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整頓新疆稅收的歷史考察

于寧 康丹丹

內容提要：稅收是維系政府財政運轉的基石。民國建立后，歷屆新疆地方政府曾多次整頓稅收，以期實現財政的收支平衡，卻效果有限。全面抗戰爆發后，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建立。在盛世才的邀請下，中共黨人協助新疆整頓稅收，通過提升稅政能力，加強稅收征稽管理，提高民眾納稅意識，實現稅收負擔合理化等舉措，不僅扭轉了新疆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的局面，更確保了抗戰大后方社會經濟的穩定。整頓稅收是中共黨人貫徹統一戰線方針在財稅工作上的反映，亦折射出新疆復雜的斗爭形勢對基層治理工作的影響與制約。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新疆既是運送蘇聯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又是中共黨人前往蘇聯的重要路徑，其戰略價值凸顯。為鞏固政權，在蘇聯的支持下，盛世才與中共合作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維護團結抗日的大局出發，中共中央數次派遣中共黨人進入新疆，參與政府工作。由于稅收問題直接關乎新疆財政的穩定，整頓稅收成為中共黨人亟待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目前，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或將其作為財經工作的一部分加以整體考察，或關注于財稅工作相關人物的探究，(1)代表性論著如陳超，齊清順：《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黨人在新疆的活動及其貢獻——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0頁；陳國裕：《抗日戰爭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在新疆的實踐》，《新疆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第97～100頁；魯細珍：《毛澤民在新疆進行的幣制改革》，《新疆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第65～69頁；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5～267頁；朱培民：《新疆革命史 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128頁；王題：《抗戰中的新疆經濟建設》，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抗戰中的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100頁。至于財政廳與地方稅局圍繞稅收問題的互動情況，尤其是基層稅政的實際運行狀況，尚乏較系統深入的分析。本文以抗戰時期新疆稅收的整頓為切入點，考察中共黨人在稅收工作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應對舉措，探索中共早期在新疆基層治理中的實踐經驗。

一 全面抗戰前新疆的財稅危機

民國肇建，稅收正式取代協餉成為新疆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鑒于財政窘困，主政新疆的楊增新試圖整頓稅收，以確保省庫賦稅收入的足額與穩定。新疆省政府通過設立臨時清理財政所、頒布《征收糧草章程十四則》、廢除俄商的免稅特權等方式擴充稅源。期間，為加強對地方稅收征繳的監管，楊增新“曾委派主計員多人，分赴各縣，調查各項陋規，如牲稅、契稅的中飽款項，二五私耗等，全提歸公”。(2)潘祖煥：《解放前新疆財政概況》，政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3頁。1918年前后，俄國內戰中戰敗的白衛軍竄擾新疆，新疆邊防壓力加劇。楊增新被迫增募軍隊，致使軍費開支陡增，稅收入不敷出，財政每況愈下。1928年，金樹仁上臺后，新疆再次調整稅收政策，“田賦(農業稅)、地契稅由地方政府直接征收。消費稅(又稱統稅)以投標的形式，由私商按年度承包?！?3)祁成發，孫志?。骸睹駠詠砀房悼h的稅收》，政協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員會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骸恫氖焚Y料選輯》第10輯，“昌吉經濟發展史資料”，1990年，第322頁。金樹仁統治后期，新疆先是爆發哈密事變，繼而甘肅的馬仲英率部入新。上述因素不僅使新疆軍費支出浩繁，也使農業、商業凋敝，稅收銳減?！柏斦萦诮^境，收支相差不下八九倍之多”。(4)陳紀瀅：《新疆鳥瞰》，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45頁。

1933年8月，盛世才出任新疆省邊防督辦。為擺脫新疆財政困境，省政府顧問吳藹宸等人向其建議：“除各處關稅令其按期報解外，所有統稅均應派員整頓，剔除中飽，杜絕陋規，另訂提成獎勵章程，以昭激勸?！?5)吳藹宸：《新疆紀游》，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37頁。但因時機尚不成熟，該計劃并未付諸實踐。1934年初，疆內戰事逐漸平息。新疆省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即盡快恢復社會經濟，整頓稅收因而被提上議事日程。不久，盛世才提出的“八大宣言”將“力求增加收入，減少支出，使收支適合”(6)陳紀瀅：《新疆鳥瞰》，第14頁。，列為整理財政的前提之一。囿于新疆財力有限，又經歷連年戰亂，民生凋敝，地方政府無力推行大規模的財稅改革。盛世才轉而尋求蘇聯向新疆提供援助，協助其重建財稅體系。

