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蘭亭集序》“創作真相”考論及其他（上）

◇ 樓秋華

東晉大書家王羲之（303— 361）所作的《蘭亭集序》〔1〕無疑是中國書法史上最負盛名的不朽之作，時至初唐即已名揚天下，大約從北宋米芾以后更被譽為“行書第一”〔2〕。自唐代以來，其影響之廣大、研究之深入、論辯之持久，堪稱空前絕后，令人嘆為觀止。而中唐何延之（約活動于公元700年前后）《蘭亭記》中所描述的王羲之醉后寫《蘭亭》，蕭翼巧計賺《蘭亭》，最后隨唐太宗入葬昭陵等趣聞逸事，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耳熟能詳，成為經久不息的藝林佳話。頗有意趣的是，與何延之同時代的劉餗在《隋唐嘉話》中有關《蘭亭》在唐代以前的流傳過程則有不同的說法，兩者可謂大相徑庭〔3〕。隨著貞觀以后不斷地加以摹拓、追仿，又有石刻流布四方，以致出現了面目各異的《蘭亭集序》，于是紛議四起。迨及宋元明清，各種考述代不乏人。至于“真偽論辯”，則以晚清李文田（1834— 1895）所論為代表。爾后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高潮，近三四十年來漸趨一致。

然而，在歷代文人雅士不斷研究《蘭亭集序》版本流傳與真偽問題的同時，《蘭亭集序》的“創作真相”卻一直為世人所忽視，人們似乎普遍接受了何延之《蘭亭記》中的相關描述。應該說，此類描述客觀上對后世的雅集文化與書法創作觀念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直至今日，現場揮毫潑墨已成為文人墨客雅集聚會的基本方式。

啟功先生的《〈蘭亭帖〉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擺脫混亂糾纏，對《蘭亭集序》的相關早期記錄，尤其是碑帖脈絡作了極為精當、清晰的梳理與考辨。啟功先生在文中如此寫道：“這篇《〈蘭亭帖〉考》是試圖把一些舊說加以整理歸納，并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一些分析，然后從現存的唐代摹本上考察原跡的真面目?！薄?〕經過一系列的辨識之后，他在文末這樣認為：“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郭天錫以為定是于《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實不是駕空之談，情理具在，真是有目共睹的?！薄?〕啟功先生依其廣聞博見為《蘭亭集序》作了非常精準的研究。然而，可惜的是，他對于此序的“創作真相”卻仍然未曾觸及，依然停留在當年何延之的記錄上。他在此文的開頭便作了如此告白：“東晉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三月三日，大文學家、大書家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弟們在山陰（今紹興縣）的蘭亭舉行一次 修禊 盛會，大家當場賦詩，王羲之作了一篇序，即是著名的《蘭亭序》。這篇文章，歷代傳誦，成為名篇。王羲之當日所寫的底稿，書法精美，即是著名的《蘭亭帖》……”〔6〕

隨著對王羲之與《蘭亭集序》研究的深入，十余年來，理論界開始有人觸及并追索王羲之當年的“創作真相”。應該說，研究“創作真相”與考辨真偽問題同等重要，甚至從《蘭亭集序》的現狀與藝術史角度而言，前者似乎更為本質，更為宏闊，更具有普世價值。盡管當年郭沫若先生在真偽論辯時，對《蘭亭集序》“創作真相”的一個側面已有所涉及（詳見下文），但由于其指歸在于真偽與否，因而并未取得相應的理論成果。有鑒于“創作真相”是如此重要，而考辨又如此不易，筆者將在文中對三個并行的問題逐一進行辨析。

圖1 [晉]王羲之 行書蘭亭序卷（神龍本）24.5cm×69.9cm 紙本 故宮博物院藏

問題之一，《蘭亭集序》是否系王羲之在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修禊之會上所作？

我們不妨先來看何延之《蘭亭記》的相關敘述：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須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個，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

帝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奔肮瓌Σ贿z，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 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7〕

顯然，依據何氏所記，王羲之乃是在蘭亭盛會之上，酒酣耳熱之際，眾望所歸之下，信筆揮就《蘭亭集序》，此說也幾乎成了千年以來的不二之說！然而，這是否就是王羲之《蘭亭集序》“創作真相”的藝林信史？

