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社會善念感知與情緒體驗關系的研究

杜方園，房英娟，許莉婷，陳永輝，黃 亮

（1.閩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福建漳州36300;2.福建省應用認知與人格重點實驗室,福建漳州36300;3.漳州衛生職業學院臨床醫學系,福建漳州36300）

有關社會善念（Social mindfulness,SoMi）的研究近些年來備受關注，依據相互依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1]，所謂社會善念，即個體在與他人相互依賴的情況下[2]，在活動中充分考慮他人自主性選擇的需要，并為對方保留較充足的選擇空間的行為，即盡可能讓對方擁有對自己作出選擇的控制權[3].從研究的人稱視角來說，已有研究者分別從實施者、接受者、觀察者三個角度來考察社會善念.最初的研究更多關注的是影響實施者社會善念水平的因素[4]，后續有研究者開始從接受者角度考察被試感知社會善念水平高低在各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感知社會善念，即個體感受到對方尊重并保護其選擇需要，從而體驗到對方充滿善意的程度.已有研究表明，個體感知到對方較高的社會善念水平時，會產生更強烈的如樂觀、信心、期望、欣喜等積極情緒體驗[5].然而采用現場實驗且用實物作為材料探索個體感知社會善念水平與情緒體驗關系的研究尚少.

前人研究主要是依據社會善念范式(SoMi Paradigm）[3]來測量社會善念水平.在實驗過程中，被試與另一玩家利用電腦程序，一同進行一項虛擬物品選擇游戲.一輪游戲包括24個試次，每個試次會呈現3～4個物品，這些物品僅在某一表面特征（如顏色、大小等）存在差異，其中具有某一種特征的物品在數量上占優勢[6].比如呈現三只鋼筆供雙方選擇，其中一只為藍色鋼筆，另外兩只為黑色鋼筆.SoMi 范式設計依據的原理為，當實施者選擇的是唯一選項即藍色鋼筆時，接受者的選擇受到限制，只能被動地選擇黑色鋼筆，那么這種情況下，實施者的行為屬于低社會善念；而當實施者選擇其中一只黑筆，接受者的選擇就有兩個（藍筆或者黑筆），實施者尊重和保護了接受者的自主選擇權，此時實施者的行為屬于高社會善念.

積極情緒，是指個體在某種需要得到滿足時，產生的一種帶有愉悅感受的情緒，如滿意、自豪、興趣等積極的主觀體驗[7]，是一種對一般活動有激活傾向的正向情緒.積極情緒具有多種功能，能夠促使人們保持對人或事物的趨近和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提高人們的主觀幸福感達到促進心理健康的作用[8].積極情緒體驗的獲得是多種途徑的，相關研究結果表明：感知社會善念水平與積極情緒體驗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當個體感覺到互動方尊重和保護了其自主進行選擇的需要，會相應伴隨著積極的情緒體驗[9]，即由一個人感知到的社會善念的程度能夠正向預測他的積極情緒.

如今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深受重視，為了考察兒童感知社會善念與積極情緒體驗的相關關系研究選擇11～12歲的小學生為被試.此外，以往研究多采用電腦程序等虛擬互動方式，本研究進一步創新了實驗形式：采用現場實驗的方式，所有物品均為實物，被試可以在現場與玩家進行真實互動，這提高了研究的生態效度.因此，本實驗將從行為接受者的角度出發，通過現場實驗形式，考察兒童感知社會善念和積極情緒體驗的關系.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實驗以36 名（女生20 人、男生16 人）六年級小學生為研究對象，年齡范圍在11～12 歲.其中，高社會善念組和低社會善念組被試各半.所有被試無色盲或弱視，實驗結束后每人都可獲得一份禮品.

1.2 實驗前準備

事先找好2名同齡小學生扮演行為實施者（男女各一名），提前對他們進行訓練（如：在實驗過程中，如何與主試進行配合并選擇相應物品，不可有言語交流，不做多余的動作等），以免對被試的行為產生影響.向被試介紹玩家時，僅提及其為隨機匹配的，一起完成實驗任務的同學，下文中將以玩家代稱.每位被試均與同性別玩家進行互動.具體實驗材料如下：人口學變量問卷、額外變量問卷、回溯性問卷、游戲物品（如鉛筆、橡皮、圓珠筆、口罩等）.

