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武威藏《康公生祠記》考釋兼論晚清民初西北士紳階層*

張舜璽

（1.湖州師范學院 浙江湖州 313000）

所謂祠堂，按照清人趙翼的考訂，“官吏有遺愛，既沒而民為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淞⒂猩粽?，《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蓋已開其端?！倍魟t是對在世者建祠以作紀念，“孝文時，（欒布）為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谑菄L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壁w氏認為燕齊之民為欒布立社是生祠的開端?！肮倮粲羞z愛”，當地人們才會為其立祠，當然也有例外情況，如明朝諸官民為宦官魏忠賢立生祠則另當別論。

甘肅省武威市雷臺漢文化博物館（圖十一）藏一方碑刻——《四等嘉禾章國務院存記簡任職武威縣縣長康公生祠記》（圖四），簡稱“康公生祠記”，是國家三級文物，寬80厘米、高263厘米、厚17厘米，共1179字。此碑乃武威百姓為循吏康陶然所立。從碑文內容來看，該碑系武威縣民眾感念康陶然為民請命、奔走呼吁豁免更名地糧賦而立。從中可以窺探當時社會概貌以及康氏貢獻。

1 康陶然其人

康敷镕，字陶然，四川南屯（今四川省西昌市）人，出生于一個小手工業家庭，早年師從巴蜀文壇領袖之一的劉景松學習經史，后隨族人入青海謀生，并在丹噶爾城（今青海省湟源縣）定居下來。光緒十九年（1903年），康敷镕中舉，候補職闕，后轉官青海，任青海丹噶爾廳同知?？捣箝F剛到任，流行于西寧、丹噶爾一帶的“黃表會”以“掃清滅洋”為口號，于農歷六月一日晚在西寧西川攬隆莊起事，首領李旺等率領會眾向丹噶爾進發?？捣箝F立即做出應對，召集城內官兵加強防備，并向西寧總兵求援，昭武軍統領馬福祥率兵會同康敷镕鎮壓了這次民變，穩定了丹噶爾政局，避免了社會動蕩。

康敷镕主政丹噶爾廳期間，維護社會安定，發展貿易，積極推動文教事業，聘請當地著名文人楊治平主持編修《丹噶爾廳志》；同時對青海各地實地調查，為后來編纂《青海志》《青海地方志略》《青海調查事略》奠定了基礎，這三部志書也成為后世研究青海歷史的重要方志依據。民國二年（1913年），丹噶爾廳改為湟源縣，康敷镕留任丹噶爾縣長，不久便調任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任職武威縣長期間，他關愛民生疾苦，促經濟興教育，多有政績，免除更名地糧賦就是其重要政績之一。

民國四年（1915年），康敷镕聽說一百姓家藏有一方公主墓志，便派涼州商會會長賈壇前去查看。由于康氏對青海歷史十分熟稔，根據賈壇回來后的匯報，他推測這方墓志可能是唐代與吐谷渾和親的弘化公主的墓志（圖六），便派人將這方墓志運回武威文廟（封面圖）保存，又將弘化公主墓的盜洞填補。后來，康氏將碑刻拓片展呈給隴南名士韓定山，更加確定了他的推測。弘化公主墓早在同治年間就已被人盜掘，文物流散民間，康敷镕通過墓志斷定了被盜古墓即弘化公主墓，隨葬物品十分珍貴，派賈壇走訪收集，將多方墓志碑刻保存在今天甘肅武威文廟內（圖十二）。

康陶然任職武威后，一直為田賦事宜奔波。按照謝彬（別號曉鐘，時任國民政府新疆省和阿爾泰特別區調查財政的特派員）在《新疆游記》之《略例》中言：“是書為日記體，起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訖民國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逐日皆有記載?！敝x彬于一月二十二日到達涼州，因翌日為舊歷元旦，當晚武威知事康陶然前來拜會并邀請其前往縣署過元旦，謝氏婉拒；二十三日，康陶然宴請謝氏，以盡地主之誼，這件事也在《新疆游記》中被記載，“傍晚就康陶然夜宴，所食皆川味”，說明宴請菜品以川菜口味為主，康陶然本四川人，故以家鄉口味招待遠道而來的國民黨元老謝彬。