出于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的需要，蘇聯有意密切新蘇之間的經濟、政治聯系。關于新疆整頓稅收問題，蘇聯制定的《關于財政和貨幣流通的細則》中提出，“初期的預算收入基本來源于提高關稅價格，執行新的農業賦稅政策，對貿易和副業課稅?！?7)《關于重建新疆經濟的措施》(1934年7月21日)，沈志華編譯：《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頁。盛世才先后聘請蘇聯財政顧問米赫里滿、甘切列夫、喀爾布尼切等人，協助新疆省整理財稅。由于連年戰亂，基層稅收資料大量散失，經與蘇聯顧問商議，財政廳長陳德立決定派遣一批視察員分赴全疆各區縣調查財務情況。根據調查報告并結合原有資料，財政廳確定了9項稅收項目及其稅率。(8)參見劉德賀：《毛澤民同志主管新疆財政時期的措施和貢獻》，《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36頁。新疆省還取消了包稅制，使稅款的征稽由包稅人轉為財政廳隸屬的稅務機關。此外，“取消關稅專員，改由地方稅局辦理；規定稅率，按從價進口稅值百抽七點五，出口稅值百抽五；田賦征收由縣政府轉交地方稅局辦理；改革財政廳與各地稅局的簿記制度，建立并健全收支制度和程序?！?9)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36頁。與此同時，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力與控制力則不斷加強，1935年至1937年“省庫支出沒有顧問的簽署是不生效的?！?10)周東郊遺稿：《盛世才在新疆的統治》，《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頁。南京國民政府駐蘇領事亦不得不承認，“因新蘇條約之規定，復因歷次借款以全省生產稅收作抵押之關系，故俄人得以把持全省財政支配用途?！?11)《中國駐新西伯利亞領事李芳曾密呈》(1936年7月10日)，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04頁。

期間，新疆省政府曾謀求中央財政彌補地方赤字。1935年初，新疆省建設廳廳長高惜冰赴南京向國民政府報告稱：“目下新省開支，計3萬萬兩，稅收約1.3萬萬兩，故收支數目，相差甚巨，擬請中央設法補助?！?12)《一月來之西北》，《開發西北》第3卷第3期，1935年3月，第115頁。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受制于實力所限，鞭長莫及，無法向新疆提供實際性的幫助。

經過整頓，加之農、牧業的恢復，新疆的財政狀況略有好轉，稅收顯著增長。1934年新疆省的收入為672.28萬兩，至1936年已達1032.8萬兩；新疆財政赤字也由1934年的426.14萬兩降至1936年的419.4萬兩。(13)根據《1932年至1942年本省收支數目表》計算得出，晉庸：《四月革命的回顧與前瞻》，《新新疆》第1卷第1期，1943年1月，第20頁。1937年初，割據喀什的麻木提、和闐的馬虎山發動叛亂，接著盛世才派兵驅逐哈密的堯樂博斯，“全疆各區縣，除迪(化)、伊(犁)、塔(城)、阿(山)四區外，其余幾無一寸干凈土地，盡被該等所踐踏，把持稅收，劫奪人民財富，此又為新省財政上一大劫運?！?14)彭吉元：《十年來新疆的財政與金融》，《新新疆》第1卷第1期，1943年1月，第50頁。盡管盛世才最終借助蘇聯的幫助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新疆剛剛恢復的社會經濟，再次遭到摧殘。

二 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民整頓新疆稅收的籌劃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新疆不僅成為抗戰大后方，更是中共與蘇聯保持聯系的孔道。此時，盛世才一方面為推行“六大政策”，急需網羅各方菁英建設新疆；另一方面卻利用“陰謀暴動案”，打擊聯共黨人及政敵，以致人才缺乏。(15)參見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第259～261頁。在蘇聯的支持下，盛世才尋求與中國共產黨開展合作，并邀請中共黨人赴新工作。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大批中共黨人陸續進入新疆的軍事、民政、教育、財經、新聞等政府部門。鑒于新疆地處邊疆，政治、社會情況復雜，中共的工作方針與任務是“保持新疆始終成為中國的領土，不致陷落在帝國主義的血手中；鞏固這個抗戰的重要后方和國際交通要道；推進新疆社會前進，使各民族過著和平友誼的生活”。(16)陳潭秋：《給在新疆各區縣工作的共產黨員的信》(1939年11月12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辦公室編?。骸犊谷諔馉帟r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1987年，第147頁。為便于開展工作，中共與盛世才商定“不公開我們黨人身份，不建黨，不發展組織?！覀児ぷ鞯闹攸c是團結、教育群眾，培養各民族的積極分子，特別是各民族的青年積極分子?！?17)張東月：《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哈密開展工作的情況》，中共哈密地區委員會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哈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頁。

如何盡快扭轉財政困境，成為盛世才的當務之急。1938年2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原計劃取道新疆赴蘇的毛澤民留在當地工作。理財經驗豐富的毛澤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為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副廳長，后代理廳長。經調查，他發現新疆“月收稅款約30萬萬兩”，“如此巨大收入，僅供給不到4萬人的機關部隊”，竟導致政府負債累累，民怨沸騰，其癥結在于“一方面過去反革命搗亂；另一方面，官僚腐化、貪污、浪費”。(18)參見《毛澤民關于新疆財政、金融情況致洛甫、澤東同志的信》(1938年4月18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財政廳編：《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頁。據此，毛澤民擬定了具體的改革措施。