筆者以為何氏此記實在只是一個美妙絕倫的書法傳說，一段撩人心魄的雅集佳話而已。

我們還是從《蘭亭集序》出發，去努力追溯其“創作真相”，也唯有此，才能直面真正的書法藝術史。為便于考釋，茲錄《蘭亭集序》全文于此：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圖2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3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4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必M不痛哉！

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攬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我們不妨從《蘭亭集序》中的相關內容與語匯加以品察，則會別有一番滋味。全文共三百二十四字，根據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敘事，自“永和九年”到“亦足以暢敘幽情”計八十四字；第二部分記景，從“是日也”至“信可樂也”，計四十字；第三部分抒情，自“夫人之相與”至“豈不痛哉”，共一百一十六字；第四部分為結語，自“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至結束，計八十四字。

注釋：

〔1〕 此名初見于南朝宋劉義慶所著《世說新語》卷下之上“企羨第十六”，第8 頁。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太倉曹氏刻本。后又見于初唐孫過庭《書譜》（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等，筆者以為頗為貼切。該序歷代名目繁多，有《三月三日蘭亭詩序》《蘭亭序》《蘭亭》《修禊序》《曲水序》《蘭亭文》《禊飲序》《臨河序》等等，近世則以《蘭亭序》最為習見。

〔2〕 米芾《書史》曰：“蘇耆家《蘭亭》三本……題為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泵骺贪俅▽W海本，第9 頁。

〔3〕 劉氏《隋唐嘉話》記曰：“王右軍《蘭亭序》……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 遂秘于昭陵?！泵黝櫴衔姆靠瘫?。按，王方慶在唐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向武則天進獻其十一代祖王導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的書跡十一卷（其中包括王羲之《姨母帖》），竇蒙注《述書賦》稱：“……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即晉朝丞相導十世孫，有累代祖父書跡，保傳于家?！眳⒁姀垙┻h《法書要錄》卷六“述書賦下”，第1 頁，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依此可見，何延之《蘭亭記》所述似頗為可信：“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p>

〔4〕 《啟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 年版，第36 頁。

〔5〕 同上書，第54 頁。

〔6〕 同上書，第36 頁。

〔7〕 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第36、37 頁；第42、43 頁。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其中“絕代”之絕字據《全唐文》卷三百一，第21 頁補入。清嘉慶內府刻本。亦可參見朱長文《墨池編》卷四，第64 頁。明萬歷八年庚辰（1580）刻本。

〔8〕 此據故宮博物院所藏“神龍本”墨跡。又，見錄于房玄齡等纂《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個別字句略有出入。清乾隆四年（1939）武英殿刻本。

文中有諸如“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跡”“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等表述（著重號系筆者所加，以下同），都昭示著這篇《蘭亭集序》乃王羲之于事后所作，而非書于永和九年蘭亭修禊之日！最為顯著的字眼莫過于“是日也”三字?！笆侨找病?，并非“今日”之意，一般用于表示過去的某一天，這在《晉書》《全晉文》中大率如此。同樣，諸如“向之”“時人”等也都是包含了已經過去的意思。由此清晰無誤地表明王羲之作序文時距離蘭亭修禊之會，已經過去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作為后來者，我們往往會如同何延之一般，不自覺地接受“是日也”為“今日”之說，不曾有絲毫疑慮，究其實乃是一種心理錯覺。而“向之”二字由“于今”所改，則更坐實了“是日也”這一無可辯駁的事實〔9〕。正如王羲之描述蘭亭盛會處于“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那般“欣于所遇”之中，倘若現場作序，自然也就在“向之所欣”以外。其他如“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等，亦無不透露出此序乃是對“是日也”蘭亭盛會的追憶與感喟！而“列敘時人，錄其所述”則進一步證實了前述之論。試想，在短短的蘭亭之會上王羲之與親朋好友、子弟晚輩“一觴一詠”之際，無論時間還是心態，以及眾人情形不一等諸多因素，都使得主事者王羲之難以完成這項不小的作序并書寫的“創作”〔10〕，也只有在日后閑暇之時，加以整理編纂詩作而成卷帙之際，有感而發，從容為之。如此說來，這一“創作真相”也就徹底否定了何延之筆下的千古美談：“修祓禊之禮，揮毫制序……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痹圃?。盡管時至今日，我們已難以確考《蘭亭集序》究竟作于何年何月何日，但可以肯定絕非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修禊之日所作。這一結論似乎與常人所津津樂道那些現場揮毫、神采飛揚、出口成章、一氣呵成式的雅士風度頗有距離。不過我們唯有正視事實，追溯真相，才有可能確切地探究《蘭亭集序》的創作背景與動機，才能恰如其分地去品味《蘭亭集序》，進而正確審視書法“創作觀”，洞悉書法藝術之真之美。

