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的星光
——訪宋波教授

俞子正

采訪人：俞子正（寧波大學音樂學院教授）

被采訪人：宋波（上海音樂學院教授）

時間：2021年仲夏

地點：上?！し陉柭?/p>

俞：宋老師好，今天采訪你，是想和《歌唱藝術》的廣大讀者一起分享你的藝術人生。我們都知道你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作為歌劇演員在美國學習、工作過多年；同時，你也是一位讓大家尊敬和喜歡的老師，在上海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執教已經20年。你在聲樂藝術上有很高的造詣，個性又特別低調，而且有著東北人特有的幽默氣質。你什么時候開始學習聲樂的？

宋：謝謝俞兄，很高興接受您的采訪。我1959年出生于東北的海濱城市大連，父親是國家干部，母親是一位技術員，家里基本沒有人從事音樂工作。上中學時，我很喜歡聽收音機和學校廣播里播放的歌曲，聽完就學著唱。那時就是自娛自樂，單純地模仿那些歌唱家的聲音。后來，偶然的機會和大連市群眾藝術館的一位聲樂老師學習了幾堂課。

高中畢業后，未滿十八歲的我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到農村去插隊。我擔任了青年點點長，每天除了積極勞動之外，還會到果園里、山下、河邊練唱。有時也為青年點里的知青們演唱一些革命歌曲，那時沒有譜子，歌曲大多是聽會的。

1977年末，國家恢復高考，我就投入到文化課補習和聲樂練習中。由于是“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招生，報考人數創歷史新高，僅沈陽音樂學院大連考區的報名人數就超千人?？荚嚂r，我演唱的全部是中國作品，《接過雷鋒的槍》《滿載友誼去遠航》《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長》。如果按現在的考試要求，必須演唱外國作品，那我肯定是考不上的。經過三輪考試，我成為大連考區三位被錄取的幸運兒之一。

參加“羅莎·龐塞爾國際聲樂比賽”獲獎后歸來（1988）

俞：進入音樂學院，是專業學習的起點，你的第一位專業老師是誰？

宋：我是“77屆”大學生，但由于招生時已經是1977年年底了，所以是1978年3月入學的。我幸運地被分配到丁貴文教授班上學習，丁先生當時擔任美聲教研室主任。丁先生曾經是紅遍東北三省，在全國也非常有影響力的男高音歌唱家，他是用美聲唱法演唱中國作品的先驅之一，尤其他演唱的那些中國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民歌更是深入人心。

大學四年，在丁先生的教導下，通過哼鳴練習，幫我找到了聲音的高位置，掌握了男高音換聲區的“關閉”技巧，掌握了演唱中國作品的發音、咬字技巧，為我的歌唱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丁先生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愿軍老戰士，他是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的典范，這一點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

俞：我印象中，你后來還在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學習。

宋：對，大學畢業我就留在沈陽音樂學院任教了。1986年上半年，黎信昌先生來“沈音”講學，聽過我的演唱后很欣賞我，于是我就來到北京，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學習。第二年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助教進修班，正式師從黎先生。黎先生那時剛從意大利留學歸國，擔任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主任。先生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赴意大利學習的歌唱家和教育家，他把在意大利學習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心得帶回中國，讓眾多的聲樂學子受益。兩年時間里，我學到一些意大利美聲唱法的嶄新理念，并在外語上，尤其是意大利語上有了較大進步。學習期間，我參加文化部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辦的“國際聲樂比賽國內選拔賽”獲得了第一名，而且在北京參加了一些重要演出。

1988年，周小燕先生也應邀來到沈陽音樂學院講學。之后，我懷著對聲樂藝術的熱愛，對周先生的敬仰到上海跟隨她學習。周先生是大家，她在聲音質量、語言準確、音樂風格及舞臺表演方面都給予我非常大的幫助。接下來，受文化部選派，我前往美國紐約參加“羅莎·龐塞爾國際聲樂比賽”獲得第六名，并摘取了“伊麗莎白獎”。這次比賽不僅讓我看到了更為廣闊的聲樂藝術發展空間，也堅定了出國深造的決心。1990年，我考入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歌劇系，師從該院院長、女高音歌唱家費莉絲·克頓教授。1993年，又考入茱莉亞音樂學院研究生班，師從聲樂教育家瑪麗娜·瑪拉斯女士。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圣菲歌劇院演出比才歌劇 《采珠人》，飾演納迪爾（1992）

