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信息服務績效評價的“拐點”識別研究*
——基于社會認識層次論的探索

林偉杰 黃 睿 盧潔妤 周文杰

（1.西北師范大學商學院 甘肅蘭州 730070）

（2.東北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遼寧大連 116025）

1 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作為公共財政支持的公益性信息服務機構，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水平與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緊密關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為公共圖書館的快速發展奠定了雄厚的財力基礎。據統計，從1978年到2019年，我國人均GDP由381元增加至70581元，同期全國公共圖書館財政投入經費由1979年的0.504億元增加至1835億元。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費投入的快速增加，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78年，我國僅有1218家公共圖書館，而到了2019年，我國已擁有3196家公共圖書館。與此同時，辦館條件明顯改善。據統計，2000-2019年，我國公共圖書館總面積由598.2萬平方米上升到了1699萬平方米，每萬人擁有公共圖書館建筑面積由47.3平方米上升到了121.4平方米，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由0.32冊/件上升到了0.79冊/件，公共圖書館新購圖書冊數由692萬冊上升到了6986萬冊，閱覽室坐席數由41.6萬個上升到了119.1萬個。

顯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財政經費投入的持續增長是最近幾十年來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基本驅動力。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永續的過程，由經費投入而帶來的圖書館的設施設備與辦館條件的改善卻終將趨于穩定。與此相伴而生的是，在硬件設施與資源建設存在不足的階段，隨著經費投入的快速增加，公共圖書館的建筑面積和館內設備設施條件得以有效改善，藏書量、借閱量、流通人次、外借冊次等主要業務指標也隨之快速增長。但在辦館條件得到改善后，公共圖書館仍然需要得到大量經費的支持，而核心業績指標卻不可能再如之前一樣持續、快速的增長。這意味著，如果不考慮經費投入所帶來的發展階段差異等因素，僅僅把公共圖書館績效理解為藏書量、借閱次數等幾個固定指標，則很難全面反映出公共圖書館在不同時期的實際業務開展狀況。圍繞這些指標而展開的績效評估不僅不利于社會獲得公共圖書館產出績效的正確理解，對于公共圖書館自身的管理和發展也存在著極大的消極影響。換言之，通過增加投入而帶來的圖書館事業的擴張式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后必然轉型為基于內涵發展而實現職業價值的“新常態”。在這一背景下，充分解析經濟發展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影響，并識別公共圖書館事業從“擴張式”走向“內涵式”發展的關鍵節點兼具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而現有研究尚不足以對經濟發展處于不同階段的各區域公共圖書館發展特征做出完整的解釋。這一研究薄弱點的存在，構成了本研究得以展開的基本背景。

簡言之，本研究擬通過對我國各?。ㄖ陛犑?、自治區）自2004年以來對公共圖書館的經費投入與當地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狀況之間關聯進行實證分析，以期識別公共圖書館服務績效轉型的“臨界點”，從而推進學界和業界對公共圖書館發展規律和服務績效的認識，并以此推進公共圖書館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公共圖書館事業的良性發展。

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通過文獻調查發現，關于經濟發展狀況與公共圖書館之間關聯的研究主要從兩個相向而行的方向上展開：一些研究者考察了經濟發展之于公共圖書館的積極作用，而另一些研究者則試圖證實公共圖書館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

經濟發展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積極作用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認同。如王惠基于省級面板數據分析發現，經濟增長率每上升1%，公共圖書館總流通人次將會增多0.309%；人口城市化率每提高1%，公共圖書館總流通人次將會提升0.397%；羅賢春和姚明研究發現，區域經濟發展與館舍面積、書刊藏量、電子資源等關聯度較高；彭繼玉發現，雖然經濟增長對公共圖書館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滯后，而且經濟增長對代表公共圖書館發展水平的不同指標的影響差別很大，但經濟發展對公共圖書館的機構數量、總藏量、圖書館實際使用房屋建筑面積等指標具有正向促進效應。

