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吳永紅 張 歡

WTO將技術性貿易壁壘細分為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BT)和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TBT側重于檢驗進口商品是否符合技術法規、技術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而SPS側重于關注成員領土內人類健康、動植物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問題?？梢钥闯?，SPS和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緊密相關，TBT中只有一部分措施與農產品有關。日本和韓國都是亞洲地區農業現代化程度走在前列的國家，擁有相對嚴苛的農產品質量標準。中國雖然是農業大國，但各地區農業現代化水平參差不齊，農產品質量標準也沒有日韓嚴格，這也導致了中國銷往日本和韓國的農產品因不符合對方的衛生健康標準而被扣留或召回。2019年，中國共收集到其他國家相關機構扣留/召回中國出口不合格農食類產品1542批次，其中，韓國農林部國立獸醫科學檢疫院扣留387批次，韓國食藥廳扣留231批次，日本厚生勞動省扣留147批次(1)數據來源：中國技術性貿易措施網，“2019年國外(扣留)召回中國出口產品情況分析報告”，http://www.tbtsps.cn/page/tradez/Wdetainereportcontent.action?id=65&lm=008002。。由于日韓兩國對進口農產品在技術標準、法律法規和檢驗檢疫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中國農產品出口企業面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局勢也十分嚴峻。

一、中國對日韓出口農產品的貿易現狀分析

1.中國與日韓的農產品貿易情況

2019年，中國對日本農產品出口額共計103.52億美元，日本是中國農產品第一大出口國，主要出口腸衣、豆粕、蜂蜜、花生果仁、雞肉制品、烤鰻、墨魚及魷魚、蘋果汁、水煮筍、蝦產品、植物油和中藥材等12種重要農產品，日本成為了中國出口該種農產品的前三大目的國之一。中國出口日本的農產品貿易額自2000年以來穩步增加，農產品貿易向好趨勢一直持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經歷了一年的貿易疲軟期，中國對日農產品貿易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并于2012年達到峰值，隨后又出現了下降趨勢，一直持續到2018年才略有回升(詳見圖1)。

圖1 2000-2019年中國對日本農產品出口額(單位：萬美元)

2019年，中國對韓國的農產品出口額共計49.5億美元?？v觀這20年的貿易數據，中國出口韓國的農產品貿易額一直處在波動上升的趨勢中，并在2018年達到了歷史最高點。中韓之間的農產品貿易也分別在2003-2004年、2007-2009年、2014-2015年有所下降(詳見圖2)。

圖2 2000-2019年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額(單位：萬美元)

2.中國對日韓農產品出口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現狀

在中日韓三國越來越密切的貿易往來背后，我們也不能忽視日本和韓國對中國出口農產品施加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數量越來越多、程度越來越深、形式越來越多樣?？傮w來說，日本和韓國對于本國農業的保護集中體現在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的運用上。日韓兩國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農產品保護體系，在體系搭建過程中也基本遵循了先制定法規后形成標準的發展路徑。

日本是世界上較早制定現代食品安全技術法規的國家之一，目前已經建立起成熟完備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體系，這個體系在保證國內農食類產品安全的同時，也對進口農產品實施嚴格的檢驗檢疫標準，形成了強大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作用〔1〕。日本從20世紀40年代末就開始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用以規范國內農產品生產和銷售行為?！妒称沸l生法》是日本保證食品安全和衛生的重要法規，《食品安全基本法》則是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礎上對農產品的質量做出了更嚴格的規范和限制；20世紀60年代，日本制定了第一批農藥殘留最高限量標準。此后，日本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也開始向技術標準的制定上傾斜；日本對進口農產品進行限制的典型管理制度便是2006年出臺的“肯定列表制度”。在“肯定列表制度”出臺之前，日本只對350種農業化學品進行登記或制定限量標準。而“肯定列表制度”涉及的農業化學品殘留限量包括“沿用原限量標準而未重新制定暫定限量標準”“暫定標準”“禁用物質”“豁免物質”和“一律標準”五大類型。其中，“沿用原限量標準而未重新制定暫定限量標準”和“暫定標準”涉及797種農業化學品、439種農產品食品和5萬余條殘量限定標準；“禁用物質”15種；“豁免物質”68種；其他均遵守“一律標準”，即食品中農業化學品最大殘留限量不得超過0.01mg/kg(2)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日本‘肯定列表制度’”，http://jp.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209/20120908352005.shtml。。