俞：對于我們每個學習美聲唱法的聲樂人來說，出國深造非常重要，到國外一流音樂學院能夠全方位地學習西方音樂，并且在西方音樂的環境里得到鍛煉。談談你在美國學習的情況？

宋：我在美國的第一位聲樂老師是克頓教授，她擁有豐富的歌劇演唱和舞臺表演經驗。我在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歌劇系）學習的三年里，較為系統地學習了歌劇表演、臺詞朗讀、歌劇重唱。1990年9月入學后就被安排出演了我的第一個歌劇角色—莫扎特歌劇《女人心》中的費蘭多。

克頓教授在課堂上對氣息要求非常嚴格，她強調氣息在歌唱中的重要性。她讓我摸著她的腹部，感受吸氣時小腹向外擴張、歌唱時小腹向內上方收縮的感覺，這樣來尋找聲音的支撐點，使聲音更加飽滿，尤其是在換聲區和高聲區。因為與許多世界級的男高音歌唱家合作演出過歌劇，她提到有的男高音歌唱家因為氣息支持不夠好，高音缺少“掩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關閉”），在演出中無法完成全部演唱，中途要讓替補救場（國外大歌劇院都有替補制度，通常B組演員要在A組演員演出時到場，以便應對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在波士頓期間，我連續兩年考上了圣菲歌劇院實習藝術家訓練班，這是全美最有影響的實習藝術家訓練班，是專為美國培養聲樂人才的夏季訓練班。我有幸成為這個訓練班第一位被錄取的非美國公民，也是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被錄取的第一人。

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歌劇院演出威爾第歌劇《茶花女》，飾演阿爾弗萊德（2001）

這個訓練班是工作與訓練相結合的方式，所以它是有工資的。圣菲歌劇院在全美十幾個地區設立分考場，從中選出近百名青年歌唱家來到紐約試唱，最終由劇院總經理確定錄取名單。

被錄取的36名學員除了參與四部歌劇的合唱部分外，還有機會替補演出許多角色。我就替補了理查·施特勞斯歌劇《玫瑰騎士》中的男高音角色。在這個訓練班里工作，我的收獲特別大，我們可以與很多優秀的指揮家、舞臺導演、藝術指導、歌唱家們一起工作。除此之外，學員們還有機會與聲樂專家、導演、指揮家上大師課。另外，學員們還有一場歌劇片段專場音樂會。1991年夏天，我與一位美國女中音歌唱家合作演唱了馬斯涅歌劇《維特》第一幕中的二重唱；1992年夏天我與三位美國歌唱家合作演出了普契尼歌劇《藝術家的生涯》第三幕中的四重唱。兩個夏天的訓練班經歷對我后來的歌唱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使我了解了職業歌劇院的工作程序和職業精神，并在訓練班結束后獲得了“總經理獎”。

俞：后來你是如何考入茱莉亞音樂學院的？

宋：在圣菲歌劇院實習藝術家訓練班學習時，我上過馬拉斯教授的大師課，她同時在茱莉亞、曼哈頓、科蒂斯音樂學院擔任教授。她非常喜歡我，建議我報考茱莉亞音樂學院跟她學習。馬拉斯教授是位非常有經驗的聲樂教授，在全美聲樂界非常有影響力，教出了許多著名聲樂家。

說到報考“茱莉亞”還有一段小插曲。1993年初，我太太丁小雷陪我來到位于紐約林肯中心的茱莉亞音樂學院參加專業考試。因為沒有看清考試的程序，在完成了與音樂指導的考試后我們就返回波士頓了，把與舞臺導演教師考試的環節落下了（“茱莉亞”聲樂專業考試不僅要給聲樂教授們演唱，還要分頭給藝術指導和舞臺導演教師們演唱。他們一起對你的聲音、語言、音樂及表演進行綜合評價）。那時沒有手機，只有座機。當晚接到茱莉亞音樂學院招生辦的電話，說我沒有完成規定考試程序，并為我單獨安排一次對舞臺導演教師的考試。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和太太又乘長途大巴從波士頓趕往紐約曼哈頓。往常四個小時的車程，因為堵車六個小時才趕到。時間指向十二點，考試時間是下午一點半，離學校還有一個小時的路程，我還要從長途汽車站換乘地鐵才能抵達“茱莉亞”。我只好先到大巴車后面的衛生間換好演出服，并簡單的練聲。當我從衛生間出來時，受到同車廂全體乘客的掌聲喝彩。我緊趕慢趕，總算正點趕到考場完成了考試，最終通過了整個考試，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俞：回想留學生活，這種悲喜交加或者說痛并快樂著的經歷可能有很多。我們一起當全國聲樂比賽的評委時，你在短暫的休息時間會專門做一下放松腰部的動作，這也是留學時留下的“身體記憶”吧。