1.3 實驗流程與任務

第一步：被試進入實驗室后，首先在實驗助手的幫助下，完成基本的人口學變量，如性別、年齡、是否色盲或色弱等.接著填寫3個額外變量問卷：移情關懷（6個條目，α=0.67）；觀點采擇（5個條目，α=0.81）[10]；自主性需要（6 個條目，α=0.77）[11]，此外，被試還需填寫《積極消極情緒量表》[12]，評定其近兩周的情緒狀態作為基線(α1=0.87，α2=0.71).

第二步：被試與玩家（與被試同性別）進行真實情境下的物品選擇游戲.該任務是基于鋼筆選擇范式和社會善念范式修訂的.每一試次中，有4 個物品，物品僅在某個表面特征（顏色）上存在差異，其余特征無任何顯著差異，被試需要從4個物品當中選取1個.其中，存在3個相同顏色物品和1個唯一顏色物品的試次為實驗條件，每種顏色各有兩個的試次為控制條件.個數為1 的物品視為“唯一選項”，個數不小于2的相同物品視為“非唯一選項”.

在本實驗中，玩家助手為行為實施者，率先進行物品選擇.被試在玩家助手選擇結束后，在剩余物品中進行選擇，扮演行為接受者.互動雙方均只能在所提供的物品中選擇其中一個，且做出選擇后不可更改.完整的實驗共包括27個試次，前3個試次為練習環節，讓被試熟悉游戲規則.后續的24個試次為正式實驗環節，其中4 個試次為控制條件，另外20 個試次為實驗條件，總共包含了12 個物品種類，每個物品種類隨機出現兩次.每個試次中唯一物品和非唯一物品的呈現位置均作了隨機化處理，以免實驗設置對結果產生干擾.研究者通過操縱行為實施者選擇“唯一物品”和“非唯一物品”的比例.參考已有研究[13]，高社會善念組玩家助手有80%的比例（16 次）選擇了非唯一物品，即給被試留下了兩種不同的物品供其選擇，給予被試更大的選擇空間，尊重和保護對方自主性選擇的需要；低社會善念水平組，玩家助手有80%的比例選擇了唯一物品，被試的選擇空間大大受到了限制（如圖1）.實驗過程中，被試與玩家助手分別坐于桌子兩側[14]，兩人中間以幕布相隔，互相無法看到對方的面孔，只能通過幕布與桌面的一個小間隔看到對方伸手選擇實驗物品.主試將實驗物品按順序擺放在桌上，雙方做出選擇后，助手將剩余的兩個物品回收，主試重新擺放下一輪的實驗物品.

圖1 物品選擇游戲示例Fig.1 Flow Chart of choose game

第三步：被試完成物品選擇游戲后需及時填寫《積極消極情緒量表》評定自己在游戲中的情緒狀態，以及一系列回溯性問卷：感知到玩家的自利水平(3 個項目, α = 0. 78)、與玩家共事的意愿3 個項目,α=0.85)、對玩家的喜歡程度(3個項目,α=0.75)、是否期待在現實生活中和玩家相遇(3個項目,α=0.89).以這四份回溯性問卷平均分作為被試感知社會善念水平的指標，檢驗社會善念分組有效性[5].

第四步：主試從被試在實驗中選擇的物品里隨機抽取一樣贈予被試，作為其酬勞.

2 研究結果

2.1 預分析

與高社會善念組相比，低社會善念組被試感知到玩家助手的自利水平(t(34)=2.05,p＜0.05,d=0.67)更高，即被試在與低善念組玩家助手互動的過程中，確實感受到了玩家助手更多考慮自己而非對方.但在共事意愿(t(34) = -0. 25,p＞0. 05,d = -0. 08)、喜歡程度(t(34) = -1. 06,p＞0. 05,d = -0. 35)、期待相遇(t(34)=-1.61,p＞0.05,d=-0.53)等三個維度上的差異并不顯著，即同高社會善念組相比，低社會善念組的被試并未明顯表現相比出不愿意和玩家助手共事的傾向，對玩家助手的喜歡程度，以及期待與玩家助手相遇的意愿也沒有顯著差異.

