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小說中的罪與救贖

李涵

小說的魅力一部分源于小說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距離，所以就閱讀心理而言，敘事作品，尤其是以虛構見長的小說越注意故事性、情節的波折感，越能超越個體的日常經驗，就越容易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在這個層面上，文學作品中常常設計比較驚險的有關罪的場面。遲子建小說也有不少因罪而生發的故事，像《舊時代的磨房》《羅索河瘟疫》《一匹馬兩個人》《酒鬼的魚鷹》等作品里，就將罪作為起承轉合的關節點，以罪鋪展開來，能夠追溯個人經歷與過往，也能夠將庸常生活中個體的處境尖銳化，增加敘述的起伏，因為罪發生的背后往往存在著復雜的糾葛，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遲子建并不是停留在設計犯罪作為故事情節以增加易讀性和吸引力的效果上，更不喜歡“展覽鮮血” ，而是頻繁地從“罪”這一中介嚴肅地深入個體心靈世界，形成了“罪與救贖”小說系列。一方面，遲子建站在罪的承受者的角度，呈現他們因創傷而難以安寧的心靈，并以藝術的筆法探索救贖的方式;另一方面，遲子建也將罪人的行為動機、罪發生后所承受的心靈拷問、以及個體的懺悔納入思考的視閾。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源于遲子建對人性的理解和關懷、對文學力量的追求，因為“罪與救贖”題材的小說，的確更能夠表現“作家對人性復雜性的揭示、對邪惡的鞭撻、對苦難的承擔、對愛和美的拾取” 。

熟悉遲子建小說創作的人應該知道，同沈從文一樣，遲子建在文學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散發著人性乃至神性光輝的人物形象，這源于她把人心的正常、自然、寧靜、美好、健康作為恒久的價值追求。其實，這也是遲子建如此鐘情于寫“罪與救贖”的內在因由，她希望通過文學藝術的方式，進入罪的承受客體和施加主體的內心世界，讓他們已經異化的心靈重新歸于自然。也就是說，這種關注人性之惡、探索人性之復雜，并想要尋求救贖方式的寫作路徑，與遲子建對人性自然境界的追求殊途同歸、一體兩面，都指向作為個體的人的精神建設層面，只不過前者從惡出發，而后者以善為中心。那么本文以遲子建“罪與救贖”題材小說為分析對象，問題指向在于遲子建如何通過罪表現個體的存在處境和心靈狀態，對人性的挖掘達到何種程度，以及當惡與善交織并發生無法避免的張力的時候，遲子建如何把握道德尺度，是否又帶來了局限。

一、心靈創傷與救贖的可能

罪的承受者在經歷意外的變故之后，內心世界遭遇的災難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尤其是比較沉重的創傷，可能會重塑個體的心理、意志。當遲子建選擇這一創作題材的時候，沒有從世俗道德和法律層面去進行評判，也不愿意簡單地認同“善惡有報”的思想，而是完全站在受傷個體的立場，以文學的方式表現因罪造成的創傷對一個人持久、綿長的影響和損害，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遲子建小說中出現的“原諒”情節，并非只是“溫情”的過度表現。同時遲子建也在小說中嘗試尋找能夠讓個體心靈獲得修復的方式，可以用兩組關鍵詞來概括：直面與寬恕、美與寄托。