(一)調整財稅機構，改革人事

為健全各級稅局組織，加強稅收征稽，毛澤民著手調整全疆財稅行政機構。1934年，財政廳在全疆共設14個財政局，各財政局下設若干財政分局(后改為縣稅局)。1938年9月，新疆省財政廳頒布的《新疆省區財政局組織暫行條例》規定，“全疆8區設立財政局”，并明確了區財政局的職權包括開發全區富源，整理全區田賦及契稅，視察全區各種稅收，審核支出，解決所屬各稅局困難等項內容。(19)參見《財政廳呈報新疆省區財政局暫行條例》(1938年9月23日)，《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51～52頁。1941年6月，財政廳決定“各該區財政局代收稅務不另設稅局，其他縣治按其稅收糧賦人口面積分為一、二、三等局，其設治局地方，成立征收處?！?20)《健全機構，改組各縣地方稅局》(1941年6月17日)，哈密地區財政處，哈密地方志辦公室編：《毛澤民與哈密財政》，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頁。因各地情況差異，其成效也不盡相同，如焉耆區下轄的和碩征收處，自設立后，“稅務大見起色，商業亦逐漸繁榮?！愂掌骄吭略诎司虐僭笥?，工商家數約有20余家?！睅鞝柪湛h稅局自改組后，“稅收逐次提起。據統計，幾月以來，平均每月在七八千元上下”。和靖、尉犁等縣稅局則因屬地遼闊，稅源有限，加之稅局負責人能力欠缺等原因，稅收增長較為緩慢。(21)參見《焉耆區財政局副局長郝冰清等關于各縣稅務情況的調查報告》(1941年10月29日)，中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區的活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6頁。

鑒于新疆財稅系統人事關系復雜，專業人才缺乏，毛澤民一方面籌辦學校及培訓班培養各族理財人員。如財政專門學校開辦兩期共培養學員132人。(22)參見編委會：《新疆通志》第74卷“教育志”，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2頁。自1939年至1940年，全疆共舉辦21個財會班，培養1119人。(23)編委會：《新疆通志》第57卷“財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2頁。另一方面，他請求中共中央由陜甘寧邊區抽調一批中共黨人赴新，充實財稅系統。為加強對地方財稅人員的監管，財政廳專門頒布通令，“任免人員總局自科長以上、分局自主任以上之職員，應于事前造具詳細履歷呈報本廳核準后再行委派，俾免濫竽而昭慎重?！?24)《財政廳關于任用財稅人員手續的通令》(1939年3月25日)，《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54～55頁。

(二)健全稅章、稅則，規范查驗方法

田賦和牧稅既是新疆稅收的大宗，也是官員中飽私囊與偷、漏稅嚴重的稅種。毛澤民以財政廳的名義頒布了一系列財稅規章，使整頓稅收工作有章可循。針對田賦征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1940年7月，新疆省財政廳頒布《田賦補充章程》要求各地稅局成立驗契委員會，查驗農民手中的土地執照與實有土地數量，以確定地權及整理田賦。隨后，財政廳告知各地稅局，查驗工作的方法及步驟：“1.應發動人民自動報告耕地數目，尤其是隱地。2.應發動廣大群眾自動進行檢舉工作，以收事半功倍之效。3.遇有地畝數目不符者，無論被委員會查〔察〕覺或被人檢舉應先曉以大義，使被告自動報告耕地畝數。若委員會認為滿意，則照報告數目登記完糧。否則，應勘查后確定之。若說服與勘查均不足以完成上項工作時，則最后方法即為清丈。清丈后自無問題，準應填呈處理?！?25)《新疆省財政廳指令》(1940年11月6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第244頁。

1939年4月，財政廳頒布《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征收牧稅章程》指示各地稅局成立牧稅委員會。除規定稅率、征收方法與豁免情況外，章程還對按時完成任務的征收人員及隱匿牧戶，分別予以獎懲。(26)參見《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征收牧稅章程》(1939年4月)，《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105～109頁。1940年3月，財政廳又先后頒布《征收牧稅補充章程》《征收牧稅獎懲條例》，進一步健全規章制度。以往充作牧稅的牲畜因保管不善，倒斃的情況時有發生，造成稅收流失。同年4月，財政廳出臺訓令要求地方稅局對牧稅牲畜的放牧地區、牧夫及疫病等問題加強管理，并指令分管人員不定期進行調查，發現問題及時予以糾正。(27)參見《財政廳關于征收牧稅牲畜辦法的訓令》(1940年4月6日)，《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93頁。