以性別和社會善念水平為自變量，自利水平、共事意愿、喜歡程度、期待相遇為因變量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性別的主效應不顯著(F(1, 37) = 1. 13,p= 0. 34). 社會善念和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37)=0.98,p=0.43).

綜上，回溯性問卷的四個維度中，低社會善念組的被試在感知玩家自利水平的維度上與高社會善念組存在顯著差異，證明本實驗以80%比例選擇唯一物品或非唯一物品的設置，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區分被試主觀感受到的社會善念水平的高低.

2.2 感知社會善念與情緒體驗的相關分析

以共事意愿、喜歡程度、期待相遇和感知自利水平（反向分）四個維度的平均分作為感知社會善念的指標，測量指標為完成物品選擇游戲后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各自平均分.相關分析表明（如表1）：感知社會善念與積極情緒呈正相關（r=0.54,p＜0.01），與消極情緒的負相關（r=-0.25,p＞0.05）不顯著.在具體維度上，僅有自利水平與消極情緒呈顯著正相關（r=0.38,p＜0.05），共事意愿（r=0.52,p＜0.01）、喜歡程度（r=0.50,p＜0.01）、期待相遇（r=0.45,p＜0.01）等三個維度均與積極情緒呈顯著正相關.

表1 感知社會善念與情緒體驗的相關分析表Tab.1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mindfulnes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2.3 感知社會善念與積極情緒體驗的回歸分析

以積極情緒體驗為因變量，感知社會善念水平為自變量，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2）可知：感知社會善念水平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積極情緒體驗，β=0.54，t=3.78，p＜0.01，其解釋量為R2=28%.

表2 感知社會善念與積極情緒體驗的回歸分析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social mindfulnes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3 討論與總結

研究發現，積極情緒體驗在社會善念分組上的主效應并不顯著，但感知社會善念水平與積極情緒體驗呈顯著正相關，與消極情緒體驗呈負相關，卻并未達到顯著水平.這與竇凱[5]等的研究結果一致，這說明相比于負性情緒，積極情緒體驗在人際互動中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更強烈.之后進一步的回歸分析結果驗證了感知社會善念水平對積極情緒體驗的顯著正向預測作用，即當被試感知到對方較高社會善念水平時，會有更強烈的積極情緒體驗.基于社會善念范式的操作原理可知，在互動過程中，人們不用為對方提供明顯的幫助，只需要把更多的選擇機會留給對方，就可以讓其感受到自己更高水平的善意，從而還可以使得對方的積極情緒體驗更加強烈.以往實驗大多是在大學生群體中開展[5,15]，而本研究將其拓展到了小學生群體，從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兒童感受到互動方更多的善意時，會自發產生積極情緒.這與楊瑩和寇彧[16]的觀點一致，即社會善念行為之所以會提升行為接受者的積極情緒，是因為其自主性需要得到了滿足，即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體驗到了自由感.這說明小學高年級學生可以通過感知對方是否充分照顧其自主選擇的需要，從而獲得積極或消極的情緒體驗.小學高年級學生感知到對方較低的社會善念時并不明顯伴隨著消極的情緒體驗，但是對較高水平的社會善念有著更明顯地覺察.已有研究[8]證實積極情緒能夠提高人的主觀幸福感，對生理心理健康都具有積極作用.如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備受重視，在紛繁的現代化社會中，該如何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該研究的重要啟示在于為小學高年級學生群體留下更大的選擇空間，更有助于他們積極情緒的激發.因此，家庭和學校在對兒童進行教育時，應當更加尊重和保護小學高年級學生自主選擇的需要，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更美好健康的成長平臺.

本實驗通過真實的現場互動形式，考察感知社會善念水平與情緒體驗的相關關系，從研究結果可以得出結論：在小學高年級學生群體中，感知社會善念與積極情緒體驗存在著緊密聯系，當兒童感知到對方較高的社會善念時，會有更強烈的積極情緒體驗.本研究拓展了社會善念范式的研究領域，同時希望能夠對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方式起到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