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受損經歷對公民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

蔡 嫻 朱玉蓉 楊錦秀 王化榮

一、引言

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是實現政府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是國家政治體系存在、穩定及發展的重要前提，對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1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全面推進基層政務公開標準化規范化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54號)，進一步提出著力加強基層政務公開標準化規范化建設，推進辦事服務公開標準化?；鶎诱展_的進一步建設保障了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然而部分領域仍出現了政府信任危機〔1〕。為什么深化“放管服”改革后政府信任危機依然存在呢？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解釋是：隨著基層政務標準化，公民與政府權威機構接觸的經歷增多，在與政府各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公民獲得的個性化體驗會直接影響其政府信任度。

心理學研究表明，經歷會對一個人的認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就個體而言，建立在知識和個體經歷基礎上的認知能力是認知信任發生的主要依據，而個體與他者的情感關系主要影響了情感信任的發生〔2〕。個體經歷是個體在信任傾向上存在差異的因素之一〔3〕，政府信任作為信任的一個分支，必定受到個人經歷的影響。制度論視角下，自身經歷和認知能力對于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政府信任是公民和政府在互動中建立和變化的，尤其是公民同政府交往的挫敗經歷往往會對政府信任產生較為明顯的負面影響。公民對于政府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個人體驗獲得的〔4〕，公民的個人屬性、個人經歷和文化心理與差序政府信任之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關性〔5〕。那么，公民在和政府部門的互動過程中的權益受損經歷會不會影響政府信任呢？而且，個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整個生命歷程累積的經驗認知不斷調適，那么權益受損經歷是否也會對政府信任產生累積效應呢？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采用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從微觀層面考察了權益受損經歷是否影響公民的政府信任，并考察了權益受損經歷與政府信任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劣勢累積效應。與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首先，本文利用中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微觀個體數據，綜合探討權益受損經歷對于公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其次，本文將權益受損經歷對于公民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分為總體效果和具體效果：有無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產生總體性影響，不同權益受損經歷對于政府信任的邊際作用效果存在差異性。最后，利用劣勢累積理論，探討了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影響的劣勢累積效應。

二、文獻綜述

關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學術界主要有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兩個相近的概念。一種觀點認為政府信任屬于政治信任，是政治信任中的一個重要維度。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對具體政府機關的信任，即對政府政策、行為與產出的信賴情況，要求政府施政理念與行為需符合公共利益〔6〕；而政治信任是與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支持度相聯系〔7〕。李連江(2012)指出，政治信任有兩個重要維度，一是對現任政府以及在任政治權威的信任，一般稱為政府信任；二是對政府體制和政治制度的信任，一般稱為政體信任或政制信任〔8〕。另一種觀點認為政府信任就是政治信任，指公民對政府或政治系統的運作產生出與他們期望相符的信心或信念〔9-10〕。因此，政府信任是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如果公民對政府精英制定的政策感到滿意，那么政府信任將會產生〔11〕。本文采用“政府信任是政治信任的維度之一”這一觀點，并且只討論政府信任。

自Easton(1965)通過對美國政治生活系統分析提出政府信任相關內容開始〔12〕，政府信任成為了信任研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關注。一些學者通過經驗調查數據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得出制度是決定政府信任度的最主要因素這一結論〔13-14〕，這一研究脈絡逐漸形成了政府信任研究中的“績效論”。20世紀90年代后，關于政府信任的研究開始和社會資本理論密切相關，Putnam(1994)通過研究意大利地方政府績效與社會資本關系，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信任、市民組織和社會網絡對于政府績效的影響機制〔15〕。一些早期的研究認為，制度主義化的績效論比社會資本論更有說服力〔16〕，已有的實證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一觀點〔17〕。而有關政府信任的實證研究表明，績效論和社會資本論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關系〔18-20〕。

作為社會事實的信任，其本質在于一個人在面對社會復雜性增大或社會自身發生巨大變化時所表現出來的對既往時空中依賴對象的控制傾向，以便可以照常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各種風險〔21〕。心理學研究認為，個人的切身體驗對于其社會認知有著重要作用，個人早期經歷與成年后的行為密切相關，對個體成年后的認知能力和行為有著長期的影響〔22-23〕。近年來，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研究也逐漸認識到，個體經歷通過塑造影響個體的社會觀念，會影響社會互動后果和經濟行為〔24〕；而微觀文化理論傾向于研究個人社會化經歷的差異，因為社會政治之間以及社會之間政治信任的重大差異是這些差異的來源。Schoon等(2011)通過大樣本討論有關政治信任中個體差異的起源的問題，發現政府信任是由社會制度的早期和晚期經驗共同決定的〔25〕。劉桂花等(2014)通過文獻梳理提出了政府信任形成機制的理論模型，指出政府信任的雙方關系特征包含“交往經歷”“信息公開”和“對公務員的信任”三個因子，城鎮居民與政府交往其實質就是與公務員之間的人際交往，城鎮居民與公務員之間的人際信任會轉化為對政府部門的信任〔26〕。更有學者進行進一步研究指出，一個人的切身體驗對于他的社會認知有著重要作用，權益受損的經歷會對政府信任產生直接性影響、傳播性影響和歸因性影響〔27〕。

