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

洪名勇 李富鴻 婁磊 龍嬌

摘 要： 基于國內2047縣（區）2006～2018年的面板數據，將國內設立592個扶貧開發重點縣與203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政策實踐視為一次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法識別兩項區域政策的實踐績效。分析表明，兩項政策實踐均能提升政策實施地的經濟績效;扶貧開發重點縣中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越高地區和市場經濟活力弱勢地區存在政策績效增強效應;基于片區、省際、市域和縣域層面的成效差異和兩項政策效果異化表明深度貧困地區會陷入先天劣勢不足、內生動力不足、長期依賴于政策幫扶的困境。更為關鍵的是，本文基于市場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費用理論，分別從農村產業革命、農村經營主體和制度創新三個維度，探索鄉村振興的行為路徑。此外，必須自始至終將堅守土地產權穩定、農民主體地位、集體所有制公平原則等，完善土地用益物權、構建產業長效發展機制和實現教育、醫療和人居環境等提上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改革試驗議程。

關鍵詞：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區域政策;交易費用;路徑選擇

文章編號：2095-5960（2021）06-0087-12;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與問題提出

2020年，我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探索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路徑自此選擇橫亙在第二個百年目標前。自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國家出臺了包括《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0）》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法規，致力于從國家到地方形成合力聚焦鄉村振興問題。[1]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強調“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辈浑y發現，黨和國家層面高度重視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正積極探索實現鄉村振興的路徑，進而讓最廣大人民群眾受益。

誠然，一個經濟體唯有兼顧效率與公平，著力促使經濟增長惠及窮人、“涓滴效應”方能出現。[2]一個國家唯有解決人民基本生存問題、改善人民生活，方能推動現代化進程。人民是否能普遍地從現代化建設中受惠成為檢驗鄉村振興成色的關鍵因素[3]，特別是對于深受惡劣自然條件影響、貧困程度深、貧困人口空間分布分散的西部農村地區[4]。通過“內力”精準滴灌、喚醒心理資本以激發貧困個體脫貧主觀能動性和依托扶“智”后的人力資本轉化比物質資本更為緊要。[5]基于行政統籌機制制度設計下的全民動員、全民投入和全民創造是國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經驗。[6]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區域和民族差異。完成脫貧攻堅的扶貧開發和代表探索鄉村振興的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績效如何？基于片區、省際、市域和縣域個體的成效是否存在差異？是否存在一些因素如少數民族地區等的政策溢出效應？更進一步地，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和農業經營制度改革這三類農村改革試驗區中哪一類取得更為直觀的成效，基于什么原因受到什么阻礙抑或是仍存在什么障礙？除去制度創新，探索鄉村振興還存在哪些路徑選擇，下文將一一拆解。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鑒于我國脫貧攻堅時期以“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作為脫貧標準，在此基礎上擺脫貧困，因而扶貧攻堅作為不發達條件下盡快消除貧困的“超常規”但卻行之有效的路徑[7]是本文梳理實現鄉村振興的首要切入點。同時，長期以來地處偏遠特別是東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是我國貧困人口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將聚焦于農村地區的脫貧歷程和農村制度改革。

“中國是全球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盵8]在中國的減貧事業進程中，學界以個人能力貧困范式[9-10]、機會貧困范式[11]、社會排斥范式[12]等維度找尋致貧成因和總結貧困經驗，將依托權利貧困范式[13]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國內扶貧開發戰略政策演變[14]為框架解構扶貧攻堅歷程①??? ①阿瑪蒂亞·森將貧困概念從收入貧困擴展到權利貧困等，將貧困的原因分析從經濟因素擴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領域，將傳統的經濟發展觀擴展到人與社會的自由發展觀，認為只有讓人們享有更大限度的行動自由，擁有更多的機會，作出更多的選擇，才能從本質上消除貧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貧困治理不僅僅要讓農村貧困人口提高收入（經濟因素方面）擺脫絕對貧困，更加注重的是農村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此外，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通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為依據來調整我國扶貧政策。因此，依托權利貧困范式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國內扶貧開發戰略政策演變進而來解構我國的扶貧攻堅歷程。? 。

