊犁”條，載《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136頁?！睬濉池骸兑两d·城池》，載《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93頁?！洞笄逡唤y志》卷五一七《伊犁·城池》，載《四部叢刊》本第44冊，第四頁正。抄本《伊犁略志》則記為乾隆三十年。(13)〔清〕佚名纂：《伊犁略志》，載《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292頁。

何以如此？我們從史源學的角度，來梳理關于清代伊犁惠遠城開建的資料。筆者未能查到伊犁將軍明瑞奏建惠遠城的奏折，(14)經查滿文檔案及有可能抄錄原奏折的乾隆朝《朱批奏折》《起居注》《上諭檔》等，皆無。不過在《清實錄·高宗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15)烏云畢力格將實錄、方略等史料稱為“記述性史料”。參見氏作《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義——以所謂的“趙城之戰”的相關史料為例》。中存有明瑞上奏建城的內容，應是對原奏折的摘編。相比之下，《平定準噶爾方略》刪減的比《清實錄·高宗實錄》少，似乎更接近原奏折。(16)據筆者管見所及，研究惠遠城建城的論文，多使用《清實錄》的資料，似不見使用《平定準噶爾方略》者。有學者認為，“《清實錄》的史料大部分來源于檔案，然而，它卻對檔案進行了改寫”(17)謝貴安：《清實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頁。；有學者特意對比了滿文《使者檔》與《清實錄·高宗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的內容，認為“方略館、實錄館之館臣，在利用檔案編修實錄、方略時，棄而不用或刪節者頗多、曲解原文之處甚少……《平定準噶爾方略》《清高宗實錄》堪稱信史”。(18)趙令志：《清修官書取材管窺——以〈使者檔〉與〈方略〉〈實錄〉之內容比對為例》，載趙志強主編：《滿學論叢》第三輯，遼寧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45頁?？梢?，《平定準噶爾方略》《清實錄·高宗實錄》的準確性極高，其可信度不低于原奏折。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二十，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條載：

伊犁將軍明瑞等疏奏籌議安插駐防兵丁事宜。明瑞等奏言：臣等準軍機處議覆，伊犁駐扎索倫、察哈爾及涼州、莊浪滿洲兵，陸續派往，以便建造城署營房，及預備糧餉等事宜。查察哈爾、厄魯特兵丁，俱以游牧為生，應仍其舊。索倫亦系游牧，過冬自構棚房，可以臨時酌辦，其給與產業，再行詳議。至涼州、莊浪官兵，若照該處給與房屋，即需七千余間，須擇地土堅凝，及便運木植之處。今烏哈爾里克新城，僅敷現在官兵駐扎。惟近城三四十里，伊犁河岸高阜之上，可筑大城。所用木植，有阿布喇勒山，松杉甚多，預行斫伐，從哈什、空格斯等河造筏，直至城工對岸。且在新城及固勒扎回城之間，糧運亦便。地既產煤，又采柳條、蘆葦，柴薪不乏。來春從內地調綠旗兵一千名，筑城造房，至秋季，可成三千余官兵房舍之半，其余至乾隆乙酉年可竣。此時先派伊犁馬兵數百，游牧至阿布喇勒山，伐木造筏，一面咨行楊應琚，遣木工、鐵工數人，于今秋制造器具，秋收后，以綠旗兵協助，兼制蘆席麻繩，可以應用無誤。其兵丁糧餉，以伊犁收獲及回人所交糧石，計至乾隆丙戌年約十七萬石有奇。至乾隆丁亥年麥收之前，合計新舊兵丁二萬口，足敷三年之食。但駐防糧餉，須多為籌備，請以來年為始，先增屯田兵五百名。乾隆乙酉年，城工竣事，又增兵一千名，歸入屯田，收獲自有盈余。且孳生牛羊，尚未算入。將來塔爾巴噶臺駐兵，亦可源源接濟。謹將本年二月起，至乾隆丁亥年止，陸續前來官兵，及收支糧餉各數，分晰列單，恭呈御覽。奏入，得旨，如所議行。(19)《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二〇，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條，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復制中心，1990年，第2811頁下欄2812頁下欄。按，《清實錄·高宗實錄》卷六七八，(中華書局，1985年)第582頁下欄至583頁上欄，將伊犁將軍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二十八)日上奏的“籌議安插駐防兵丁事宜”摘編后，置于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辛酉(初三)日上奏的“預備移駐官兵各事宜”后，中間用“尋奏”二字連接。