循此前行，我們不妨再來考察“神龍本”〔11〕（圖1）第一行頗顯突兀的“癸丑”兩字（圖2）。有人認為是作偽者事先空出，空間預計不足，以致補寫時顯得緊迫局促〔12〕；有人認為“丑”字先誤寫為上一年（即永和八年）干支“壬子”的“壬”，后改為“丑”，再補入“癸”〔13〕；甚至有人認為王羲之當年書寫之中，一時思維超前而先誤寫“暮”字上部，隨即改為“丑”，再補入“癸”〔14〕。筆者以為以上三種看法，可以逐一予以否定。第一種出自郭沫若的依托說，似不必再論，后兩種誤寫論，倘若我們從統篇序文的字距加以考察，僅從“在”與“丑”當中的空間之大就可以看出此二論其實并無可能性，二字之間絕非正常的字距。因此依筆者之見，“癸丑”二字可以視作王羲之在作序時因思慮永和九年的干支紀年，出現了短暫的遲疑而造成的書寫節奏變化。我們甚至可以據此認為《蘭亭集序》乃是在蘭亭盛會數年之后所作，以至于王羲之對其中的干支紀年稍感陌生，中間略作思考，因而有此番情態的“癸丑”兩字，與后面的“又有清流”（圖3）情形相近。筆者以為，當年王羲之或許因為某種變故，在整理當年蘭亭修禊之會的詩稿時，感慨萬千、思緒勃興，而遣筆寫下這一敘事、記景、抒情交相映發的不朽名篇。重筆加以修改的“向之”兩字（圖4），也為這一推測提供了確鑿可信的證據。

圖5 [唐]顏真卿 行書祭侄文稿卷 28.2cm×72.3cm 紙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唐]顏真卿《爭座位帖》局部

如此看來，所謂《蘭亭集序》的“創作真相”在時間與空間上大體可以作此番描述：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蘭亭集會數年之后，王羲之整理并抄錄了與會者名單及其詩文等，有感于往日“欣于所遇”而“俯仰之間，以為陳跡”，且“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因而寫下這篇情真意切，書文俱佳的曠世名品—《蘭亭集序》。正如他在文末所言：“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攬者亦將有感于斯文?！贝诵蛞怀?，令后世無數文人雅士為之傾嘆追慕！甚至千載以下，研究《蘭亭集序》也一并成為藝術與考古顯學之一，從而成就了中國藝術史上令人神往的不朽篇章。

借此指出，與《蘭亭集序》同為傳世名作的石崇（249— 300）《金谷詩序》，也是一篇宴集之后的追憶回望之作。文中有“余以元康六年從太仆卿……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游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15〕之語。古時交通不便，諸如金谷、蘭亭盛會，相聚不易，莫不盡興而散，實不難想見。

反觀當年郭沫若先生曾對《蘭亭集序》文中前后情緒的變化深感疑惑，其原因或正在于此。他如此認為：

……王羲之的書簡中因疾病喪亡而感傷悲痛的話的確很多，而且非?，嵥?。王羲之是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俗的人，他的性格實在相當矛盾。但感傷悲痛總要有一定的誘因，例如疾病喪亡之類。蘭亭修禊，是在暮春游樂，既在飲酒賦詩，又未感時憂國，而卻突然以老生常談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來，這是無病呻吟的絕頂了。以“骨鯁”著稱的王羲之，以“有裁鑒”（能明辨是非）著稱的王羲之，頗能關心民生疾苦、朝政得失、國勢隆替的王羲之，有“為逸民之懷”而又富于真實感情的王羲之，才是這樣貪生怕死的、百無聊賴的人嗎？這卻是依托者把王羲之過分歪曲了?！?6〕