(三)召開稅務會議，加強稅收宣傳

為將財政廳頒布的規章制度及時貫徹落實到基層，1938年12月，毛澤民在喀什召開南疆稅務工作會議。1939年春，財政廳又召開北疆稅務會議，向基層稅局布置財稅工作任務。會上毛澤民指出，“新疆財政工作的方針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加強稅收管理，堵塞偷漏和貪污中飽?！?2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史委員會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斗爭紀事(1933～1949)》，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第29頁。針對基層關于稅收工作的作用及積極意義宣傳不夠的問題，毛澤民還特別強調：“稅務工作不能光靠罰款，還應向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宣傳稅收政策，說明稅章，闡明稅收意義，號召大家共同支持和執行財稅制度，保證各項稅收工作得以落實?！?29)高登榜：《萬里坎坷路，邊陲正氣歌》，《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134頁。此后，基層稅局工作人員改進工作方式，加強宣傳工作，使民眾的納稅意識逐漸提高。1941年，當談及伊犁區提前完成牧稅征收工作的原因時，財政局長稱：“當地民眾深刻明瞭對政府納稅之意義，并稅局工作人員用各種宣傳品，攜帶游牧區域，召開集會，詳細解釋納稅之意義，使牧民不得誤會”。該區村長買私木率先將大肥羊納給政府。受此影響，牧戶紛紛主動納稅?；舫堑囊晃淮彘L還主動檢舉其親戚隱匿羊只的行為。(30)參見水萍：《發展途中的伊犁區——伊區財局孫局長訪問記》，《新疆日報》1941年12月9日，第3版。1941年底，第二次北疆稅務會議曾將稅收的增長歸結于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工、商、農、牧業發展，稅源充實，另一方面則是“不斷地發展民眾教育，提高民眾意識，因而民眾對于納稅義務，熱誠踴躍地負擔起來?！?31)《稅務會議圓滿閉幕》，《新疆日報》1941年12月30日，第1版。

(四)發行新幣，統一稅款征收標準

除整頓稅收外，毛澤民還協助新疆省政府將新疆省銀行改組為新疆商業銀行，并廢止以“兩”為單位的舊省票和喀票，發行新幣。這些舉措不僅顯著改善了新疆的財政狀況，也對以貨幣作為主要征收形式的新疆稅收產生了重要影響?！白?939年7月1日起，凡各機關收支賬目，征解稅收等均改為‘元’本位?！?32)《省政府就統一幣制事給逆產委員會的訓令》(1939年7月1日)，童鹿主編：《民國時期新疆金融檔案史料》上冊，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22頁。在此基礎上，毛澤民還參與制定了新疆建設第二期三年計劃，預計新疆的稅收收入將由1940年的2263.3萬元新幣增至1942年的2935萬元新幣。(33)參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8冊，臺北：蘭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4387頁。

1941年7月，因恐懼財權旁落，威脅統治，盛世才免去了毛澤民財政廳代廳長的職務，改任其為民政廳代廳長。盡管如此，基層的中共黨人仍克服各種困難，繼續貫徹毛澤民“在人民生活逐漸改善、富裕的基礎上，開辟稅源，增加稅收，而不要竭澤而漁”(34)蔣連穆：《回憶在新疆稅務工作的情況》，《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161頁。的理財思想，以使整頓稅收工作深入推進。

三 中共黨人整頓稅收的基層實踐與地區差異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選派第二批干部23人到達迪化。盛世才將其中9人分配至財稅部門工作。(35)參見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組織部，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組織史資料(1937～1987)》，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13～14頁。分配到基層的中共黨人很快發現，雖經前期整頓，新疆稅收仍有不少問題，“征稅沿用舊的稅制，不但貪污流行，人民的負擔也很不合理?！?36)參見錢萍：《回憶1938年至1942年在新疆工作期間的一些情況》，《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第82頁。鑒于以上問題，基層的中共黨人在嚴格執行財政廳頒布的稅收條例基礎上，結合當地實際，制定相應的稅收政策。期間，擔任地方行政機關負責人的中共黨人也以多種方式協助稅務機關開展工作。

(一)提高財稅人員素養，嚴格稅務紀律

財稅人員秉公執法、忠于職守，是稅收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蔣連穆(化名蔣春茂)任庫車地方稅局副局長后，首先組織稅務人員學習規章制度，“要求大家照章收稅，認真執行，并向各行各業廣泛宣傳，使稅戶明白繳納稅款是稅戶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也是對支援抗戰救國和建設新新疆應做的貢獻”。其次，“加強稅務人員的思想工作，使其務必完成稅收任務，盡職盡責”。(37)蔣連穆：《回憶在新疆時的稅務工作情況》，《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區的活動》，第106頁。此外，為提高財稅人員業務素質與工作效率，焉耆區地方稅局副局長郝升(化名郝冰清)上任后，立即成立會計干部訓練班，自1939年至1941年共開辦3期，培訓會計人員107人。財政監察委員會稱：“使庶務負責人員，對于職守都能忠誠的擔負起來，以前各機關經年累月交代不清之陋習，一掃而除，節省許多人力與時間”。(38)參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區的活動》，第5～6頁。阿克蘇區行政長黃火青(化名黃民孚)曾舉辦會計訓練班，并兼任班長，講授經濟學課程。訓練班共招收維、回、漢族男女學員81人，其中70人成績優良，順利畢業。(39)參見中共新疆阿克蘇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區的工作情況》，《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第32頁。他們日后成為整理財稅工作的骨干力量。