弗洛伊德認為：“被壓抑的記憶具有破壞性的因素，足以導致個體行為的失序乃至身體疾病?！?個體因為身體、精神的痛苦不想觸及陳舊傷疤，但創傷卻并不會因此消失，甚至可能會深入受害者的潛意識里，創傷愈深，被深埋進潛意識的可能性就愈大。而且被壓抑的創傷還時刻影響個體的行為和生活，就像彈簧，越壓抑反彈越嚴重，兩者之間拉力過大就會造成身體、精神的病癥。遲子建小說就強調了個體在創傷中重新面對過往并進行自我救贖的重要性，讓個體回到創痛深處，在回芻痛苦的過程中面對痛苦，解放被壓抑的記憶，從而重獲內心的寧靜和坦然。長篇小說《樹下》 的主人公七斗先后經歷了母親自殺、被姨夫強奸、鄰居被槍殺后，苦難也沒有終止。七斗不愿提起并試圖忘記這些創傷時，虛無、絕望卻不斷吞噬自己，因為創傷能夠摧毀“人們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間的人與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關聯性和合理性” ，所以七斗的內心時常被虛無感充斥，她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和意義，而死亡就要降臨的時候，身心卻彌漫著舒適，這是一種在長久的心靈疲憊中想要獲得解脫的心理。這種情況下，遲子建讓七斗在夢中完成了重返和自我療救：在夢里，已經去往彼岸的姨母不再刁鉆刻薄、變得溫柔體貼，姨夫也一改狼豺面貌進行了自我懺悔，七斗寬恕了他們。這種潛意識不斷重復，于是七斗多了幾分在現實中生活的勇氣。盡管七斗是在夢中完成了這一切，缺乏清醒的主體意識，但仍然體現了她試圖與過去和解，并進行自我救贖的潛意識，這也意味著七斗在仍然縈繞周圍的苦難中擁有向生的生命韌性?！侗眹黄n?！?以蘆花當下生活的視角展開，她的日常被“紛紛揚揚”的淚水彌漫，繼父不斷出現在噩夢中，這表征了蘆花被過往纏繞住后的心靈狀態。所以蘆花在聽說殺母的繼父自殺后感到痛快，但她的內心卻并不能得到解脫，因為傷痛承受者的內心世界并不因為犯罪者伏法，或者受到懲罰就能夠回歸平靜。遲子建讓蘆花通過夢境、回憶、寫日記，重返過往的歷史場，再次體驗罪惡的發生，但這沒有摧毀蘆花的信念，反而讓她選擇寬恕、涅槃重生。寬恕并非將過去的記憶完全剔除，而是在回返的過程中，將沉重的記憶再次喚醒，但是卻能夠看輕、看淡，對犯罪者不再心懷憤懣，因為“寬恕是一種有意識的決定行為”，能夠“真正克服憤怒和仇恨”。 遲子建曾說：“只有一個充分領略到寒風和大雪的人，才會對爐火有著難以言傳的依戀和崇敬之感?！?也可以說，遲子建的小說就像北國寒冬的爐火一樣，關懷著掙扎于人世間、充分領略到寒風和大雪的痛苦魂靈。

如果僅從世俗道德或者法律的層面上進行判斷，很有可能就將這種遲子建式的原諒行為視作缺少原則的溫情觀使然，有人這樣評價《樹下》：“強奸一個孤苦無依的幼女，如果這樣丑陋的罪惡都可以被原諒，那么寬容的意義又在哪里。這樣由不可思議的寬恕所達成的溫情讓人無法接受，筆者認為遲子建在這部作品中的溫情有泛濫之嫌?！?其實，如果真正能夠站在創傷深重的個體角度立場上，這種原諒行為卻帶有很濃重的悲劇意味。還是以性侵為例。2017年2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由臺灣游擊文化出版社出版，僅兩個月后，作者林奕含自殺身亡。這本帶有自傳色彩的書帶給人們震驚、憤怒，同時也讓人思考，林奕含的立場到底包含怎樣的寓意，因為在她看來，“這是一個關于‘女孩子愛上了誘奸犯的故事” ，而不同意僅僅稱其為誘奸或強暴。這位經受了性侵的作者在小說中運用最優美的文學語言講述少女與強奸者之間的糾纏，從而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被性侵個體心靈創傷的復雜性。小說中的這個身心都還沒有成熟的女孩試圖用“愛”以及對文學之愛來解釋本就畸形的強迫關系，未嘗不是一種潛意識的自我救贖，因為當羞愧、自責、屈辱、無助的情緒不斷制造著困惑的時候，個體潛意識中總會尋找某些理由進行自我生存的保護或者說偽裝。所以說無論是以“這是愛”的謊言來撫慰自己，還是在夢中完成了對歷史的寬恕，都是一種帶有欺騙性的心靈療救方式，但不能否認，療救的外表即使用美好、寬容、懊悔進行了包裝，仍然充滿悲涼與殘忍，因為林奕含完成創作之后選擇了自殺、房思琪最終成為精神病患者、七斗極其坦然地盼望死亡降臨。與性侵造成的創傷一樣，那些經歷殘忍兇殺的個體會在罪惡的余波中產生對人性的懷疑，重新回歸日常的生活就如同幻象一樣不真實，于是個體難以恢復正常情緒投入正常生活。與其沉浸在罪惡與消沉里，不如選擇寬恕，這種寬恕不只是對罪人的寬恕，更是對自我的寬恕，這應當是遲子建創作的出發點?！坝捎谑录恼嫦嗳绱肆钊穗y以面對，創傷患者經常在重建故事的過程中躊躇搖擺。否定現實讓他們感到抓狂，但毫無保留地接受現實似乎又不是常人所能負荷的?！?遲子建的創作表明她正是認識到重返的艱難，才不以常人的思維去讓一個心靈世界已經不夠健全的個體具備必要的道德意識和抗爭意識，因為無論罪人受到法律嚴懲，或是不為人知地繼續生活，還是已經死亡，創傷個體的心理意志已經不同于常人，傷痛已經形成。