郭氏的這一質疑自然是不無道理，殊不知因為他未曾意識到《蘭亭集序》乃是王羲之日后所作，以致南轅北轍，一誤再誤。長期研究王羲之及其《蘭亭集序》的祁小春論及序中避諱（羲之曾祖父名王覽）時甚至還這樣認為：

我們現在假定，王羲之于蘭亭盛會當日果然即興寫了“攬”字，則面對四十余位與會名士，不知他是如何把《蘭亭序》吟誦給大家聽的？是否會“正色”、“流涕嗚咽”、“狼狽而退”、“不履而走”、“聞諱必哭”、“對之流涕”？很難想象，四十多位到場的名士（其中包括王羲之的三子：凝之、徽之、獻之）對此是如何“有感于斯文”的？王羲之不惜在眾多名流雅集之時，公開違反當時的避諱習俗，作此驚世駭俗之舉，究竟是何原因？若無其他可以解釋的理由，《蘭亭序》中“攬”字的出現，是有悖常理的?！?7〕

顯然祁先生的這種擔心與當年的郭氏如出一轍，不過是自找陷阱而已，令人啞然失笑。當然，對于王羲之此序中的避諱研究極有必要，而這也恰恰證明了《蘭亭集序》的“創作真相”及其可靠性。

錢鐘書先生論及此序時，則以一種模糊的手法回應了郭氏的質疑。他如此寫道：“是故羲之與劉琨雖均有 虛誕 妄作 之句，貌同而心則有異；琨謂人于死喪能不戚也，羲之謂人于長生久視非不能致也。倘貌取皮相，羲之此《序》低回慨嘆，情溢于辭，殊有悱惻纏綿之致；究其心蘊，析以理義，反煞風景……夫有待之身，及時行樂，則深感于時光之逝而莫留、樂事之后難為繼?！薄?8〕幸好，《蘭亭集序》的“創作真相”告訴我們，郭氏以及祁先生們的擔心似屬多余了，而錢鐘書也無須模糊其說。

值得一提的是顏真卿（708— 784）書于乾元元年（758）九月初三的《祭侄稿》—世稱“天下行書第二”〔19〕，也有著非同尋常的創作背景。安祿山兵變的第二年，派史思明、蔡希德率軍圍攻常山，太守顏杲卿（顏真卿堂兄）等起兵才八天，守備未穩，寡不敵眾，而張通幽、王承業又擁兵不救。至德元年（756）正月初八，城池失守，于是“父陷子死，巢傾卵覆”〔20〕，戰前曾與顏真卿聯絡的顏季明（顏真卿侄）為叛軍所害。此后又經過兩年多的戰亂，至乾元元年時局初定，僥幸活命的顏泉明（顏季明兄）在常山尋得其弟遺骸，久抑悲憤感傷之情的顏真卿“撫念摧切、震悼心顏”〔21〕，寫下飽含深情、字字血淚的《祭侄稿》，奠祭 賢侄，告慰英靈。千載以下，這篇文稿成為書法史上震撼心靈的不朽名作。而被譽為第三行書的北宋蘇東坡《寒食詩》乃是其貶居黃州三年之后，在風雨如晦之中寫下充滿困苦悲涼之感的兩首五言詩，同樣也是他多年所思，積郁胸中，一時感懷而訴諸筆端的偉大杰作。

