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的年代

高云逸

自1983年至今，牛河梁遺址的發掘工作持續了30 余個春秋，新的發現層出不窮，不斷刷新著人們對于紅山文化發展水平的認識。牛河梁遺址自發現伊始便備受中外學界關注，其中“女神廟”無疑是該遺址歷年發掘所取得的最重要收獲，其罕見的建筑結構及出土遺物格外引人矚目，它的橫空出世“使人們對史前社會宗教的發展水平目瞪口呆①張忠培：《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這一史無前例的發現極大地震撼了考古學界，一時間關于紅山文化宗教信仰及社會分層等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在2010年之前，“女神廟”屬紅山文化晚期遺存這一點在學界幾乎沒有異議。同時，研究者們普遍將牛河梁遺址壇、廟、?？醋饕粋€統一的整體，通過它們的組合關系探討和闡釋紅山文化的社會狀況。眾所周知，只有同屬一期的遺跡才能進行平面布局及相互關系的考察，牛河梁遺址的紅山文化遺存存在復雜的疊壓、打破關系，表明它們經過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那么“女神廟”究竟與哪些單位存在聯系？這是在確定遺存共時性的前提下方可知曉的。因此只有準確地判定“女神廟”的年代，才能使它所引發出的各種研究課題根植于堅實的基礎之上。

一、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期研究概述

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內涵豐富、層位關系復雜，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陶器形態、墓葬形制乃至遺址使用功能均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變化。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開展，學界對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期研究亦逐步深化和細致。只有在科學的遺存分期基礎之上才能從時間斷面上縱向動態地解讀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社會的時序性變化，橫向客觀地探索處于同一時間平面遺存的內在關聯及時段性特點，從而使我們的研究結論更接近于當時歷史的真實。

1979年發掘的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后被編號為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所揭露出來的第②、③層紅山文化陶器展現出比較明顯的階段性差異①李恭篤：《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考古》1986年第6期。，以此為線索發掘者將該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為早、晚兩期②高美璇、李恭篤：《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紅山文化遺存分期探索》，《考古》1986年第6期。。

1989—1996年發掘的第二地點四號冢發現了積石冢疊壓筒形器墓的層位關系，為牛河梁遺址墓葬的分期與演變研究創造了條件③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第二地點四號冢筒形器墓的發掘》，《文物》1997年第8期。。1998—1999年，發掘者根據第五地點揭示的“三疊層”將此處的紅山文化遺存區分為生活遺跡、早期積石冢、晚期積石冢前后更替的三個發展階段④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凌源市牛河梁遺址第五地點1998—1999年度的發掘》，《考古》2001年第8期。。第五地點的早期積石冢、晚期積石冢分別對應第十六地點和第二地點四號冢的早、晚兩期，加之此次于下層積石冢之下清理的以灰坑為代表的生活遺跡，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的階段劃分和該遺址使用功能的轉變也就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來了。

位于第一地點的“女神廟”雖至今未進行正式發掘，但通過1983—1985年三個年度的試掘已搞清了其性質和建筑形制⑤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8期。。試掘工作所獲遺物包括建筑構件、泥塑造像和禮儀性陶器，發掘簡報披露了廟內出土的圜底缽、豆形器蓋和彩陶片各一件。遺憾的是由于出土陶器太少以及缺乏可供對比的陶器標本，使得“女神廟”在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分期體系中的確切位置很難一錘定音。

過去學界普遍將“女神廟”的年代判定為紅山文化晚期⑥a.張星德：《紅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b.索秀芬、李少兵：《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期初探》，《考古》2007年第10期。，并將壇、廟、冢三種性質的遺跡視為紅山文化晚期跨入文明時代的一個標志。然而伴隨著牛河梁遺址發掘資料的系統整理及發掘報告的正式出版⑦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以下簡稱《牛河梁》，本文涉及的牛河梁遺址發掘材料未標明出處者均出自此報告。，牛河梁遺址的分期研究進一步趨于細化，研究者們對于“女神廟”的期屬及其與其他遺跡的關系開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2010年，郭大順先生對牛河梁遺址群的形成過程提出了新的認識：“先筑下層積石冢，后筑女神廟及有關建筑，然后以女神廟和山臺為中心，上層積石冢陸續建成⑧郭大順：《牛河梁遺址所見東北南部早期聚落演變與文明進程——編寫〈牛河梁遺址發掘報告〉體會之三》，《中國聚落考古的理論與實踐（第1輯）——紀念新砦遺址發掘30周年學會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即“女神廟”的建造年代介于下層積石冢和上層積石冢之間。這一判斷有別于以往籠統地將“女神廟”劃歸紅山文化晚期的意見，從而給予了“女神廟”更為具體的年代定位。2013年，朱乃誠先生也明確提出，牛河梁遺址下層積石冢、“女神廟”、“山臺”建筑址等遺存的年代均早于上層積石冢①朱乃誠：《中國早期文明的紅山模式》，《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不過未展開論述。