心靈上的苦痛對個體而言通常比身體創傷更深入持久也更難愈合。不要放棄在苦痛中重生的努力，是遲子建小說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傳達的一種信念?！霸趦r值上作者首先確立對主人公及其世界（即生活的世界）的立場，而他的這一藝術立場也決定著他在文學材料方面的立場?！?為此，遲子建試圖發現生活中能夠激發這種努力的意象，并用她充滿詩性的語言賦予這些意象以美和寓意，讓它們與受傷個體的心靈交匯，從而激發出奇特的治愈能量。

有論者將遲子建的這種創作傾向稱為制造“審美幻象”：“創傷經驗建構起審美幻象，依靠幻象給創傷經驗的平復提供了重要前提?！?的確如此，遲子建的小說就像是為黑夜航行的船只指明方向的燈塔一樣，指引迷途中的人們在悲痛的時候，去發現、抓住些什么，從而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軌、重獲心靈的自然。一條叫呣唔的狗、年輕女孩子蓬勃的生命力、輕盈潔白的雪花讓蘆花敢于面對沉重;鄂倫春人以及馬蹄的噠噠聲，白卡魯山伐木區冰天雪地的風景、孩子的天真、寂靜的氛圍，在白輪船上與同樣傷痕累累個體的相遇，結婚后世俗生活的踏實感，是七斗在生命歷程中抓住的東西，雖然到最后這些都背離了她，但卻能夠讓七斗從創痛中暫時得到解脫?！冻跨婍憦攸S昏》 中的菠蘿曾經做過一個奇妙的夢，她夢到在黃昏時刻聽到了美妙的鐘聲，這一場景象征著菠蘿內心深處對美好的渴求，正是這份希冀，讓大學時遭遇性侵，進入社會后感受到諸多罪惡的菠蘿仍然踏著輕快的步伐，始終拒絕秩序的規訓，保持那份落拓不羈、追尋自由的魅力?！度荷街畮p》 里，安雪兒遭受強奸，對“凌辱場面的強迫性回憶，以及身體被撕裂的痛楚”，讓她“茶飯不思，以淚洗面，徹夜難眠”，“她恨不能化成一塊劈柴，被人填進爐膛燒成灰”，她把注意力投在不斷地吃上，當一個侏儒捕捉到身體發出的生長聲音時，終于能夠安然入睡?！端麄兊闹讣住?的主人公如雪因生育問題被迫離婚，再嫁后，丈夫又意外被毆打致死，再后來遇到的挖沙男人也因工事完成而離開了，但她用男人們的指甲做成了一幅畫作，成為她永恒的陪伴。黃昏的晨鐘、馬蹄的噠噠聲、鄂倫春人的自由、飄雪、生長的聲音、指甲都承載著救贖的隱喻，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個體本就自覺向美好靠攏的傾向，或者讓個體在苦痛中有所寄托和向往，填充因為創傷而感到虛無的心靈。

遲子建曾經為一盆野草蓬勃的生命力而感動：“當一個人的呼吸，與野草的呼吸融合在一起時，在寒刀霜劍的背后，在涼薄而喧囂的世間，寧靜與超然，安詳與平和，善與慈，愛與美，就會在不老的四季中，纏繞在你的枝頭，與你同在?！?遲子建贊頌生命的韌性、渴望心靈的寧靜，所以也就不難理解，遲子建為什么讓心負創傷的主人公重新面對過往，因為面對的過程，恰恰是個體發揮生命韌性、獲得心靈救贖機遇的過程。遲子建認同這種主動性的舉措，因為無論結果如何，都意味著個體還具有不輕易放棄自我的動人力量。與此同時，遲子建在小說中還用美好的事物滋養個體因創傷而干涸的內心世界，可以是外在的自然風景、聲音、他者的生命狀態，也可以是內在的回憶、信念，這些存在成為面對苦難的力量，成為漂浮不定的寄托，也為自我救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懺悔意識與贖罪