關于公共圖書館之于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多研究者也展開了研究，但這些研究的結論卻充滿矛盾。如鄭京華認為公共圖書館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倍速器。其用“人均購書費”和“總流通人次”作為第一產業GDP增長的解釋變量，用“購書費支出”作為第二產業GDP增長的解釋變量，用“人均購書費”作為第三產業GDP增長的解釋變量。陳力行等認為公共圖書館的經濟效益是由其特定功能所決定的。通過計量分析發現，公共圖書館財政投入增加1%，實際GDP增長約1.001353%，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拉動作用，二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從誤差修正模型來看，公共圖書館財政投入的短期變動對GDP存在正向影響，本期公共圖書館財政投入增加1%，本期GDP增加0.291357%。王林也發現，“公共圖書館事業對國民經濟，尤其對國民經濟高新技術產業的貢獻比例呈上升趨勢，達到了14%的貢獻率”。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彭繼玉研究發現，公共圖書館對經濟增長的“反哺”現象沒有出現。王惠也發現，公共圖書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沒有完全顯現，公共圖書館作為重要知識傳播渠道的價值并沒得到充分體現；同時人口城市化也成為推動公共圖書館發展的倍速器，但公共圖書館對城市化的影響甚微。另外，即使在同一個研究中，研究者所陳述的研究發現也常常相互矛盾。李烜和陽鎮研究發現，公共圖書館財政投入每增加1%，我國經濟就會增長0.743553%；公共圖書館人力資源數量每提高1%，經濟就會增長2.384081%。然而，作者經過對實際情況的分析以及模型檢驗后又指出，公共圖書館財政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效應并不明顯。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之于公共圖書館發展的積極作用已得到了比較確定的研究支持，但是，如果用公共圖書館的發展程度去解釋經濟發展狀況則存在著諸多疑點。這些問題的存在，事實上源于公共圖書館自身的社會功能和職業使命。從性質上來說，公共圖書館作為公益性信息服務機構，是一種由公共財政支持、無差別地服務于全社會、旨在保障信息公平的制度安排。既然這是一種公益性而非贏利性的信息服務機構，則對其“經濟效益”直接進行量化評估顯然是不妥的。據此，本研究認為，公共圖書館著眼于滿足公眾的基本信息需求，長遠地看，即使公共圖書館之于經濟發展具有積極影響，這種影響也是潛在的，而且被深度融合于普通民眾科學文化水平（特別是信息素養）的提升過程中。顯然，居民科技水平和信息素養的提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既不可能收效于朝夕之間，且這種影響隱含著教育、文化、傳媒等諸多社會機構的綜合功效。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水平是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非常重要的解釋變量；反之，將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情況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解釋變量則很難成立?；谶@種考慮，本研究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解釋變量，以公共圖書館綜合性發展指數為被解釋變量，以期考察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狀況。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之于公共圖書館發展的作用已得到現有研究的確認。同時，由于經濟增長具有永續性，而公共圖書館顯性業績指標（如外借次數、到館人數）的增長卻在一定程度會達到“飽和”?；诖?，本研究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對公共圖書館的業務指標具有正向作用但呈現階段性。

為考察經濟發展水平之于公共圖書館的實際影響，須首先找到合適的變量以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迄今為止，研究者使用了多種多樣的指標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本研究中，考慮到公共財政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既代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程度，又是聯結經濟發展水平與圖書館事業的直接紐帶，因此，選擇以公共財政投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作用的核心變量。同時，本研究擬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及恩格爾系數等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變量進行控制，以解析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的“凈效應”。

