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詢、虞世南與魏晉南北朝的書學傳統（下）

◇ 鄭成航

四、歐、虞與貞觀朝的書法活動

雖然政治地位迥異，但歐、虞至少在書法上都得到了太宗的重視。貞觀元年（627），太宗敕令歐、虞于弘文館教授書法〔64〕；同年，敕虞撰、書《孔子廟堂碑》；貞觀六年（632），敕歐書《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十年（636）后，敕歐書《文德皇后碑》《昭陵六馬贊》。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初登帝位的唐太宗計劃于國子學建立孔子廟，并立碑為記，即《孔子廟堂碑》〔65〕。建廟、立碑是太宗即位之初的重要文化舉措。太宗將此碑撰文、撰銘、書碑交由虞世南一手包攬，不啻為重托與恩寵〔66〕。

貞觀六年（632），太宗令歐陽詢書《九成宮醴泉銘》，則透露出其他的意味。九成宮原為隋仁壽宮，此宮初建時就耗費巨大，勞民傷財。貞觀五年（631），太宗為避暑而重修并更名。不久，太宗又欲修洛陽宮，隨即遭到民部尚書戴胄的勸諫〔67〕。面對這些阻力，太宗便將宮中涌泉作為祥瑞之兆大做文章。魏徵奉敕所撰《九成宮醴泉銘》碑文極言其修建之宗旨在于因循簡樸，正所謂“斫雕為樸，損之又損，去其泰甚”〔68〕。

作為貞觀初年太宗政治理念的一次明確表達，《醴泉銘》的意義是重要的。碑文頌揚了太宗甘于簡樸、崇尚因循，而此碑撰文者魏徵、書碑者歐陽詢，又很巧合地曾是太子的幕僚。太宗曾說：“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為無愧古人?！薄?9〕其令魏、歐二人合作此碑，或許也是隱晦地示人以不計前嫌。

此外，太宗還將親自撰文并立于昭陵的《文德皇后碑》與《六馬贊》交歐陽詢以隸書寫就，亦可見太宗對其銘石書的重視〔70〕。

從歐陽詢入唐以后多為朝廷重臣書碑來看，其銘石書名在當時可謂首屈一指。李嗣真（？—696）《書品后》在評論歐書時，特別提到他的“鐫勒”之體〔71〕，可知其寫碑志之多，水平之高，影響之巨。因此，太宗重視歐書，某種程度上順應了朝野上下對歐書（銘石）的普遍推崇，而并非出于個人喜好?；氐较鄬λ矫艿念I域，太宗的個人偏好及其與歐虞的親疏關系就顯露無遺了。

圖6 [梁]貝義淵書《蕭憺碑》。掃描自《書道全集》第五卷《中國5·南北朝Ⅰ》，平凡社，1966年，第48頁。

圖7 [唐]歐陽詢篆書《溫彥博碑》額。掃描自《歐陽詢虞恭公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11頁。

圖8 [唐]歐陽詢隸書《房彥謙碑》。掃描自《中國書法全集·歐陽詢虞世南卷》，榮寶齋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頁。

太宗為秦王時，曾命虞世南寫《列女傳》以裝屏風。這大概是一次臨時的征召，以至于沒有事先準備好《列女傳》文本〔72〕。從內容來看，這件屏風很可能是用來裝飾李世民的女性眷屬居處的。請虞世南書寫此類性質的屏風，從中透露出二人親密的私交。當然也可以說，太宗個人更加偏好虞世南的書風，愿意將之推廣于宮掖內廷。

此外，太宗曾兩次整理、鑒定王羲之等古代法書，《唐朝敘書錄》載：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無人可與論書?！贬缭唬骸榜宜炝枷鹿P遒勁，甚得王逸少之體?！碧诩慈照倭钍虝?。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赍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3〕