遲子建小說中一再出現“罪”這一母題，創作焦點集中在罪發生之后，罪的承擔者與發起者的存在處境和心靈震動的過程，前者表現突如其來的生活、生命變故對個體心靈造成的創傷，并強調了自我救贖對于個體生命存續、回歸人性自然所具有的價值;相較而言，對后者的關注就顯得更復雜一些。遲子建認為：“法律永遠戰勝不了一個人內心道德的約束力”，“所以我特別喜歡讓‘惡人能夠‘心靈發現”。 也就是說，因為抱有對人性建設的愿景，遲子建并無意構造讓犯罪者接受正義處罰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只能停留在是非善惡的兩極判斷上，而從道德層面出發表現罪人如何“心靈發現”和懺悔，為此小說中的罪人往往承擔著對歷史、社會的批判寓意，或者事件發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盡管個體犯了罪卻仍然有人性救贖的可能，這是研究遲子建這一題材小說需要認識到的基本前提。

罪的類型有多種，與之相對應的起因也林林總總，作家在運用犯罪題材進行創作的時候，

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有的作家純粹是為了書寫人性之惡毒，把罪人當惡人，當然也就不會給惡人尋找任何作惡的理由和借口;有的作家也是要借罪人挖掘人性之惡，但是同時展開罪人靈魂受難、懺悔的一面，只不過并不會尋找相對外在的動因;有的作家則對人的自然本性抱有更高的期待，所以個體的犯罪動機就不一定是完全主動的，外在因素占據了重要的位置。遲子建小說中的罪人類型大多屬第三種，社會問題和歷史洪流常構成罪人行為發生的觸動機制，在此之外，也會訴諸偶然性因素。遲子建介紹中篇小說《晚安玫瑰》時 ，這樣總結趙小娥弒父的原因：“她不幸的根源，更多源自社會，而不是她的出身”，趙小娥處于底層，生活平庸，處處不如意，于是“把所有不平歸咎于私生女的身份上”，在最終找到生身父親之后起了殺意。不過在我看來，成長過程中周圍人的偏見和閑言碎語讓她對強奸犯女兒身份的認知保持著自我存在合理性的深度質疑和惱怒，這或許才是更充分的心理動因。但是，遲子建為個體做出沖動之事設置外在的因素并不是孤例，這表明了遲子建思考的角度和出發點。罪犯告訴徐五婆，之所以殺死了父親，是因為自己下崗后無所事事，酒后與父親起了沖突，才失手釀成苦果（《鴨如花》）;劉志家境過于貧窮，只是想大年夜吃上一頓餃子，才到富戶郭大頭家的倉房偷竊（《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梅紅在革命激情下將父親批斗至死，這包含著歷史災難帶來的個體重荷（《越過云層的晴朗》）;“文革”時期的徐隊長作弄小白蠟，除了誤會外，還有革命時代的思維定式作祟（《西街魂兒》）;繼父將寶墜打傻并不是出自本心，只是一次意外事故（《霧月牛欄》）?？梢园l現，這些人物并不是十惡不赦之人，行為觸動帶有必要的外在動因，通過這樣的設置，遲子建小說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歷史批判力度，但這并不是遲子建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罪人在錯已鑄成的情況下自發產生懺悔意識，證明人性還存在著不可磨滅的光輝，這種對人性的挖掘和拯救才是可貴的。

懺悔是指個體對自己的行為產生了愧疚之意，并自覺進行悔過。懺悔意識在遲子建早期小說中曾初露端倪，但這時的懺悔是作為反思的對象?！兜教幦碎g煙火》 中，每年臘月二十九，祖母會拿出祖傳的鞭子來訓斥孩子，讓孩子懺悔自己做過的錯事，但遲子建微妙地指出威嚴、恐嚇之下的約束具有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其實，真正的懺悔是個體自由意志的行為，而非外在權力、世俗壓力下的妥協和反省。一旦外在力量占據了主導地位，懺悔的發生就不是心靈深處震蕩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懺悔是自我良知的發現：“良知的召喚使得責任成為使命，這個使命不在心靈之外，不是他人或權威耳提面命來告訴我們說，必須做某事，而是內心深處存在一個聲音，我們有能力傾聽到它，它是我們的使命?！?就是說懺悔需要生發于個體內心深處，而不是因為世俗道德的譴責或孤立，也不是因為權力的威嚇作用。罪犯越獄后不想遠走高飛，只想到父親墓前懺悔，再接受應有的罪罰;劉志為自己的偷竊行為感到可恥，于是剁掉了自己的三根手指;梅紅遠離家鄉，以孕育的方式贖罪;徐隊長在小白蠟死后自責不已，形體也消瘦枯萎了;寶墜的癡傻讓繼父終日以淚洗面、抱悔而終。在這些小說中，懺悔意識都是個體在沒有外力作用下萌生的，是個體良知的覺醒，但是這個萌生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個體內心是否經歷了掙扎、怎樣掙扎卻不是遲子建創作的重心，因為限制性的敘述人稱、方式的選擇將這樣一個重要的部分變成了小說的后景。