如本文所述，經濟發展狀況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影響并非單調增長。具體表現在，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由于財政支持能力有限，公益性信息服務資源相對稀缺。在此背景下，由于信息資源的可得性成為衡量經濟發展與公共圖書館之間關聯的基本標尺，因此，經濟發展水平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應該會表現得非常明顯。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公共財政對于圖書館事業支持力度的加大，公益性信息源的建設趨于完善，此時，信息服務的內容與效率成為公共圖書館所關注的核心問題，而信息資源的可得性將不再是衡量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聯的唯一因素。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兩個假設：

假設一：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階段，公共財政投入對公共圖書館基本業務指標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假設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階段，公共財政投入對公共圖書館基本業務指標的影響趨于弱化。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與數據

本研究以我國省級行政區域為樣本，并通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年鑒》和《中國圖書館年鑒》等獲取了2004-2019年全國及各?。ㄊ?、自治區）區域經濟發展、居民教育程度及公共圖書館主要業務指標等相關數據。最終，本研究獲得了?。ㄖ陛犑?、自治區）2004-2019年間的統計數據480條。

3.2 變量

3.2.1 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一個綜合得分。該得分是通過因子分析，對反映公共圖書館發展狀況的11項指標的整合。這11項指標大致可分為四類：（1）機構覆蓋程度，主要包括各地區公共圖書館機構數、各地區每萬人擁有公共圖書館建筑面積（人均密度）和各地區每萬平方公里平均公共圖書館建筑面積（區域密度）三項指標；（2）館藏信息資源，包括各地區公共圖書館總藏量、各地區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和各地區公共圖書館新購圖書冊數三項指標；（3）資源利用狀況，包括各地區公共圖書館總流通人次和各地區公共圖書館圖書外借冊次兩項指標；（4）館內硬件條件，包括各地區公共圖書館閱覽室座席數、各地區公共圖書館擁有計算機數和各地區公共圖書館電子閱覽室終端數三項指標（11項指標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公共圖書館11項業務指標的描述性統計

上述11項指標經因子分析，被降維為兩個因子，其中第一個因子包括公共圖書館機構數、總藏量、圖書外借冊次、新購圖書冊數、閱覽室坐席數、總流通人次、電子閱覽室坐席數、擁有計算機數等8項指標，因此被命名為“規模因子”，第二個因子包括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人均密度、區域密度等3項指標，因此被命名為“密度因子”。

3.2.2 自變量

如本文所述，本研究的基本研究目標是解析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共圖書館基本業務指標之間的關聯。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狀況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最直接的影響通常體現于公共圖書館所獲取得公共財政經濟投入，為此，本研究選擇財政經費投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之于公共圖書館業務指標影響的核心自變量（核心自變量的基本情況見表2）。

3.2.3 控制變量

由于各地區面臨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為真實反映核心自變量之于因變量影響，本研究對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及各地區恩格爾系數等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變量以及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和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等教育、文化發展水平相關變量進行了控制（各控制變量的基本情況見表3）。

表2 公共圖書館財政經費投入的描述性統計

表3 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 研究結果

4.1 財政投入影響下公共圖書館的“結構突變”

如前所述，本研究關注的問題是，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是否存在影響及這種影響是否具有階段性。為探尋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公共財政投入對于因變量（公共圖書館業務指標總得分）的影響是否具有階段性，本研究引入了社會研究中關于“結構突變”識別的通用計量方法——Ziv ot-Andrews單位根檢驗法（Zivot-Andrews unit root test）。檢驗結果表明，從全國數據來看，在2004-2019年間，財政經費投入對總得分的影響于2016年出現了結構性變動。

為進一步確認2016年可以作為衡量財政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業務總得分結構變動的時間點，本研究進而使用了時間序列的鄒檢驗。在對全國的數據中財政經費投入的檢驗中，P值為0.000，在1%顯著性水平下拒絕無結構變動的原假設，認為在2016年發生了結構變動。

綜上所述，無論是用Zivot-Andrews單位根檢驗法進行探索，還是用時間序列的鄒檢驗進行確證，都發現2016年作為經濟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產生影響結構變動點是適宜的。這一實證結果從整體上支撐了本研究關于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發展的影響具有階段性的假設。因此，本研究以2016年為界，分兩個階段展開了后續檢驗。