貧困村消解人口內卷的低效與貧困，有賴于新制度供給、可信承諾和相互承諾等三個制度變遷要素[15]。1978年始，我國開啟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扶貧的進程。首先，該時期以土地產權中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等資源內在化優化激勵機制、弱化農民土地產權貧困問題;[16-17]進一步，因土地產權貧困是農村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和動機貧困的核心，借著土地產權貧困問題的突破和市場管制的逐漸解綁，原有內卷于土地上的剩余勞動力開始尋求更高收益的生產與分工。隨著土地和市場制度的松綁，老少邊遠地區生產性和交易性產權貧困問題開始凸顯，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狀況直觀顯現。1986年，國務院下設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政策這一原外生變量也開始內化為扶貧體系中的重要內生動力，標志著我國扶貧事業由道義性扶貧轉向制度性扶貧[18]，區域不平衡時情使得扶貧辦設立之初采取貧困地區工業化開發推進扶貧的路徑。直至1994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頒布，從關乎溫飽問題的種養業入手，利用入戶項目支持、生態移民政策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產性貧困問題，而后東西部扶貧協作又在此基礎上以科技扶貧、扶貧協作人才交流形式、勞務輸出為西部貧困地區注入外部性減貧資源產權，“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開展真正意義上實現救濟性扶貧向開發性扶貧轉變;2001年，第一個長期規劃的扶貧綱要發布，在繼續發展種養業和加大科技扶貧力度的基礎上，推進農業化和以貧困鄉、村為單位加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以改善貧困地區產業產品和勞動力交換性產權貧困;2007年，全面實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此，勞動密集型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保障等“三支柱”[19]的構建標志著我國綜合性扶貧體系的完善。改革開放以來的扶貧歷程實際上突顯了強化行政扶貧工作力度的必要性，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到訪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準扶貧”，“六個精準”政策進一步將項目、資金、扶貧措施、扶貧干部落實到戶，特別是精準到戶的落實與執行使得行政統籌和考核機制得以最大限度運轉[20]，基于考核機制下的信號和反饋機制使得政府扶貧行為這一公共服務產品成為扶貧體系的主導力量[21]。精準行政扶貧模式下深度動員、財政專項統籌和基層建設等路徑有效克服扶貧中的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和社會失靈。

一般來講，經濟的持續性增長是推動貧困治理最為關鍵的因素[22]，而國家設立扶貧開發重點縣與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目的就是讓多種扶貧資源向該區域傾斜，提升經濟績效。左停等對扶貧改革試驗區精準扶貧政策創新的比較發現，扶貧政策在時空順序上相互協調，使貧困戶形成穩固的生計系統，從而更有利于精準長效脫貧。[23]胡東生總結了福建三明市改革試驗區在精準扶貧模式上的創新后，認為金融支持精準扶貧是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方式的重大創新。[24]李卓和左?；跂|部扶貧改革試驗區Z市的典型案例分析發現，精準扶貧作為貧困治理的重要機制創新，讓改革試驗區的貧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效。[25]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均為區域政策區，是政府旨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而采取的空間內經濟活動干預。[26]區域政策有著“多元主體、上下協同”的組織特征，扶貧開發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創設均以縮小差距和打造增長極為目標，兩項政策均可以視作政策實施地付諸的行政成本、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此外，不同的政策實施地因生產、交易和人力資本等原始稟賦條件的差異，在區域政策實施中將政策實施地置于東西中部等片區，置于省內各縣、置于市內各縣等層級對照，不同層級勢必會存在不同的政策成效。綜上所述，提出：

假設1：扶貧開發重點縣與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設立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策實施地的經濟績效，基于片區、省際、市域和縣域層面的成效存在差異。

從全國的層面上來看，東部發達地區依靠著先天性的優勢造就了其無論在制度環境、地理位置上，還是本身的人力資本積累和市場化程度方面，都強于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程度較高地區及市場經濟活力較弱的地區。[27]為此，“十三五”期間中央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各類涉及民生的專項轉移支付和中央基建投資持續向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較高地區和市場經濟活力較弱地區傾斜。[28]依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一般可以判定扶貧政策績效對于東部發達地區來說已經處于飽和狀態但對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較高地區和市場經濟活力較弱地區處于持續遞增狀態。綜上所述，提出：

假設2：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越高地區和市場經濟活力越弱地區會存在政策績效增強效應。

