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綠地空間研究進展

胡一可 丁夢月

2020年10月31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世界城市日”致辭中指出：“全球已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預計到2050年將升至68%?！盵1]人口增長給土地利用帶來巨大壓力，世界城市高密度態勢愈加明顯[2]38。在城市土地資源緊缺的情況下，土地利用往往優先滿足生產、生活用途，而涉及提高人居環境質量的土地利用方式相對被忽視。雖然就城市整體而言，人均綠地水平能夠高于國家標準，但在居民步行可達范圍內，人口密度越大，則綠地服務半徑越小，當前的城市綠地遠不能滿足居民對鄰近居住地的綠地空間的需求[3-4]，綠地空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2]43,[5]587,[6]235,[7]18。為了平衡用地矛盾并精準滿足居民訴求，社區綠地空間作為一種集約、高效、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日漸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關注重點。

目前國內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生態學、地理學等領域，風景園林學對社區綠地的關注明顯不足。鑒于此，本研究以城市社區綠地空間為主題對相關中英文文獻進行分析，力圖全面概括當前國內外研究進展，以期為中國城市社區綠地空間的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從含義而言，中國社區建設與國際社會的“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等概念較為相似[8]6，所以本研究分別采用“社區”和“community”進行中英文文獻檢索。同樣地，green space被譯為“綠地”“綠地空間”或“綠色空間”。雖然不同領域的學者在概念理解上存在差異，但其基本內涵已得到認可[7]19。

為使所檢索的文獻盡可能全面，中文文獻的檢索方式為主題“社區+綠地”“社區+綠地空間”“社區+綠色”“社區+綠色空間”。英文文獻的檢索方式為“TS=community AND TS=green space”。其中，英文文獻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數據庫為檢索平臺，時間范圍為全庫（1979—2020年），語種為英語，文獻類型為期刊論文（Article），檢索結果為1 717篇。篩除海洋學、微生物學等非相關學科論文，得到有效文獻1 190篇。中文文獻以中國知網（CNKI）為檢索平臺，文獻類型為期刊論文，檢索結果為756篇。篩除刊首語、報道、重名公司推廣等干擾文獻，共得到有效中文文獻618篇。時間范圍設置與英文文獻保持一致。數據收集時間為2020年10月。文獻計量工具使用CiteSpace，數據統計使用Excel。

2 國內外研究概況

國內外對于社區綠地空間的研究均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末，這與不少國家和地區開展社區營造的時間一致[7]24,[9]717。英文文獻檢索結果最早為1995年，中文文獻最早為1997年。

英文文獻中關于社區綠地空間的論文數量自2014年起迅猛增長（圖1）。在2014年之前，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有“綠地空間”（green space）、“社區”（community）、“城市”（city）、“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健康”（health）、“體力活動”（physical activity）、“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社區花園”（community garden）、“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等，主要關注社區綠地空間的生態和健康服務功能，空間類型多樣化發展；2014年后，“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環境正義”（environment justice）、“可達性”（accessibility）、“韌性”（resilience）等成為高頻關鍵詞（圖2），社區綠地空間的服務功能得到延展，并滲透到因社會資源分布不均而出現的一系列城市問題層面，成為城市治理和城市更新的破題關鍵。

1 中英文文獻年發文量對比圖①Comparison of the annual volum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search literature identified①

2 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Cluster timeline view of English research literature keywords

相比之下，中文文獻研究起步稍晚，相關論文數量呈波動上升的態勢（圖1）。國內社區綠地空間的研究起點是在房地產進入市場運作模式的背景下以居住區為中心的綠地空間規劃設計，主要目標是以美觀整潔的環境提升小區商業價值[10]14,[11]。以2001年申奧成功為契機，北京率先提倡社區公園建設[12]，“社區公園”是此后一段時間的高頻關鍵詞。在2016年《上海市15分鐘生活圈規劃導則（試行）》和2018年新版《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GB 50180—2018）提出“社區生活圈”后，社區綠地空間相關研究明顯增多。整體來說，社區綠地空間多在城市綠地系統框架下被探討，涉及公園綠地、附屬綠地等類型，空間范圍尚不明確，缺少明晰的研究方向（圖3）。國家、政府各職能部門在不同時期發起的城市建設運動推動了研究的發展，但同時也導致研究缺乏系統性。