基于對已有文獻的回顧與總結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雖然在日漸深入，但主要聚焦于部分群體的個人行為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基于調查數據研究權益受損經歷與政府信任關系的實證研究相對較少。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于提升政府信任度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在政府執政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公民的權益受損經歷是否依然影響政府信任，甚至造成政府的權威流失，該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挖掘與探究。

三、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與說明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負責實施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6年的全國調查數據。CFPS數據利用了科學的抽樣技術及調查方法，覆蓋了中國大陸25個省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目前已經被廣泛使用在各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之中。由于研究政府信任問題，本文將樣本限定在年齡不低于16歲的成人問卷部分。

2.模型設計

由于本文選取的CFPS數據中對于政府信任的評價數據經過處理后存在排序性質，屬于有序數值，若使用普通的OLS回歸會將排序視為基數情況來進行處理，可能影響估計結果的準確性。鑒于此，本文將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來分析公民個人的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模型設定如下：

PTi=F(α*Experiencei+β*Controli+εi)

其中，PTi為被解釋變量政府信任，Experiencei為解釋變量權益受損經歷，Controli是控制變量，F(·)為某非線性函數，具體形式為：

μ1<μ2<μ3<μ4為截斷點點，均為待估參數。

3.變量選擇

(1)政府信任。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公民個人對政府的信任，用PT表示，主要使用個人對于政府工作的績效評價來衡量，這也是已有研究中常用的衡量方法之一〔28-30〕。該變量是基于“您對去年本縣/縣級市/區政府工作的總體評價”這一問題構造的，對政府工作的總體評價選項分為“有很大成績”“有一定成績”“沒有多大成績”“沒有成績”“比之前更糟了”五項，為了研究需要，對各個選項進行數值編碼，其中，“有很大成績”賦值為“5”，“有一定成績”賦值為“4”，“沒有多大成績”賦值為“3”，“沒有成績”賦值為“2”，“比之前更糟了”賦值為“1”。同時，本文利用個人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度進行穩健性檢驗，來自于問題“您對本地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能打幾分”，采用0-10分的打分評價，其中0表示非常不信任，而10表示非常信任。

(2)權益受損經歷。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權益受損經歷指的是公民到政府部門所遭遇的不愉快辦事經歷，用Experience表示。對于權益受損經歷的衡量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表示是否有權益受損經歷，為二值虛擬變量，基于原問卷中的“受到政府干部不公”“與政府干部發生沖突”“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及“是否遭政府不合理收費”四個問題來構造，為二值虛擬變量，若有一個問題回答為“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第二層次的變量衡量公民的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計算公民受到政府干部不公、與政府干部發生沖突、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遭政府不合理收費這四種權益受損經歷的總種類數，取值為0，1，2，3，4。

(3)控制變量。已有研究表明，互聯網使用〔31-32〕、社會信任度〔33-34〕、腐敗問題認知〔35-36〕、生活滿意度〔37〕、戶籍〔38-39〕、性別〔40〕、年齡〔41〕、教育程度〔42〕、收入〔43-44〕、宗教信仰情況〔45〕、婚姻狀況等因素能夠對個體政府信任度產生影響〔46〕。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對這些因素進行了相應控制。

互聯網使用(Internet)。本文互聯網使用這一變量表示是否使用互聯網，分為移動設備上網和電腦上網兩種，基于原問卷中的“是否使用移動設備上網”和“是否使用電腦上網”兩個問題來構造，為二值虛擬變量，若有一個問題回答“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社會信任度(Social Trust Degree，ST)。CFPS調查詢問了受訪對象“對于陌生人的信任度”，我們將回答選項的數值作為被訪對象的社會信任度大小，作定序變量處理，該變量取值為0至10，0表示非常不信任，10表示非常信任。