三、識別策略、數據來源及處理

（一）識別策略

2012年國務院扶貧辦確立的592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農業農村部先后于2011、2014、2017和2019年設立的農村改革試驗是一項自然實驗，本文將運用雙重差分法估計各地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設立對當地經濟運行走勢的影響。雙重差分法通過對政策試驗實施前后對照組和處理組之間差異的比較，進一步分析政策干預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影響。因而，參照張國建等（2019）[23]設定模型形式如下：

Y C t=β 0+β 1DID C ti+β 2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1）

其中，Y C t是被解釋變量，主要由各縣（區）對應年度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對數值構成，用以作為地區經濟發展下的績效評價指標;DID C t為核心因變量，DID C t=implementation ci ×period t ， 其中，i=（1，2，3）依次分別代表各縣（區）于2012年受到扶貧工作開發重點縣認定、2011年確立為第一批農村改革試驗區和2014年確立為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政策影響，且若樣本中的縣確認為扶貧工作開發重點縣或農村改革試驗區，則 implementation ci=1 ，否則為0。此外，當i=1且t≥2013時， period t=1 ，否則為0;當i=2且t≥2012時， period t=1 ，否則為0;當i=3且t≥2014時， period t=1 ，否則為0。除去核心解釋變量和其他解釋變量，為了判定各層次區間內的政策效度， η region 、 η province 、 η city 、 η country 分別表示片區固定效應、省際固定效應、地市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 γ t 表示時期固定效應; control C t 表示控制了各縣隨著縣際間個體和時間變動且影響GDP的變量，主要用縣域人口密度、第一生產部門占比、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與地區實際生產總值的比例和每十萬人醫院床位數四個指標分別控制各縣經濟集聚對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控制工業化發展水平、控制居民儲蓄率水平和社會公共服務發展程度; ε C ti 表示誤差項。同時，為了控制擾動項的組內相關性和異方差性問題，下文實證經驗中的計量結果均以縣（區）為單位進行聚類分析再計算。最后，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有效檢驗判定為估計系數 β 1 是否顯著為正。

除去基準模型（1）以外，為了測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和市場經濟活躍水平是否會對扶貧開發重點區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政策績效產生溢出效應，在模型（1）的基礎上作出進一步擴展，構建模型如下：

Y C t?? = β 0? + β 1 DID C t i ×minority C t? ?C t?? + β 2 minority C t? ?C t?? + β 3 control C t?? + η region? + η province? + η city? + η country? + γ t? + ε C t i ??（2）

Y C t=β 0+β 1DID C ti×rsp C t+β 2rsp C t+β 3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3）

Y C t=β 0+β 1DID C ti×spendingp C t+β 2spendingp C t+β 3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4）

其中，模型（2）中的 minority C t 為是否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啞變量，若該縣（區）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則 minority C t=1 ，否則為0;模型（3）中 rsp C t 為地方財政預算收入與支出之比，反映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即地方政府發展資金上依賴上級財政轉移支付是否會產生政策溢出或增強效應;模型（4）中的 spendingp C t 為財政支出比例占地方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反映市場經濟的活躍程度是否會產生政策溢出或增強效應。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使用2006～2018年共覆蓋全國31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的2047縣、區或縣級市（其中含少數民族自治縣、自治旗共164個）①??? ①少數民族聚居縣區以官方縣域命名中帶有“自治”或“旗”等字眼甄別，除西藏自治區各縣區因為命名緣由無法用此方法甄別外，其他省區均較為合理。? 的面板數據來評估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政策績效。數據以《中國縣域統計年鑒》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結合歷年各省《省域統計年鑒》和各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對部分缺失數據進行補充。不可避免的，2047縣數據中僅1896縣在庫內擁有完備數據，視情況運用移動平均法和指數平滑法對冊亨等87縣補齊空缺1年數據，對丹寨等30縣補齊空缺2年數據，對瓜州等12縣補齊空缺3年數據，對華亭等22縣補齊空缺4年的數據。同時，采用的扶貧開發重點縣名單來自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于2012年3月19日確認的592個縣區，因部分縣區數據不完善使用的數據庫收錄592個縣區中的580個縣區;本文采用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名單分別來自2011年、2014年和2017年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先后四次確立的三批農村改革試驗區批復文件，除去2019年增補的岳陽市屈原管理區共203個區縣（先后多次設為試驗區視為一個，市級改革試驗區視其下屬區縣均在改革試驗區之列），其中涉及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57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108個，農業經營制度改革113個。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見表1。