3 中文文獻關鍵詞聚類Cluster timeline view of Chinese research literature keywords

從英文文獻的發文時間看，美國、英國、中國等是較早開展社區綠地空間研究的國家；從發文數量上看，美國發文量最多，其次是中國、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等，并且中國與美國、英國的研究方向較為一致。這些論文來自不同學科，發表在以生態、城市規劃與城市研究、環境、健康等為主題的刊物上，在檢索到的72種出版來源中，發文數量前5位的期刊為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Planning、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Sustainabi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Urban Ecosystems，共占比33.4%。這反映了社區綠地與可持續發展及公共健康的緊密聯系，并具有多學科和跨學科特征。

綜合來看，既往中英文研究具有3個特點：1）從研究的學科來看，對城市社區綠地空間的探討呈現多學科特征，大大提升了社區綠地空間體系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表1）；2）從研究的對象來看，已有研究重點關注居住區及其周邊，隨著城市緊湊發展、密度增大，其他可利用空間不斷被挖掘，社區綠地空間的內涵持續外延；3）從研究的進展來看，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定量研究的精準化和評價體系的優化。在功能方面，生態、防災減災和休閑游憩一直是核心服務功能；近年來，綠地空間的健康服務功能成為研究熱點。在空間布局與治理方面，人口和經濟集聚導致城市綠地分布不均，引發了對環境正義、城市綠色公平的廣泛討論。

表1 主要學科及相關研究方向Tab. 1 Main disciplines and related research directions

3 研究進展

基于中英文文獻的計量分析以及研究主題的歸納總結，將國內外城市社區綠地空間研究分為概念內涵與空間類型、服務功能、供需匹配與測度、綠色公平與社區治理四大重點領域。

3.1 概念內涵與空間類型

社區綠地空間是一個內涵相對確定但不斷拓展的概念。從政治管理學角度來看，社區綠地空間具有公共屬性；從社會經濟學角度來看，社區綠地空間是一種公共產品；從生態學、公共衛生學、城鄉規劃學及風景園林學等角度來看，社區綠地空間是提供生態、健康、防災避險、休閑游憩等服務的綠色基礎設施[13]；在生活圈理念下，社區綠地規劃的內涵較傳統物質空間規劃的定義更加重視居民的需求、體驗和可達能力，成為融合基于日常需求的行為空間規劃、基于供給需求的服務設施規劃、基于身心健康的社會關系規劃的綜合性規劃。

隨著多學科探討的深入，社區綠地被賦予了更寬泛的概念和意義，供給模式趨向多元，不但向互聯網、公共空間延伸，還可作為準公共產品由企業和第三方組織提供[14]。社區綠地主要有以下3種類型：1）“開門見綠”型，以距離近為先決條件，主要包括社區公園、社區花園[15],[16]16、住宅前后院[17]、居住區內的小規模綠地[18]2,[19]、私人花園[20]、社區農園[21]87等類型；2）“見縫插綠”型，為了挖掘更多的空間資源，向空中甚至地下空間[22-23]延伸；3）“死角復綠”型，通過景觀設計提升居住地附近閑置地、廢棄地的服務功能[21]87, [24]。

近幾年，以社區空地為載體的參與式社區更新研究和實踐興起，如上海創智農園[16]17，證明了社區空地較強的綠化潛力。隨著社區在社會服務中地位的提升，可以預見未來很多城市社區會加強話語權，社區居民的參與有助于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區共同體。而社區營建的蓬勃開展勢必導致人才緊缺，在社區居民發揮主體參與作用的同時，發揮專業引導作用的社區規劃師也將向職業化、專業化方向發展[8]9,[9]720。