又唐人韋述《敘書錄》載：

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定其真偽?！?4〕

兩次整理王羲之法書，前一次在貞觀六年（632），系鑒定整理御府原有的鍾、王真跡。后一次當在貞觀十三年〔75〕，系以向四方購求、鑒定。韋述籠統地記錄了參與兩次整理的魏徵、虞世南、褚遂良（596— 659）。貞觀六年（632）時，褚遂良尚未以書藝見知，此次整理當由魏、虞主持。后一次鑒定則在虞世南謝世之后，由褚遂良主持。

內府收藏，當然也是一種出于帝王偏私的行為。其鑒定過程，實際上代表了太宗本人的藝術品位與鑒賞眼光。這些書跡將在日后成為在皇室成員內部流通的學書范本。魏徵作為宰輔大臣，恐怕只是“掛名總監”，實際事務則由虞世南、褚遂良這兩位太宗親密的“侍書”承擔。這兩次活動都不聞有歐陽詢參與，其可能性有二：（一）太宗不認為歐陽詢具備足夠的王字鑒識能力；（二）太宗與歐陽詢關系疏遠，不欲引之參與內府收藏之事。后者的可能應當更大。無論如何，歐陽詢身為一代書法“國手”而被排除在鑒定團隊之外，其與虞世南的身份差別，就顯露無遺了〔76〕。

綜上所述，太宗之于歐、虞的書藝，都有高度的認可。對于歐陽詢，太宗順應時流，重視其銘石書，以為當朝文化禮儀事業服務。虞世南則靠近權力中樞，與太宗有著更加親密的關系，擔任了政治、文化顧問的角色，也參與了更加私密的皇家書法活動，與太宗本人及皇室成員的書法學習、鑒賞有更直接的關系。

五、歐虞書學蠡測

前文主要從史事的角度，探討了歐、虞在陳、隋、唐三朝的際遇與身份，以及與“銘石書”與“尺牘書”這兩種傳統書家主體間的對應關系。本文最后，則就歐、虞二人的書學本身稍作剖析。

關于歐陽詢取法“二王”，朱關田據宋釋適之《金壺記》所載推測，認為“歐陽詢初學的當是由梁陳人所偽托的王字。梁、陳社會……其托名王字者，風貌自必近似或即出于大令（王獻之）”〔77〕。

雖然如此，歐陽詢在陳、隋時，也并非完全沒有接觸到王字真跡的機會。韋述《敘書錄》載：

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涔疟?，亦有時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后?！?8〕

由此可知，江總在陳、隋時，曾參與鑒定御府所收古人書跡（如同虞、褚在唐時所為）。歐陽詢作為江總養子，或許有機會看到這些王字真跡。

日本《天平勝寶八歲獻物帳》記載了兩件唐代屏風：

獻東大寺：

屏風一具十二扇（并高四尺八寸，廣一尺七寸半。白碧牋紙，歐陽詢真跡……）

屏風一具十二扇（并高四尺八寸，廣一尺七寸半。黃白碧綠等絹，臨王羲之諸帖書……）〔79〕

兩件屏風藏于一處，尺寸相等而裝幀略有不同。前者既為歐陽詢真跡，后者“臨王羲之諸帖書”，或許亦為歐陽詢臨作。雖然無法確知這是在何時所臨，但歐陽詢曾臨習過王羲之書法，當無疑問。

由于史料的缺乏，沒有證據能夠表明歐陽詢在陳時參與過銘石書的創作。徐清指出，歐陽詢早年可能曾隨江總觀摩過攝山棲霞寺附近的貝義淵書《蕭憺碑》（將之與歐陽詢的楷書碑相較，確實很難否認二者之間的相似性）〔80〕。（圖6）至晚在入隋以后，歐陽詢開始親身寫碑，這可能是迫于生計。陳人入隋，往往生活窘迫，虞氏兄弟在入隋之初，也需要靠抄書養家，歐陽詢當也不免〔81〕?？梢酝茰y，歐陽詢出于一種“業務需要”，主動或被動地開始學習銘石書法。這種學習既包括嚴整古質的銘石書風，也包括碑版所需的篆、隸等古代書體。歐陽詢直接取法銘石書，比較明確是其觀摩索靖所書古碑之事：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三日后而去?！?2〕