整治地方稅務系統的貪腐人員亦是中共黨人的一項重要任務。葉城稅局征收牧稅款組長馬謀程工作期間，“私在秤毛之秤砣上加上小石頭1塊4兩，以多收羊毛而累從，……共計多收11莊羊毛1050斤?！苯洸閷賹?，除將多收羊毛交土產公司變賣得款退還牧民外，葉城縣稅局局長鄭亦勝(化名鄭正聲)呈請財政廳將其撤職，計大過1次，扣薪1月。(40)參見《葉城稅務局呈文》(1942年9月17日)，喀什地區國家稅務局、喀什地區地方稅務局編：《喀什地區稅務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9頁。

(二)驗契查田，征收田賦

1940年7月，各稅局陸續接到財政廳要求配合各縣縣長開展驗契工作的指示。隨后，各地成立驗契委員會對照農民的地契查驗實有土地數量。除向基層稅務人員講解財政廳頒布的規章制度外，中共黨人還制定符合當地實際的具體工作辦法。如阿克蘇地方稅局出臺具體工作辦法：一、負責驗契查田的人員分組派往城鎮及各鄉；二、召集全體人員聽取鄉縣長介紹情況，據此制定處理問題的權限和辦法；三、每月按規定填寫驗契查田，清理田賦的報表，月終填寫簡報，由稅局副局長錢春申(化名錢萍)匯總上報驗契委員會，遇到隱匿問題，由后者負責處理；四、選取代表性的村開展試點工作；五、要求工作人員廉潔奉公，嚴格執行獎懲措施。(41)參見張國珍：《回憶程九柯、錢萍同志在阿克蘇地方稅局的革命事跡》，《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第107～108頁。為向民眾宣傳查驗地契的意義與方法，葉城地方稅局制定的《查驗地契工作大綱》，除規定土地所有者應主動申報外，還對社會上可能因驗契產生的謠言予以澄清。(42)參見《查驗地契宣傳大綱》(1941年)，《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110頁。

在實際工作中，輪臺縣的調查人員發現，“50畝以上之富農或中農，多有隱瞞地畝之情形?！┮蛎癖娭R落后，在工作中多數不知自己地畝確數，賣地時不寫畝數，只寫大地一段，價值若干?！?43)《焉耆區財政局副局長郝冰清等關于各縣稅務情況的調查報告》(1941年10月29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區的活動》，第24頁。一些故意隱匿的農戶即便被清查出來，卻態度極為惡劣。巴楚縣長李云揚(化名李志梁)呈報財政廳，烏守·毛拉持有執照標注為下地3畝多，而該民現種熟地40多畝，“又侵占未開官荒地四五百畝之多”，并已出賣官荒地3塊，并拒不補納執照。(44)參見《巴楚縣政府快郵代電》(1941年2月4日)，《喀什地區稅務志》，第417頁。有時，基層人員的工作方法及個人素養也影響著驗契工作的效果。如伽師縣“村長衣馬木等親赴地上查看，以看地為中心，不注重契抵、納票、匯冊等為依據?！蚩吹刭O誤時間太長，個別組長工作能力薄弱，對工作中所發生問題，不能多方設法克服，有待他人解決，總之，是怕負責任?！?45)《喀什區稅局局長李萬倉、副局長高玉成呈文》(1941年8月14日)，《喀什地區稅務志》，第415頁。

針對上述問題，中共黨人以身作則，帶領工作人員深入鄉村，逐村逐戶對照地契查驗登記，并結合實際逐步調整工作方法。如喀什稅務局副局長高登榜(化名高玉成)在伽師縣試驗發現，如利用原有土地登記冊，地契、納稅票作為參照，可加快驗契工作。此方法很快得到推廣，工作效率因而提高。(46)參見高登榜：《萬里坎坷路，邊陲正氣歌》，《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140頁?！鞍凑镇炂醪樘锏怯洷淼臄底謪R總后，將應增應減的賦稅，報經驗契委員會核準定案執行。使納稅人名實相符，地畝相符，優劣相符，根絕了以往的弊端，真正實現了田賦合理負擔?！?47)張國珍：《回憶程九柯、錢萍同志在阿克蘇地方稅局的革命事跡》，《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阿克蘇》，第109頁。