宋：當年在波士頓學習期間，我與一位來自復旦大學的同學合租一套一室一廳的公寓，他住臥室，我住廳里（住廳里分擔的房費少一些）。我用的家具全是撿來的，現在聽起來可能很不可理解，但這的確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留學生的普遍生活狀態。因為撿來的桌子低、凳子高，坐下書寫時身體姿勢不對，很不舒服，學校的功課又很繁重，每天必須長時間這樣坐著。在學習了一個星期譜子后，我的腰就直不起來了。雖然我用一個月的時間學習、演出了歌劇《女人心》中的費蘭多這個角色，但從此就落下了腰椎和頸椎的毛病。

1992年的除夕夜，我參加完一場演出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了車禍，再次傷到了我的頸椎。同時，當晚我還感到頭痛得厲害，醫生說是腦震蕩；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聲帶，我當時不能正常發聲了。這下可把我嚇壞了，因為兩周后大都會歌劇院聲樂比賽新英格蘭地區選拔賽就要開始。慶幸的是，在比賽前我恢復了聲音趕上了比賽。這次比賽在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音樂廳舉行，電臺現場直播，我首先演唱了歌劇《藝術家的生涯》中詩人魯道夫的詠嘆調《冰涼的小手》，接下來大都會歌劇院指派來的評委點了威爾第歌劇《路易莎·米勒》中伯爵之子魯道夫的詠嘆調《往昔的夜晚多寧靜》，我都完成得不錯，獲得了第一名。這次比賽為波士頓大學贏得了榮譽，也讓我在波士頓聲樂界有了一定的影響。

在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隨著名男高音貝爾岡齊（右一）上課（1991）

俞：茱莉亞音樂學院在全世界享有盛譽，這里的課程有什么特點？

宋：“茱莉亞”的培養特點我感覺就是追求全面，這一點與我現在工作的上海音樂學院有些相似。作為世界最好的音樂學院，這里的課程設置非常完善，不僅僅是專業課，跟聲樂專業密切相關的語音課、藝術輔導課、表演課的水平都非常高。語言課包括意大利語、法語、德語、英語語音課，不但教你如何發音、寫國際音標，還教你在演唱中如何更好地運用。這里的教授們都是世界級的，他們既在“茱莉亞”等音樂學院教書，同時也在大都會歌劇院、紐約市歌劇院擔任藝術指導。馬拉斯的教學與“茱莉亞”其他教授相似，喜歡用一些快速的長的音階來練聲。例如，用“ya”來唱（見譜例1），用“nie、nia”來練習聲音的靈活性和高音（見譜例2）。在“茱莉亞”期間，我學習了一些德奧、法國和美國的藝術歌曲，還學會了用英文演唱《藝術家的生涯》中魯道夫的全部唱段，我的第一個“魯道夫”就是用英文演唱的。在美國許多中部地區歌劇院都是用英文演唱歌劇，便于當地觀眾欣賞。

譜例1

譜例2

俞：你覺得國內的聲樂教育在哪些方面還有繼續提升和完善的空間？

宋：一位教師，一所學校聲樂的審美與他們所處的環境，受教育程度和歷史底蘊相關。中國和美國專業聲樂培養目標有相似之處，我認為，中國聲樂教育經過幾代聲樂人的共同努力，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師資隊伍建設，還是學科發展、人才培養都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們在課程設置上還存在不足，缺少高水平的語言、音樂、舞臺表演教師。我們的前輩周小燕、郭淑珍兩位大師教授出那么多的優秀人才，她們的特點是不單單教授聲樂技巧，她們還擔任了語言教師、藝術指導、舞臺表演教師的工作。中國聲樂藝術要有大的飛躍，要加強這方面的教學改革，引進這方面的人才，完善課程設置。