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對本國農業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保護并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農業法律法規、標準體系和管理部門〔2〕。20世紀60年代，韓國先后頒布《植物防疫法》《植物防疫法施行規則》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等法律法規對動植物進口的檢驗檢驗流程進行標準化。20世紀70、80年代，韓國更加注重發展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出口過程中涉及的各種技術標準問題越來越復雜，韓國出臺了《食品衛生法》《食品公典》和《食品添加物公典》等，進一步完善本國在技術性貿易壁壘標準上的空缺。20世紀90年代以后，韓國在農業技術性貿易法律體系的基礎上，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的發展重心轉移到標準體系的建立上。韓國技術性貿易標準體系包括環境標志制度、環境成績標志制度、ISO9000標準認證制度、ISO14000標準認證制度、韓國產業標準標志認證制度等。在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的前提下，韓國又細化了各行業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其中，韓國對農產品的進口實施通關強制申報制度，還重點監測進口農食產品的農獸藥殘留量和添加劑含量。

圖3 2019年日本扣留中國出口不合格農食產品種類前五類產品

正是日韓相對健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和中國相對落后的質量標準，導致了中國出口農產品遭到日韓兩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大量農食類產品面臨扣留或召回問題。2019年日本扣留中國不合格農食產品147批次，其中，位列前五的產品分別是蔬菜及制品類、水產及制品類、干堅果類、其他加工食品類和植物性調料類，共計119批次，占總批次的80.95%。日本扣留中國出口不合格農食產品種類前五類產品具體如圖3所示。

造成中國出口日本的農食產品被扣留的主要原因包括微生物、生物毒素污染、農獸殘不合格和非食用添加物，這四個原因導致的產品扣留達到總批次的88.45%(詳見表1)。

表1 日本扣留中國出口不合格農食產品原因

2019年韓國扣留中國不合格農食產品231批次，其中，位列前五的產品分別是蔬菜及制品類、其他加工食品類、水產及制品類、中藥材類和植物性調料類，共計171批次，占總批次的74.03%(詳見圖4)。

圖4 2019年韓國扣留中國出口不合格農食產品種類前五類產品

造成中國出口韓國的農食產品被扣留的主要原因包括品質、微生物、食品添加劑超標、農獸殘不合格、非食用添加物和污染物，這六個原因導致的產品扣留達到總批次的96.98%(詳見表2)。

表2 韓國扣留中國出口不合格農食產品原因

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中日韓農產品貿易過程中典型的非關稅壁壘之一，并對三國之間的農產品進出口都產生了負面影響，損害了農產品出口企業的利益，打擊了農產品出口行業的積極性。雖然農產品在中日韓貿易中所占份額不大，但農業卻是中日韓三國高度重視并實施保護的行業，農產品貿易也是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過程中懸而未決的議題。在RCEP成功簽訂的背景下，中日韓三國更應該積極破解農產品貿易壁壘問題，一方面有利于達成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另一方面也會對其他國家或區域農產品貿易壁壘的降低形成示范效應。

二、日韓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

1.理論分析

技術性貿易壁壘是針對進口商品是否符合技術標準、法律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而采取的一種政策措施。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各主要貿易國對中國農產品施加的關稅受到世界貿易組織相關文件的約束。為了保護本國市場，美國、歐盟、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和地區轉變約束方式，開始通過大量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從中國進口的農產品數量。關于其他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已有許多研究，且研究視角在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做了多樣性變換。劉雙芹等(2016)研究美國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向美國出口農產品的影響，選取了2001-2014年的年度數據，將前一期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通報數量作為解釋變量之一，考察技術性貿易壁壘有無明顯的滯后效應。研究結果顯示，美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的出口貿易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前一期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通報數量對當期的出口貿易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3〕。王領等(2019)研究歐盟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程度，選取1997-2017年的年度數據，并在模型中加入滯后一期的“金融危機”變量，使模型更加貼合實際。研究表明，歐盟技術性貿易壁壘會抑制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通報數量每增加1%，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平均減少0.47%〔4〕。鄭緒濤等(2019)研究日本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選用1992-2016年的年度數據，并使用人均GDP作為兩國經濟發展的指標，還選用兩國的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數量作為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衡量指標；研究表明，日本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數量增多會影響中國對日農產品貿易額〔5〕。