四、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來自縣（區）的實踐經驗

社會主義現代化總任務是指引中國發展之路的核心目標，從毛澤東時代的“四個現代化”戰略、鄧小平時代的“三步走”戰略到新時期的“三步走”戰略，無論時代怎樣改變，經濟建設始終是現代化建設中實現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環境建設的必要前提和基礎保障。[29]本部分將從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就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路徑探索作實證性檢驗分析。本部分的主要實證檢驗分為三部分：1）使用雙重差分法估計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衡量片區效應、省際效應、地市效應和縣域個體效應下的政策績效;2）探討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資產依賴程度和市場經濟活躍程度對兩個政策選擇的溢出和增強效應;3）分別對兩大政策的實施作平行趨勢檢驗，采用事件分析法生成年份虛擬變量與處理組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并加入模型進行回歸，反映歷經政策干預的區域與未經政策干預的區域存在的差異，確保政策干預影響績效假設的真實性和穩健性。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部分考察扶貧開發重點縣與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綜合政策績效結果，對模型（1）進行估計得出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第（1）列至第（5）列考察扶貧開發重點縣績效，第（6）列至第（10）列考察農村改革試驗區績效，表中的每一列除了對時期效應進行控制以外，控制各縣經濟集聚對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控制工業化發展水平、控制居民儲蓄率水平和社會公共服務發展程度等四個變量。其中，列（2）和列（7）根據地區間經濟發展進程的相似性將全國分為西南地區、中部五省經濟區、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華北地區和東北三省等五大片區并進行固定;列（3）和列（8）以省份為單位進行省級效應固定;列（4）和列（9）以地級市為單位進行地市效應固定;列（5）和列（10）對縣域個體層面進行個體效應固定。需要說明的是， didpsc=implementation c1×period t ，表示的是基于雙重差分法下的扶貧開發重點縣的干預指標; didall=implementation c2、3×period t ，表示的是基于雙重差分法下的分別公示于2011年和2014年的兩次農業改革試驗區的干預指標; psp 和 sbp 分別表示工業化發展水平指標和儲蓄率指標。

1.政策改造貧困產權 助力鄉村振興

精準扶貧階段，通過貧困人口規模識別，建檔立卡貧困戶名額由省逐級分解到行政村?；诜龀謱ο蟮木珳?，扶貧開發重點縣扶貧措施因人因地施策，主要有四種模式：一是以農地經營權、產業扶貧資金等要素入股成立內置金融型合作社等產業扶貧模式或易地扶貧搬遷模式，整合內外要素改造生產性產權貧困;二是開展公路和通信等基礎建設改造偏遠山區交易性產權貧困問題，促進農作物流通，推進勞務輸出協作;三是通過技能扶貧、教育扶貧等方式提升人力資本能力;四是醫療扶貧、設立公益性崗位和延續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對失能貧困戶進行兜底。[30]為應對貧困人口在經濟、健康、知識、思維和能力各層面的權利缺失問題[31]，扶貧開發重點縣在發揮內部資源優勢和才能特點基礎上，對外部資金支持、技術合作、市場需求等扶貧資源進行重新配置以達成脫貧攻堅成效。從數據分析來看，通過列（1）和列（6）表明，在考慮四個控制變量和時期效應的情形下，設立扶貧開發重點縣與農村改革試驗區均能較為顯著地提升縣域經濟實力，假設1由此得證。