康陶然還極力為改變當地土地作物結構而努力，黃炎培先生曾于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在《奉答康陶然二首》中寫道：“危時喜見老成人，浩劫猶存不壞身。為乞良田除惡種，忍聽杜宇叫歸春。牛槎早許河湟引，螺髻常陪歲月新。自斷此身更無分，閑齋詩酒遣蕭晨?！薄俺龕悍N”即鴉片種植，民國時期甘肅鴉片種植對社會影響頗大，鴉片已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甘肅財政收入相當一部分來自鴉片生產，這也成為近代甘肅社會經濟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減少甚至杜絕鴉片種植比重成為康陶然任內另外一項重要工作內容。

后來，康陶然辭官回到蘭州經營醬菜生意，即蘭州廣武門外前街菜根香醬園，這里后來也成為中共甘寧青特委機關活動的秘密聯絡點。1928年，康陶然攜家眷返回四川，利用其在甘青生活時候學到的毛紡織技藝在老家制作毛織手工藝品，制作的栽絨毯頗受當地人歡迎（圖九），“栽絨毯織造技術，據說是西昌人康陶然從甘肅學來的，產品色彩艷麗，毛質輕柔，極受社會歡迎，但他只傳其族人，所以產量很少?？谷諔馉帟r建寧公司的建寧紡織廠從康定聘來技工，也生產栽絨毯，栽絨坐墊，才打破康姓壟斷?！笨箲鸨l后，因東北、華北等地相繼被日本占領，國民政府一些機構包括金融機構紛紛向后方撤離，其中中國農民銀行西昌支行（后改為辦事處）所用房子即為康陶然所有。另外，紅軍長征時期，康陶然家曾作為國民黨萬耀煌師部駐地。

1928年，康陶然返川，留下小兒子康化淳（字雨農）留在蘭州經營醬菜園?？祷九c中共黨員王儒林系小學同學，王儒林在蘭州農校學習期間，一直與康化淳保持著密切聯系。與王儒林的長期交往中，康化淳深受愛國進步思想的影響，康氏醬菜園逐漸成為甘寧青特委機關的秘密聯絡點，為中共甘肅地下黨組織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1933年7月，因叛徒出賣，甘寧青特委秘密聯絡點暴露，國民黨軍警查抄了菜根香醬菜園，將康化淳以及住在醬菜園的中共地下黨員謝冠軍逮捕，進步青年康化淳死于獄中酷刑，謝冠軍被反動派槍殺。

2 碑文內容

《四等嘉禾章國務院存記簡任職武威縣縣長康公生祠記》武威田制，厥類惟三：一科地，一屯地，一處名地。其賦則屯地較科地倍之，處名地較屯地尤倍之。屯科□論已，處名地者系前明親貴采邑，有王府、吳府、宋府之別，世親之家不貫穡事，居民求之弗得，以為種若地，可以省卻一切徭役且高此呼乎。民故每畝納租有三、四斗、至四、五斗不等者。逮明鼎革而襲就禋我大清人主，中國以租征賦著為令，并令歷來承種之佃戶處名遇割，即可永以為己有，此處名地之所繇來也。夫事出當時僉以為便宜孰大，于是積久而考其地之肥瘠，原□或異而第其供之高下，大相懸殊；樂歲粒米狼戾，猶恐不瞻，一有兇歉，以凍餒死、以敲撲死、以轉徙流離死，鴻嗷鼠泣，慘不忍聞。鄉先正李公云章輿甘涼觀察使龍公仁陔，前后數上書，卒格于部議不行此殄也。輿嗣君叔堅太史猶下寧云會人、民國康陶然邑侯者，蜀之名孝廉也，仁明恬靜，所之有聲，四季乙卯蒞我武甫下車。勤求民瘼□□弗至。當是時也，軍書旁午，謠諑繁興，公繕城垣，辯商團修理四城門□，木工鐵工煥然一新矣。雖資之于地方而公董勸有方，秉事較易，郡城之西有峰曰蓮花，距城三十里而強，每歲夏五，游人如織。公亦忻然，催商會會長王君佑之、趙君小峰亦與焉。其峰之巔有塔曰“盒填”，最上頭也。公登臨其上，憑眺者久之而曰：方今赤日怒，旱魃爲虐，小民苦矣。如橫亙目際之馮良寨，處名地也，苗既就枯，賦尤繁重，其苦不滋甚乎。王若稍問處名地云何，公具以告。且曰：頃閱政府公報載：鄂之軍幫糧玩厥性質與處名地類，彼能去而我獨不能去呼！惡為若邑宰責在我也，我不去將疇依，且嘗聞叔堅李太史世世引以為病者也。歸而與之課，吾其圖之商之，于太史稱贊者，再并出先大夫之遺稿以見示，于是聯名請于公；公據以聞且痛疏其處名病名狀。時皖之張公廣建督甘符陜之雷公多壽，長財政，素念公非市惠者流。委員楊君廷勛覆勘。楊亦廉，得其情而心力以之；公手訂一切核減萬□，查處名地向分上中下三等。以屯地上中下例之，上者每畝納糧五升五合，中三千，下一千五合；經畫既定造具冊，結圖說上之大府，大府韙之，具以請命于中央，令曰：可。是舉也，除應征外，共豁免正耗糧千八百石有奇，按賦役全書更名地僅四百八十一頃，即征糧三千八百四十余石□多，自今以始不特田賦懸輕□□處名之名色，一朝而廓清之，其功與解倒懸何殊哉。夫數百年之宿累，公為之除數千家之痛苦。公為之蘇其有造于斯幫，厥績甚偉，而于司院應需之辦公費四五百金，又出之與廉泉讓水，絲毫不取之于百姓，殆所謂民之父母者非矣。夫顯黎著積愛于瀚州，廟食百世，文翁浦治行于鹵蜀，生佛萬家，賣絲繡平原之貌，團扇畫放翁之容。古人之崇德，報功窮形盡像，凡以永紀念而照胖響也。武邑于公，夫何獨不外，乃者卜地于雷臺，清廉祠莊嚴璀璨，為一邑冠總；為之肖像于斯，祝長生，祿位于縣，窮以民意□工既訖。邑之父老擬文，以勒諸真珉，不得不以文辭爰為之陳述梗概，并發起斯舉之緣起，□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乃倍然□，其□□□。