3.2 服務功能

3.2.1 生態服務功能

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子系統，社區綠地的生態服務功能不僅體現在固碳釋氧、增濕降溫、滯塵降噪等方面[25]16,[26]18，還體現在提升社區審美和科普教育方面。社區綠地規模和尺度雖小，但合理的綠化結構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綠量[25]12，進而推動生態社區建設和社區生態教育工作的開展[9]718。

3.2.2 防災減災功能

疫與災不是單純的事件，而是需要長期應對的危機。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內，世界衛生組織從2009—2020年短短12年間就宣布了6次“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中國為例，從春秋至清朝有確切疫災年份記載的2 681年間（公元前770—公元1911年），歷代疫災共歷時669年[27]、計380次[28]。從百年一遇、數十年一遇到數年一遇，頻率越來越高。而疫情多發區往往是災害多發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疫與災的傳播和影響范圍也具有全球化特征。

多數疫情和災害始自城市，考驗著城市的防御能力，防災減災的本質是推動城市環境的可持續發展。Shakeel等[29]通過分析巴基斯坦幾個大城市過去10年的登革熱疫情時空分布數據發現，在缺乏綠地或沒有綠地的城市建成環境中，登革熱的發病率最高。因此，具有防災減災功能的社區綠地空間顯得尤為重要。

而風景園林相關學科在其中大有可為：一是“平時建設”，即日常性預防與社會化服務，如韌性社區、海綿社區、防災生活圈建設[30-33]等；二是“疫（災）時響應”，即疫（災）時緊急救援。在多次全球性重大衛生事件中，社區作為城市疫情防控的基礎單元，管控效果顯著。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社區內部醫護人員和居民流線重合會提高交叉感染的風險，應急隔離場所和儲備空間被侵占，居民在疫情期間缺乏有保障、可休閑的綠地空間等?；诖?，有學者構建了平疫結合的韌性社區評估框架[34]，還有學者提出將綠色空間與藍色空間結合，建立有益于居民健康的應急防災藍綠空間體系[35-36]。從疫情考驗中反思社區綠地存在的問題并提升其防災減災能力是風景園林學科應當把握的新機遇。

3.2.3 休閑游憩功能

服務于休閑游憩需求始終是城市公園綠地的基本價值觀[37]。研究發現，住在有良好綠地空間的社區的居民有更強的凝聚力和更頻繁的社會交往[38]27，對于青少年和老人尤其如此[39],[40]913。開展園藝活動[41]7、農業活動[16]21,[21]86，實施專類公園社區化[42]等方法有助于重建居民的社區歸屬感，更大程度發揮社區綠地的休閑游憩功能。

3.2.4 健康服務功能

雖然綠地空間與公共健康之間的關聯尚未明晰，但已有研究證實社區綠地空間與社區滿意度、自我報告的健康程度、壽命長短、焦慮和抑郁的減輕有很強的相關性[5]587,[6]235,[43-44]。一般認為社區綠地空間影響健康的機制主要有生理、心理、社會–行為3個方面[45]。

1）生理路徑主要通過減輕環境壓力來實現，社區綠地能夠有效應對噪聲、空氣污染、熱島效應等問題，不僅有助于居民呼吸健康[26]18,[46]，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心理壓力[38]32。

2）心理路徑主要通過注意力恢復和穩定情緒實現。多項研究表明，減輕壓力可能會增強注意力，而注意力的恢復則可能有助于減輕壓力，社區綠地以此為居民心理健康提供間接支持[47]811。此外，在情緒恢復方面對預防精神疾病、降低焦慮和抑郁程度、減輕高血壓癥狀等具有顯著效果[43]70，并對延長壽命[40]916及降低死亡率[48]有一定的積極影響。