2.貧困地區先天劣勢 短期難徹底改觀

然而，當本文控制片區、省際和地市效應之后，扶貧開發重點縣所列出的（2）～（4）列和農村改革試驗區所列示的（7）～（9）列卻呈現出了顯著的差異化;扶貧開發重點縣在控制片區效應、省際效應和地市效應后， psp 指標和 sbp 指標的系數未發生顯著變動， didpsc 指標系數均為負值。與此同時，與 didpsc 對標的 didall 指標未呈現方向上的逆轉，除去農村改革試驗區由較多樣本以整市為單位推行外，數據反映的確立為扶貧開發重點縣極為惡劣的資源稟賦更應引起學界關注。舉例來說，哪怕是相較于同處于西南片區或是歷來以貧窮作為標簽的貴州省區域內的其他縣區，諸如從江和赫章等縣雖然在脫貧攻堅階段在固定個體縣域效應后仍表現出扶貧開發政策對其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相比區域內部分縣區，先天稟賦劣勢下的脫貧摘帽仍是低水平的脫貧，面臨著極為嚴峻的返貧風險、福利依賴及開發與脆弱生態保護等難題。扶貧開發重點縣在控制片區、省際和地市效應后，在接收上級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政策利好的情形下，仍呈現出與同地區具有相對稟賦優勢地區的落后態勢。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選取在一定程度上會選取有相應農村改革經驗和對等改革成效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往往在生產、交易和人力資本等等層面具有一定的優勢，進而在固定上述三項效應后 didall 指標的系數未發生方向性的改變。

（二）異質性及溢出效應分析

基于控制片區、省際和地市效應后所反映出的深層次的自然稟賦差異，此部分將進一步探究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和市場經濟活躍水平是否會對扶貧開發重點區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政策績效產生政策效果溢出或是增強情形。

1.生產性產權貧困民族地區更依賴政策幫扶

表3反映的是在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政策干預下除了 didpsc 和 didall 變量以外的六個變量對國民生產總值對數的影響。其中， minority、country 、 spendingp 和 rsp 分別表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縣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性支付依賴程度和市場經濟活躍水平， didpscm / didallm 、 didpscp / didallsp 、 didpscr / didallr 分別既表示將基于上述三種縣區稟賦差異化的情形下的交叉項加入回歸，表明將該因素加入到固定效應。

在考量少數民族聚居情況下，第（4）列農村改革試驗區因為少數民族地區樣本量少未呈現顯著影響，第（1）列扶貧開發重點縣 didpscm 指標系數為正數，呈現出增強效應，而張建國等以遼寧省縣域數據表明：與非少數民族區縣相比，少數民族區縣的政策效應會呈現溢出削弱傾向且原政策效應依然顯著為正。然而，將樣本從遼寧省擴散到全國，扶貧重點開發縣中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呈現出政策增強效應且在固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這一固定效應后， didpsc 指標系數轉為負值。綜合上述，兩項指標表明脫貧攻堅建設時期少數民族地區受到上級政府更多的關注，這也正契合我國在脫貧攻堅階段強化對三區三州少數民族地區的幫扶努力與付出，而緣何遼寧省樣本與全國樣本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遼寧省是國內少有的礦產資源大省且資源開發利用程度較高的省區，少數民族地區多有各自特色礦產資源且礦產地集中，如寬甸（硼礦）、恒仁（銅鋅礦）、本溪（煤鐵）、岫巖（岫玉）、喀左縣（紫砂），基于礦產資源豐富上的生產性產權優勢使得扶貧開發政策在遼寧省少數民族地區會呈現出政策弱化。而對于全國而言，少數民族地區往往地處偏遠且生產區產權極度貧困而更為依賴扶貧開發政策幫扶，數據證實假說2的前半部分。

2.脫貧成效穩定性長期取決于政策幫扶

從外生性轉移支付依賴視角來看，列（2）扶貧開發重點縣 didpscsp 指標系數呈現出正向增強效應，列（5）農村改革試驗區 didallsp 指標呈現出負向溢出效應，本處的差異與分析表（1）的差異因由上是相似的，先天稟賦劣勢地區經濟發展和工業基礎薄弱，在扶貧開發中唯有高度依賴財政轉移支付，在脫貧攻堅階段享受到顯著的政策利好;而設為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地區在相對優勢的基礎上，如若存在對轉移性支付的高度依賴往往也暗含著該縣區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或者經濟乏力等情形。從市場經濟活力視角（此處數值越大，活力越?。﹣砜?，列（6）農村改革試驗區未呈現出顯著趨向，列（3）扶貧開發重點縣 didpscr 系數呈現正向趨向，不同的表征卻有著近似的原因， rsp 系數越大反映地方生產總值更多地依賴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投資，表明內生動力的缺乏，因而對于扶貧開發重點縣能產生政策性增強效應，數據證實假說2的后半部分。