參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5周年文藝晚會演唱《祖國，我為你干杯》，左起：王瑩、尤泓斐、鄭詠、劉維維、宋波、王豐（2004）

俞：你分析得很到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學習西方音樂文化，對于東方人來說是博采眾長，必須真正學到它的精髓，才能夠分辨出東西方藝術的共性與不同。我們常說“藝術是相通的”，實際上我覺得在普通層面是不通的，比如在形態上和表現形式上是不一樣的，只有到了相當高的層面，我們才能夠理解這種所謂的“相通”。而聲樂藝術的關鍵，必須通過實踐才能夠展現出藝術家對藝術的詮釋能力。

宋：是的。所以，我在音樂學院學習的同時，也注重夯實歌唱技術能力，同時盡可能廣和深地涉獵西方音樂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把眼光投向音樂會舞臺、投向歌劇舞臺，那是作為一個歌唱家的終極目標。

比如在美國期間，我在著名的林肯中心舉辦過個人獨唱音樂會，并先后與紐約市歌劇院、圣路易絲歌劇院等合作，出演過《藝術家的生涯》中的魯道夫、《弄臣》中的曼圖亞公爵、《茶花女》中的阿爾弗萊德、《卡門》中的唐·何塞等十幾部歌劇中的男高音角色，還與許多樂團合作在卡內基音樂廳等重要音樂場地演出威爾第的《安魂曲》、馬勒的《大地之歌》，莫扎特的《安魂曲》等，先后在洛杉磯、芝加哥、休斯敦等50多個城市演出。

回國以后，我在2002年的“第五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上演唱了作曲家葉小綱的《長城交響樂》和《西藏之光》?！堕L城交響樂》是為交響樂隊和男高音、女高音、鋼琴、馬頭琴而作的氣勢恢宏磅礴氣勢的作品，由鋼琴家許忠擔任獨奏?！段鞑刂狻肥菫榻豁憳逢犈c圓號、男高音而作。兩首作品都在葉小綱先生的音樂思想框架內，我反復研讀譜子，練習唱腔，尤其是在漢語吐字的清晰度上下功夫。

回母校沈陽音樂學院舉辦獨唱音樂會（2017）

俞：1997年7月1日，你參加了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大型文藝晚會“為中國喝彩”，你和當時也是旅居美國的女高音歌唱家黃英一起演唱了《長江之歌》把晚會推向高潮，贏得臺下14000多名海外僑胞潮水般的掌聲。據說這次演出讓你感受到祖國的召喚，也激發出了你的思鄉之情，于是你就在2001年，由教育部推薦，來到上海音樂學院執教。

宋：是的，人啊，就像一只高飛的風箏，無論你飛得多高、飛得多遠，線的另一頭，還是系在生你養你的故土。

俞：說得真好，綠葉對根的情誼！

宋：是啊，那時我就想停下來，把漂泊的腳步停在汾陽路，停在我喜歡的“上音”，開始新的教學之路。同時，還有我太太丁小雷的陪伴，她進入“上音”附中擔任小提琴教授。

俞：于是，我有幸聽到了你歸國后的第一場音樂會—“歸來的星光”，音樂會在當時非常轟動！

宋：是的，音樂會是我多年留學成果的匯報，也是到“上音”工作的一份就職展示，所以我非常認真地準備，也得到了“上音”領導的大力支持。音樂會很成功，當時的那份激動心情至今常常想起。

俞：轉眼間，你回國任教二十年了，培養了一批專業基礎扎實、思想過硬的聲樂人才，多次在國內外比賽中取得佳績。你現在的學生涵蓋本科、碩士、博士，對不同階段學生的培養目標是什么？或者說在每個階段，主要培養學生哪方面的能力？

宋：我認為本科階段主要是打基礎，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自身特點，為他們確定學習方向，注重聲樂技巧訓練，作品上多學習巴洛克時期的作品，逐漸加上莫扎特、多尼采蒂等人的作品，還要學唱德奧藝術歌曲、法國藝術歌曲等。碩士階段，學生們經過大學五年的學習，具備了一定的歌唱能力，包括聲樂技巧、語言能力和音樂學習能力，可以演唱不同類型難度更高的作品。博士階段，應該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現在聲樂表演博士還是屬于學術性的，也就是偏重理論型的。除了要準備三場學位音樂會外，還要與學生共同擬定論文題目和指導立意、指導論文布局。導師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學生制訂學習計劃并有效實施，設計三場音樂會的節目單，編排節目的內容是一門學問。作為博士研究生要培養他們的綜合素質和駕馭舞臺的綜合能力。