在主持驗契工作的過程中，中共黨人秉承“上不虧公，下不累民”的原則。1940年，博樂縣長段士謀(化名段進啟)呈報財政廳稱：“業將驗契工作完成90%有奇，結果農民紛紛請求升課者約計有上、中、下5600余畝”。倘若按照此次查驗數量征收田賦，博樂縣一方面要重新調查整理土地等級數量，但時間有限，難以操作；另一方面，該縣自設立以來，一直實行田賦折半征收，貿然更改，恐加重農民負擔，引起民眾反感。(48)參見《博樂縣代縣長段進啟致財政廳長周彬代電》(1940年9月19日)，中共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博爾塔拉》，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35～136頁。對此毛澤民指令博樂縣酌情辦理，“如戶民種地百畝，而定納50畝之田賦者，其地照內數目是否為百畝或50畝。若系百畝，自應照章征收百畝之糧。如照內之地為50畝，而其余50畝之地當為隱地，應勸令戶民自動報請升課，以確地權?！惫ぷ魅藛T對增加的升課地畝及糧石數目應在執照及紅冊內詳細注明。倘若戶民堅持不愿自動報請增加，則該民土地所受的保障，僅為定納田賦的一部分。(49)參見《新疆省政府財政廳指令》(1941年2月28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博爾塔拉》，第139頁。上述做法既照顧農民的情緒，又保障稅收的增加。

通過驗契，“民眾不但感到解決了土地權之糾紛，確定了個人之私有地權，且感減少過去有糧無地之痛苦，均極熱烈擁護”。(50)《哈密區行政長公署致盛世才呈》(1941年8月6日)，《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203頁。自1939年至1940年，哈密區地畝由78885畝增為87106畝，實征額糧由3215石增為3642石。(51)參見《抗日戰爭時期哈密區土地及田賦額糧統計表》，《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213頁。其他區縣驗契工作的效果也十分明顯，1940年博樂縣“增加升科的地畝5800余畝，額糧增加500余石”。(52)《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人段士謀、馬肇嵩在博樂工作情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博爾塔拉》，第19頁。1941年，莎車縣驗契調查土地560640.4畝，應征糧食29939.5石，“比上年實增上、中、下地18653.3畝，增糧食2831.96石?！?53)喀什地區國家稅務局，喀什地區地方稅務局編：《喀什地區稅務志》，第407頁。

地方田賦數額的增長一方面源于驗契工作的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則因稅務人員的勤勉工作與中共黨人的廉潔自律。莎車地方稅局副局長程日輝(化名陳九柯、程九柯)在報告中稱：“初收本色時，每天夜11時或12時才能下班，收折色時，每天均須下半夜1時或2時才能休息甚至有幾天到4時才完，……雖這樣吃苦，各同仁等仍努力工作，一直到掃尾，并不懈息?！?54)田賦征收實物稱為本色，改收代金稱為折色?！渡嚩惥窒蚴∝斦d呈赍工作報告》(1941年3月9日)，《喀什地區稅務志》，第416頁?！扒辶笔切陆摹傲笳摺闭咧?，普通公務人員的待遇較一般，甚至不如普通勞動者，“哈密縣長每月收入合法幣50元，而哈密理發匠每月收入為55元?！?55)《新疆省政概況》(1939年9月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4)，鳳凰出版社，1998年，第776頁。即便如此，面對各種考驗，中共黨人克己奉公，嚴格遵守稅收紀律。錢春申回憶稱：“收田賦時，上千上萬斤糧食堆在倉庫里，有個自然損耗，可以報銷，實際沒有那么多的損耗，報了那么多，之中的糧食就歸縣長、稅務局長了。糧食多了出來，我一點也不許動，你縣長也不準動，多少都歸國家。我自己做得正，縣長拿我沒辦法，下面的人也不敢胡來?！?56)錢萍：《我在和田》，中共和田地委黨史辦公室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和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頁。

(三)核驗牲畜，征繳牧稅

新疆的稅收中，牧稅所占比重僅次于田賦。盡管各地設有牧稅委員會負責查驗牲畜數量，但因牧區地域遼闊，牧戶之間相距分散，加之部分牧場主有意將牲畜轉移，逃避檢查，牧稅征收難度較大。為使調查數字準確并迅速完成牧稅征繳工作，1940年3月，新疆省財政廳指示各地組織牧稅調查委員會，按財政廳的計劃，開征前，稅務機關應向牧民進行廣泛宣傳稅收政策。之后，牧稅征收小組將分赴牧區查驗，先由牧民自行申報牲畜數量，如有隱匿則予以懲處。