對于扶貧開發重點縣而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以及低活躍度的市場經濟均會對政策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對于農村改革試驗區而言，雖受制于樣本，但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指標卻出現有異于扶貧開發重點縣的反饋。這證實了前文的假設2，少數民族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程度越高地區和市場經濟活力越弱地區因地區資源稟賦條件會存在政策績效增強效應。此外，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原有的深度貧困地區仍存在本質上的工業基礎薄弱和內生動力不足問題。

（三）識別假定檢驗

基于表2的分析，實證檢驗假設1，得出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業改革試驗區的設立均能有效改善縣域經濟績效。為了驗證該結論，驗明雙重差分法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對其穩健性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將政策干預前后共11年生成年份虛擬變量與政策實施的交互項并替換模型（1）中的 β 1DID c ti ，估計方程變換如下：

Y C t=β 0+∑N j=-mζ jimplementation i+β 4control C t+η region+η province+η city+η country+γ t+ε C ti?? （5）

其中， implementation i 是政策推行時所表現的虛擬變量，j反映的是政策推行前M年的情況，N反映的是政策實施后N年的情況。圖1中（a）（b）（c）分別以2012、2011和2014年為政策實施起始點，且實線匯報了平行趨勢檢驗估計值，虛線在90%的置信區間匯報對應的估計區間。其中，（a）匯報扶貧開發重點縣的政策實施估計，（b）和（c）分別匯報2011和2014年兩次農村改革試驗區估計趨勢。（a）和（c）均在政策實施后曲線呈現上揚狀態并具有持續性，（b）存在一年政策滯后效應且于一年后亦呈現上揚狀態，圖1三圖以平行趨勢檢驗驗證著雙重差分法下假設的穩健性。

五、路徑探索：基于集體所有制的特性分析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是理論依據同源、目標指引一致、任務內容連續的兩項重大戰略，是我國在不同發展階段逆市場法則向社會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而緣何兩項逆市場規則的戰略需要在我國推行？本部分將基于2047縣區扶貧開發重點縣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兩項政策實踐所得的實證結果，進一步探索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階段銜接路徑。

首要問題是統籌推進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合理配置鄉村發展要素資源，補短板、強優勢、促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在脫貧攻堅階段，我國扶貧開發模式是一種普惠性貧困治理制度，其建設依據是多維正義[32]。盡管鄉村振興階段不似扶貧開發階段強調兜底性保障的全面性，但鄉村振興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基于多維正義政府向廣義的市場投入的公共服務產品勢必存在廣義的交易費用。實然，此處的交易費用既包含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33]，有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34]，也有經濟系統運轉所要付出的代價[35]，即總交易費用由市場型交易費用、管理型交易費用和政治型交易成本構成。如何銜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項戰略，從交易費用理論，本文提出：以農村產業革命為發展動力，發揮新型經營主體帶動作用，壯大集體經濟，激發村落內生性發展動力是鄉村振興階段中的必經路徑。此外，受制于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相對較高的交易性制度成本，推進農地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層面的制度創新成為由脫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階段的制度紅利源泉。

從降低市場型交易費用角度來看，農村產業革命路徑通過從生產資料集中采購的規模生產環節到技術、物流和市場信息共建共享，從整合生產性產權和優化交易性產權兩個層面著手實現從提籃小賣向農業產業現代化轉變。同時，基于農村產業革命視角，戰略目標上，鄉村振興階段要實現全面普惠、精英培植、探索產業可持續化發展路徑;戰略定位上，要實現綜合性、整體性及長期性的戰略選擇定位。產業選擇上，要傾向于依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基于本地資源稟賦優勢，外加借鑒貴州省在推進農村產業革命實踐總結提煉出的“八要素”理論，挖掘本地特色資源差異化產業，適當構建共同性生產體系和生產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從農業中找工業和農業與二三產業的融合，延長產業鏈條，以特色化、精細化、品牌化打造現代綠色高效農業和生態高值功能農業，形成以區域整體發展和龍頭企業帶動的以農業為核心的產業集聚。在通過農村產業革命改善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同時，注重基層治理、文化革新和生態環境治理。

以減少管理型交易費用為目標，新型農村經營主體合作機制是重要的突破口。鄉村振興階段要利用好脫貧攻堅階段培訓的干部資源，依托多層次、多形式的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培育鄉村本土內生性人才。通過綜合整治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加大土地、財政、金融政策支持、營造農村創業環境，以實現人才的逆向回流和激發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創業活力?？偠灾?，基于自生誘導、合作共贏和行為協調原則，通過農業合作社、土地流轉入股和農業生產托管等規?；洜I方式培育家庭農場、農業專業合作社、種養大戶，探索創新利益聯結機制實現鄉村振興。