在完成教學工作之余，我還在許多國內外重要聲樂比賽中擔任評委，包括“中國國際聲樂比賽（寧波）”，“中國音樂金鐘獎”聲樂比賽，全國歌劇、舞劇、音樂劇展演，并自“第七屆全國聲樂比賽”（文華獎）起連續九屆擔任這項國家級重要聲樂賽事的評委，并兩次擔任“美聲”組副組長。同時，我還擔任了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專家。

俞：聽過你講座或講課的學生都說“宋老師的課堂氣氛輕松、熱烈，他總是以幽默風趣的語言、精彩的示范和深入淺出的講解進行聲樂教學”。當嚴肅的學術和幽默個性相遇的時候，你是如何融為一體的？

宋：其實，當你用嚴肅的表情和語言講述嚴肅學術的時候，就不是藝術了。用最簡單明了的語言和輕松的交流講明學術，才是一位教授應該達到的修為，所謂“大道至簡”就是這個境界?，F在很多聲樂理論家，把簡單的道理說得天花亂墜，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聲樂教學重要的是針對每位學生個人聲音條件、接受能力以及各自存在的問題等，來量身打造個性化的培養計劃。對于聲樂演唱中較為抽象的聲音運用、氣息運用、語言使用、音樂表現等問題，通過恰如其分的比喻、啟發和示范讓這些技巧問題具象化，便于學生接受。同時，要善于調動和培養同學的歌唱情緒和歌唱心理，我在教學過程中從不吝嗇對學生的贊美，也會批評學生，但是批評的時候不要過分，用詞要得當，不能傷害學生的自尊心。

學生董芳（中）演出上海歌劇院版威爾第歌劇《阿依達》后，與宋波教授夫婦合影（2017）

俞：你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學生，能否舉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宋：我說一個例子吧，譬如董芳。她是我回國后教的第一批學生，從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畢業。入學時，她的聲音存在許多不足，我幫助她逐步提高聲音的統一性，有了漂亮的高音區和豐滿、圓潤的中低聲區。她被德國《漢諾威時報》評價為“非常有前途的女中音歌唱家”，先后獲得“第十七屆法國馬爾芒德國際聲樂比賽”第二名，“第六屆中國音樂金鐘獎”聲樂比賽銀獎，在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上海音樂學院等單位演出了《一江春水》《湯顯祖》《泰伊斯》《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畫皮》《阿依達》《唐璜》《茶花女》《七日》等中外歌劇?，F在她成為我的同事，在上海音樂學院音樂戲劇系擔任聲樂教師。

為文旅部“2021年度全國聲樂領軍人才培養計劃”暨“第十四屆全國聲樂展演”入圍選手頒發證書和紀念杯

俞：作為上海音樂學院的博導，你對聲樂博士的教學和培養有哪些考慮和計劃？

宋：上海音樂學院是一所融藝術與學術于一體的高等音樂學府，是一個優秀的集體、一所積淀豐厚的名校。在這所名校里，無論是研究表演藝術的，還是研究音樂理論的，每位教師都會努力攀登自己領域的頂峰。作為表演藝術的聲樂學科來說，“上音”的博士也是近幾年才開始培養的，可以說目前還是一個探索階段。表演藝術的博士生如何培養？一方面是演唱方面的研究和實踐，應該達到國內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就是表演藝術理論的研究，不是寫幾篇文章的問題，而是要有學術和藝術的高度，美學視野應該更寬，藝術品位更高，學術性更強。所以，成為博導，其實也是一個讓我自己不斷學習的機會，在培養博士生的教學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不斷教學相長。

博導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責任，我要對得起這份責任，所以要給自己提更高的要求，以“上音”老一輩的老師們為榜樣，傳承“上音”的優良教學作風，嚴謹學術研究風格，展現“上音”傳統的表演藝術優勢，為國家培養更多的優秀聲樂表演人才。

俞：期待歸來的星光繼續閃耀，給我們學生們帶來更多的驚喜！

宋：謝謝俞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