缺乏靈魂深處的對話和震顫就會顯得罪人的自我懺悔過于果斷和干脆，而“文學作品表現的懺悔，雖然也強調良知的絕對責任，但它并不絕對譴責個人，同時它表現內心沖突的過程比達到一個結論更重要?！?從這一點來看，《晚安玫瑰》 相較而言達到了更高的層次，這主要歸功于小說采用了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那么懺悔的發生變成了內心緊張、沖突、矛盾后的產物，人性的復雜也就能夠得到更深刻的表現。趙小娥在決定復仇后設想了諸多殺人計劃，最后選擇了最能保全自己的方法，雖然設想完美，但真要將父親推入江中的時候卻喪失了行動力：“可不知久坐的緣故還是驚恐，我的腿打著哆嗦，挪不動步?！边@表明趙小娥在實行復仇計劃時，下意識里還是處于一種猶豫的狀態，如果她下定決心就很有可能直接奔沖過去，畢竟她已經演練了多次，但是當父親追溯過往的時候，她竟覺得找到借口能夠坐下，因為她已經站不住了。間接促成父親的自殺后趙小娥陷入了良知的問詢，她成了她自己的審判者，處于靈魂的掙扎之中，一方面她為自己辯護，在內心深處拒斥“罰”的發生，因為父親是強奸犯，奸污了母親，并給自己帶來了終生的“原罪”與屈辱感，所以她并不認為自己有罪，父親理應受到懲處。這種拒斥看似是想要同自己和解，實際上卻難以和解，因為良知的力量又不斷讓她神思恍惚，心靈在激烈沖突中逐漸分裂。

可以說，《晚安玫瑰》在主題深處的寓意與19世紀經典文學《罪與罰》有些許相通之處，因為兩者都包含著罪與非罪、正義與良知的沖突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在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之后經受“精神苦刑”，從而拋出了多個有著矛盾張力的話題：社會正義與個人良知、“超人”理論與人道主義、救贖與宗教精神。但陀氏的深刻主要還是在于他把重心放在主人公異常狀態下的心靈奔突上，因為主人公用他自己制造的一套理論抵抗世俗法律所代表的公平、公正的同時，又的確陷入了心靈的痛苦中，就如魯迅的評價：“他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能夠發現，當作家立足于作為個體心靈的維度來呈現“罪”的時候，就抓住了一個能夠真正進入文學世界的法門。比較可惜的是，遲子建選擇了中篇的體量，而心靈的矛盾和受難也只是占據了很小的篇幅，不過正是這很小的篇幅，顯示了遲子建在罪與罰之間觸及人性深處的潛能。

懺悔之于中國歷史與當下，都不屬于主流的在場性存在。李建軍這樣評價：“中國正統文化從來就缺乏成熟的懺悔倫理和自覺的懺悔習慣?！?傳統儒家文化認為個體應當把握此岸世界而不是向往彼岸世界，這種強調入世哲學的文化傳統讓個體更為注重此在的生活和快樂，而缺乏超越性的懺悔意識。而在當下這個被現代市場經濟重塑的中國，個體越來越看重自我利益和滿足，人際關系逐漸冷漠、疏離，謙虛都時常被揶揄、調侃，更遑論懺悔。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遲子建將懺悔意識的生發視作個體回歸自然人性的必然路徑，正是對懺悔意識的認同和強調，也是遲子建小說重要的價值品格。