改變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探討潛在的制度變革帶來的制度紅利，是優化政治型交易成本的重要一環。無疑，產業發展和主體活力的激發，離不開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激活土地要素潛能、離不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離不開構建有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治理體系，因為這可以盤活閑置資源，壯大集體經濟。農業經營制度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和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制度改革等均能在兩大戰略銜接中賦能助力?！跋仍圏c、再推廣”是制度變革中一項重要的方法論，我國也順勢在局部縣區設立農村改革試驗區，而這些農村改革試驗區也為以制度創新優化政治型交易成本提供重要的實踐經驗，本部分將進一步探索制度創新路徑下我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實踐探索。

上文從農村產業革命、農村經營主體和制度創新三個維度探討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銜接路徑，下文也將進一步從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和農業經營制度改革三個方向依據我國三輪農村改革試驗區的實踐經驗評估其改革績效。表4反映著 didf 、 didr 和 dido 三個變量與農村改革試驗區國民生產總值對數的關聯，三個變量分別表示其代表著的改革方向的實施交叉項。同理 didf=implementation cf×period t 、 didr=implementation cr×period t 、 dido=implementation co×period t 表示的是基于雙重差分法下分別側重于農村金融服務、農村產權制度和農業經營制度的改革試驗的干預指標。

其中，除去表4均控制前文所述四個變量和時期效應外，（2）（5）（8）控制省際效應，（3）（6）（9）控制個體效應。

農村改革試驗區作為探索性的區域政策，在“局部干預、上下協同”的合作模式中，通過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促進試驗區的經濟發展。在表4中，各項改革試驗均呈現出正向效應。實踐經驗表明，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成效高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和農業經營制度改革。一方面，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的推行相較產權制度和經營制度改革的高改革阻力和高風險，通過金融服務體系改革優化要素配置進展則更為順利;另一方面，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成效更為明晰，但潛在的金融風險和城市資本下鄉對農村資產的侵占，仍時刻值得警醒。

六、結論與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收入差距激勵提升效率的“級差式”和有能者或擁有特殊資源的地區通過政策加持先富的“分離化”發展方式取得了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巨大成就，但無異也加速了城鄉分離與對立。[36]從表2的實證分析中，扶貧開發重點縣因其先天稟賦劣勢，在控制片區、省際和地市效應后，在上級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的政策利好的情形下，仍呈現出與同地區具有相對稟賦優勢地區的落后態勢;在表3的接續探索中，不同于學界基于遼寧省縣域數據，得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政府會產生溢出效應?；谌珖?047縣數據來看，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外生性財政轉移支付依賴、低活躍度的市場經濟均對政策績效產生正向影響。這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學者們，在脫貧攻堅完成后，仍需關注原有的深度貧困地區，工業基礎薄弱和內生動力不足的困境。

基于2047區縣的扶貧開發和農村改革兩項“政策性實驗”所得出的經驗，第五部分以降低市場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成本為目標，從農村產業革命、農村經營主體和制度創新三個維度探討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銜接路徑。此外，我國三輪農業改革試驗區的實踐經驗反映，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推行成效較為顯著，其他層面的制度創新仍需進一步探討，以挖掘制度紅利惠及鄉村振興。

探討鄉村振興路徑選擇是基于實現城鄉對立往城鄉融合的轉型的，上述內容從產權和交易費用出發，為邁向鄉村振興目標提供了較為明晰的行為路徑。然而，衡量政策成就不僅需要以分配正義來衡量，還應看被分配的福利和公共資源是否促進政策目標群體潛能的最大限度發揮?；谖覈r村地區集體所有制的特性，更是需要基于公平原則探討實現鄉村振興的效率目標，而土地產權穩定性、財政轉移資金支持和農民主體性保護原則是基于鄉村振興考慮公平問題不可忽視的三個重要部分。