索靖是魏晉之際人，以章草最為著稱，也善八分書，《書斷》謂之“韋（誕）鍾（繇）之亞”〔83〕。作為銘石書體，此碑當與曹魏、西晉時期的隸書碑同調。

作為史書和類書編撰者，歐陽詢觀摩索靖碑的首要目的可能是采讀碑文。而抄錄記誦一碑之文字，無論如何不需要三日之久。坐觀三日，顯然是為了學習碑上的銘石書?！缎蜁V》闡發此事，認為歐陽詢由此碑“乃悟其妙”〔84〕。事實上，這種“頓悟”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產生的，此事或許是歐陽詢長期工作的一個縮影：采錄碑文、考校史事，研究（銘石）書法、書寫碑志，正是他作為一名書手的職業要求。在這一過程中，歐陽詢無意或有意地被魏晉以來銘石書的書學傳統所浸染，進而在書體與書風上，都向古質、方峻、富有裝飾性的銘石書靠攏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陽詢由陳入隋，地域上從南入北，書學上則是由“今”入“古”。張懷瓘在《書斷》中，除了將歐陽詢真、行、草、飛白書列入妙品外，還有大篆、小篆、章草入能品。不獨文獻，傳世歐陽諸碑篆額、隸書碑《房彥謙碑》《宗圣觀記》（圖7、圖8）等皆可證明其善篆隸。從書法史的角度來看，歐陽詢的篆隸未必十分高妙，但在當時亦自不凡。如此看來，歐陽詢確是諸體兼善，不愧于銘石書大家之名。

相比之下，虞世南書法受學于智永，師承更明確，品階也更高。虞氏也幾乎終生秉持了南朝士族書家的尺牘書傳統，即便入隋以后，銘石書傳統對他的影響微乎其微。在《書斷》中，虞世南真書、行書、草書三體入妙品，其他書體則未能列入班次，可知虞氏之偏工。

注釋：

〔64〕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八《門下省·黃門侍郎》“弘文館”條注：“貞觀元年，敕見任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于館內學書，其法書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敝腥A書局2014 年版，第255 頁。

〔65〕 根據路遠的研究，《孔子廟堂碑》初刻的實際時間，當在貞觀三年至四年（629— 630）之間。詳見路遠《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初刻的背景與時間》，《書法叢刊》2010 年第3 期，第30— 30 頁。

〔66〕 〔明〕都穆《金薤琳瑯》卷十八：“右唐《孔子廟堂碑》宋王彥超翻本，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搨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跡，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于當時者固已如此”。收于《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 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版，第7758 頁。

〔67〕 〔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貞觀五年）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 亂離甫爾，百姓凋敝，幣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通鑒》卷一九三，第6088 頁。

〔68〕 《歐陽詢楷書九成宮醴泉銘》（李祺本），中華書局2017 年版，第25— 26 頁。

〔69〕 〔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第2549 頁。

〔70〕 除了書寫碑銘，歐陽詢也曾于貞觀十一年（637）為太宗書《贈高颎禮部尚書詔批答》。高颎（541— 607）為前隋之臣，本年改葬，乃由歐陽詢書批答，其性質大約與歐陽肅在隋時書圖近似，屬于公事一類。

〔71〕 〔唐〕李嗣真《書品后》，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三，第106 頁。

〔72〕 〔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二《虞世南傳》，第2566 頁。

〔73〕 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四，第163 頁。

〔74〕 〔唐〕韋述《敘書錄》，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四，第165 頁。按韋述為開元天寶時史臣，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一百二，第3183— 3185 頁?！缎绿茣肪硪蝗?，第4529— 4531頁），曾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憑其官職，當能接觸到內府藏品。其家富于圖書、書畫收藏，可知其善鑒。其記載應當可信。

〔75〕 《唐朝敘書錄》作“十年”，此時虞世南尚在，不當有“死后”云云。張懷瓘《二王等書錄》作“十三年”，當是。見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四，第148 頁。