2018年，張星德先生發表《牛河梁遺址西陰期紅山文化陶器的分期與譜系》②張星德：《牛河梁遺址西陰期紅山文化陶器的分期與譜系》，《紀念張忠培先生文集·學術卷》，北京：故宮出版社，2018年。和《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組”陶器的辨識及其意義》③張星德：《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組”陶器的辨識及其意義》，《考古》2018年第11期。（以下分別簡稱《譜系》、《意義》）兩篇文章，指出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組”陶器晚于下層積石冢而早于上層積石冢，在牛河梁遺址分期體系中可劃分為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這與郭大順先生的認識基本相同。

筆者亦贊同“女神廟”年代早于上層積石冢的意見，但提出將其與下層積石冢劃歸同一時期而不必單獨確立為一個階段④高云逸：《牛河梁遺址“女神廟”與積石冢年代的再認識》，《邊疆考古研究》（第26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遺存年代的確定是考古學一切問題研究的基礎和前提，鑒于“女神廟”在紅山文化及相關諸問題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義，本文試以陶器的共存關系為視角，用類型學方法對“女神廟”在紅山文化分期框架中的位置及其年代再做一些檢討。

《牛河梁》依據層位關系和陶器排比將該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為下層遺存、下層積石冢階段遺存和上層積石冢階段遺存三期，進一步研究表明這三期遺存分別屬于紅山文化的早、中、晚期⑤趙賓福、白玉川：《從居址到墓地：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時代變遷與功能轉變》，《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牛河梁遺址下層、上層積石冢冢體堆積出土遺物以禮儀、祭祀性陶器為主，極少生活用陶。其中出土數量最多、變化最為明顯的是無底筒形器（圖一），故筒形器的形態特征是牛河梁遺址非生活性遺存分期斷代最關鍵的憑據。

圖一 牛河梁遺址下層、上層積石冢出土典型陶器

二、“女神廟”的期別歸屬考察

“女神廟”（N1J1）位于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丘頂南側，建筑結構分北多室和南單室兩部分。除“女神廟”外，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還發掘了N1J2—N1J4三處建筑址和N1H1—N1H3三座灰坑，上述遺跡出土陶器參見圖二?！蹲V系》和《意義》兩文運用類型學研究中的橋聯法對上述7個遺跡單位的共時性進行了扼要而精到的論證，故在此不再贅述。第一地點出土陶器中數量多且具有代表性的器類是圓肩盆、折沿盆和折領筒形器，它們的形制和紋飾是判斷第一地點包括“女神廟”在內上述七個單位年代的重要依據。

通過對比不難發現，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女神廟”等單位出土陶器與第二地點N2Z4BD出土陶器存在較大共性，如N1H1、H2、H3出土的素面圓肩盆（圖二，11—13）形制與N2Z4BD：1（圖三：6）相同，N1H3：2 頸部施弦紋的圓肩盆（圖二：14）整體特征與N2Z4BD：20（圖三：7）相仿?！杜：恿骸穼1J4：15和N1H1：11（圖二：9、10）定名為“塔”形器，我們注意到這兩件器物與N1J2出土的折沿盆酷似（圖二：2），與N2Z4BD：70（圖三：8）幾乎完全相同，所以應將其正名為折沿盆。此外，N1J4：9 折腹缽（圖二：7）與N2Z4BD：41（圖三：4）造型雷同，N1J3：10（圖二：3）和N2Z4BD：74（圖三：3）所飾疊錯三角紋一致。因之，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諸單位與N2Z4BD年代相當，所以后者的期別確定以后前者的期屬便迎刃而解。