三、回歸人性自然

遲子建出生于中國的極北之地漠河，在這個一年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冬天的北極村，遲子建度過了她寂寞卻不孤單的童年。這里雖然天寒地凍、人煙寂寥，但是有冰雪覆蓋的壯美與蒼茫，有漫山遍野的醉人都柿，有神秘而壯闊的魚汛，有浩浩蕩蕩的跑冰排，有原始而豐饒的山林，有大自然中渺小而又溫暖的世俗人情，有親自拖回的燒柴燃起的熊熊爐火，有爐火邊的神話故事等等。極地的自然與自然的極地滋養了遲子建的心靈，也成為遲子建生命觀和文學創作的重要啟蒙：“我對文學和人生的思考，與我的故鄉，與我的童年，與我所熱愛的大自然是緊密相連的”，“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現實規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靈之光包圍的人，那是一群有個性和光彩的人。他們也許會有種種的缺陷，但他們忠實于自己的內心生活，從人性的意義來講，只有他們才值得永久地抒寫?！?由此可見，“自然與人”是遲子建小說的重要母題，同時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遲子建小說中塑造了如此多具有靈性生命的人物形象，像生活方式原始的鄂倫春人、鄂溫克人，還未經社會文明改造的兒童、少年，因智力障礙別有一套思維方式的傻子，都是遲子建因著這種生命理想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

從這些形象中能夠解讀出兩點含義：第一，現代文明對個體自然天性的改造和約束，遲子建持有質疑的態度;第二，遲子建認同“性本善”思想。這兩點意味著遲子建對自然人性的期許，即遲子建強調個體生命的本真狀態，這種本真狀態是美與善的。在這樣的生命理想、創作觀、價值觀的影響下，遲子建涉足“罪與救贖”領域的時候，便側重于因罪而迷失本真的個體，他們心靈上的罪得到洗刷、創傷得到療救的必要意義和途徑，也可以說，這是遲子建為處于迷途中的個體提供返還心靈的自然、寧靜所創作的啟示錄。當遲子建開始進入創傷個體的心靈世界的時候，就將道德、法律評判擱置，站在個體是否能夠以及如何獲得自我救贖的立場上;而當遲子建進入罪人內心世界的時候，也愿意傾聽個體懺悔的聲音，給他們救贖的機會。這種文學創作傾向與遲子建理想人性的建設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寫罪發生后個體的人性救贖與塑造靈性生命的價值旨歸是一致的，都指向人性的自然。

創傷個體、罪人的心靈救贖，雖然都是遲子建關注個體精神建設而書寫的主題，但兩者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尤其從道德層面上來看，前者能夠占據道德的高點，但后者就很容易引起爭議，尤其是涉及“弒親”“殺人”“性侵”這類性質十分惡劣的罪行，因為面對這類沉重話題的時候，人們的情緒和道德意識就顯得格外激烈和嚴苛?！叭丝偸窍Ｍ澜缰猩婆c惡是明確區分開的，因為人有一種天生的、不可遏止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這就意味著，當這樣的罪人于內心深處產生懺悔意識的時候，原諒還是不原諒的道德問題就變得很棘手。當然，文學的魅力在于它常常擺脫習慣、經驗，給人們呈現一個開放性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可能性要大于必然性，事物的多面引發人們的思考，而不只是為了做出是非善惡的最終決斷。所以，遲子建在小說中書寫這種極端現象的時候，罪與罰之間會產生更大的張力，給予人們思考人性復雜性的空間，比如《群山之巔》中的唐眉，她因為嫉妒而毒害了自己的同學，這是人性之惡，而她同時也將自己打入了地獄，并決定用自己的一生來贖罪，又表明人性之善還沒有完全泯滅。不過，遲子建受到人性本善的影響，作為“隱含作者”的敘述態度有時就過于理想主義，打破了罪與罰的基本道德尺度，從而帶來了一些局限性。

《蒲草燈》這篇小說很特殊，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這種敘事選擇對于表現主人公內心世界是有優勢的，遲子建抓住了這一點?！拔摇睔⑺懒俗约旱钠拮雍臀寰撕箝_始逃亡，路途中備受屈辱、恐懼的煎熬，眼前浮現血腥的場面、夢里死去的人又回來哭訴、無方向的奔跑、傻笑停不下來、時常小便失禁，這些都在折磨著“我”?！皼]人追捕我，可是我下意識地總是要逃跑?！薄拔矣绕洳桓以谠鹿庀驴醋约旱挠白?，它總會讓我冷汗頻頻?！薄芭芾鄣臅r候，我坐在地上，會不由自主地嘻嘻笑上一刻。越笑，我就越覺得寒冷?？晌铱刂撇涣俗约旱男β暳??！边@篇小說的特殊之處除了人稱的選擇外，還在于遲子建沒有像其他作品一樣，給“我”尋找外在的殺人理由，“我”完全是出于受到背叛后產生的嫉妒、怨恨情緒影響，并且是有目的地殺人。雖然遲子建隱含作者的身份主要專注于“我”犯罪后的心理發展過程，沒有直接表露出對“我”的同情，但“我們對隱含作者的感覺，不僅包括所有人物的每一點行動和受難中可以推斷出的意義，而且還包括它們的道德和情感內容?！?那么當設置的另外兩個人物——駱駝和五舅母，他們的忍讓、寬容讓“我”頓時感受到自己的罪惡，還是表明了隱含作者對人性的寬容理解以及對心靈自然的強調。只不過，這種頓悟式的轉折和決定以死來換取最后平靜的做法，還是顯得過于突兀和容易。