清□□□□□□□□□□□司經歷□戌□□一生邑人胡應瑗頓首撰文。

石工武威葉樹棠鎸字。

3 相關問題

3.1 處名地（即更名田）問題

根據碑文所載，武威的田地分為三種：科地、屯地和處名地，而以處名地田賦為最高，處名地為前明親貴所有世襲采邑祿田。武威地區的處名地主要來自王府、吳府和宋府，其中王府指明朝朱元璋第十四子朱楧，吳府指蒙古人把都帖木兒，后被永樂帝賜名吳允誠，宋府指宋晟。

明亡后，因多年兵僰戰亂，前明藩王勛戚幾乎無存，這些無主田地大量荒蕪，既影響了社會生產，又影響到了清政府賦稅收入，特別是軍費兵餉的缺乏，非常不利于初建的清朝政府統治。清初，因受戰亂影響，人口流亡與田地荒廢的情況非常突出，“即求當日原契亦多失落無存，承業原人十死八九，鄉田荒蕪無人承種，原日佃丁或殺或逃，即多方招徠，百無一二”，通過正常招墾佃種的方式無法快速令普通民眾與土地捆綁在一起，首先對明藩王田產變價召佃，但清政府對變價召佃的地價銀一再增加，導致被迫承買承佃的民眾的負擔大大加重，實際上是對民眾的一次盤剝，導致清初這一類土地的變價召佃政策推動緩慢。

因土地收歸國有，分給原來租種的佃戶，故稱作“更名地”，《清康熙實錄》卷三十二載：“（康熙）九年，正月，己酉。初，直隸各省廢藩田產，奉旨免其易價，改入民戶，名為更名田。內有廢落自置之地，給民佃種者，輸糧之外，又納租銀，重征為累。戶部議以久載全書，不當蠲免。得旨：更名地內自置土田，百姓既納正賦，又征租銀，實為重累，著與民田一例輸糧，免其納租，至易價銀兩，有征收在庫者，許抵次年正賦?！保▓D八）清政府對“更名田”立法，到清中后期，由于更名田民戶的抗爭，某些地區一部分更名田有了逐漸減輕科則并少量向民田轉化的趨勢。清朝戶部則例記載甘肅田地征稅標準為：“屯地每畝科銀一厘二毫至六厘不等，糧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四厘八毫至一分七厘一毫零不等，糧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零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厘不等?！鼻逋砥?，甘肅田賦征收存在種種弊端，主要在于不依照甘肅自然條件而是人為因素去征收田賦，左宗棠治理西北時，于1876年對甘肅賦稅進行改革，清理丈量土地，將各類田按地形、土質好壞評分等級，所有土地按照川地、原地和山地三種類型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根據土質分為上、中、下三級，三等九級之外增設最下下山地一級，總共有十級。按原來應承田賦總額，依據土地等級規定賦稅的多少，依次差額逐級遞減，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眾的負擔。