圖二 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出土陶器

N2Z4BD是在修建上層積石冢（Z4B）前在下層積石冢（Z4M）之上平整地勢的一層墊土層，是在層位上處于下層積石冢與上層積石冢之間的一個地層。筆者曾依據該層堆積的性質及包含的與下層積石冢形制相同的筒形器和折腹缽（圖三：1、2、4）而將其年代納入下層積石冢階段①高云逸：《牛河梁遺址“女神廟”與積石冢年代的再認識》，《邊疆考古研究》（第26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

值得一提的是，紅山文化彩陶中勾連渦紋的基本構圖單元是一角向外延伸的弧邊三角，牛河梁遺址的考古材料表明，下層積石冢和上層積石冢所見勾連渦紋存在顯著的階段性變化②郭明：《紅山文化勾連渦紋紋樣的演變——以牛河梁遺址的發現為中心》，《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下層積石冢勾連渦紋表現為延伸線較長并作內勾狀（圖一：6），而上層積石冢勾連渦紋延伸線較短且不內勾，上下兩組紋飾單元之間間以直線紋帶（圖一：3、4），后者絕不見于下層積石冢。N2Z4BD出土彩陶片所施勾連渦紋（圖三：5）與下層積石冢出土者完全相同，這亦是N2Z4BD包含物年代屬下層積石冢階段的證據?！兑饬x》一文則強調N2Z4BD 所出土圓肩盆、筒形罐和深腹缽等不見于下層積石冢的情況判定其并非混合層，而是代表著一個獨立的時間階段。鑒于該單位的期別歸屬存在爭議我們不妨暫且將其擱置不談，通過對其他單位的分析，來討論N2Z4BD中圓肩盆、折沿盆等第一地點諸單位典型陶器與下層積石冢階段筒形器的共生關系究竟是偶然現象，還是在牛河梁遺址具有普遍意義。

牛河梁遺址第十六地點下層積石冢階段遺存包括第④層、79③趙賓福、白玉川：《從居址到墓地：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時代變遷與功能轉變》，《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層、H97和79F1，前三者均發現有陶器。第④層出土的口沿、底沿外折的筒形器（圖三：11、12）均為下層積石冢階段典型陶器，與之共存的素面圓肩盆（圖三：13）和肩部飾弦紋的圓肩盆（圖三：14、15）與第一地點N1H3：3、2（圖二：13、14）及第二地點N2Z4BD：1、20（圖三：6、7）如出一轍。第十六地點第④層所提供的共存關系再次證明，《意義》所稱包括第一地點諸單位和第二地點N2Z4BD在內的“女神廟組”陶器在年代上是屬于下層積石冢階段的。

第④層出土的N16T1008④：3這件陶器（圖三：10）頗引人注意，《牛河梁》稱之為“斜領罐”，該器斜直領，領部施弦紋帶，下部殘缺。從殘余部分來看，它與第一地點N1J3、N1J4出土的折領筒形器（圖二：3、4、6）別無二致，所以應將其易名為折領筒形器。這是第十六地點第④層為我們傳遞出的另一個重要信息，即折領筒形器也是下層積石冢階段的陶器類別，它與折沿筒形器是同時并存的兩型。就目前牛河梁遺址已發掘的諸地點而言，折領筒形器僅見于上述三個原生單位，N16第④層是折領筒形器與折沿筒形器共出的唯一堆積單位。

這樣，除圓肩盆、折沿盆和折腹缽外，第一地點的折肩筒形器也被歸入下層積石冢階段。有研究者提出N1J3“筒形器的造型與第二地點晚段的素面筒形器類似，年代亦應相當”③，因此將其與上層積石冢階段直領筒形器推定為同一時期。然而，這兩種類型的筒形器除領部的形態差異外，直領筒形器紋飾繁縟而折領筒形器素面為主的裝飾區別亦表明它們很難被認定為共時關系。雖然牛河梁遺址第二、五、十六地點均揭示出了直領筒形器晚于折沿筒形器的層位關系，然而從器物形態的演變趨勢和發展邏輯來看，直領筒形器頸部飾凹弦紋帶，其下接一周凸棱，底內沿起臺或削平的特點很難被認為是從折沿筒形器演化而來。第十六地點第④層所提供的明確的共生關系表明，折領筒形器與折沿筒形器是下層積石冢階段同時存在的兩種形態，前者應是上層積石冢階段直領筒形器的前身。

