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期望、社會流動與國民幸福感
——基于高校擴招的準自然實驗

劉 瓊，劉珊珊

(1.浙江工業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2.浙江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科學論斷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反映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折射出他們對幸福的追求。但一個必須關注和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是：教育不公、貧富差距、階層分化導致的“相對剝奪感”正成為當前社會的普遍心理之一。教育領域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已經對人們的幸福感產生了某些消極負面的影響。社會學家哈維格斯特指出，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教育將成為個體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知識經濟的出現和高技能就業崗位的增加，推動了全球范圍內擴張性高等教育政策的實施。人們普遍認為，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減貧及人的發展至關重要。鑒于高校擴招的必然趨勢，有必要研究高等教育擴張、社會流動與國民幸福感之間的關聯關系，并提出具有現實意義的積極建議。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說

幸福經濟學發展初期，學者們圍繞伊斯特林“幸福悖論”展開“收入-幸?！标P系的深入探討。然而，關于教育如何影響幸福，學界同樣存在正效應、負效應、倒U型和中立的巨大分歧[1]。雖然許多研究將教育作為幸福感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并因此報告了“教育-幸?！标P系，但很少有人對此作出評論和解釋，也少有學者深入探索這種關系。Powdthavee認為：在衡量教育與幸福關系時，重要的是確定教育影響幸福的關鍵中間變量，否則這些變量對幸福的影響將會被教育“吸收”，產生遺漏變量估計偏誤以及對“教育-幸?！标P系的錯誤解讀[2]。教育作為潛在的社會分層標準和社會成員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動力機制，通過高薪工作的獲得、優質社會資源占有和社會地位改善，肩負著個體追求幸福的終極任務。無論是基于跨國樣本的分析還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具體分析，均表明，社會階層認同及其正向社會流動，能夠顯著提升國民幸福感[3]。鑒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H1。

H1：高等教育擴張能夠通過促進社會流動，進而增益國民幸福感。

借鑒由諾貝爾獎獲得者Kahneman與心理學家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幸福函數曲線如圖1所示。幸福源于比較，是個體心理預期與現實感知相互對比產生的結果，是由參照點和現實成就之間的差距決定的，當二者差值為正，即為相對收益(Gains)，個體幸福感上升；當二者差值為負，即為相對損失(Losses)，個體幸福感下降。也即幸福源于相對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對剝奪。前景理論顛覆了傳統經濟學中“理性人”的基礎假定，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做決策時基于的參考點不同，會有不同的風險態度和行為選擇。前景理論的三大定律可以總結為：損失厭惡、參照依賴和敏感性減弱。

(一)損失厭惡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理論認為，個人對損失的重視程度高于同等規模的收益，因此他們將更加努力地避免損失，而不是獲得類似規模的收益。Thaler指出，人們給自己擁有的物品標定的價值高于他們愿意為獲得完全相同物品而支付的價格，如若讓他們放棄已擁有的物品，他們必須得到更多的補償[4]。由于人們在收益方面更傾向于規避風險，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社會地位下降(或向下社會流動)對幸福感的影響比社會地位上升強得多。這也可能歸因于對現狀的偏好，有些人可能傾向于保持目前的地位，那么他們的幸福函數在談到損失時要比收益陡得多，這是厭惡損失的一種表現。鑒此，提出有待檢驗的假說H2。

H2：由于損失厭惡，社會流動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向下社會流動產生的負向影響要高于向上社會流動帶來的正向影響。