4.2 計量模型的平衡性、外生性和共線性檢驗

考慮到本研究所使用的是面板數據，因此，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先對其平衡性、自變量的外生性及共線性等問題進行了檢驗。由于本研究所使用面板數據來自于30個省級行政區（因為數據缺失嚴重，因此本研究未包括西藏數據），且自2004以來我國的省級行政區域的數量并未發生新的變化，因此，從理論上說，這是一組平衡面板數據。本研究進而以省為虛擬變量進行檢驗后發現，本數據屬高度平衡（strongly balanced）。繼之，本研究對核心自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進行了檢驗。盡管本文在提出研究假設前，通過理論分析已經初步判明財政經費投入作為核心自變量具有外生性。但為獲得這種理論分析的經驗證據，本研究進而將財政經費投入的滯后一階作為財政經費投入的工具變量，基于拔靴法（bootstrap,replications=300），應用Davidson-MacKinnon統計量對財政投入的內生性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P值為0.2309，由此可以確認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業務發展具有外生性。另外，著眼于分析各自變量之間的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本研究計算了方差膨脹因子（VIF），確認各變量的VIF值及其均值都小于10，據此認為，本研究各自變量及控制變量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

4.3 財政經費投入對公共圖書館業務指標總得分的效應解析

如上所述，本研究已識別2016年為財政經濟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產生影響的結構變動點。因此，將樣本數據分解為2004-2016年和2017-2019年兩個階段分別進行實證檢驗，得出檢驗結果（見表4）。

由結果可見，財政經費投入在兩個時間段上對公共圖書館業務指標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效應顯著。然而，正如本文所述，經濟發展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公共圖書館的業務指標的變化并不一定總能夠保持同步?；谶@種考慮，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假設一和假設二進行檢驗。在2004-2016年間，財政經費投入對公共圖書館績效總得分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種效應在2017-2019年間仍然顯著存在，但回歸系數卻明顯變小了?；谏鲜鲎C據，假設一和假設二得到了支持。即，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階段，財政經費的投入對公共圖書館基本業務指標的促進作用更明顯，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這種影響趨于弱化。

表4 兩個階段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業務指標影響的實證檢驗

4.4 財政經費投入對公共圖書館規模因子的效應解析

如本文所述，本研究將11項公共圖書館業務指標降維為規模因子和密度因子，并最終凝練為總得分。本文已對總得分與兩個核心變量之間的關系做出了分析，為進一步探查財政經濟投入對于公共圖書館發展所產生影響的實質，本研究進而針對規模因子和密度因子分別進行了分析，得出財政經費投入對于公共圖書館規模因子的影響（見表5）。

如前所述，規模因子凝含了公共圖書館機構數、總藏量、圖書外借冊次、新購圖書冊數、閱覽室坐席數、總流通人次、電子閱覽室坐席數、擁有計算機數等8項指標。對照表5中2004-2016和2017-2019年兩個模型可見，財政經費之于規模因子的影響趨于減弱。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期，處于規模擴張式發展中的公共圖書館在財政經費的支撐下，館舍數量及館內硬件設施得到快速改善，公共圖書館各項規模指標得以明顯擴大；而在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后，硬件設施的擴張式發展趨于平緩，公共圖書館更多走向內涵式發展，規模指標的擴大趨勢由此而放緩。這一發現進一步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一。同時，財政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總得分及規模因子的正向效應及其階段特征為解讀新時期公共圖書館職能的轉型提供了證據，本研究將在后續討論部分對這一問題展開進一步分析，在此不贅。

表5 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規模因子影響的實證檢驗

4.5 財政經費投入對公共圖書館密度因子的效應解析

本研究進而對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密度因子的影響進行了解析。本研究中，密度因子是由人均公共圖書館藏量、人均密度和區域密度三個變量降維形成的。其中人均密度的計算方法為：