第十六地點N16H97打破第④層，然而N16H97：7 斜領罐（圖三：16）與第④層出土的同類器物（圖三：9）別無二致，表明它們年代相去不遠，當視為同一時期遺存。有趣的是，在該單位中圓肩盆（圖三：17）亦與下層積石冢階段的折沿筒形器（圖三：18）共出。

《意義》將N2Z2冢上堆積疊壓N2Z2封土作為“女神廟組”遺存早于上層積石冢階段遺存的地層證據之一。N2Z2冢上堆積出土筒形器的形制和紋飾（圖一：2）均為上層積石冢階段的典型特征，N2Z2封土內出土的圓肩盆、折腹缽和折沿盆（圖三：24—26）等屬《意義》所稱的“女神廟組”陶器范疇，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該單位中與之伴出下層積石冢階段的折沿筒形器（圖三：22、23）。所以第二地點二號冢的層位關系僅能證明冢上部堆積出土陶器晚于封土內出土陶器，但N2Z2 封土內出土陶器的共存關系并不能佐證所謂的“女神廟組”遺存代表一個獨立期別的認識，相反它更支持“女神廟組”遺存與下層積石冢階段遺存屬同一有機整體的意見。

基于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N2Z4BD、N2Z2封土和第十六地點④層、N16H97所見“女神廟組”陶器與折沿筒形器的共存關系可以判斷，包括“女神廟”在內第一地點諸單位系屬于牛河梁遺址下層積石冢階段遺存，在紅山文化的分期框架中處于中期發展階段。

三、“女神廟”的年代及相關問題分析

遼西地區是溝通中原、華北與東北腹地的咽喉，優越的地理區位和開放的文化性格賦予該地區史前文化多元而活躍的特點。公元前4000—前3500年，西陰文化的積極擴張使黃河中游的文化格局呈現出空前統一的局面，這與之后的空三足器興起①張忠培：《黃河流域空三足器的興起》，《華夏考古》1997年第1期。一道構成了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兩大歷史事件。西陰文化在黃河流域開疆拓土的同時亦將其影響向周邊地區強勢滲透，隔燕山相望的紅山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陰文化的強烈沖擊。通過對某些文化因素的分析不僅可以探討兩支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亦可以為紅山文化某些單位絕對年代的判斷提供參考依據。

1958—1959年發掘的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的西陰文化遺存可分為三段②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華縣泉護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比較清晰地揭示出西陰文化的階段性特點，該遺址所劃分的三段基本代表了西陰文化早、中、晚三個發展時期的全過程。

內蒙古涼城縣王墓山坡下遺址③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課題組：《岱?？脊拧罚ㄈ?，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發現有較為豐富的西陰文化遺存，不容忽視的是，這里的西陰文化相比于陜晉豫交界地區表現出了濃郁的區域特色，應為該文化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一個地方變體。王墓山坡下遺址ⅠF11居住面出土14件陶器，其中ⅠF11：23器蓋（圖四：2）下部殘缺，蓋鈕較為瘦高呈喇叭狀，形態與牛河梁遺址“女神廟”出土的器蓋（圖二：1）蓋鈕相近。王墓山坡下遺址ⅠF11 出土三件小口尖底瓶，保存完整的ⅠF11：13（圖四：1）的雙唇口形態為典型的西陰文化風格。泉護村遺址的分期結果表明西陰文化小口尖底瓶雙唇口的演化表現為由明顯到模糊，甚至消失而成平唇的趨勢，不難發現ⅠF11：13的口部特征與泉護遺址西陰文化二段同類陶器一致。

王墓山坡下遺址西陰文化遺存有一個測年數據，采自ⅠF7 內木炭的碳十四數據為公元前3710±200年（經樹輪校正）。ⅠF7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圖四：7）中部施拍印繩紋，下部見刮抹痕，整體形態和裝飾風格與ⅠF11：13（圖四：1）相同，故ⅠF11的年代與ⅠF7相當。

牛河梁遺址“女神廟”有兩個碳十四測年數據，分別為公元前3700—前3521年和公元前3771—前3519年（均經樹輪校正）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可見牛河梁遺址“女神廟”和王墓山坡下遺址ⅠF11的陶器風格及絕對年代均較為契合。