如果說《蒲草燈》中“我”的塑造還意味著遲子建平衡了罪與罰的天平，那么美奴、陳東和辛欣來 的塑造則傾向于一種失衡：遲子建偏向理解罪人，呈現引發罪的外在原因，而不是強調個體應當背負的道德罪責。尤其當這種敘述態度面對的是有意識、有目的的犯罪個體的時候，就讓小說在善與惡之間的界限、轉換變得模糊、輕飄。處于青春期的美奴對瘋癲母親與白石文老師之間的曖昧關系感到焦慮而痛苦，于是夜里有計劃地將自己的母親推入江中。這一過程，隱含作者側重于書寫引發美奴謀殺的外在推動力量，比如難聽的閑言碎語、與同學的矛盾和沖突。雖然美奴告訴白石文自己是一個有罪的孩子，看似具有了懺悔意識，而且美奴最后成了孤兒，但這初步的良知喚醒以及最后的悲慘境遇也難以讓人產生對美奴的同情。十九歲的陳東因看到小暖和他人的茍合而備受性欲折磨，于是三次實施強奸，最后一次被抓入獄?！霸u定一篇小說就像了解一篇小說一樣，必須把那種用來體現主題的技巧也考慮進去?！?隱含作者通過宋師傅把陳東犯罪的原因歸結到住進了“泥霞池”那樣混亂的地方，又設置了小暖的原諒和自責，盡管陳東在監獄里從內心深處幡然醒悟，但他的悔悟不是意識到對他人造成了什么傷害，而是覺得性愛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自己強奸女性是愚蠢的。這樣一來，隱含作者的敘述態度就將敘述重點轉移到外在環境上來，而不是個體本身的欲望、良知之間的沖突上，那么也就消解了罪與罰應該具備的真正內涵?！度荷街畮p》的第一章“斬馬刀”以辛欣來弒母、強奸作為結尾，但隱含作者讓這樣一個角色承擔了歷史、社會批判的責任。能夠發現，把“文革”造成私生子命運的坎坷、社會不公、公安局的暴力執法作為辛欣來犯罪背后原因時，就遮蔽了個體的道德問題。不能否認，隱含作者借安平已經表明了立場：辛欣來是一個“靈魂徹底腐爛”的人，不過，辛欣來的心靈腐敗，并不是社會、歷史問題就可以概括的，憤怒、欲望、嫉妒這些人性的陰暗因素沒有得到更突出的表現。

總而言之，這種現象的產生還是源于遲子建對人性善惡的態度，她說：“我從來沒見過猙獰的鬼，卻遇見過猙獰的人?！?但她也說要把“一個丑惡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的美挖掘出來” ，“寫人性在惡中，像祈求月亮一樣地向往善，領受它的光明，對我來說是心動的?！?遲子建深知人性惡的一面，也并不否認人性的復雜，不過她并不放棄人性，她試圖寫出人性歸于美、善、本真的可能。王彬彬曾經提出作家對待人性丑惡和人類生存狀況的卑污的三種態度 ，遲子建就屬于第二種：“面對這種現狀痛心疾首，苦苦探索著這種現狀能否被改變以及怎樣才能改變”。這樣的敘述態度表明了遲子建對人性向善、向美的期望值，不放棄任何個體獲得救贖的可能性。所以就算寫到辛欣來這種心靈已經徹底腐敗的人物，遲子建還是認為社會、歷史問題是罪惡的根源，但是問題是罪與罰的真義，不在于是什么引發了罪，不在于是否能夠獲得他者的原諒，而在于個體良知的真正喚醒，對罪的真正的道德體認，以及自發與持久的懺悔意識。