3）社會–行為路徑主要通過促進體力活動的開展來防范健康風險。體力活動是綠色空間發揮健康效用的重要媒介[7]25,[44]67，社區綠地規模有限，因此步行行為一直是研究焦點[41]10,[49]241。研究不僅聚焦于步行行為本身，還關注不同目的的步行，如娛樂步行、鍛煉步行、為了到達目的地的步行等。社區綠地能夠促進鄰里互動、激發居民對社區活動的參與性，對于亞健康、慢性病、老年性疾病、精神性疾病以及“手機病”具有療愈功效[50]。

3.3 供需匹配與測度

隨著居民對綠地空間的訴求日益增強，在基礎設施服務和配置供需平衡的理念背景下，利用一系列測度技術方法進行供需量化評估的研究成果涌現。陳樟昊等[51]3925根據近幾年城市綠地供需研究的主要議題和研究模式總結得出：供給方面主要關注綠地時空分布特征與生態系統服務供給；需求方面側重于居民對綠地的主觀偏好與行為研究。

關于綠地供給的研究一般使用大跨度時空數據以明確其變化過程及對城市生態的影響[52]2，可達性因其能夠較好反映綠地的空間布局和服務水平而成為近年常用的評價指標[53]2832。在需求測度方面，研究表明，在居住環境中進行體力活動與綠地數量幾乎沒有關系[41]2，相比之下，空間品質更能提升社區凝聚力和促進居民社交活動[38]27，因而社區綠地空間品質測度與提升方法成為研究熱點[47]807, [54]。

常見的空間品質測度研究思路有2種：1）采用衛星遙感影像數據、國土調查數據或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 POI）等數據，以鳥瞰視角測度綠化覆蓋程度、居民時空行為等[18]10,[52]2；2）采用街景圖像數據，以人視點測度綠化暴露度等指標[55]14。常用的數據分析方法有描述分析、回歸分析、方差分析、信度分析、相關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51]3927,[53]2832,[55]11。但鳥瞰視角得出的綠化覆蓋水平與居民感知的綠化可見水平不太一致，因此近年來使用人視點水平視角的研究較多[18]2。

3.4 綠色公平與社區治理

3.4.1 空間布局

綠地功能的復合發展和居民需求的拓展導向社區綠地的開放與聯結，線性串聯、網絡化發展的綠色開放空間布局形式較散點式或中心式布局更有利于居民健康[26]18，且有以下益處：1）消除城市各立面之間綠地“島嶼化”的弊端，與城市其他綠地串聯成多級多類型的城市綠地體系，更好地發揮生態效益；2）打破以往僅以行政體系組織起來的社區聯系，活用廢棄閑置空間[16]16，與城市其他綠地、周邊社區、交通樞紐、商業等游憩聚集點連接，增加與周邊其他公共空間的聯動，鼓勵步行、騎行、慢跑等體力活動和綠色通勤方式[5]592,[49]242,[55]11。

3.4.2 城市綠色公平

城市中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造成嚴重的居住空間分異，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綠地供需不相稱背后的社會經濟隔離現象及其導致的綠色公平和健康公平問題[52]2,[53]2832,[56]。

英文文獻對社區綠地公平性的研究著重關注低收入群體、其他族裔[57-58]，并從多個角度對公平性進行評價，如可達性公平、使用公平、價格公平、支付意愿等。國內較早引入了可達性和公平性的概念，社區綠地公平性研究多建立在可達性評價的基礎上[59]25，通過從公平性視角評價可達性和從可達性視角評價公平性以及二者互證進行定量評價[53]2832,[60]。

