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

高 月 王 卓

一、引言

人口老齡化已成為普遍現象，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共同挑戰。西方發達國家率先步入老齡化社會，雖然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相對較晚，但人口老齡化程度快速加深。國務院在《“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中曾提出，預計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占全國總人口的17.8%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將遠超眾多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雖然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難題，但中國的老齡化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呈現出“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特點，這使中國比其他國家在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時，需要承受更為巨大的壓力。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老年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老年群體的隊伍不斷壯大，這一群體的需求及困難備受關注。與中青年人口相比，大部分老年人口已脫離勞動力市場，無法獲取足以支撐其正常生活的經濟收入；而且老年人口很難通過改變自身稟賦條件和所處環境達到脫貧的目的，多數老年貧困是不可逆轉的，這無疑增加了解決老年人口貧困問題的難度。長期以來中國政府致力于脫貧攻堅事業，高度重視緩解和消除貧困，改革開放40年來更是取得了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規模脫貧，并在現行標準下于2020年底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至此，中國扶貧工作重點將從解決絕對貧困轉向緩解相對貧困。其中，老年人口作為貧困群體中的特殊弱勢群體，自身脫貧能力較差，即使在擺脫絕對貧困之后，很有可能再次陷入相對貧困，其相對貧困問題將會更加突出。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問題不僅關乎老年群體的切身利益，也事關社會協調發展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設。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權益以及使他們能夠享受公平公正的社會待遇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因而，在2020以后鞏固精準脫貧成果和治理相對貧困的工作中，中國重視并解決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問題尤為重要。

二、文獻回顧

1.關于相對貧困的研究

自19世紀開始，人類一直致力于貧困問題的研究，從未停止過探索的腳步。從貧困的研究歷史來看，對貧困的研究首先是從絕對貧困開始的。貧困大致可以劃分為兩種形式，即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絕對貧困主要是指物質的匱乏，不足以滿足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理論上，絕對貧困是可以消除的。而相對貧困是指人們擁有足以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質資源，但卻不足以使其達到社會成員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且遠遠低于社會成員的平均生活水平。湯森認為“個人、家庭和群體被認為是貧窮的，是因為其缺乏獲得飲食、住房、娛樂、參與社會活動的資源。他們的資源嚴重地低于個人或家庭平均所需，事實上，他們已經被排除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活動之外了?！薄?〕阿馬蒂亞·森用權利的缺失來說明貧困的本質，低收入只是貧困的外在表現，權利的缺失造成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的缺乏才是貧困的本質〔2〕。而對于相對貧困的測量方法，學界大多采用收入比例法，以確定社會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福利標準或體面生活標準，通常以一個地區的人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為標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為貧困線；歐盟國家相對貧困線的測量則采取收入中位數的60%；日本則采用家庭收入十等分后的中等收入家庭組的平均收入水平的60%作為相對貧困線；中非部分國家則采取全體居民收入五等分，收入最低的20%為相對貧困〔3〕。本文采用收入比例法，將樣本中研究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相對貧困線。

2.關于社會排斥的研究

“社會排斥”起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法國，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法國學者勒內·勒努瓦。1974年，勒內·勒努瓦用社會排斥的概念指認那些沒有受到社會保障的保護，同時又被貼上了“社會問題”標簽的不同類型的人，例如精神和身體殘疾者、自殺者、老年患者、受虐兒童、藥物濫用者等邊緣人、反社會的人和其他社會不適應者〔4〕。社會排斥理論關注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邊緣化人群，分析他們窘迫的生活境遇，并探究他們貧弱的主要原因。社會排斥不僅指弱勢群體因為缺少收入而被排斥在基本需求之外，還指由于制度性因素等被排斥在各項權利以及各種機會之外。而社會排斥可分為經濟層面、社會層面、政治層面以及文化層面的社會排斥。經濟層面的社會排斥是指人們在獲得勞動和生活資料的過程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經濟層面的社會排斥導致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則是貧窮。社會層面的社會排斥是指群體由于缺乏公民權利或社會權利、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紐帶斷裂而無法參與到正常的社會活動中。政治層面的社會排斥是指人們在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中權利的缺乏或剝奪〔5〕。文化層面的社會排斥是指失去社會認可或是依據占主導地位的行為、生活發展方向等價值觀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當前，學界在分析哪些因素會導致相對貧困的形成時，多運用社會排斥分析框架來進行分析。社會排斥分析框架主要從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層面來探討致貧原因〔6〕。在既有的社會制度安排之下，部分群體，主要是貧困者會被排除在公共決策體系之外。老年群體之所以被排斥，可能是由于各種社會和個體等方面的原因，如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性別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等。排斥導致老年群體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更缺少參加各類決策的機會，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除了他們自身所擁有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較少之外，能夠獲得的社會資本則更少，因而更易陷入相對貧困。老年人群又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由于在經濟、社會、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參與度低，導致老年人口的貧困程度不斷加深?；谏鐣懦獾睦碚撘暯莵硖骄肯鄬ω毨У挠绊懸蛩?，將有助于理解并分析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問題。