四、結語

能夠談到“罪”的領域很多，也存在專門的犯罪學學科，而罪之于文學而言，是可以很好地進行利用的故事素材，但是“一旦小說放棄它的那些主題而滿足于講述故事，它就變得平淡了” 。那么從創作早期“罪”作為小說中的關鍵情節開始，遲子建時常將目光投諸圍繞罪而生發的創傷與治愈、心靈懺悔、救贖方式等方面，的確抓住了文學應當深入“罪”這一領域的觀照角度，因為這些涉及罪發生后個體產生的心靈震蕩。遲子建能夠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現實世界中，保持自身精神和創作的獨立與自足，通過“罪與救贖”題材小說執著地去探索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展現他們的傷痕、痛楚、罪罰、欲望、懺悔，并通過藝術的筆法探索救贖的方式，以期完成自然人性的回歸與建設，這種創作與努力在當下這個娛樂至死、金錢至上、欲望本位的社會，在眾多迷茫困乏、空虛無力、焦慮浮躁而難尋出路的個體面前，無疑是重要的。

遲子建曾經寫過三篇關于“洗澡”的小說，洗澡除了洗凈身體外，還象征著洗凈心靈上的鉛華、塵垢、痛楚;進入澡盆，就像“置身母親的子宮，可以回到人類的童年”，重新獲得心靈的本真狀態，但遲子建也承認：“你努力洗掉的塵垢，在某個時刻，又會劈頭蓋臉朝你襲來。但無論如何，我依然會懷揣著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欣賞暴雨后天空那遼闊的晴朗?！?這意味著遲子建對個體心靈回返自然懷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毅力和樂觀，雖然這種理想主義有時會讓“罪與罰”之間的張力難以承受道德的拷問，但是“罪與救贖”題材小說還是顯示了遲子建進入個體內心世界的才能，也顯示了一個作家嚴肅的創作立場和關懷個體生命的創作追求。

作者簡介：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注釋】

遲子建：《失去了“熱血”，作家還剩下了什么》，《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3期。

遲子建：《作家的那扇窗》，《鎖在深處的蜜》，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頁。

[以]阿維夏伊·瑪格麗特：《記憶的倫理》，賀海仁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

遲子建：《樹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美]朱迪斯·赫爾曼：《創傷與復原》，施宏達、陳文琪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頁。

此后未加注釋的小說文本都來自201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遲子建短篇小說編年和201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遲子建中篇小說編年。

[以]阿維夏伊·瑪格麗特：《記憶的倫理》，賀海仁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頁。

遲子建：《火爐閑話》，《光明于低頭的一瞬》，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

王曉艷：《遲子建小說中的罪與罰》，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林奕含于2017年4月19日接受專訪視頻。

[美]朱迪斯·赫爾曼：《創傷與復原》，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頁。

[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曉河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302頁。

張良叢：《創傷的言說：遲子建小說中創傷型人格探究》，《北方論叢》2016年第1期。

遲子建：《晨鐘響徹黃昏》，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遲子建：《群山之巔》，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

遲子建：《他們的指甲》，《燉馬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野草的呼吸》，《遲子建散文系列·總序》，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

文能、遲子建：《暢飲“天河之水”——遲子建訪談錄》，《花城》1998年第1期。

遲子建：《時間之河的玫瑰》，《鎖在深處的蜜》，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頁。

遲子建：《到處人間煙火》，《遲子建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頁。

劉再復、林崗：《罪與文學》，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112頁。

遲子建：《晚安玫瑰》，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

魯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頁。

李建軍：《懺悔倫理與精神復活——論懺悔敘事的幾種模式》，《小說評論》2006年第6期。

遲子建：《寒冷的高緯度——我的夢開始的地方》，《鎖在深處的蜜》，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8-69頁。

[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9頁。

[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8-69頁。

分別是《岸上的美奴》《泥霞池》和《群山之巔》中的人物形象。遲子建：《泥霞池》，《北京文學》2010年第6期。

[美]克林斯·布魯克斯、羅伯特·潘·華倫編：《小說鑒賞》，主萬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頁。

文能、遲子建：《暢飲天河之水——遲子建訪談錄》，《花城》1998年第1期。

張玲、遲子建：《要把一個丑惡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的美挖掘出來——遲子建訪談錄》，《山花》2004年第3期。

遲子建：《罪惡，一樣抵達鳥語花香之地》，《北京青年報》2015年2月6日。

王彬彬：《殘雪、余華：“真的惡聲”？——殘雪、余華與魯迅的一種比較》，《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1期。

[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7頁。

遲子建：《靜止航行的船》，《遲子建散文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