更名田的出現，使得原來向個人交租轉變為向國家納糧交賦。這些土地上原來的佃戶耕種土地由于這些親貴們享受國家特權，免除了一切徭役，因此地租很高，“其賦則屯地較科地倍之，處名地較屯地尤倍之”，甘肅更名田征稅標準遠遠高于屯田，“每畝納租有三、四斗、至四、五斗不等”，一直持續到民國初期。民國初建，各種制度均處于草創之中，田賦征收則沿用清代舊制，“前清舊制，征收田賦，立法甚詳，民國肇興，準酌舊制，取長舍短，革弊補偏?！背林氐奶镔x，使得民眾不堪重負，“樂歲粒米狼戾，猶恐不瞻，一有兇歉，以凍餒死、以敲撲死、以轉徙流離死，鴻嗷鼠泣，慘不忍聞”，鄉賢李云章（銘漢）與甘涼道道員龍錫慶前后數次上書，請議取消更名糧，但都被戶部拒絕。民國四年（1915年），康陶然就任武威縣長后，即著手對當地民情進行調研考察。

民國初建，各方勢力紛爭不斷，“溯自共和肇基，迄今瞬已五年，中央財政，時有變遷?！藭r變紛乘，大局震撼?！碧镔x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1913-1923年間，北京國民政府將田賦被列為國稅，以財政總長為督征官，各省財政廳長為經征官，縣知事總攬縣政，下設財政科，掌管田賦征收事宜?！懊駠輨?，舊制蕩然，奏銷之名廢，而報冊不達于中央，考核之道失，而獎懲不加于外吏，內外隔閡，流弊漸滋?！?913年，北京政府財政部“以時勢所趨，兩稅（稅收劃分為國地兩稅）應早劃分。遂訂《國家稅地方稅法草案》。翌年復于原案稍事修正，以資遵循?！睂⑻镔x列為國稅，代征附稅為地方稅，實際上就是田賦附加稅，同時規定田賦附加稅不得超過正稅的30%，如果遇到特殊情況需要增加附稅時，則要經由財政部核準同意后才能征收。1914年9月，財政部頒布征收田賦考成條例共計32條，征收田賦則成為考核各地主官的主要標尺之一。1915-1928年間，甘肅省田賦收入占整個省府財政歲入43.81%，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政府如此重視田賦收入了。1915年，北京國民政府整頓財政，將所有附稅一律裁剪并入田賦解往省府，這樣勢必導致縣級財政的緊張，而縣級政府為了保證基層機構的正常運轉，必然會巧立名目開征附加稅，導致各地附加之風日盛?？堤杖坏饺挝渫r期，恰逢袁世凱積極進行復辟帝制時期，甘肅主官正是深受袁世凱青睞及后來主政甘肅的張廣建，國內軍閥混戰不休，軍需糧餉支付自然離不開田賦的征收?！懊駠赃€，額征多仍舊，不過盈余耗羨歸公，已占正額70%左右，而糧石向以本六折四征收，即六成征收本色，四成改征折色。草束亦有大束小束之分，大者每束18斤，小者每束7斤。自1915年起，一律按7斤征收，惟草束價格低廉，且盡改征折色?！北旧刚魇彰?，所謂折色則指規定準許以其它糧食作物代替所交糧賦的作物。在折色過程中，實際上地方軍政機構對民眾又進行了一次盤剝。從《甘肅10縣駐軍臨時借款及征發糧草表》來看，鎮原縣1-5月份軍糧費用為6萬元，是丁糧3倍之多，靖遠縣每月負擔軍費3萬元等，由此可推斷，當地駐軍的軍費支出使得當地民眾負擔更為沉重?？堤杖辉鴮ξ渫虝L王佑之、趙小峰言：“近讀《政府公報》刊登湖北省的‘軍幫糧’，我認為其性質與更名糧一樣。他們能革除‘軍幫糧’，我就不能革除更名糧嗎？我身為武威縣長，這件事情在我，我不辦，再依靠誰呢？我曾聽說李叔堅（圖一）幾代人對此事引以為憾。我回去要同他商量，拿出辦法?！笨凳险J為湖北軍幫糧和武威更名糧的性質相同，并大聲疾呼為何湖北軍幫糧能夠取消，而武威的更名糧卻不能取消！對清末鄉賢李云章與甘涼道道員龍錫慶數次呈請戶部要求議除更名糧而遭拒表示極大憤慨。后康陶然向李叔堅提出了擬廢除更名糧的事宜，得到了李叔堅的贊賞與支持，并將其父李云章遺稿呈遞給康氏，并議定遞交上級的相關程序。