（一） 土地產權穩定性

改革開放后，城市工業化和鄉鎮工業的興起吸納了大量的非農就業人口，為緩解我國土地自古以來的破碎分散化問題帶來了一絲轉機[37]，土地流轉作為農業規?；洜I的關鍵路徑提上議程。土地公有制背景下的土地集體所有所引出的產權殘缺問題[38]是農地產權法律維度探討的起點，產權殘缺帶來的是缺乏明晰性的經營權、集體權屬衍生的非排他性和不穩定性，使得農地轉讓范圍受到嚴格的限制。[39]

2014年，我國《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創新性地將“承包經營權”分割開來，實現了農地三權分置，整體改革圍繞著“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方向進行。[40]基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管理、退出機制、集體產權股份合作制改革和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建設等多項改革試驗相繼推出。盡管推行農地流轉、承包土地和宅基地退出機制是破除我國農耕土地破碎化、農業生產內卷化的關鍵路徑，[41]但在政策實施中，不忘土地兼具保障性兜底的屬性和作為集體合作制重要的入股資產，維護土地產權的穩定性是必須秉持的基準原則。

（二）財政轉移資金支持

減貧是對減貧資源產權的重新界定。[42]脫貧攻堅時期，我國通過財政轉移為主、地方及企業對口幫扶為輔的方式，集中向生產性產權貧困、交易產權貧困和因個人能力、健康、教育等因素導致的人力資本產權貧困地區或對象，投入巨額資金促進其發展。在轉向鄉村振興的新階段中，盡管現有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倡導利用普惠金融，通過盤活農村集體資產或以地權、林權和宅基地等農村資產資本化等方式實現造血型的資金投入。但是，千年來邊遠山區民眾的積貧積弱、數百年的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既成格局。因此，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即借助財政轉移資金支持，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實現知識農業、智慧農業、設施農業，鄉村生態從生態治理恢復轉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持續可包容的生態振興，鄉村居住環境從“兩不愁、三保障”轉向城鄉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事業的一體化。

（三）農民主體性保護原則

鄉村主體結構生態的變遷中，現代性因素沖擊著傳統功能性組織，由此衍生的認同和治理模式與土地制度等物質性制度安排息息相關[43]，土地的經濟績效推進城鄉要素的流通。隨著資本下鄉所帶來的土地增值利益因為地方食利主體結成的“地利共同體”造成土地分利秩序上的低水平均衡。[44]盡管農業試驗區多地開啟以實現農業改革紅利讓利于民為目標，以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為中心的股份合作性改革，但由于脫貧攻堅時期大量的基層扶貧干部受制于脫貧目標考核壓力，短平快地進行外部產業植入，使得脫貧紅利較大份額被外來企業侵占，甚至出現企業跑路、土地擱置拋荒等現象?！斑M入后扶貧時代”[45]引入外生資源轉向內生精英培育，實現農民在農業改革中的經營與收益的主體性地位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前提條件。

現階段必須毫不猶豫地維護土地產權的穩定性、堅守農民的主體性地位并長期對農村地區予以財政性支持。此外，下述三項在農村改革試驗中長期被忽略的農村發展困境的解決亦應提上議程。第一，構建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權利體系，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完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滿足農民多元化收入和金融服務需求。[46]第二，立足于農村當地專精特色，以優勢特色產業構建可持續產業長效發展機制，加強引導勞動專業化、專業多樣化和生產迂回化，通過產業發展合作機制推動全產業鏈延伸，防止農民工不得不外出而導致的空心化。[47]第三，以實現教育、醫療和人居環境等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留住本土鄉村人才，吸引外出務工和城市人才，滿足人才及其子代的生存發展需求，強化人才資源開發，釋放生產要素活力[48]，以人活村、以產實現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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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ath choice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2047 counties （districts） from 2006 to 2018

HONG Mingyong，LI Fuhong，LOU Lei，LONG Jiao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047 counties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8， the policy practice of setting up 592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counties and 203 rural reform pilot areas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two regional polic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wo policy practices can improv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reas; among them， the minority area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counties， the areas with higher dependence on exogenous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 areas with weak market economic vitality will have the policy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effect; but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g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and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two policies Urbanization reflects the inherent weakness and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which will rely on policy support for a long time. More importantly， based on the market-oriented， management oriented and 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ehavior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ural industrial revolution， r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addi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put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usufructuary rights，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the reform agend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

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regional policy;transaction costs;path selection

責任編輯：張建偉 張 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