〔76〕［宋］錢易《南部新書》載：“《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鼻赝醺居性饺擞菔滥?，系智永親傳弟子，歐陽詢則并非秦王府中人。李世民既無必要，也無理由派遣歐陽詢。又太宗之購求王羲之法書，在貞觀十三年以后，非在武德年間。故此條當為宋人誤記?！赌喜啃聲菰垂{證·丁》，中西書局2013 年版，第161— 164 頁。

〔77〕 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第20 頁。

〔78〕 〔唐〕韋述《敘書錄》，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四，第165— 166 頁。此條記載又見同卷盧元卿《法書錄》。

〔79〕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第4 冊，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版，第178 頁。流傳到日本的歐陽詢書跡，也是書法“遠播狄夷”的明證。

〔80〕 徐清《歐虞書風的淵源與流布》，收于《中國書法全集·歐陽詢虞世南卷》，榮寶齋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 28 頁。貝義淵之名勒于此碑，但未見署銜，官階當亦不高。

〔81〕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六七《虞世基傳》載：“及陳滅歸國，（世基）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钡?572 頁。

〔82〕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23 頁。

〔83〕 〔唐〕張懷瓘《書斷》（中），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八，第265 頁。

〔84〕 《宣和書譜》卷八，收于《中國書畫全書》第2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9 頁。

圖9 [唐]虞世南《疲朽帖》。掃描自《真宋本淳化閣帖》（第四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

唐人王紹宗曾頗為自得地說：

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微水墨之積習，常清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柬之）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于后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肚，與余正同也?！?5〕

此說載于《書斷》，當有一定的可信度。虞世南也并非絕不臨寫，唐段成式《寺塔記》載：

（安邑坊玄法寺）東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善繼令徹障，登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6〕

“某某白”為晉人尺牘習語，段成式所見，當為虞世南臨王獻之尺牘?！缎蜁V》亦著錄虞草書《臨張芝平復帖》〔87〕。大抵士族習書，不以銳意臨仿為務，更多的是“心準目想”。若非必要，也不必在篆、隸等古體上花費功夫，只需專精真、行、草等數體即可（大可不必坐臥古碑之下）。在虞氏所善諸體中，尤以繼承王獻之的“破體”行草書最為著稱。該體打破行書與草書的字法壁壘，將縱逸迅捷發揮到了極致，所謂“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88〕，這是王獻之在其父基礎上開拓創新的代表書體。張懷瓘《書議》載：

子敬歿后，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為秀杰。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蚓L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蛩暮３郀?，千里相聞，跡乃含情，言惟敘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9〕

傳世虞書中，《疲朽帖》（圖9）《積時帖》（圖2）最能代表此類風格〔90〕。張懷瓘指出虞世南是王獻之破體書的傳人，并道出了該體書法的另一層功用需求，即應對煩冗的公文書寫，以及用精妙的尺牘千里傳情。虞氏兄弟在這方面的才能皆于史有證，《隋書·虞世基傳》載：

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1〕

虞世南在太宗朝時年事過高，應該沒有參與太多的敕令起草，但顯然也精于此道，并為太宗所信賴。如《隋唐嘉話》載：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薄?2〕

聯系上文庾元威《論書》中對尺牘創作的綜合性要求，虞氏兄弟無疑都是兼善文牘撰、書的一流文士。

綜上所述，虞世南是南北朝末期“二王”尺牘書的嫡派傳人，并精于尺牘詔令的撰寫，這使得他成為極為典型的南朝士族書家。有學者指出，從隋至唐前期，來自南朝的士人文化上具有明顯的優勢，歐、虞的在學術淵源上都屬于南方文化系統〔93〕，這也是二人分別在武德、貞觀朝得到重用的原因。相比之下，虞世南具備更為顯赫的士族身份，掌握著更純正的尺牘書藝，這是他成為的南朝正統文化“代言人”的必要條件，完美地符合太宗樹立唐代文化新風尚的需求。這恐怕是太宗對其青睞有加，引為知己的重要原因之一。