為做好少數民族牧民的宣傳工作，1940年4月19日，庫車縣長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對參加牧稅調查工作的牧民代表強調，“到處宣傳一下，不要叫牧民隱藏羊只，這對自己沒有什么損失，對政府出點力量”。(57)《林基路在庫車縣牧稅會議上的講話》(1940年4月19日)，《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95頁。1941年，哈密地方稅局還指定，“五能巴依擔任東、西山宣傳工作。玉素甫江擔任各堡城周圍宣傳工作?！?58)《哈密地方稅局召開組織牧稅委員會會議記錄》(1941年4月15日)，《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113頁。以往牧稅征收的過程中，“收稅員不向牧主收稅，只向替牧主放牧的牧民收稅”。針對上述情況，擔任于闐稅務局局長的錢春申“組織鄉長、村長來學習稅收政策，實行獎金制，要牧主講實話，是多少牲畜就繳多少稅，是誰的牲畜就由誰繳稅。這樣，牧民負擔輕得多了，牧主也不能漏稅?！?59)錢萍：《我在和田》，《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和田》，第117頁。經過廣泛宣傳與調查，許多之前被隱匿的牲畜被清查出來，如哈密區1940年統計馬5685匹，羊46715只，1941年統計為馬17301匹，羊174457只。(60)《抗日戰爭時期哈密區牧稅征收統計表》，《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216頁。

盡管規章制度日漸完善，卻仍有不法之徒企圖偷、漏稅款。巴楚縣皆力帕村村民巴拉提·毛拉私自涂改完納的牧稅票，將標注金額2.8元改為24.2元，并將其交予村民艾以提，告知已幫其納稅，欺騙稅款。后經查證屬實，李云揚將其關押，并令其補繳稅款。(61)參見《巴楚縣長李志梁致省政府高等法院、財政廳、喀什行政長公署的報告》(1941年10月16日)，《喀什地區稅務志》，第418頁。此外，中共黨人嚴格照章辦事，即便是公務人員也一視同仁，葉城縣“公安局養了一群羊，繳牧稅時少報羊只1/3，進行瞞稅，稽查核對后，叫他們補繳稅款和罰款?！?62)鄭亦勝：《憶我在葉城縣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和田》，第151頁。

在中共黨人的努力和地方政府的協助下，牧稅征收工作進展順利。哈密區呈報財政廳稱：“本(1941)年牧稅工作征收數字已超過財政廳規定預算數字之88%強，比去年增加136%強?！?63)《哈密行政長關于牧稅征收任務完成情況的報告》(1941年8月15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哈密》，第98頁。作為焉耆主要稅收來源的牧稅，由1939年280595元增至1940年的756153元。(64)參見火滔：《論六大政策下的開源稅制》，《反帝戰線》第7卷第1期，1941年9月，第30頁。1942年，新疆省的牧稅稅款達3200余萬元，“已等于田賦額糧總數之值價”。(65)彭吉元：《十年來新疆的財政與金融》，《新新疆》第1卷第1期，1943年1月，第48頁。

(四)廢除苛捐雜稅，實現稅負合理化

毛澤民上任后，財政廳曾多次下文要求地方取締苛捐雜稅，但仍有些地方稅局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部分舊的惡習和浮收的現象”。如南疆各縣田賦帶征柴草雖在1935年已明令免除，但“各該縣局相沿成例，仍舊征收”；已經取消的斗秤稅改為征收販運稅，相比以往，“增重數倍，以致南疆糧價日漲，有礙民食?！?66)參見《財政廳通電各地方稅局嚴令取消不合章制稅收》，《新疆日報》1939年7月19日，第3版。分赴南疆稅局工作后，中共黨人結合地方實際，減輕民眾稅負，以期改革不合理的稅收制度。郝升任職期間，焉耆取消大斗小稱的弊病，統一斗秤，又豁免了油菜籽、蔬菜類等稅。(67)參見陸萬海：《回憶中共黨人抗戰時期在焉耆的工作情況》，《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區的活動》，第93～94頁?？紤]到南疆和闐縣民眾飽受戰亂之苦，亟待休養生息，1938年6月，和闐區發布通令豁免斗秤稅、油磨課稅、販運牛羊種子稅、皮張稅、火印稅。(68)《和闐行政長豁免和闐蠶繭稅令》(1938年6月21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和田》，第39頁。7月，財政廳將和闐區所屬各縣的營業牌照稅，“一律定為乙區，按乙區稅率征收?！?69)《財政廳改善和田稅則案》(1938年7月)，《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88頁。1939年7月15日，伊吾縣遭受連日暴雨，致使吐葫蘆、葦子峽等地莊稼被淹，其中227畝顆粒無收，毛澤民指令伊吾縣政府豁免了受災嚴重的39戶農業稅，受災較輕的47戶農業稅，準予緩繳。(70)參見朱再午：《周彬放賑》，《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336～337頁。

除此之外，中共黨人在工作中引入現代稅收理念，廣泛推行累進稅制。錢春申任莎車縣地方稅局副局長時，“牌照稅過去不管資本大小，稅額都是一樣的。我們經過核實資本，改為比例征收。牧稅也改為以牲畜大小，數量多少，牧場好壞分級征收?！编嵰鄤偃稳~城縣稅局局長期間，“規定每戶3口人家每人平均1只羊者免稅，平均兩只羊者酌情收之，平均3只羊者照章征收?！?71)喀什地區國家稅務局，喀什地區地方稅務局編：《喀什地區稅務志》，第406頁。實行累進稅制有助于減輕貧苦手工業者及農牧民負擔，提高其生產積極性。