3.關于老年人口貧困影響因素的研究

國外關于老年人口的貧困研究探討了其貧困的成因，這對于中國老年人口的貧困研究具有一定借鑒意義。老年人口的貧困成因大致可歸為三個層面：個人層面、社區層面、政策層面。Tran等(1998)認為老人晚年階段身體機能的下降與社會參與事務的減少與貧困之間存在關聯〔7〕。Marjan(2013)認為退休導致的收入減少可能會引發老年人口的貧困問題〔8〕。Sari等(2014)認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女性、身體疾病者、喪偶者、文化程度低的人、工作經驗缺乏的老人更容易發生貧困〔9〕。Kaida等(2011)認為，因為政府的支持力不足會導致貧困的發生，而收入保障制度對于緩解老年人口的貧困具有重要意義〔10〕。

國內關于老年人口的貧困研究較為豐富，尤其是關于農村地區的貧困老年人口研究。王琳等(2006)指出中國農村老年人口存在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是個不爭的事實，農村老年相對貧困化預防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在政府的主導下， 整合社會各界力量〔11〕。喬曉春等(2006)根據老年人的人口、社會、經濟、健康等特征，對老年貧困問題進行了描述分析，發現中國老年人口中的女性貧困多于男性，高齡老人貧困比例高于低齡老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遭受貧窮的風險較高，農村老年貧困人口比例高于城市〔12〕。游欣蓓等(2016)認為農村老年人口貧困受到老年人自身、家庭、社會和國家等多個方面因素的影響。老年人自身貧困是根源，家庭貧困是直接原因，社會保障不足是主要原因〔13〕。鄒華(2016)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中國老年人貧困的影響因素，發現老年人的經濟收支、從前的職業、年齡、子女數量、健康狀況、居住狀態、社保狀況、文化程度等因素，任何一方面存在缺失或不足，都很可能導致老年人的貧困〔14〕。劉洋洋等(2018)通過研究老年人貧困特征及影響因素，發現老年人中有24%處于貧困狀態，女性、身體健康欠佳、農業戶口、與子女居住、文化水平低、沒有工作、缺少養老金以及高齡老人構成了貧困老年人口的主體；婚姻、性別、身體健康程度、文化水平、戶口性質、是否有工作、是否有退休金以及居住方式對老年人貧困狀況有顯著的影響〔15〕。

綜上可見，老年人口是否會發生貧困與個人、家庭、社會以及國家層面的方針政策等因素有關。但是，已有研究更多關注農村老年人的貧困狀況以及絕對貧困的影響因素研究，關于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研究不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老年人口的貧困狀況也隨之發生變化。對于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來說，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需進一步分析。

由于老年人在現實生活中容易受到經濟、社會、政治等諸多方面的社會排斥，本文將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影響因素分為個人層面因素、經濟層面因素、社會層面因素以及政治層面因素。個人層面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經濟層面因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是否從事經濟投資活動；社會層面因素包括參與社交活動狀況、是否擁有養老保險；政治層面因素包括政治參與行為。文章擬以中國老年人口為研究對象，利用CGSS2015的數據，分析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狀況及影響因素，闡釋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原因。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定義

1.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庫，該數據庫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執行，對中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10000多戶家庭進行連續性橫截面調查，是中國第一個展開全國性、綜合性的社會調查項目。該數據庫中收集了社會、社區、家庭和個人層次的數據，已成為研究中國社會最主要的數據來源，對全國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使用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2015)，該數據采用多階分層抽樣方法對個人和家庭進行調查，調查項目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478村/居委會，樣本總計10968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老年人的定義，本文研究對象以年齡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主，經過篩選剩余符合條件的樣本共計3590個。在老年樣本中，男性占比47.6%，女性占比52.4%；年齡范圍從60歲至95歲；受教育程度包含“沒有受過任何教育”至“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個人全年總收入范圍從0元至100萬元，由此可見該樣本基本覆蓋了中國的各類老年群體，可以有效反映中國老年人口的狀況。