依據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創立的“傳統中國政治雙軌制”理論，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地方公務中存在著極其重要的人物——紳士，由于近代以來，中國鄉土社會經濟形態屬于小農經濟，基層社會中的地方精英階層——紳士依托社會關系、宗族關系、經濟關系等因素，將其訴求反映到上層，而上層統治者也需要依靠紳士階層來反映基層訴求，進而達到社會基層控制的目的，以維持縣級及其以下各級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轉。鄉紳作為地方事務管理中的實際領導者和管理者，會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名望，積極配合政府的舉措，可以降低行政運行成本，田賦整理改革及征收過程中，大部分鄉紳還是在發揮著自己承上啟下的紐帶作用，如遇到災害歉收年份，一些鄉紳利用自身特殊身份或社會地位，為民請命，減降稅賦，帶頭賑災等，康陶然在呼吁去除更名田的過程中，得到了鄉賢李叔堅，甚至商人王佑之、趙小峰等人支持，這也與民國時期鄉紳階層參與鄉村自治密不可分。

3.2 涉及人物相關史實

李銘漢（1809-1891年），字云章，師從著名學者張澍，晚年主講涼州雍涼書院、甘州甘泉書院（圖十），一生致力于著書立說與教書育人，在甘肅士人中有著極高聲望，代表作有《續通鑒紀事本末》110卷（前89卷由其次子李銘漢編輯，后21卷由李銘漢之子李于鍇編輯），另還有《爾雅聲類》4卷、《說文諧聲表》等語言音韻方面的著作。李于鍇早年為官，后辭官歸里，著書立說，詳見本文。李于鍇有二子：長子李鼎超，曾編纂《武威縣志》《方言志》（后改為《隴右方言》）；次子李鼎文，著有《續敦煌實錄》等。李氏三代人均為甘肅省知名學者。

龍錫慶（1835-1896年），字吉哺，號仁亥，湖南安化人，同治元年舉人。同治十一年（1885年），隨湘軍統帥劉錦棠鎮壓回民起義，因功授西寧府知府，并奉命舉辦西寧善后事宜。光緒二年（1876年），調任甘州道，主政甘州期間，創建南華書院，并多方籌措資金，在甘州書院舊址上修復書院，制訂章程，以達到“化邊疆為鄒魯，治吏治以詩書”的目的，龍錫慶十分重視地方教育，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其擔任綏德知府時就曾在瓦窯堡龍虎山麓創建正誼書院，后又在安定縣修文屏書院，購買田地作為書院的學田，并向書院捐銀助學，推動地方文教事業的發展。龍錫慶官聲頗佳，據《閩縣鄉土志》所載：“其聽訟最精審，于大姓鉅族，尤不茍恕。豪強斂跡。民聞其回任鹽道，則蹙然以悲。聞其復權臬司也，則相慶于道。然錫慶留心水利，開河鑿井，必日臨視閩省貢院號舍萬余，惟明遠樓左右二井，又深不盈數尺。每試必取水于外，既苦不潔，且易以叢弊。錫慶躬相形勢，廣開數十井，自是入闈者皆得飲甘泉。逢干旱，則居民尤資其利。故至今士民樂道其遺事，而惜不竟其用云?！笔辏?874年），龍錫慶離任時，西寧百姓將其靴子高掛于跨街牌坊之上，以示“清官離任掛靴”。二十一年（1892年），授予資政大夫，后調任浙江布政使，二十五年（1896年）卒于任上。