圖7 [宋]蘇軾 行書新歲展慶帖 30.2cm×48.8cm 紙本 1081年 故宮博物院藏

與之相類，正是由于逐漸步入晚年的王羲之深深沉浸于往日“欣于所遇”的追憶之中，才能催生出如此非凡、傳誦千秋的雅集、美景、真情相交融的《蘭亭集序》，這樣的“創作真相”才是最合理不過的情形。試想，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親朋好友、晚輩子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盛會上，“信可樂也”的王羲之又如何能作一篇悲悲戚戚，“豈不痛哉”的序文呢？倘若那樣未免過于矯情了，與是日“一觴一詠”“……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22〕的放浪形骸又如何能相稱呢？因此，筆者以為唯有正視“創作真相”，我們才能真正讀懂王羲之與《蘭亭集序》，才能真正讀懂顏真卿的《祭侄稿》、蘇東坡的《寒食詩》……

面對這樣的“創作真相”，自然會使得今天的我們反思去古日遠的書法史與書法創作觀，乃至千百年以來的雅集文化與整個藝術史！就個人而言，一直對宴集之際的現場揮毫心存疑慮，它果真能產生妙造自然的神來之筆嗎？它果真能帶來一詠三嘆的佳品杰作嗎？由于為宛如親見的傳聞所籠罩的《蘭亭集序》而常常止步于敬畏與惑疑。而筆者所一向看重的信札、手稿之類，在當下這樣一個基本喪失書寫語境，只剩書法性的時代將日益凸顯其應有的地位，書法作為藝術的價值也將由此得以真正彰顯。同時，筆者也一直認為行書是最為契合個人的心靈呈現、思緒節奏與情感表達，情態各具、神采煥發的“天下三大行書”已經為后人呈現了書法作為藝術可以達到的高度。如果依此來審視書法史（包括書寫史），那么對偏重器用功能的篆、隸、真書，以及偏重技巧欣賞的草書將會有全新的認識。換言之，書法之道正普遍存在于適合文人雅士日常使用的行書之中，這應是書法史中的一個較為宏觀的“藝術真相”，也是我們這個充斥“書法”的時代所最為或缺的“書寫”情態吧！可惜它也許已是一去不復返了。

注釋：

〔9〕 按，拙文完成后，不意讀到香港黃簡先生《重讀蘭亭序》一文，深以為然。詳可參見《第五屆中國書法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 46 頁。

〔10〕 其中有王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凝之、王肅之、王彬之、王徽之、袁嶠之、郄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懌、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桓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渙之等二十六人詩四十一首。

〔11〕 卷藏故宮博物院，因是卷前后各有“神龍”半印而名之，元郭天錫以后漸稱為唐代馮承素摹本。關于馮承素生平及其與神龍本關系，可參看許偉東《從〈馮承素墓志〉推測馮承素生平及〈蘭亭序〉“神龍本”作者問題》，《中國書法》2012 年第1 期，第155— 157 頁。又，近人唐蘭先生認為乃是明人偽托本。參見其遺作《〈神龍本〉辨偽》，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76— 103 頁。徐邦達先生亦附和之。爾后穆棣先生著《八柱本〈神龍蘭亭〉墨跡考辨》一文予以駁正，肯定神龍本為唐摹佳本無疑，參見《蘭亭論集》第345— 375 頁，筆者以為尚有論辯余地。

〔12〕 郭沫若《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參見《蘭亭論辯》，文物出版社1977 年版，第21 頁。

〔13〕〔14〕分別參見《中國書法》2012 年第1 期，第154、153 頁。

〔15〕 《世說新語》中之下“品藻第九”，第31 頁。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太倉曹氏刻本。是序如同《蘭亭集序》，劉孝標注時也有刪節。

〔16〕 郭沫若《〈蘭亭序〉與老莊思想》，《蘭亭論辯》，文物出版社1977 年版，第44 頁。

〔17〕 祁小春《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札》，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9 頁。按，王獻之此時年僅十歲，尚不能稱為名士。

〔18〕 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96 年版，第1116 頁。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護理。研究組患者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給予優質護理,主要分為術前護理、術中護理及術后護理三個階段[1~2]。(1)術前護理:監測血壓、血糖,評估耐受性,講解手術流程與注意事項,緩解患者焦慮情緒,增強信任度;(2)術中護理:器械準備,注重隱私保護,密切注意生命體征,術中注意突發狀況的及時處理;(3)術后護理:護理人員在病員進入病房后做好交接,著重觀察生命體征變化與并發癥的發生?；颊咛K醒后將手術具體情況告知患者,消除患者負面情緒。給予疼痛護理,對患者進行正確體位指導,按時查看手術切口,提升整體護理效果,避免感染發生。