腐敗問題認知(Cognition of Corruption，CC)。該變量使用受訪者對我國政府腐敗問題嚴重程度的總體評價進行衡量，是基于原問卷中“您認為政府腐敗問題在我國的嚴重程度如何？”這一問題進行構造，被訪者回答的結果為0-10之間的數值，0代表該問題在我國不嚴重，10代表非常嚴重。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LS)。該變量是基于原問卷中“您對自己生活的滿意程度？”進行構造，作定序變量處理，取值為1至5，1表示很不滿意，5表示非常滿意。

收入(Income)。調查數據顯示，被訪者收入為0(如在校學生，老人等)占比81.70%，為避免樣本量損失過大，故將全部受訪對象的收入值數值加1后進行對數化處理。

此外，本文還對戶籍(Household Registration，HR)、性別(Gender)、年齡(Age)、教育程度(Educational Level, EL)、黨員屬性(Party Member Attribute, PM)、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 RB)、婚姻狀況(Marital Status, MS)等人口統計學變量進行控制并做了相應的處理。其中，年齡是定距變量，戶籍(城市=1，農村=0)、性別(男=1，女=0)、黨員屬性(黨員=1，非黨員=0)、宗教信仰(有=1，無=0)、婚姻狀況(有配偶=1，無配偶=0)為二值虛擬變量，對教育程度(托兒所=1，幼兒園/學前班 =2，小學=3，初中=4，高中/中專/技校/職高=5，大專=6，大學本科及以上=7，其他=0)這一變量做了虛擬化處理。本文的實證分析均采用STATA13.0軟件完成。

最終，上述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統計信息包括變量的名稱、樣本數、均值、標準差、最小值以及最大值。在剔除無效問卷后，本文的研究樣本總量為30501，樣本平均年齡為46歲，約有50.63%的被調查者為男性，具有黨員身份的樣本約占總數的8.77%，其中，被調查者的總體政府政績評價值為3.4533，處于“沒有多大成績”和“有一定成績”之間。有過權益受損經歷的樣本占總數的20.83%，其中有過“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這一經歷的公民占比最高，達到總數的14.86%，“與政府干部發生沖突”這一經歷占比最小，僅為總樣本的3.94%。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表2匯報了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影響的Ordered Pri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僅研究是否有過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的總體影響效果，第(2)列分析了四種不同的權益受損經歷對于政府信任的不同影響效果。從回歸結果來看，權益受損經歷的系數為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有權益受損經歷的公民政府信任度更低。同理，從第(2)列的回歸結果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發現，有過“受到政府干部不公”“與政府干部發生沖突”“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或“遭政府不合理收費”的公民的政府信任度顯著較低。由此可知，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表2 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影響的基本模型回歸結果

各權益受損經歷分別是“受到政府干部不公”“與政府干部發生沖突”“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遭政府不合理收費”。第(2)列結果顯示，相較于無權益受損經歷的公民而言，這四種不同權益受損經歷的公民對政府信任起著負向作用；而且四種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力存在明顯差異，其中影響程度最大的是“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說明政府相關機構的服務及時性和辦事效率對于公民的政府信任度具有極大影響?？梢?，全面提升政務服務規范化、便利化水平，優化服務改革，為企業和群眾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對于提升公民政府信任度尤為關鍵。為此，國務院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入推進審批服務便民化的指導意見》《關于在線政務服務的若干規定》等文件，明確了規范政務服務事項辦理、優化政務服務流程的一系列基本要求。各級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在線政務提升辦事效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和工作作風，優化公共服務質量，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從而增強政府公信力，提升公民的政府信任度。

在控制變量方面，大部分變量也顯著影響了公民的政府信任，與國內學者們的已有研究結論基本一致?；ヂ摼W使用對政府信任有消極影響，二者呈負相關，這種負相關關系的出現可能與互聯網輿論環境存在負面信息傳播偏好，使用互聯網工具有可能接觸到更多的政府負面信息，甚至是虛假、夸大事實的信息有關。腐敗問題認知與政府信任呈反向關系，說明腐敗問題認知越深刻，對政府越不信任。年齡與政府信任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即年齡越大的人對政府越信任；收入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農村地區比城市地區公民的政府信任度更高；相比普通群眾，具有黨員身份的公民具有更高的政府信任程度。教育水平對政府信任的回歸系數是統計顯著的，這一結果驗證了國外的研究發現——高教育水平者比低教育水平者的政府信任度更高〔47-48〕。