據上，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二十八日)，時任伊犁將軍的明瑞上奏稱：為了安置在伊犁駐扎的索倫、察哈爾及涼州、莊浪滿洲兵，擬于來春(即乾隆二十九年春)，在“新城及固勒扎回城之間”的“伊犁河岸高阜之上”“筑城造房”，至秋可完成一半房屋的建造工作，其余房屋“至乾隆乙酉年可竣”。此項計劃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如所議行”。這里的新城是辦事大臣阿桂于乾隆二十七年在烏哈爾里克建的綏定城；固勒扎城就是安遠城；(20)〔清〕那彥成編；王昶勘定；廬蔭溥增修：《阿文成公年譜》卷二，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條，載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9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據清嘉慶十八年刻本)影印，第392～393頁。大城，就是乾隆三十年乾隆帝賜名的惠遠城，(21)《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七三一，(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己巳條)第50頁下欄載：“伊犁將軍明瑞等，以伊犁河新筑滿洲駐防城及哈什回人新筑城工告竣，奏請賜以嘉名。尋定伊犁河駐防城曰惠遠”。乙酉年即乾隆三十年。因之，按計劃惠遠城應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春，(22)具體可參看魏長洪《新疆行政地理沿革史》第82頁注④。魏長洪：《伊犁九城的興衰》，《新疆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此據氏作：《魏長洪新疆歷史文選》，新疆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50頁。是年秋完成一半房屋的建造工程，其余房屋于乾隆三十年完工。又據《平定準噶爾方略》《清實錄·高宗實錄》所載，惠遠城于乾隆二十九年春得到乾隆帝的批準開始建造，(23)《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二四，(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戊寅條)第2874頁上欄至2875頁下欄?！肚鍖嶄洝じ咦趯嶄洝肪砥擤柶?，(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戊寅條)第901頁下欄至902頁上欄。的確是按照明瑞上奏方案的時間實施的。前文所述將惠遠城始建年代定于乾隆二十九年的各類官私文獻，當為據明瑞奏折或《平定準噶爾方略》《清實錄·高宗實錄》編纂而成。

如所周知，官修《西陲總統事略》是《新疆識略》的底本，私修《西陲要略》又是據《西陲總統事略》節錄而成。關于惠遠城，祁韻士編的《西陲總統事略》卷五《城池衙署》曰：

惠遠城，乾隆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北岸創建，高一丈四尺，周九里三分，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中建鼓樓一座……(24)〔清〕松筠修；汪廷楷，祁韻士撰：《西陲總統事略》卷五《城池衙署》，中國書店，2010年，第71頁下欄。

徐松在《西陲總統事略》基礎上增補續修的《新疆識略》卷四《伊犁輿圖·城池廨署》載曰：

惠遠城，乾隆二十八年將軍明瑞奏建，在伊犁河北岸，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共九里三分。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中建鼓樓一座，嗣于五十八年將軍保寧以創建?；葸h城已三十余載，戶口繁多，原立房間不敷居住，奏明于城東展筑二百四十丈，共一里三分三厘有零。統計新舊城，共十里六分三厘有零。城內滿營駐札。(25)〔清〕松筠纂修：《新疆識略》卷四《伊犁輿圖·伊犁·城池廨署》，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73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上海辭書藏清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影印，第641頁下欄。

而《新疆識略》的編者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記》中則曰：

……惠遠城……。乾隆二十八年，將軍明公瑞奏言：“烏哈爾里克新城僅敷現在官兵駐扎，惟近城三四十里，伊犁河岸高阜上，可筑大城，所用木植，有阿布喇勒山松杉甚多……”踰年，城成，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共九里三分，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26)〔清〕徐松纂；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中華書局，2005年，第241～242頁。按，《西域水道記》此段文字與《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二〇，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條摘編的明瑞奏折非常接近，徐松似乎應摘編自原奏折或《平定準噶爾方略》。

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兩路城堡》曰：

(乾隆)二十九年，始于伊犁河北岸度地創筑，賜名惠遠城。垣高一丈四尺，周九里有奇，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中建鼓樓鎮之。(27)〔清〕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兩路城堡》，載劉長海整理：《祁韻士集》，第73頁。

有研究者認為，徐松增補續修的《新疆識略》第一至十二卷，基本采用了《西陲總統事略》卷次的相關內容，只是調整了記述的目次，使讀者看起來更清楚。(28)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三聯書店，2007年，第65～66頁。但是，改編后的“惠遠城，乾隆二十八年將軍明瑞奏建，在伊犁河北岸”一句，語意不甚明確，即可理解為惠遠城于乾隆二十八年經伊犁將軍明瑞上奏而建成，也可理解為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上奏建議在伊犁河北岸筑城。然而，徐松在對《新疆識略》水道內容擴充后而撰成的《西域水道記》(29)見〔清〕徐松纂；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前言》第5頁。，隨著文字的擴充，語意似乎明確了，惠遠城建成于乾隆二十九年。但惠遠城何時開建，仍然不明。