〔19〕 見卷后鮮于樞于丙戌（1346）六月跋。顧復《平生壯觀》亦加以著錄，記曰：“顏真卿《祭侄文稿》……鮮于樞二題。后題云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鼻蹇瘫?。

〔20〕〔21〕顏真卿《祭侄稿》，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2〕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企羨第十六”頁八，劉孝標注《蘭亭集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太倉曹氏刻本。

圖8 [晉]王羲之《喪亂帖》（唐?。ň植浚?/p>

圖9 [晉]王羲之《二謝帖》（唐?。?/p>

圖10 [晉]王羲之《孔侍中帖》（唐?。?/p>

圖11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12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13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14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15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圖16 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

問題之二，《蘭亭集序》是草稿還是謄稿？

這是揭示《蘭亭集序》“創作真相”的第二個重要問題。

近十幾年來，書法理論界陸續有人對此進行了探究，并認為傳世的《蘭亭集序》（神龍本底本）應是謄正稿（即定稿前的謄清稿）〔23〕。

在這些人的研究中，大多以唐代大書家顏真卿的傳世名作《祭侄稿》（圖5）為參照系，認為《蘭亭集序》的草稿應近似于《祭侄稿》的面目，而不應如神龍本這般清楚、整潔。

應該說，這樣的研究非常具有學術價值，也有相當的論辯難度，已從“真偽論辯”轉向更深層次的“創作真相”，這對于洞悉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不無裨益。

當然，如前所述，筆者認為傳世的《蘭亭集序》乃是王羲之在日后整理修禊之會詩稿時所作的序文，作為目前所能見到的神龍本來看，其底本乃是草稿，而非謄稿。何延之《蘭亭記》關于這一細節的敘述中“乃有神助”之說倒是頗為可信，至于是否如他所記王羲之“他日更書數十百本”則已無從考證了。我們不妨以神龍本為考察對象，進行較為深入的辨析。

其一，筆者以為簡單地援引晚約四百年顏真卿《祭侄稿》來辨證《蘭亭集序》的草稿面貌并不恰當。姑且不論個人文思才情與書寫習慣以及書法風格等等的差異，就兩者在書寫時的心理狀態而言，可謂相去甚遠。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是在志氣和平，追憶回望之時所作，而顏真卿的《祭侄稿》則是在悲憤激越、劫后余生、痛貫心肝、“震悼心顏”之際所就，兩者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此其一。如果 考察兩者的筆觸，似可認為王逸少所用之筆適合行楷書的尖筆（按何延之所記為鼠須筆），而顏真卿寫《祭侄稿》所用的近似禿筆，并不適合峭利、規整的行楷書，此其二。其三，如果用顏真卿《爭座位帖》（圖6）來進行比較，將會有力地佐證前論。我們可以看到此帖前面長達十五行，約計二百余字的敘述中，顏書也基本是在行、楷之間，文字極少改動，行文節奏與《蘭亭集序》狀貌高度相似，這不僅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祭侄稿》亦非顏真卿草稿的常態，同時也恰恰佐證了神龍本所代表《蘭亭集序》的底本乃是草稿無疑。此外，倘若從形制、章法頗為相近的蘇東坡信札《新歲展慶帖》墨跡（圖7）加以對照，傳世的《蘭亭集序》也應視為草稿。

其二，我們從王氏傳世可靠的唐摹本如《喪亂帖》（圖8）、《二謝帖》（圖9）、《孔侍中帖》（圖10）等墨跡來看，這些日常信札多在行草之間，字形較神龍本《蘭亭集序》略大，運筆速度先緩后快，卷面整潔，幾無改動，這也大體反映出王羲之落筆成文的日常書寫狀態。所以，筆者以為神龍本所代表的行文狀貌合乎王羲之的個人習慣。當然，幾十字一通的信札，會與數百字的序文有所差別，后者應是更為深思熟慮之作，運筆速度自然也就相對緩異，字形也較信札為小，并且隨著思緒的變化，節奏也隨之變化。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傳世的《蘭亭集序》為謄正稿，那么按照王氏的書寫習慣，則可以肯定是幾無改動的，而不會像神龍本這般時而遲疑，時而補字，時而改字乃至涂改、補改等。由此可見，神龍本《蘭亭集序》所代表的正是王羲之日常的草稿形態。