表3 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對于政府信任影響的oprobit回歸結果

2.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

對單一問題的分析有助于深刻了解某一事件或某種經歷的長期性影響，但是容易忽略不同經歷的多重性或共同性影響，而過高地估計了某一項經歷的影響效應〔49〕。當某一個人或群體相對于另一個人或群體的不平等/優勢會隨著時間而增長或累積，這一被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各個領域所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的論述被稱為劣勢/優勢累積理論〔50-51〕。劣勢/優勢累積理論被認為是一種維持甚至擴大不平等的機制，在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廣泛應用，如職業分層問題研究〔52〕、貧困問題研究〔53〕、種族不平等研究〔54〕、健康問題研究〔55〕、犯罪研究〔56〕、教育問題研究和人類發展研究等〔57〕。一般來說，職業分層的研究關注累積優勢過程，而關于解釋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則主要基于累積劣勢過程，這是因為需要重點考察處于不利地位或有不幸經歷會導致怎樣的結果〔58〕?；谘芯恐黝}，本研究借鑒劣勢累積理論的思路，來分析權益受損經歷對于政府信任的消極影響是否存在劣勢累積效應。為探究這一問題，我們將關鍵解釋變量替換為公民的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并將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以分類變量的形式引入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在表3中。

表4 利用政府官員信任度進行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整體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對公民的政府信任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即一個人在過往生活中有過的權益受損經歷越多，他對政府的信任度就會越低。表3第(2)列估計結果顯示，隨著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從1種逐次增加到4種，變量影響系數絕對值呈現梯度上升。公民在接觸政府機構的過程中遭遇權益受損經歷會形成不滿情緒，對其政府信任度帶來負面作用，這種負面作用會隨著公民遭遇的權益受損經歷增加而更加顯著，形成權益受損的劣勢累積效應，劣勢累積程度受到權益受損事件累積程度的影響(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逐次累加時變量系數絕對值的變化值不同)。

3.利用政府官員信任度進行穩健性檢驗

前文分析了權益受損經歷對公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但在不同研究中，政府信任的評價標準也不一致，CFPS2016年的數據提供了受訪者個人對于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因此我們利用公民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度作為政府信任的另一種衡量方式，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探究本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檢驗結果匯報在表4當中，變量的設定方法與前文一致。檢驗結果顯示，是否有過權益受損經歷以及各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在將權益受損經歷調整為權益受損經歷種類數后，結果依然保持在1%的水平下顯著，結論與前文一致，這充分證明了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有負向作用的結果是穩健、可信的。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現有研究政府信任的相關文獻基礎上，選取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樣本數據，實證檢驗了權益受損經歷對公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并從劣勢累積理論視角分析了權益受損經歷對政府信任的累積效應，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有過權益受損經歷的公民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顯著；第二，不同的權益受損經歷對于政府信任的影響作用存在差異化，相對于其他經歷，“受到政府干部不公對待”“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這兩種經歷對于政府信任的消極影響最大；第三，權益受損經歷在影響政府信任的過程中，存在著劣勢累積效應：居民的權益受損經歷越多，對政府的信任度越低。

本文的研究表明，權益受損經歷是影響公民政府信任度的重要變量。從理論層面出發，本研究在實踐層面反向驗證了政府服務水平對政府信任的重要性，公民的權益受損經歷對于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著顯著的負面作用。從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這一發現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公民的權益受損經歷，不僅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政府各部門在執行過程中真正從人民群眾的角度出發，做到為人民服務。結合本文結論，政府應當更加注重服務于民的公民權益問題：一方面，完善政府問責和監督制度建設，各地區政府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關于深入推進審批服務便民化的指導意見》及《關于全面推進基層政務公開標準化規范化工作的指導意見》等相關政策，各級相關部門尤其是基層部門增強辦事操作簡易性，提高辦事效率，不斷優化政務服務流程和提升服務水平，為公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政務服務，減少“到政府辦事被拖延推諉”這種情況的出現；另一方面，完善政府責任體系，健全內外部監督責任體系，確保政府干部在工作中能夠嚴格按規則辦事，對每一位公民做到公正對待，保證機會、權利、過程和結果的平等性，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避免公民遭遇“受到政府干部不公對待”這一權益受損經歷。此外，提升政府公職人員素質，培養公職人員專業能力，確保政府公職人員切實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時刻銘記自身職責，努力做到對人民負責，在為公民提供服務時保持良好態度，樹立良好的人民公仆形象。

最后，本文還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人們的權益受損經歷是多種多樣的，本文關于權益受損經歷的測量是基于問卷數據出發的，因此對于權益受損經歷的測量并不夠全面。第二，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十分廣泛，但是本文并未完全納入分析模型之中，存在遺漏變量的問題。這些問題和局限為未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