4 研究結果與展望

4.1 主要發文國家的研究差異

在發文量前10的國家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研究導向有較大差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發表的文獻中前5位高頻關鍵詞分別為“physical activity”（體力活動，133次）、“health”（健康，129次）、“environment”（環境，106次）、“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102次）、“city”（城市，85次）?？梢?，發達國家中的主要發文國家最關注的是社區綠地與居民健康福祉、社區綠地與城市建成環境、社區綠地與生物多樣性3個方向。中國學者發表的英文論文比較貼合這3個主要方向，且國內一些機構和學者在該研究領域起到引領作用，如香港大學和中國科學研究院②。但中國學者在中文語境下發表的論文滯后于英文文獻，且仍是城市綠地系統框架下由政策導向的片段式研究。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城市發展階段不同。西方發達國家城市處于逆城市化甚至再城市化過程中，高質量建設并公平分配社區綠地是實現其城市回歸高密度發展“目標”的途徑之一。相對而言，中國多數城市還在快速城市化階段，社區綠地是很多城市解決高密度化帶來的城市“問題”的途徑之一。而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城市發展階段領先于一般城市，成為近幾年國內外學者研究和實踐的前沿陣地，如北京、上海、深圳、臺北、杭州、廣州等。這些城市的社區綠地建設不僅走在政策前端，其社區更新也是國內微觀層面實踐存量挖潛的風向標[61]。因此在未來研究和實踐中，在正視國家與城市之間的發展與研究差異的同時，對社區綠地的研究還應跳出城市綠地系統和政策的局限，探索多元可能性。

4.2 研究趨勢與不足

4.2.1 社區綠地與居民健康福祉

與工業化早期應對急性傳染病等健康問題不同，城市化時期公共健康的主要問題逐漸轉向對慢性疾病的關注。對于此，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廣泛開展了相關的實證研究，而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相對缺乏，且鮮有從綜合性、多維度視角，系統揭示城市社區綠地空間影響居民健康福祉機制的研究。

2020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居署聯合發布報告呼吁“把健康元素融入城市和國土規劃中”，建設健康城市已經成為全球性行動。在居民生活方式改變、災害常態化的趨勢下，把居民健康和福祉納入城市規劃將成為地方政府引導城市轉型的重要環節，健康和韌性的結合將成為必然[62]，社區生活圈和國土空間視角下的社區綠地空間探討將成為熱點。

4.2.2 社區綠地與城市建成環境

城市空間資源不可能無限供給，而社區新建綠地數量越多、規模越大、質量越好，社區就會變得越有吸引力，越容易產生綠色士紳化問題[59]31,[63]。城市是一個動態系統，時間維度在研究中日益重要，因此在公共資源配置由“空間規劃”向“時空規劃”發展的過程中，公平和效率應兼顧考慮。

國外近10年關于空間公平正義以及緩解非正義現象的策略等的研究熱度上升，而國內該方向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針對不同社會群體的綠地供給公平性研究有待深入，是否分布相對公平且更傾向弱勢群體仍需驗證[64]?；谥饔^偏好和客觀指標的綠地供需整合研究以及綠色公平、健康公平問題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4.2.3 社區綠地與生物多樣性

中文文獻更多關注生物多樣性對人和城市發展的益處，而英文文獻則已經對生物多樣性的兩面性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就社區綠地單元來說，增加其面積和分布可能對容易花粉過敏的市民產生不利影響。就社區綠地網絡來說，增加社區綠地的連通性反而可能會加強老鼠和蜱等媒介生物在傳染病傳播中的作用[65]；有益于居民健康的藍色空間還為蚊子和有毒海藻提供棲息地。因此，在把全體居民作為社區規劃的主體平等對待的同時，平衡并保護生物多樣性，才能實現社區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致謝(Acknowledgments)：

感謝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An Ran Chen博士在本文寫作期間給予的幫助。

注釋(Notes)：

① 本研究檢索時間為2020年10月，2020年度發文量檢索值并不代表2020年發文數量的真實值，因此圖1中標示的2020年發文量應比實際年度發文量低。

② 根據檢索結果的文獻計量分析，發文量前5的機構為加州大學（發文量50篇，中心性0.04）、香港大學（發文量36篇，中心性0.04）、中國科學研究院（發文量33篇，中心性0.04）、謝菲爾德大學（發文量30篇，中心性0.01）、北卡羅來納大學（發文量28篇，中心性0.00）。香港大學和中國科學研究院在該研究領域發文量分別位列第二、第三，且中心性較高，說明研究具有一定引領作用。

圖表來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文中圖表均由作者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