其三，我們從神龍本出發，對共計二十八行的《蘭亭集序》修改、補正情形作一辨識，將會使蘊含其間的“創作真相”有一番新的呈現。

一、第一行“癸丑”（圖1）

二、第四行“崇山”（圖11）

三、第三行“因”（原作“外”，圖12）；

四、第十七行“向之”（原作“于今”，圖4）；

五、第二十一行“痛”（原作“哀”，圖13）；

六、第二十一行“每”（原作“一”，圖14）；

七、第二十五行“悲夫”（原作“良可悲也”，其中“悲”字未變，圖15）；

八、第二十八行“文”（原作“作”，圖16）。

第一，我們不妨來看“癸丑”二字。如前所述，此二字上下空間雖稍顯擠迫，但應屬于王羲之在書寫過程中略作思考的緩異之筆，這一狀態的保留恰恰證明了傳世的《蘭亭集序》乃是草稿。試想，倘若是謄正稿，重書之前已有了充分的思考余地，作為飽學之士的王羲之豈能對干支紀年有如此奇特的緩異誤失之筆？其他如第一行末字“會”、第四行下端“有清流”等處亦存在章法或者節奏上的臨時變異，從而呈現出草稿的自身特征。

第二，“崇山”二字系后補，文中“崇山峻嶺”與“茂林修竹”相應稱，補入“崇山”這樣涉及前后對應關系的敏感之詞，實在也難以出現在謄正稿中，大約唯有偶或筆誤的草稿才會出現此類情況吧。

第三，“外”改作“因”，顯然是為了與同一行的“放浪形骸之外”避開重字，而后加以改正?？梢钥隙?，這種較為簡單的“硬傷”自然也不合乎謄正稿的修改情形。

第四，“向之”二字（墨色略淡）系由“于今”所改。聯系文中大意，顯然“于今所欣”語意不通，與“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相背離，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王羲之本來或許想作如此表述：“于今……以為陳跡”，而隨即改作“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這一截然不同的語意修改，恐怕也不會出現在謄正稿中，而只能屬于邊寫邊改的草稿。同時，這一修改也再次坐實了《蘭亭集序》乃是事后所作。

第五，“哀”改為“痛”，“良可悲也”改作“悲夫”〔24〕，兩者情形相同，皆屬于語意基本不變，而語氣稍有變化，應是王羲之對草稿略作思索后所改。

第六，“一”上下用淡墨改為“每”，“作”先用淡墨涂去，再改為“文”，兩者皆有淡墨痕跡，屬于草稿完成后思慮再三，重新涉筆所改。

從以上幾種修改方式并存的情形來看，神龍本所代表的《蘭亭集序》乃是草稿，可謂無惑疑焉?。ó斎粡膬热菘?，其實也就是定稿。）就全篇整體面貌而論，行間距先松后緊，寬窄不一，字形或大或小，或長或扁，字距或疏或密。前三行在行楷之間，后面則以行書為主，參差離合，從容不迫，自然而然，非常吻合草稿一類臨事從宜的行文節奏。

其四，倘若簡單地以當下所謂的“書法創作”觀去審視《蘭亭集序》的“創作真相”，難免會趨向主觀臆斷，從而產生較大的偏頗。畢竟，眾所周知在王羲之時代，毛筆作為日常工具，對于文人士大夫而言，生活情態、書寫節奏、詩文創作乃至思維模式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作為詩文與書法大家的王羲之，在追古思今的狀態下，為自己親身經歷的蘭亭盛會諸多詩作，寫一篇三百余字的序文，實在也無須三易其稿之類。加上素以磊磊落落、不激不勵著稱的處世風格〔25〕，在他四五十歲，書法面貌已經成熟，思緒萬千之際寫下這篇名垂千秋的《蘭亭集序》，自在情理之中。換言之，此序在王羲之自己看來乃是一篇“后之攬者亦將有感于斯文”的序作，而非刻意為之、反復謄抄的“書法創作”，這其實就是《蘭亭集序》“創作真相”的基本方式。如果我們從王羲之身后的書法理論來加以考察，那無疑將獲得更為清晰的認識。