(五)心系群眾，扎根基層

盡管初到新疆的中共黨人面臨著語言不通、人地生疏、缺乏工作經驗等困難，還要與盛世才派遣的特務、密探進行斗爭，但他們想方設法努力克服這些不利因素，以確保稅收工作的順利完成。為密切聯系少數民族群眾，方便工作，輪臺縣稅局局長薛激剛(化名薛漢鼎)任職期間，不僅學會了維吾爾語，還為當地學校代課。(72)參見《薛漢鼎小傳》，《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焉耆區的活動》，第138頁。對于中共黨人而言，新疆艱苦、復雜的環境也是對其理想信念的磨煉。正如曾在和闐報社工作的鄺宗球(化名馬殊)所說：“我們幾個同志都很年輕，一到和闐這樣特殊、落后的地方，應該說是不習慣的。但是，我們幾個同志為了黨的事業，為了新疆各族人民，下定決心，全心全意為新疆人民服務?！?73)《馬殊同志談話記錄》，《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和田》，第92頁。中共黨人的努力不僅改變了新疆落后的面貌，也贏得了各族民眾及基層工作人員的擁護。

與此同時，新疆的地方稅收狀況逐漸好轉。據統計，葉(城)、皮(山)地方稅局1938年3月至7月，稅收平均每月僅為706429兩，而到1939年1至5月，平均每月已達1901019兩。(74)參見《葉皮地方稅局工作報告書》(1939年5月)，《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和田》，第42頁。哈密區地方財稅局稅收收入1939年為271286元新幣至1941年已達787240元新幣。(75)《抗日戰爭時期哈密區地方財稅局各種收入統計表》，《毛澤民與哈密財政》，第211頁。全省財政收支也因此趨向平衡。全省財政收入1939年為14588935元，1940年為19359329元，1941年為42892309.55元。財政赤字由40%降至25%，“這是民國以來新疆省財政最好的一個時期?！?76)編委會：《新疆通志》第57卷“財政志”，第8頁。

新疆稅收狀況的持續向好也得到了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新疆天山調查組的承認，其報告中稱：“1940年1(月)至10月，全省稅收較1938全年增88%，1939全年增33%，且謂在全年中不但未增任何稅類，且免去號稱稅收大宗之牲畜屠宰稅?！?77)《1940年度的新疆》(1941年1月29日)，馬振犢，苗普生主編：《民國時期新疆檔案匯編1928～1949》第26冊，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456～457頁。由此可見，新疆稅收的增長并非單純依賴政府加征稅賦。在報告中，毛澤民道出了具體原因，“由于新政府歷年盡力于本省農牧工商之經濟建設，因而大大地培養了稅源，加上財務機關忠誠與堅決執行了政府清廉政策，達到稅收點滴歸公?！?78)周彬：《為完成民國卅年新預算任務而斗爭》，《抗日戰爭時期在新疆財經戰線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第224頁。

1942年，隨著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盛世才逐漸拋棄了“親蘇擁共”的政策，其政治轉向日益明顯。6月，他先是將全疆各地中共黨人以“另有任用”為名調回迪化，繼而免去了毛澤民的職務。9月，盛世才下令軟禁全體中共黨人及其家屬，并在1943年初，又將他們正式逮捕。(79)參見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第314～315頁。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遭到嚴重破壞，整頓稅收的成果也付諸東流，財政再度陷入混亂之中。

民國以降，新疆地方政府被迫依靠自身力量整頓稅收以紓解財政壓力，但收效甚微。盛世才主政新疆后，轉而尋求疆外力量的支持，以期扭轉財政惡化的局面。經過整頓，新疆財稅狀況有所好轉，但此番改革主要停留在財稅制度的頂層設計上，因地方割據勢力尚存，故尚未觸及基層稅務系統及其人事關系等問題。全面抗戰的爆發使新疆的戰略地位凸顯，也促成了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毛澤民從宏觀層面籌劃了整頓稅收的策略、方針及步驟，并根據地方實際及時做出適應性調整。在貫徹落實財政廳頒布的規章制度的過程中，中共黨人兼顧增加稅收與保障民生，逐步推進基層政治生態的改善，從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中共黨人的策略與努力，反映了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艱巨性，也折射出中共政策的靈活性和早期基層治理的有效性。

整頓稅收工作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其能否取得成功不僅取決于中共黨人的主觀努力，更為盛世才與中共關系所左右。統一戰線建立后，在盛世才的支持下，中共黨人對稅收的整頓不僅扭轉了財稅狀況持續惡化的局面，也為新疆支援抗戰提供了經濟保障。但在后期，盛世才破壞統一戰線，大肆逮捕中共黨人，以致整頓稅收工作前功盡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