無獨有偶，王墓山坡下遺址ⅠF8出土陶缽所飾疊錯三角紋（圖四：6）在基本題材與構圖方式上與牛河梁遺址N1J3：10（圖二：3）完全一致，而且“女神廟”內亦見與之類似的彩繪壁畫（N1J1B：23）。疊錯三角紋是半坡文化—西陰文化這一譜系考古學文化源流清晰、一脈相承的文化因素，所以紅山文化的此類紋飾是中原文化系統影響下的產物，同時再次證明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等單位在年代上與西陰文化并行發展。

圖四 王墓山坡下遺址ⅠF11、ⅠF8、ⅠF7出土陶器

此外，屬牛河梁遺址下層積石冢階段的N1J2、N1J4、N1H1（圖二：2、9、10）和N2Z4BD、N2Z2 封土（圖三：8、26）出土的折沿盆，形態與西陰文化西安市客省莊遺址①蘇秉琦、吳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考古通訊》1956年第2期。和彬縣水北遺址②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陜西彬縣水北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9年第3期。等發現的同類器物如出一模，這類折沿盆在遼西地區始見于紅山文化中期，紅山文化晚期已基本消失。由于本地區無此類器物的原型和演化序列，因之它也應是西陰文化輸入的舶來品。

耐人尋味的是，紅山文化中期出現的“塔”形器的器座部分就是倒扣的折沿盆（圖一：8）?？梢娬垩嘏栌诩t山文化中期傳入遼西之后，不但保持著原初形態被紅山文化先民制作和使用，而且紅山文化還以其為基本構圖，通過增加復雜的上部結構和裝飾自身風格的彩紋從而創作出新的器類。素面折沿盆雖然在紅山文化中期后戛然而止，但以其為構成要素的“塔”形器卻延續使用至紅山文化晚期（圖一：4）。這不但生動詮釋了傳承、吸收、融合、創新的文化雜交之道①張忠培：《文化雜交：廣州的過去與未來》，《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而且證明通過對陶器形態的解析的確可以發現隱藏于陶器背后的文化傳統，窺探陶器中蘊含的時代風格②段天璟：《解析陶器：從實踐到理論的嘗試》，《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1期。。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女神廟”屬于牛河梁遺址下層積石冢階段即紅山文化中期的遺存，絕對年代大致處于公元前3700年左右，大體相當于西陰文化中期。若這一結論無誤，我們就有必要對以往將“女神廟”置于紅山文化晚期時間范疇內所提出的認識作一番檢討。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紅山文化時期崇拜女神的事實，張忠培先生起初并不認同紅山文化（晚期）進入文明社會的意見③a.張忠培：《關于內蒙古東部地區考古的幾個問題——在內蒙古東部地區考古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b.谷建祥、舒天：《中國考古學的思考與展望——張忠培先生訪談錄》，《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自20世紀90年代前期以后，他開始從神權與王權的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與走向帝國道路的問題，為該問題的研究找到了一個新的生長點。視角的轉換與方向的明確最終產生了認識的升華，在對全國考古材料作了一番抽絲剝繭般的剖析之后，張先生明確提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后，活躍于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先民已經步入文明時代④張忠培：《中國古代文明之形成論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新世紀以后張忠培先生對其認識的轉變有過一段深情的回顧：“作為蘇秉琦的學生，我力圖跟隨他做些研究工作，然而在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探索方面，卻一時未跟上他的步子，當他認為牛河梁的紅山文化遺存標志著中華文明已進入曙光時期的時候，我還因紅山文化女神而對他的這一認識表示了懷疑?！雹輳堉遗啵骸蛾P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的幾個問題——在〈中原文物〉百期紀念暨中原文明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由此，其堅持獨立思想的學術風格和讓材料牽著鼻子走的治學態度躍然紙上。

現已明確，牛河梁遺址“女神廟”系紅山文化中期階段遺存，因而女神崇拜自然也就不再影響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發生變革的事實。這也再次提醒我們，紅山文化研究中大家熱衷于討論的宗教信仰和社會結構等問題務必要植根于堅實的年代學基礎之上，由此方可推導出接近于歷史真實的客觀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