羊欣（370— 442）在《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認為：“王羲之，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二。 ”〔26〕而南朝齊書法家王僧虔（426— 485）則認為：“承閱覽秘府，備睹群跡，崔、張歸美于逸少，雖一代所宗，仆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于逸少?！薄?7〕他在《筆意贊》中又作如此論：“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28〕諸如此類精妙的書法理論無疑是與《蘭亭集序》這般有感而發、心手相應的杰作深為契合！王僧虔對鍾繇書法則有論：“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薄?9〕

而富收藏、精鑒賞，尤鐘情于書法的梁武帝（464— 549）對王羲之有如此評述：“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薄?0〕

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稍有“疏緩異?！敝E的行書，應是王羲之行書的本來面目，這其實從《喪亂帖》《孔侍中帖》《得示帖》中的行書部分所不難感受到的。尤為重要的是，梁武帝在《答陶隱居論書》中所論與王僧虔《筆意贊》相近，他認為：“……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郁，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薄?1〕神龍本的底本《蘭亭集序》正是這般下筆如有神助，妙造自然之理的書寫性作品，而非當下“書法創作”所刻意追求的書法性圖像所能比擬。如果說王羲之時代的書法乃是文人雅士的多重“心賞”，那么今日的書法大多已降為單一的“視覺”了。

因此，從近于王羲之時代的書法理論來看，《蘭亭集序》也正是自然流露、合乎品鑒、神采奕奕的“草稿”，而非以抄寫清楚為目的謄正稿，更非故作姿態的書法創作稿。就此而言，何延之的《蘭亭記》其實也有可取之處：“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北M管這在時間上與事實真相大有出入。

其五，從現存《蘭亭集序》的各種摹拓、石刻以及臨仿本來看，大體與所謂“唐模蘭亭”—神龍本相近。即使從王羲之七世孫智永（陳隋間書法家）的《千字文》墨跡加以對照，書風均是如此，面貌可信，并無別本流傳之痕跡。筆者以為，在古時交通不便，如蘭亭盛會這般“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相聚極為不易，王羲之自然格外珍視，回望追思的序文亦極為精彩〔32〕，正如前引何延之《蘭亭記》所載：“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p>

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論述，我們應可確信傳世的《蘭亭集序》即為王羲之當年的草稿。至于經由后世亦步亦趨地加以摹寫而導致書法性增強，書寫性減弱，行筆節奏趨緩而有損原作神采，那也確是無可回避的事實。

據相關文獻記載，筆者以為《蘭亭集序》的傳世遞藏過程大略如此：王羲之— 王徽之—王楨之— 王翼之— 王法興— 王彥祖— 王昱— 僧智永— 僧辯才— 李世民，貞觀二十三年（649）入昭陵。從實物而論，故宮博物院所藏神龍本或是薄紙響拓本。

注釋：

〔23〕 祁小春、吳克電、毛萬寶諸先生有此論，詳可參見《中國書法》2012 年第1 期，第152— 154 頁。

〔24〕 關于修改的緣由，可參見魯康華《〈蘭亭集序〉“良可悲也”改“悲夫”原因小考》，《中國書法》2010 年第3期，第79— 80 頁。

〔25〕 房玄齡等纂《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26〕 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頁十三。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

〔27〕 王僧虔《論書》，參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第20 頁。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

〔28〕 孫岳頒等輯《佩文齋書畫譜》卷五，第17 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 王僧虔《論書》，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第21 頁。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

〔30〕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參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頁十一。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

〔31〕 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二，第14、15 頁。明崇禎三年（1621）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

〔32〕 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下之上“企羨第十六”，第8頁。記曰：“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泵骷尉杆氖迥辏?566）太倉曹氏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