表3 各解釋變量的含義、預期符號、理論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在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上進行變形，分別研究日本和韓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主要是為了直觀地比較兩國技術性貿易壁壘效應的異同點。由于日本、韓國兩國與中國之間的距離相近，故不考慮距離對貿易量的影響；考慮到技術性貿易壁壘可能具有滯后效應，模型中專門引入了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滯后一期作為變量進行分析。前人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研究大多選用年度時間序列數據，但本文選用2001年第1季度-2019年第4季度的經濟指標，擴展后的引力模型為：

lnEXit=α1lnTit+α21nTi(t-1)+α3lnGDPct+α4lnGDPit+α5lnERct+c+μit

其中，c為常數項，α1、α2、α3、α4、α5為各變量的可決系數，μit為該模型的隨機擾動項。EXit表示中國在t時期(季度)對i國的農產品出口額，Tit表示中國在t時期(季度)遭遇i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數量，Ti(t-1)表示中國在t-1時期(季度)遭遇i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數量，GDPct表示中國在t時期(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it表示i國在t時期(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ERct表示人民幣在t時期的匯率水平。各解釋變量的含義、預期符號、理論說明及數據來源如表3所示。

2.日韓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將分別構建中日、中韓兩個實證模型，對比分析日本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日本的影響和韓國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韓國的影響。由于實證模型所涉及的變量均為2001年第1季度-2019年第4季度的時間序列樣本，共涉及76個時間序列數據，需對所有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日韓各變量ADF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國對日韓農產品出口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

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日韓各變量取對數后的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由于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發展趨勢的一致并不一定是因果關系的體現，而是各變量伴隨經濟發展發展產生的巧合，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為了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避免在分析過程中出現“偽回歸”，要先利用所有變量構建OLS模型，并在經濟學檢驗和統計學檢驗均通過的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貧w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日本、韓國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分別為0.82和0.85，說明選取的經濟變量對模型的解釋能力較強，日本、韓國兩個模型的F值分別為61.06和76.54，說明模型和設計是合理的。日本和韓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當期的農產品出口額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說明技術性貿易壁壘數量的增加，意味著中國農產品進入日韓市場的難度更高，中國的農產品出口規模受到限制；中國GDP的系數在日韓兩個模型中均為正，說明中國的經濟規模越大，農產品的出口規模也越大；日本GDP和韓國GDP在模型中對應的系數均為正，說明日韓兩國的經濟規模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具有促進作用，日韓兩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對農產品的需求量也會相應增大。但中日、中韓之間的回歸分析結果也有各自的特點。日本前一期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出口日本的當期農產品貿易額具有不明顯的抑制作用，而韓國前一期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出口韓國的當期農產品貿易額具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5 日韓回歸分析結果對比

由于日本和韓國的實證分析模型存在多變量共同影響被解釋變量的情況，文章將采用Johansen檢驗法確定協整關系的有無以及協整關系的數量，避免分析過程中出現“偽回歸”，Johansen檢驗結果如圖6所示。

表6 日韓Johansen檢驗結果對比

經檢驗，日本、韓國的實證分析模型均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說明回歸模型得出的結論是合理的，不存在“偽回歸”現象。協整關系的存在說明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但短期波動能否及時得到修正需要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加以驗證說明。誤差修正模型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

誤差修正模型一般都會采用回歸分析誤差項的滯后一期作為衡量短期波動的指標，在表中用ECM(-1)表示。經過誤差修正模型分析，日本和韓國兩個模型的誤差修正系數均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單獨來看，日本的誤差修正模型顯示，(對數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與中國農產品出口貿易額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對日本來說，而該模型前一期的非均衡誤差以0.53的速度對當期的農產品貿易額做出修正。韓國的誤差修正模型顯示，而該模型前一期的非均衡誤差以0.88的速度對當期的農產品貿易額做出修正。

表7 日韓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對比

相較于日本，韓國的短期調整系數更大，說明中國出口韓國的農產品貿易額對當期韓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數量更敏感。前期殘差ECM(-1)的修正系數高達0.89，說明中韓貿易實證分析模型的修正能力更強，如果前一期出現1%的短期波動，當期的貿易額就會形成0.89%的修正力度重新向長期趨勢靠攏。日本的修正能力較弱，修正系數僅為0.52，原因可能在于日本的農業保護措施更嚴苛，部分農產品禁止進口，這就造成了中國出口日本的農產品貿易額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變動不太敏感，修正力度也相應較小。