(二)參照依賴

參照依賴(Reference Dependence)理論強調參考點效用而不是絕對值效用的重要性，個體會根據一項事務是否會招致損失或達到預期收益來作出決策，而多數人對得失的判斷往往是由參照點決定的。布迪厄著名的資本轉換理論認為，人們可以通過教育獲得財富(經濟地位)、權力(政治地位)和聲望(社會地位)，進而實現向上社會流動。追求社會地位是推動許多社會行為的強大動力，然而社會地位越高越幸福嗎？Diener等[5]的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對主觀幸福感的預測作用很小。事實上，那些更重視物質財富的人往往會經歷較低的幸福感水平。以往關于社會地位與幸福感的研究幾乎只關注由收入和財富決定的社會經濟地位，其他形式的社會地位是否會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Anderson等[6]在SES的基礎上提出了另一種類型的社會地位——社會測量地位(Sociometric Status，SMS)，并采用麥克阿瑟梯子(MacArthur ladder)方法考察SMS和SES對個體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以及相對大小，結果顯示，SMS確實比SES對主觀幸福感有更強的預測作用。SMS代表個體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在“面對面群體”(Face-to-Face Groups)中所獲得的尊重和欽佩?！熬植侩A梯效應”(Local-Ladder Effect)表明，由于SMS是在“面對面群體”的背景下定義的，與塑造社會地位的一系列心理和社會過程有關，而SES通常被定義為個體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個體與周圍人比較更能影響他們的幸福感，而不是遠距離比較。正如伯特蘭·羅素所指出的，“乞丐并不嫉妒百萬富翁，但是他們一定會嫉妒其他更成功的乞丐”。根據上述分析，提出有待于檢驗的假說H3。

H3：由于參照依賴，存在局部階梯效應：“Face-to-Face Groups”中的社會測量地位比社會經濟地位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重要。

(三)敏感性減弱

敏感性減弱(Diminishing Sensitivity)意味著結果離參考點越遠，對滿意度的邊際效應越低，且無論得失均是如此。因此，人們的幸福感或者經濟學家所說的“效用”，會隨著財富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是遞減的。資源稀釋理論認為，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大學生中進行分配，當更多的人有機會上大學時，每個大學生可獲得的資源就會減少，進而削弱教育與幸福感之間的平均聯系。根據信號篩選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地位競爭理論及邊際效應遞減規律，高等教育的持續擴張可能帶來文憑膨脹、學歷貶值，高等教育區分度下降，以及信號篩選功能被弱化等現象，進而導致高等教育質量和幸?；貓笙陆?。雖然高等教育對幸福感的平均效應在以往的許多研究中得到了證實，但隨著高等教育擴張，這種效應如何變化，我們卻知之甚少。鑒于此，提出有待檢驗的假說H4。

H4：由于敏感性減弱，在高等教育持續擴張過程中，教育對幸福感的平均效應呈下降趨勢。

二、模型選取與數據準備

自1999 年高校擴招政策實施后，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經歷了跨越式的迅猛增長。中國高校擴招這種獨特的制度環境為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準自然實驗環境。因此，本研究通過構造以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采用雙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來捕捉高校擴招對社會流動及國民幸福感的干預效應、作用機制及動態變化趨勢，計量模型設定為

Yit=β0+β1HEEit∑jβj×Control+γt+μi+εit

(1)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本研究認為，對高校擴招政策效應的評估，應跳出其對高校畢業生就業或收入影響的窠臼，因此，選取主觀幸福感(SWB)作為高等教育擴張(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HEE)影響社會流動和國民幸福感的結果變量。下標i和t分別代表個體i和第t年，γ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μi代表地區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Control為其他控制變量。參考余華義等[7]的研究，把高校擴招政策DID變量看作是樣本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College)和其出生年份(Birth)是否大于或等于1981年兩個維度的差分，識別策略為

(2)

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 為目前研究中國社會變遷最主要的數據來源。在其發布的歷年數據中，CGSS 2005、2010、2015年調查包含了本研究所需的關鍵變量，通過整合共得到有效樣本33 123個。全面準確測量個體社會地位是厘清地位獲得機制的前提，由于SMS是個體在“Face-to-Face Groups”中所處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受參照群體及價值判斷的影響，本研究借鑒陳云松等人的相關研究，采用階層自我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作為SMS的主觀反映，采用收入水平來測度SES[8]。將社會流動(soc_mob)以代際繼承為參照，劃分為向上社會流動(up_mob)和向下社會流動(do_mob)。在計量模型中放入年齡、健康、性別等更多的控制變量，以減少由遺漏變量偏誤導致的模型內生性風險。通過對模型進行共線性診斷發現，所有解釋變量的VIF值均小于3，不存在高度共線性問題。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