李于鍇（1863-1923年），字叔堅，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人，二十一年（1895年）考中進士，官至山東沂州知府，參與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圖十），并領銜起草《甘肅舉人呈請政府廢除馬關條約文》，進士及第后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1898年）任蓬萊縣知縣，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調任武城縣知縣，任職不久就被山東巡撫袁世凱調任濟南籌建山東大學堂事宜，后在濟南濼源書院的基礎上創辦官立山東大學堂。清人劉爾炘在《武威李叔堅傳》中言：“袁多叔堅才，優其學行，調省，辦大學堂，充監督。遇大事，兩司或不知，而惟叔堅之言是聽?！闭f明袁世凱出于對其能力的贊賞與信任，因此任命其為山東大學堂的監督，全權處理山東大學堂籌備事宜，甚至可以越過兩司衙門向袁世凱奏報。李于鍇與登州文會館校長赫士依據登州文會館章程，并參考國內其他學堂辦學章程和山東省實際情況，草擬了一份《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這也成為地方省份響應朝廷開辦大學堂的范本，“叔堅察士習囂甚，難與談根柢學，辭歸。袁手書敦勉，以不獲留為憾?！绷硗?，根據其子李鼎文回復霍旭東的信件中言：“當時國內形勢不好……青年學生無法安心讀書。先君看到這種情況不想干下去，再加上武威家中有困難，三年前先繼母舒氏病故，子女三人都年幼，在親戚家寄居，迫切需要回武威去處理家務，因此在九月間辭去職務，并請假回武威……籌辦大學堂事，由袁氏委周學熙擔任?！闭f明當時李叔堅在擔任山東大學堂監督不到兩個月就因當時政治態勢和家庭緣故辭職回到了武威老家。二十九年（1903年）復任蓬萊知縣，三十一年任泰安知縣，后來又擢升為沂州府知府，辛亥革命爆發后，辭官歸鄉。民國二年（1913年）3月26日，李于鍇被任命為甘肅警察廳長，但其深惡袁世凱之行，堅辭不就；次年被任命為清史館協修，也未就任。返回武威故里后，他潛心著書立說，著有《李于鍇遺稿輯存》。六年(1917年)，李于鍇繼承父親遺志，倡議減免田賦，并自出巨資銀圓2000元，減免了武威縣王、吳、宋府更名地糧1800石。

雷多壽（1881-1954年），陜西渭南車雷村人，出生于渭南名門望族雷氏，光緒三十年（1904年）與其兄雷延壽同時考中進士，一時傳為佳話。雷多壽曾任清朝戶部主事、監政院北監廳廳長；中華民國建立后，又擔任北洋政府財政部僉事、甘肅省財政廳廳長、綏遠省煙酒事務局局長、北洋政府蒙藏院秘書長等要職。張廣建督甘時期，任人唯親，于1913年將清末由蘭州道臺彭英甲倡辦的蘭州官銀錢局改組為甘肅官銀號，由雷多壽為監理發行1-10兩新銀票。雷多壽于1914年5月7日就任甘肅財政司長，6月6日由甘肅省財政司長改任財政廳長，位于蘭州曹家廳的陜西新會館就是由其聯合其他陜西籍商人于民國七年（1918年）籌建。1943年，雷多壽任南京汪精衛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滿州國”臨時代辦，這一職務也成為后來國民政府將其定性為漢奸嫌疑人員的重要依據，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被特赦返回渭南老家，直至1954年去世。

賈壇（1862-1941年），字杏卿，湖南長沙人，清末隨家人遷至武威（圖五），擅書法，武威文廟中懸掛匾額“為斯文宰”（圖三）即為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由其題寫。民國初至民國20年，賈壇任縣參議會參議員，兼任縣商務會會長。賈壇一生致力于文化弘揚與文物的搶救保護，曾發起組織武威縣文物保管委員會，其中原存武威永昌鎮石碑溝村《元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圖七）于1933年被賈壇、唐發科發現后移置文廟（圖二）保存至今。關于賈壇的事跡在《武威通志》中多有記載，不再贅述。

4 結語

從《四等嘉禾章國務院存記簡任職武威縣縣長康公生祠記》所載內容來看，除了展示更名田民戶對康陶然去除更名田賦的貢獻以示紀念外，更多反映了民國時期西北鄉村社會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問題，從側面展示了社會上一些開明人士和地方官吏為減輕民眾負擔所作出的努力與抗爭，但因民國政府的腐朽性與社會制度的弊端，從根本上消除統治階層對民眾的剝削卻是無從談起?？堤杖蛔鳛橐环叫姓L官，心系百姓，為更名田給百姓帶來的沉重田賦而奔走呼號，表現了他深知民眾之疾苦，希望能夠改變現狀的迫切心情。在以康陶然為代表的士紳階層的努力下，更名田賦最終得以取消，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但卻無法徹底改變民眾深受賦稅之苦的狀況。在西北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后，西北農村社會經濟最終走向全面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