2.模型設定

本文中“是否為相對貧困老年人口”是一個二分類變量，故使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具體模型如下：

(1)

式(1)中，LogitP為老年人口相對貧困概率；X1至X12為解釋變量，分別為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狀況、是否從事經濟投資活動、參與社交活動狀況、是否擁有養老保險、是否有政治參與行為；β0為常數項；β1、β2…β12為系數，μ為殘差。

3.變量定義

因變量為是否為相對貧困老年人口，選項為“是”與“否”，1=是，即相對貧困老年人口；0=否，即非相對貧困老年人口。

表1 變量的定義及賦值

自變量選取個人層面因素、經濟層面因素、社會層面因素以及政治層面因素。個人層面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經濟層面因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是否從事經濟投資活動；社會層面因素包括參與社交活動狀況、是否擁有養老保險；政治層面因素包括是否有政治參與行為。各變量的具體說明如表1所示。

四、結果分析

1.老年人口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中可以看出，是否為相對貧困老年人口的均值是0.406，表明相對貧困老年人口約占總樣本的40.6%。樣本中老年人口的年齡多在60-69歲的年齡段；老年人口男性占比47.6%，女性占比52.4%；約73.9%的老年人口有配偶；約61.4%的老年人口的戶口類型為農業戶口；約5.6%的老年人口從事經濟投資活動；約80.8%的老年人口擁有養老保險；約56.1%的老年人口有政治參與行為。樣本中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在小學及以下，健康狀況多為一般及以下，多數老年人口的工作狀況為無業或者務農，家庭經濟狀況多在平均水平及以下，大部分老年人口有時或是很少參與社交活動。以上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2.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狀況及構成

如前文所述，本文將樣本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中位數50%的群體視為相對貧困群體。在相對貧困老年群體中，從年齡來看，低齡老年人(60-69歲)的占比最高，這可能是由于數據庫中低齡老年人的絕對數量遠多于高齡老年人所致，因此具體情況還需進一步探討。從性別來看，相對貧困老年人口中男性占比61.67%，女性老年人口在相對貧困老年人口的占比較低，為38.33%。從婚姻狀況來看，無配偶的相對貧困老年人口比例遠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占比為69.71%。從受教育程度來看，絕大多數相對貧困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均為小學及以下，總體受教育程度偏低。從健康狀況來看，相對貧困老年人口身體健康狀況一般，比較不健康的老年人口占多數；從戶籍類型來看，農業戶籍的老年人成為相對貧困老年人口的主要構成，占比90.8%，可見相對貧困老年人口大多集中在農村地區。從工作狀況來看，大部分相對貧困老年人口處于無業狀態或是務農，極少數的老年人在從事非農工作。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約96%的相對貧困老年人認為其家庭經濟狀況是處于平均水平及以下。98%的相對貧困老年人沒有從事任何經濟投資活動，僅有1.58%的相對貧困老年人參與過經濟投資活動。從參與社交活動的狀況來看，大多數相對貧困老年人有時或很少參與社交活動。大部分的相對貧困老年人擁有了養老保險，但是有27.69%的相對貧困老年人沒有養老保險的情況。一半多的老年人有過政治參與行為，且在調查時點的上一次居委會選舉/村委會選舉有參加過投票。以上分析的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

3.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

為探索影響老年人口相對貧困因素的顯著性，本文采取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表4報告了老年人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結果。模型1納入了老年人口的個人層面的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等7個變量。

由回歸結果可知，在個人層面因素上，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對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有顯著影響。其中，與低齡老年人相比，中齡和高齡老年人更易發生相對貧困；男性老年人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比女性老年人口降低44.1%；受教育程度對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影響十分明顯，其中受教育程度為小學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風險概率較未受任何教育的老年人口降低了38.4%，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可能性僅為未受任何教育的老年人口的34.5%，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更是降到了未受任何教育的老年人口的14%；健康狀況同樣也會影響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狀況，身體很健康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風險比身體很不健康的老年人口約降低了一倍；農業戶口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是非農業戶口老年人口的10.2倍；工作狀況為非農就業的老年人口要比無業的老年人口不易發生相對貧困，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是無業老年人口的36.2%；婚姻狀況對是否陷入相對貧困的影響在統計上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表3 相對貧困老年人口狀況及構成