區域密度的計算方法為：

可見，密度因子從總體上反映了各區域對公共圖書館資源的平均擁有狀況。顯然，相對于有限的公共圖書館資源，區域內人口越密集，人均藏量越小，人均密度也越??；同時，區域面積越大，區域密度越小。因此，密度因子兼顧了我國省級行政區域人口分布和區域范圍方面的差異。對2004-2016和2016-2019兩個階段，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密度因子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得出結果（見表6）。

表6 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密度因子影響的實證檢驗

由表6可見，在兩個階段，財政投入對密度因子的回歸系數均為正。比較兩個階段可以看出，回歸系數在前一階段在0.1的水平上具有顯著性，但第二階段不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這表明，財政投入對區域內公共圖書館資源的平均擁有狀況的影響相對較弱?？紤]到我國省級行政區域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人口密集，但各省級行政區域面積相對較小，而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內陸地區的?。ㄊ?、自治區）區域面積遼闊但人口相對稀疏。據此，本研究認為，人口分布、區域面積與公共圖書館平均擁有量之間存在比較復雜的關系。如經濟發展省份對于公共圖書館的財政投入相對較大，館藏資源相對豐富，但同時因人口基數大，因此從“密度”的角度看，人均館藏就不一定高；反之，經濟欠發達的西部省份人口密度小，盡管公共圖書館資源有限，但人均資源擁有量卻不一定低。這種復雜交織的關系反映到本研究中，則表現為財政投入對于密度因子影響具有的不顯著性。

總之，綜合分析表4、表5和表6可以看出，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大程度上源于對其規模而不是密度的影響。

5 討論

5.1 公共圖書館績效觀的深刻轉型

本研究顯示，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的影響具有如下三個特征：“先強后弱”的階段性、對于規模因子影響的顯著性和對密度因子影響的部分不顯著性。本部分將重點討論這些特征之于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啟示。

所謂“先強后弱”的階段性是指，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情況下，財政投入對于公共圖書館的業務發展具有“先強后弱”的不同效果。本研究認為，這一特征表明，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階段，實現公共圖書館硬件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是實現圖書館開展公益性信息服務的基本條件。顯然，在這個階段只有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努力提高公共圖書館對于服務區域的公益性信息服務的覆蓋程度，才能有效保障公共圖書館服務效益的發揮。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期，從公共圖書館的面積、硬件設施及資源擁有的絕對量等方面來評判公共圖書館服務的績效是合理的。然而，當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一個較高階段后，公共圖書館資源擁有量等硬件指標雖然仍然重要，但深度化、內涵式的服務卻已成為衡量其績效更重要的體現。換言之，公共圖書館發展的基本路徑應該是，在財政投入的支撐下先經歷硬件條件及設備設施“全覆蓋”的過程，而當覆蓋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后，則“服務”而不是“覆蓋”將成為公共圖書館績效的基本體現。顯然，在前一個階段，以圖書館硬件資源的建設來衡量公共圖書館的績效是適宜的，但在后一階段卻未必適宜。如外借冊次作為公共圖書館的一項核心業務指標，事實上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含義。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公共圖書館尚處于館舍、硬件與資源擴張式發展的時期，由于“全覆蓋”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因此，將外借冊次作為公共圖書館業務評估的核心業務指標是恰當的。然而，隨著“全覆蓋”目標的逐步達成，由財政經費投入的增長而帶來的外借冊次數量的增長將趨于放緩。本研究認為，這種放緩的趨勢并非說明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績效下降了，而是說明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方式發生了轉型。顯然，與擴張式的數量增長相比，內涵式的深度公益性信息服務對于圖書館職業來說同樣意義重大?；谏鲜龇治?，本研究認為，對于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績效的認知，須與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如果罔顧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以同樣的指標評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公共圖書館，難免會存在失之偏頗的風險?？梢?，面對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有必要從根本上轉變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的績效觀，以促進圖書館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事實上，這種績效觀的轉型已深刻地體現到了我國公共圖書館評估之中。通過對我國前五次公共圖書館評估指標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從第二次評估開始，“辦館條件”分值由230分下降到了180分。在第五次評估中，更是以“設施與設備”（共100分）和“經費和人員”（共150分）替代了籠統的“辦館條件”。由此可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隨著圖書館事業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評估的重點正在由辦館條件等外在因素逐步轉向公共圖書館服務方式和服務能力等內涵要素展開更全面的評估。展望未來，我國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績效觀向重視新型服務方式的轉型將成為必然。這種轉型越早完成，越有利于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健康發展。