續表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高等教育擴張對社會流動與國民幸福感影響的初步檢驗

表2估計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本研究重點關注的高校擴招政策變量HEE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高等教育擴張是有效和穩定的“幸福促進者”。為了進一步探討三者之間的關系，本研究借鑒溫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三步法”[9]，對社會流動(soc_mob)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比較列(1)～(3)發現，在模型(1)中引入soc_mob變量后，soc_mob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而HEE回歸系數從0.187下降至0.119，且都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與此同時模型R平方從0.082上升至0.122，充分表明社會流動在高等教育擴張與國民幸福感的關系中發揮了顯著的“橋梁”作用，即高等教育擴張能夠通過促進社會流動，顯著增加國民幸福感。將加入控制變量的列(5)～(7)進行比較，同樣發現社會流動的中介效應顯著為正，進一步驗證了前文假說H1。

表2 高校擴招對社會流動與國民幸福感影響的初步檢驗

從列(4)和列(8)可以看出，以代際繼承為參照，向下社會流動(do_mob)對國民幸福感產生的負向影響要明顯高于向上社會流動(up_mob)帶來的正向影響，即社會流動對幸福感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根據研究假說H2，由于“損失厭惡”，人們對向上社會流動和向下社會流動的敏感程度不同，向下社會流動的痛苦要遠大于向上社會流動所獲得的快樂。因此，do_mob比up_mob對SWB的影響強得多。比較列(5)～(8)可以發現，社會測量地位(SMS)和社會經濟地位(SES)對國民幸福感均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但SMS比SES對幸福感的影響要高得多。根據研究假說H3，SMS高的人傾向于擁有更多的朋友，更頻繁地參與社會活動，更容易獲得同齡人的尊重和欽佩，進而強烈影響個體幸福感和社會認可度。事實上，由于貨幣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存在邊際效應遞減，而周圍群體的尊重、信任和認可是無法替代和邊際不遞減的。參照依賴理論強調“參照點”的重要性，個體與周圍人比較更能影響他們的幸福感，而不是遠距離比較，因此，擁有較高社會測量地位的個體能收獲更高的幸福感水平，即存在“局部階梯效應”。該估計結果驗證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說H3，并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金錢買不到幸?！?。

(二)異質性檢驗

表3區域異質性檢驗結果顯示，高校擴招對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社會流動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農村戶籍的影響并不顯著。該估計結果表明，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并沒有平均分配給來自城市和農村的人，使其平等受益，相反，它讓來自城市的孩子受益更多，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李春玲等的研究發現，城市人(父親為非農戶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農村人的6.3倍[10]。雖然高等教育機會供給大幅增加，但家庭背景依然是決定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關鍵因素。

表3 高校擴招的區域和收入異質性檢驗

觀察表3列(5)～(10)發現，高校擴招政策對各收入階層居民幸福感和社會流動性影響，表現出自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由高到低逐漸減弱趨勢。在當代，雖然“一考定終身”的高考制度弊端受到了社會的廣泛批評，但其客觀公正性不容置疑。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大多數貧困家庭子女向上社會流動、改變命運的主要途徑，而且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比教育更合適的社會流動“階梯”。

(三)動態效應檢驗

隨著高等教育持續擴張，政策效果隨時間推移會發生何種程度變化，需要將動態時間納入考量。本文參考陽義南和連玉君的做法[11]，以2005年為對照組基年，分別設置代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虛擬變量交互項，以考察高校擴招政策的動態變化趨勢。檢驗結果列于表4。