《西陲總統事略》最早于嘉慶十四年(1809)由程振甲刊行，但流傳不廣，影響不大。(30)《西陲總統事略出版前言》，載〔清〕松筠修；汪廷楷，祁韻士撰：《西陲總統事略》，第2頁。而《新疆識略》由松筠以《伊犁總統事略》之名，于道光元年(1821)奏進，嘉慶皇帝賜名《欽定新疆識略》，是年由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成為官修志書流行于世?；蛟S《新疆識略》及徐松《西域水道記》廣為流傳的緣故，成為清季《伊江集載·城池》等書編纂時的重要參考來源，在惠遠城建城時間上，多以《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為本。這似乎也是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五百一十七《伊犁·城池》等，將惠遠城建城時間確定為乾隆二十八年的主要原因。

我們再來看兩種清代伊犁地方志資料，其中的《伊江匯覽·城池》載曰:

伊犁于(乾隆)二十六年創始之初，僅于塔奇奇河修蓋小堡一座，并無名目，以為屯兵居住之處。二十七年，在烏哈爾里克修建綏定城一，即以換防滿洲官兵居之。嗣又于古爾扎修建寧遠城一，以居回戶。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北修建惠遠城，彼時涼莊熱河滿洲官兵移駐居住，是為大城。三十年，西安滿洲官兵移駐而來，爰建惠寧城以居之。(31)〔清〕佚名撰：《伊江匯覽·城池》，載《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21頁。

《伊江集載·城池》載曰:

惠遠城，乾隆二十八年建，在伊犁河北岸，共周九里三分，門四：東景仁、西說澤、南宣闓、北來安。(32)〔清〕佚名撰：《伊江集載·城池》，載《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93～94頁。

《伊江匯覽》與《伊江集載》均為清代伊犁地方志資料，但二者的價值有別。著名邊疆史地文獻專家吳豐培在《伊江匯覽·跋》中說：“據作者格琫額自序及書中所記，知為任筆帖式來新，乾隆三十年乙未參加戎幕，由伊犁將軍舒赫德差委多項工作……。視各種事宜，僅據檔冊、匯抄而成者不同，殊為有用之作?！髡吡粜倪吺?，纂成資料，不失為伊犁地區較好的文獻之一”。(33)《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87～88頁。又收入吳豐培：《吳豐培邊事題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1頁。其又在《伊江集載·跋》中說：“清季佚名纂……。是書匯抄伊犁地方輿地形勢及后辦事宜，記事至咸豐年間。系宦新之士匯錄當時成案以成矣，雖不免有龐雜之病，然清時邊圉制度，據此得傳，亦屬治方隅史之要籍也”。(34)《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124頁。又收入吳豐培：《吳豐培邊事題跋集》，第222頁。

從上可知，《伊江匯覽》的作者曾充任伊犁將軍舒赫德(乾隆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八年七月在任)幕府，當能接觸到伊犁的地方檔冊；而《伊江集載》作者不知名，系清季“宦新之士匯錄當時成案以成”?？梢?，前書作者在惠遠城建成不久就到了伊犁，可以說幾乎是惠遠城建城的當事人，其書接近史實，而后書作者距建城時間已一個多世紀，是“匯錄當時成案以成”書，訛誤也就在情理之中。

至于永保纂的《總統伊犁事宜》，吳豐培說是其“得傳抄本于李氏木樨軒藏書，錄副以存，較其內容，與《伊犁總統事略》相似而又不盡同，成書年月，在兩書相距不遠，析其大要，為伊犁將軍管轄各項事宜，以軍事為主，繼以北路道里，南路總統，殿以邊衛情況。雖屬雜抄舊檔，尚多可取”。(35)吳豐培：《吳豐培邊事題跋集》，第211頁。有學者認為是永保署理伊犁將軍時，在伊犁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組織編纂而成。(36)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第54頁。按，《總統伊犁事宜》鉛印本整理者認為“本書寫成于乾隆末嘉慶初”。見馬大正，牛漢平：《總統伊犁事宜·跋》，載《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第273頁。永保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庚午(1790年6月2日)至乾隆五十六年三月(1791年4月)署理伊犁將軍。(37)阿拉騰奧其爾：《清代伊犁將軍論稿》，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03頁?；蛟S因編纂時間有限，只是“雜抄舊檔”，未作辨析，因而不免舛誤。

三

綜上所述，乾隆二十八年春二月二十八日，伊犁將軍明瑞上奏清廷擬在伊犁河北岸建惠遠城，計劃于乾隆二十九年“春，從內地調綠旗兵一千名，筑城造房，至秋季，可成三千余官兵房舍之半，其余至乾隆乙酉年(三十年——筆者)可竣”，并得到朝廷的批準實施。這本是一個清晰而又得到執行的計劃，但因各種后續文獻，特別是著名西北輿地學大家徐松在編纂《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時，根據需要對原奏折或《平定準噶爾方略》《清實錄·高宗實錄》進行刪減、摘編。因刪改使得某些信息流失，而引起歧義，導致惠遠城建城時間的混亂。因此，歷史研究必須高度重視史源學方法，以及對史源性資料的挖掘和使用，強調史料文本的原始性與可靠性，應是我們從事文獻整理與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