5.2 走向決策咨詢的公益性信息服務

本研究上述實證結果表明，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必將轉向內涵式發展。事實上，這種轉型正在圖書館職業實踐中得到體現。如對第一次和第五次公共圖書館評估中“服務工作”指標進行對比后發現，從公共圖書館第一次評估到第五次評估，省級館“服務工作”專項的評估內容發生的巨大轉變。在第一次評估中，“服務工作”評估專項的指標涉及“發放借書證數”“年流通總人次”“年外借冊次”“年檢索、咨詢數量”“每周開放時間”“年讀者活動次數”“年讀者活動人次”等。經過數年的發展，在第五次評估中，“服務工作”專項的指標變成了“免費開放”“普通服務”“為領導機關決策提供信息服務”“參考咨詢服務”“為特殊群體服務”“社會教育活動”等。

上述評估指標的變化表明，在省級公共圖書館的層面，針對性更加的、內涵式的績效指標越來越受到重視，公益性信息服務正在實現由一般性信息服務向參考咨詢的跨越。對于圖書館職業實踐中的這種轉型，社會認識層次論提供了比較完備的理論解釋。

社會認識層次論是一個旨在解析圖情檔職業理論基礎的分析框架。這一理論框架源自謝拉所發展的社會認識論，并適當借鑒了宓浩、黃純元等人所發展的知識交流論的思想。按照社會認識層次論，社會認識需求由“娛樂、體驗等一般性認識需求”向“個性化信息需求”以及“通識性知識需求”和“知識創新需求”逐次提升，從而實現社會認識的高級化。就本質而言，圖情檔職業體系正是一種保障社會認識高級化制度安排。

如果以社會認識層次論為理論視角，上述省級公共圖書館“服務工作”專項的評估指標的轉變體現了由大眾型的服務向參考咨詢服務轉型。這種轉型，符合社會認識層次論關于社會認識需求由“一般性認識需求”向“個性化信息需求”提升的理論構想。具體而言，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階段，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不僅需要擴充館舍等硬件條件，而且也重在建設供用戶娛樂、體驗的完全公共型記錄資源（如文學讀物、繪本等）。顯然，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完全公共型記錄資源的建設，都非常依賴于經費的投入，因此，在此階段財政經濟之于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的績效存在著較強的正效應。然而，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個性化的信息需求不斷提升，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勢必轉向針對性更強、更專業的信息服務。事實上，很多研究都針對公共圖書館領域內外的參考咨詢服務的興起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

公共圖書館所收集的各種信息資源為其開展參考咨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本文所述，在財政經費支撐下，當公共圖書館硬件條件得到根本改善后，一些顯性的指標（如流通人數、外借冊次等）的增長將相對減緩，而代之以“決策支撐”“參考咨詢”等內涵式的指標。近年來，智庫建設風生水起，社會呼喚圖情檔職業積極參與社會治理與決策支撐。在此背景下，完善公共圖書館參考咨詢的知識和資源儲備，無疑已成為公共圖書館建設和發展的題中之義。今后，積極創造條件，將一些發展程度較高的公共圖書館建成“公共政策信息分享中心”或“公共政策信息宣講中心”，無疑會極大彰顯出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的社會價值。