模型2在個人層面因素的基礎上納入經濟、社會及政治因素。就經濟層面因素而言，家庭經濟情況為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遠高于平均水平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風險均低于家庭經濟情況遠低于平均水平的老年人口；從事經濟投資活動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是未從事經濟投資活動的老年人口的46.1%。就社會層面因素而言，很少或有時參與社交活動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低于從不參與社交活動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而經?；蚍浅ｎl繁參與社交活動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可能性高于從不參與社交活動的老年人口；未擁有養老保險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風險比擁有養老保險的老年人口發生相對貧困的風險高出近一倍。就政治層面因素而言，是否有政治參與行為對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口雖然有一定的權利與機會參與政治投票并獲得一定的益處，但這種政治參與行為對他們的影響并不大，不足以改變其相對貧困的狀況。

表4 老年人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考慮到收入是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重要衡量標準，按照收入變量的1%(99%)和5%(95%)水平對樣本數據的極端情況進行截尾剔除，進而重新生成因變量，并對主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表5報告了穩健性檢驗結果，總體而言，估計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說明本文研究結論穩健、可靠。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收入比例法，將樣本中研究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相對貧困線，計算出2015年中國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比例為40.6%，這意味著當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使用中位數法的相對貧困標準進行貧困人口的識別時，老年人口的貧困率將呈上升趨勢，老年人口貧困形勢比較嚴峻。通過對老年人口相對貧困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狀況、是否從事經濟投資活動、參與社交活動狀況、是否擁有養老保險均顯著影響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高齡、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狀況較差、農業戶口、無業、未從事經濟投資活動、沒有養老保險等特點的老年人口更易陷入相對貧困之中。由于年事已高，很多高齡老年人口已經喪失勞動能力，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缺乏充足的經濟收入來源，因而陷入相對貧困的可能性更大；女性老年人口較多從事家庭勞動，較少參與社會活動和工作，缺少獲得社會資源的機會，這導致女性老年人口在晚年缺乏必要的經濟積累和收入保障，因而比男性老年人口更容易陷入相對貧困；受教育程度是影響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重要因素，文化程度較高的老年人口往往退休之前擁有較好的工作職位和經濟收入，一般在退休后也能夠獲得相應的社會資源與退休后的經濟保障，因而相對貧困發生的風險也會低很多；健康狀況同樣是影響老年人口相對貧困的一個重要因素，身體健康的老年人口可以繼續從事勞動活動獲取勞動收入，在其自身沒有患有重大疾病的前提下，醫療支出也會相對較少，家庭負擔較輕，因此其相對貧困發生的概率較低；非農業戶籍的老年人口發生貧困的可能性大大低于農業戶籍的老年人口，這是由于農業戶籍的老年人口主要從事農業活動，很多務農的老年人口沒有充足的經濟收入和較高金額的退休金，因而更易陷入貧困之中；無業的老年人口相較于有固定工作的老年人口來說，即使他們有固定的退休金或是國家最低生活保障的現金資助，也比有固定工作的老年人口少了一份勞動收入所得，更易陷入相對貧困；從事經濟投資活動的老年人口可以依靠現有的經濟財富獲取更多的經濟收益，相較于沒有從事任何經濟投資活動的老年人口，他們更不容易陷入相對貧困；此外，養老保險在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中起了非常大的保障作用，沒有養老保險的老年人口無法獲取穩定的養老金，在自己無法從事勞動活動的時候，養老金則是老人們非常重要的生活保障來源，因而有養老保險的老年人口比那些沒有養老保險的老年人口更不容易陷入生活的困頓之中。由此可見，老年人口自身能力、資源的匱乏以及社會保障的不足均是相對貧困產生的重要原因，而當老年人口的年齡、性別處于弱勢以及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戶口類型、工作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經濟投資活動狀況、社交活動狀況、是否有養老保險等因素的任何一方面存在缺失或不足，都有可能導致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