表4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高校擴招政策對幸福感的增益效應從2005年的0.204(p<1%)下降至2015年的0.126(p<1%)。高校擴招導致了大班教學的盛行，當迅速增長的大學生數量達到現有高等教育機構的能力極限時，大學教育質量會明顯下降，進而導致對國民幸福感提升作用的下降，因此，大學學位“膨脹”意味著教育對幸福感的平均效應呈下降趨勢。至此，前文研究假說H4得證。

表4 高校擴招政策的動態效應檢驗

四、結論與啟示

20世紀以來，高等教育擴張成為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隨之而來的是高校擴招對社會階層流動性影響的爭論。本研究基于前景理論，運用DID方法對高校擴招的政策效應進行評估發現：(1)高校擴招能夠通過促進社會流動提升國民幸福，但社會流動對個體幸福感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向下社會流動帶來的痛苦要遠大于向上社會流動所獲得的快樂；(2)存在局部階梯效應：“Face-to-Face Groups”中社會測量地位比社會經濟地位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重要；(3)由于敏感性減弱，隨著高校的持續擴招，高等教育對國民幸福感的平均效應呈下降趨勢。據此，可以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幸福均衡閥”建設亟待鞏固強化。盡管高校持續擴招使得高等教育供給量大幅增加，但區域教育資源分布和教育質量依然存在顯著差距，市場化在促進社會流動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的隱憂。正所謂“流水不腐”，一個理想的社會結構，應當具有開放性、流動性和激勵性，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個體，應當享有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具體而言，處于較低社會階層的個體可以通過個人的不懈努力、教育渠道的提升等方式積累人力資本，實現向上社會流動與階層躍遷；而身居高位的個體如果放松懈怠、安于現狀，就會在市場競爭中失去優勢地位，被迫向社會結構的下層流動，這樣社會自然會煥發出“能者上，庸者下”的勃勃生機。因此，政府應當著力建立“收入分配制度公正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群體利益博弈制度化、文化價值認同大眾化”四位一體的“幸福均衡閥”，造就公平公正的教育環境，提供公平合理的社會流動機制，激發社會成員向上社會流動的潛能和動力，進而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第二，“國民幸福感”提升有賴教育支撐。幸福源于比較，幸福的關鍵不是我們擁有什么，而是我們擁有的的東西“參照組”卻沒有。有時獲取幸福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復雜，或許只需要改變心態。在面對無法改變的現實情形時，個體可以適當降低期望參照點以獲得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政府應著力塑造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取向，大力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減少人們對現實社會的抱怨，提高人們獲取幸福的意識與能力。此外，隨著我國由生存型社會步入發展型社會，人民“滿意”的維度、心理預期、目標參照等已經并還在發生深刻變化，要實現“人民幸?！?，不僅要滿足人們在物質方面的需求，還有賴于非物質民生條件的改善。因此，新時代我國政府應著力探尋以教育為抓手，改善非物質民生條件，以增進國民幸福感的適配路徑，預防重蹈“功利主義”覆轍，避免陷入“幸福悖論”的怪圈。

第三，教育資源配給應更加注重公平優化。盡管現階段教育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但高校擴招政策的實施無疑能夠提升國民整體受教育水平，增加并拓展國民求職和向上社會流動的信心。尤其是原來處于劣勢階層本沒有機會上大學的個體，通過高校擴招接受高等教育，實現階層躍遷，并收獲幸福的主觀感受。但高校的持續擴招也可能帶來文憑膨脹、學歷貶值、高等教育區分度下降等負面影響，進而導致高等教育質量和幸?；貓笙陆?。對此，政府要進一步優化高等教育的支出結構，有意識地向農村和低收入階層傾斜，推動高質量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使迅速增長的大學生數量與現有高等教育機構設施和師資能力相匹配，強化高等教育的社會流動與階層重構功能，動態把握并處理好“量”和“質”之間的關系，促使我國高等教育從“廣覆蓋”向“有質量”邁進，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邁進，從而助力構建“幸福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