5.3 日趨完善的公益性信息分級服務體系

近年來，伴隨著財政經費投入的增加，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職業實踐活動的變革，從一定程度上體現在公共圖書館評估標準的變化方面。在2015年我國對公共圖書館評估標準進行的修訂，省、市、縣級公共圖書館日常業務相關評估指標的分值發生了明顯變化。通過比較則會發現，一般性的讀者服務工作呈現如下特征：省級館由修訂前的占總分值的39.1%下降為37.3%，市級館由41.9%下降為38.9%，而縣級館則由36.9%上升到了46.8%。這種評估分值的變化趨向表明，我國圖書館領域的實踐者已敏銳地意識到，不同層次的公共圖書館事實上發揮著不同類型的社會作用。如與縣級館側重于直接的讀者服務不同，省、市級館開展公益性信息服務的重點則應當適度越超一般性的讀者服務。從社會認識層次論的角度看，越是基層的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活動越應當切近于娛樂、體驗等一般性社會認識需求，而省、市級公共圖書館的公益性信息服務則極在必要定位于滿足更高層次的社會認識需求。參考咨詢服務正是公共圖書館滿足更高層次社會認識需求的具體體現。

站在社會認識層次論的立場上，圖書館職業要保障不同層次社會認識需求的滿足，首先須在公益性信息服務過程中進行層次化的機構和制度安排。換言之，在我國的由省、市、縣及更加基層的公共圖書館所組成的機構體系中，各不同層次的公共圖書館應當承擔不同類型的社會認識需求保障任務。具體而言，對于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社區閱讀機構（如農家書屋或城市街區的閱讀空間）而言，其服務活動宜主要定位于借助小說等非專業讀物并著眼于滿足普羅大眾的娛樂、體驗等方面的需求。與社區閱讀機構有所區別的是，縣、市、省級公共圖書館將應當適度越超一般性社會認識需求的滿足，推進更高層次的社會認識。參考咨詢活動的開展，正是對這種趨向的順應。進而，縣、市、省級公共圖書館又需要各自對應不同層次的社會認識需求，方可彰顯其最大效益。其中，縣級公共圖書館宜以一般性認識需求服務為重點，兼顧參考咨詢服務，市、省級公共圖書館則應以逐步把業務活動的重心放到參考咨詢方面，并兼顧一般性認識需求的滿足。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既能保障基本的、一般性的社會認識需求，又可促進高層次社會認識需求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這一體系以分級公益性信息服務為特征，切實體現了圖書館作為社會認識高級化進程保障體系的本質屬性。

6 結論與后續研究

6.1 結論

通過對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域2004-2019年間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財政經費投入對公共圖書館績效總體得分的影響于2016年出現了結構性變動。為此，本研究以2016年為界，分別對兩個階段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

（1）整體而言，財政經費投入對于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績效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分階段來看，2004-2016年間，財政經費投入之于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績效影響較大，而2017-2019年間，這種影響趨于減弱。

（2）財政經費投入對于公共圖書館開展公益性信息服務的規模在兩個階段均存在正向顯著影響。

（3）財政經費投入之于人均擁有的公共圖書館資源只存在階段性的局部影響。

6.2 局限性與后續研究

本研究不是一項預見性的研究，而是以社會認識層次論為工具，針對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實踐展開的事后總結與闡釋。本研究的實證研究結果雖然契合了社會認識層次論的理論構想，但由于這是一項解釋性而非預見性的研究，因而無法對財政經費投入與公共圖書館公益性信息服務形式之間的規律做出揭示和預測。后續研究中，尚需要基于更大的樣本量，從更加細致的層次上對財政經費投入與公益性信息服務之間的本質聯系進行分析。惟此，實證研究的結果才能使公共圖書館職業實踐產生更大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