由于相對貧困涉及的范圍廣，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來衡量相對貧困。本文主要以收入貧困這一維度來測量相對貧困，后續研究將構建適合中國實際的相對貧困指標體系，健全老年貧困人口的識別機制，促進以收入為標準的脫貧政策轉為以低收入老年人口福利為重點的多維度脫貧政策，即包括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質量等在內的多維度的識別。受數據庫局限，本文采用2015年數據分析中國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狀況可為研究2020年后中國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變化提供基礎，以清晰地了解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動態變化。

老年群體是中國當前社會的一大弱勢群體，雖然中國2020年底實現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全面脫貧，但絕對貧困的消除并不意味著貧困會徹底消失。當老年人口在擺脫絕對貧困后，有部分老年人有可能陷入相對貧困，并成為相對貧困治理中的重點難點。有鑒于此，本文建議：

第一，完善老年福利相關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為確保老年人口能夠過上體面且有尊嚴的生活，須有相應的涵蓋收入保障和服務保障的政策和制度，加強法律對老年人口社會福利的支持和保護作用，健全社會福利的政策法規體系。老年群體是一個復雜的群體，盡管所有群體都需要基本的社會保障，但不同的人群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有所不同，老年人口的貧困具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老年人口很難通過自身的努力擺脫貧困。因而，社會保障的兜底作用尤為重要。在制定社會保障兜底政策時，應將高齡老年人、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或因其他不可控因素致貧的老年群體納入社會保障范圍，實行全面的幫扶，有效防止和減少返貧。

第二，加大全生命周期人力資本的財政支出。老年人口貧困的發生更多與其晚年階段之前的生活早期狀態有關，而不僅僅是晚年階段突發的結果。老年人口人力資本的匱乏是其應對晚年生活風險能力較差而陷入相對貧困的重要原因。很多老年人在其生命歷程的早期由于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專業的知識技能學習，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導致其在整個生命歷程中積累的經濟和社會資源較少，無法保障其晚年生活需求。因此，從長遠考慮，政府應加大對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投入，如兒童期、成年期的人力資本投入，除了學校教育外增加職工再教育和職業培訓等，以提高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獲得較好的工作機會和經濟收入，增強抵御晚年生活風險的能力，從而預防更多的人在老年時期陷入相對貧困。而對于已經陷入貧困的老年人口來說，通過自身能力無法擺脫貧困時，則需要通過政府的幫扶來干預老年人口的貧困，使其不因經濟的困境而惶惶終日，能夠安享晚年生活。

第三，加強公共衛生建設及其投資力度。很多老年人口的衛生健康意識薄弱，長期不健康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容易造成疾病的產生，在無法得到及時診斷和醫治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演化為重大疾病，為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造成極大的經濟負擔。這就需要政府不斷加強對老年人口環境衛生、飲食習慣、日常保健等方面健康知識的宣傳，幫助貧困老年人口改變其不良生活習慣，提高自身的疾病預防意識，防止小病拖到大病。還需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方面的財政支出，逐步改善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一方面可以減少因病致貧的人數，另一方面又可以預防老年人口重返貧困。

第四，促進城鄉的統籌均衡發展，擴大公共服務覆蓋范圍，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農村和城鎮老年人口陷入相對貧困的風險差距較為懸殊的重要原因是城鄉之間資源財富分配不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因而，要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強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城鄉對接，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標準統一、制度并軌，以減少城鄉之間老年人口的相對貧困差距。

第五，完善基本養老保障制度并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根據不同老年人口的年齡、自理能力以及收入和養老服務需求狀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努力實現城鄉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均衡發展。同時，建立養老保障待遇動態調整機制，養老保障待遇還需根據工資、物價與需求的變化，及時予以調整。

第六，鼓勵支持老年人口參與社交活動，提高老年人口的社會參與程度。社區應開展適宜老年人口的社交活動，鼓勵老年人口積極參與，以提高老年人口的社會交往和生活質量，發揮鄰里或社區在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積極作用。還需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宣傳作用，在社會倡導“老有所為”的理念，提升政府、社會、家庭及老年人口自身對老年社會參與重要性的認識，積極營造老年社會參與的良好氛圍。同時，加大對老年社會組織和相關機構的培育支持，進一步發揮其積極功能與作用，拓展老年人口的社交活動以及老年再就業等社會參與渠道?？傊?，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下，依靠任何單方面的力量不能有效解決老年人口的貧困問題，需要個人、家庭、社會、市場、政府等多方面共同合作，從貧困個體出發，關注其經濟、社會、政治層面的致貧因素，制定系統的社會政策，積極應對并有效治理老年相對貧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