三、結論及對策

本文使用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對貿易引力模型進行變形的基礎上，實證分析了日本、韓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到該國的影響。經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日本和韓國實施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的GDP對中國出口日韓的農產品貿易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本文提出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滯后一期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上期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不會對當期的農產品貿易額產生顯著的影響。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深度衰退，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日益加劇。受疫情影響，2020年上半年東盟超過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這一點更能說明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于補充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作用。中日韓在地理位置上毗鄰，是東亞經濟的重要推動力量。三個國家目前正在形成緊密合作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目前只簽訂了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自貿區依然在談判中，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成功簽訂，又為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如何利用RCEP的區域一體化平臺加強中日韓之間的經貿合作，進一步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呢？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四方面著手。

1.利用RCEP推動中日韓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的統一

中日韓三國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管理條例并不一致，日本和韓國的質量監測更加嚴格，這也就導致了中國的部分農產品被拒之門外。為應對日韓和其他國家對農產品質量安全要求日益嚴格，國家應當深入研究近年來日本和韓國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官方文件，針對其可能出現的與WTO規則不符的情況及時提出關注意見，利用RCEP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將農產品技術性貿易壁壘作為重點達成合作，推動中日韓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走向統一〔6〕。RCEP第五章“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提到：“要增強締約方制定和適用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SPS)的透明度和諒解，加強締約方在SPS領域的合作、交流和磋商?！?3)數據來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第五章“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RCEP第六章“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中也提到：“要保證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TBT)不對貿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礙，促進對每一締約方TBT的相互諒解，加強締約方在TBT領域的信息交流與合作?！?4)數據來源：《區域全年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第六章“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RCEP多次提到了合作，中國也應該抓住機會，推動農產品貿易領域標準統一化談判，為中日韓自貿區的推進提供更多可能。

2.細化農產品質量標準，完善技術性貿易壁壘預警機制

中國不同地區的農業發展水平因為地形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對生產過程中可能使用的農藥種類、含量和使用方法界定不嚴，導致中國部分農產品達不到日韓的質量安全標準。政府作為宏觀市場的調控者，應該積極推進中國農產品檢驗檢疫體系的標準化建設?！?〕中國相關政府部門積極開展與日本厚生勞動省、日本農林水產省、韓國農林部和韓國食藥廳就農產品質量標準和檢驗檢疫體系的交流合作，增強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透明度，推動共同標準的建立。中國相關政府部門還應當完善農產品技術性貿易壁壘預警機制，政府應當收集和整理日韓在技術法規、合格評定程序和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等方面的法規體系和最新文件，及時向出口企業發布預警信息，使中國的農產品出口貿易變被動為主動。

3.強化行業協會對企業的引導和管理

行業協會是聯系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紐帶，應當成為業內的引導者和管理者。中國的農產品出口企業規模不一，應對風險的能力有限，行業協會應當整合行業內具有出口資質的農產品企業并進行統一管理，向各企業分享最新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資訊。當個別企業遭遇技術性貿易壁壘時，行業協會作為引導者，幫助企業組建談判隊伍，積極應對出口農產品的貿易爭議，維護行業內出口企業的權益。行業協會還可以推動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交流學習，積極組織國內農產品出口龍頭企業與境外企業進行交流和學習，并鼓勵國內的龍頭企業對規模較小的農產品出口企業進行指導和幫扶，使中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技術和質量標準盡快與外國標準接軌〔7〕。

4.加速企業技術創新和質量提升，重視環境保護

中國農產品出口往往因為質量不達標遭受技術性貿易壁壘，面臨日益嚴格和隱蔽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國內的企業應當思考技術創新和質量提升的問題。農產品的種植不強調過高的技術水平，但我們也不能落后于日韓，應當借鑒適合中國農產品生產的農用技術。農產品成為人們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最要緊的是質量把控，農殘獸殘超標、微生物污染和生物毒素含量過高是出口農產品遭到外國扣留的高發原因。因此，與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有關的企業都要不斷加強對產品質量的管控力度，盡量保證出口農產品順利通過日韓制定的各項質量標準。近些年來，發達國家的環保意識越來越強，有相當部分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都和環境保護密切相關，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就是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國農產品的生產流通也要更多地關注日韓對農產品綠色生產方面的新規定，讓綠色生產的理念融入農業生產的所有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