結語

南北朝末期至初唐，是書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歐陽詢與虞世南，作為這一階段中最重要的兩位書家，分別承襲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銘石書”與“尺牘書”兩大書學傳統。晚年的歐、虞，盡管身份地位頗有不同，卻都身體力行地將魏晉南北朝以來紛繁復雜的書法樣式折合成修短合度、遒逸多姿的隋唐楷法，厥功至偉〔94〕。

需要指出的是，歐陽詢除了篆、隸、楷等正書以外，其行、草等尺牘書體也毫不遜色，在以“二王”書風為至尊的主流書史中占據重要一席。而虞世南以士族書家的身份染翰書碑，并大膽地將相對純粹的尺牘書風用于碑石，《孔子廟堂碑》最終成為引領時流、彪炳后世的銘心絕品。這一切都說明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這兩種書學傳統，正在發生交織與合流。

歐、虞之后，兩種傳統的合流也在繼續。地位尊崇的帝王（太宗、高宗、武后）、宰相（褚遂良）也紛紛加入書丹者的行列里來，逐漸消解了早期銘石書者的寒族身份限定。同時，他們以“二王”一派的輕柔嫵媚的楷書（褚遂良晚年的碑刻），甚至直接以行書入碑（太宗、高宗諸碑），也改變了銘石書相對保守滯后的書體和莊嚴典正的書風。另一方面，銘石一派凝重寬博的書風，也滲透到了尺牘書領域，開啟唐代“尚法”之門?？偠灾?，銘石書與尺牘書在書家、書體、書風等各個方面，都不再如以往那樣割裂獨立，而是逐漸趨向于融合?！?/p>

注釋：

〔85〕 〔唐〕張懷瓘《書斷》（下），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法書要錄》卷九，第304 頁

〔86〕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五《寺塔記上》，中華書局2015 年版，第1823 頁。按原文“世南獻之白”一句未加標點。史睿斷為“有 世南 獻之白 ”，即謂有虞世南、王獻之二人書法。見史?！端逄品〞溜L考》，收于《唐研究》第2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0— 342 頁。按段氏文意，此處當僅有虞世南書，故為虞臨王書的可能性較大。

〔87〕 《宣和書譜》卷八，第299 頁。

〔88〕〔89〕〔唐〕張懷瓘《書議》，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四，第156 頁。

〔90〕 《積時帖》具有明顯的米芾用筆特征，恐為米芾臨本，但體勢與傳世米書皆不想類，亦當有所本。

〔91〕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六七《虞世基傳》，第1572 頁。

〔92〕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第15 頁。

〔93〕參見胡寶國《東晉南朝的書籍整理與學術總結》，收于《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52— 278 頁。

〔94〕 朱關田將歐、虞、褚等人視作“真正體察唐太宗睿旨”的社會書勢之代表。見《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第48 頁。

〔83〕 〔唐〕張懷瓘《書斷》（中），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八，第265 頁。

〔84〕 《宣和書譜》卷八，收于《中國書畫全書》第2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9 頁。

〔85〕 〔唐〕張懷瓘《書斷》（下），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法書要錄》卷九，第304 頁

〔86〕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五《寺塔記上》，中華書局2015 年版，第1823 頁。按原文“世南獻之白”一句未加標點。史睿斷為：“有 世南 獻之白 ”，即謂有虞世南、王獻之二人書法。見史?！端逄品〞溜L考》，收于《唐研究》第2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340— 342 頁。按段氏文意，此處當僅有虞世南書，故為虞臨王書的可能性較大。

〔87〕 《宣和書譜》卷八，第299 頁。

〔88〕〔89〕〔唐〕張懷瓘《書議》，收于張彥遠編集《法書要錄》卷四，第156 頁。

〔90〕 《積時帖》具有明顯的米芾用筆特征，恐為米芾臨本，但體勢與傳世米書皆不想類，亦當有所本。

〔91〕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六七《虞世基傳》，第1572 頁。

〔92〕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第15 頁。

〔93〕 參見胡寶國《東晉南朝的書籍整理與學術總結》，收于《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52— 278 頁。

〔94〕 朱關田將歐、虞、褚等人視作“真正體察唐太宗睿旨”的社會書勢之代表。見《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第4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