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海外“中國研究”的范式變遷

鄭新超 黎妤嘉

內容摘要：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綜合國力的提升，對海外漢學的推崇和狂熱不斷升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由于語言、地域、文化等因素約制，國內學界長期存在“會講中國故事的不懂外語，懂外語的難以講好中國故事”之瓶頸。日本漢學（中國學）近30年來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的綜合研究闕如。鑒于此，日本漢學（中國學）具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耙灾疄殓R，反觀中國”把握“他者視角下”的中國認知之變遷，能夠促使我們客觀地全面地審視“文化中國”、“現實中國”，可為當今時代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提供借鑒和思考。

關鍵詞：漢學 中國學 人文學科 社會科學 范式變遷

上世紀20-30年代和80-90年代，國內曾分別興起一股“漢學熱”，原因是這兩個時段中國社會變動劇烈，思想爭鳴活躍，國人迫切希望通過漢學來了解外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中華文化的。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綜合國力的提升，這種對海外漢學的推崇和狂熱不斷升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日本漢學（中國學）的發展具有其自身規律。日本作為我國鄰邦，經濟交往密切，但對日本漢學的嬗變、對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態勢有所欠缺。日本作為經濟強國，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漢學在向現當代中國學轉型的過程中，其關注點不僅是古典的傳統中國，而是拓展至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肌理和動態，致力于基于“日本范式”的“現實中國形象”之建構。實際上，近些年，海外漢學除從人文科學向社會科學拓展外，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還表現出互動性和相關性，而深究這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價值。因此，日本漢學（中國學）領域的“中國認識”研究歷久彌新，極具現實意義。

然而，由于語言、地域、文化等因素的約制，國內學術界長期存在“會講中國故事的不懂外語，懂外語的難以講好中國故事”之瓶頸，由此導致海外漢學研究以翻譯、介紹國外相關領域的成果、文化等表象內容為主，而對于把握其實質和文化內核，直達本質的深入研究不足。國內研究雖然取得了諸多成果，但是不足之處仍客觀存在，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一是研究人員分散，研究力量不足。二是對海外的當代中國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角度的中國研究關注不夠。三是國內學界的日本漢學研究與日本漢學本身存在顯著差異。近年來，作為經濟強國，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的中國研究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在研究視角、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范式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變化。然而，反觀我國對日本學的關注與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熱點存在差異，對日本中國研究關注的領域和視角與其中國研究的發展趨勢呈現出巨大反差。四是基于宏觀視角深入探究日本漢學（中國學）近三十年來發展全貌的系統性綜合研究闕如。

鑒于此，日本漢學（中國學）具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耙灾疄殓R，反觀中國”把握“他者視角下”的中國認知和中國形象之變遷，能夠促使我們客觀地全面地審視“文化中國”、“現實中國”在世界版圖中的定位。以日本漢學（中國學）作為中國形象在域外建構的參照系，可為我們提供可資借鑒的理論和思考路徑。因此，本研究從時代發展、時間跨度、空間移動等多維層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間。

一.概念界定及學科定位

目前學界“漢學”與“中國學”稱謂之爭仍然懸而未決。長期存在概念混淆，界限不清的狀況。國內學界不少學者仍采用“漢學”稱謂，有些是沒有注意漢學概念的廣義與狹義之分。采用“漢學”稱謂的多是想區別于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有別于政府相關部門的海外當代中國研究機構，主張對海外漢學研究的重點放在歷史中國上。然而，有些學者如嚴紹璗主張采用“中國學”統稱，摒棄“漢學”稱謂，將狹義的漢學囊括于廣義的“中國學”之中，從而警醒國人，關注海外當代中國研究的政治文化寓意。

筆者從學科劃分視角對其進行了概念界定嘗試：“漢學”：主要是指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領域的學問。研究內容多側重于中國古代的典籍文化等。漢學家們往往具備深厚的文史哲知識的同時又精通漢語，“中國通”居多;中國學”主要是指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領域的學問;中國學學者的研究對象是現當代中國的方方面面。未必懂漢語，而是采用社會科學方法，把現實中國作為研究對象來剖析;“支那學”明治維新之后至二戰時期得以發展，具有后殖民主義色彩，后被軍國主義所利用;“東洋學”地域范疇涵蓋亞洲其它各國，與漢學亦有所區別。因此，日本漢學主要是指二戰前日本學界對中國文史哲等人文學科領域的研究，而日本中國學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興趣，側重對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

因此，日本漢學是日本學界之獨立學科，是指對中國傳統文化之研究;日本中國學重視對現代中國之研究。而日本漢學（中國學）研究：是中國國內學界對日本漢學這一外國學問的研究，并非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應當與國學相區別，屬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側面。因此，筆者認為國內學界對日本漢學的研究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應納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之范疇。

二.從漢學到中國學：日本中國研究的范式變遷

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經歷了一種認識、接受、變形、受容的動態進程。日本的漢學研究大約始于相當于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公元五世紀左右，至今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日本漢學發展脈絡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個階段：（1）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古代“漢學”的繁榮期。這一階段日本人崇尚漢學，視漢學為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漢文化高度認同，將漢學融入了本國文化。（2）明治維新至二戰：近代日本“漢學”更名“支那學”進入“衰微期”。受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的影響，近代日本漢學呈現出式微趨勢。其中“京都學派”最為突出。學派代表人物有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3）至20世紀20、30年代：現代中國學研究誕生期?，F代派漢學家的出現開啟了現代中國研究之門，其典型代表是竹內好，研究視角轉向現代中國社會，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意識。（4）二戰后至今：日本現代中國學興起，日漸“多元化”。日本中國學的研究視野突破了過去以文史哲為重點的局面，擴展到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日本中國研究的現狀特征及趨勢

從“中國主題”著作出版發行規模及時代推移來看，近三十年來總數量達86993篇，其中根據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六類共整理出44972篇相關著作;自1989年開始至2006年呈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雖然自2006年后相關著作數量有所減少，但每年總數仍然維持在1000篇以上。從筆者統計的研究主題來看，人文學科領域中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社會學占比相對較高，凸顯出日本學界對于中國歷史及社會民生之研究的重視程度。近年來繁榮發展的社會學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由漢學向中國學轉型的學科發展，以及漢學“知識”生成、傳播、接受、衍變之范式轉換進程。對此，筆者將進一步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范疇進行探討。

從人文學科領域來看，通過統計數據可知，（1）文學層面：文學在漢學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只有6%。但是文學作為日本漢學最傳統的研究對象，具有悠久的歷史。近年來日本學者對于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不僅成為了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始終與國際學術的發展有著緊密地聯系。而文學類的出版物更是每年保持在60本以上，且受時事政治和經濟的影響較大。其研究特點主要表現在：仍重視對文獻的整理及相關基礎的研究;運用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闡述學等新方法進行研究;將文學與政治學、經濟學等緊密結合進行整體研究;研究內容趨于大眾化，獲得廣泛受眾基礎等。（2）史學層面。近三十年來，史學研究主要分為考古學、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史、宋進遼史、明清史六個部分。隨著亞洲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出土文物大量發掘，考古學、甲骨文、敦煌學等迅猛發展，使得日本中國史學研究界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論呈現出明顯轉型，其不再主張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進行歷史分期研究，而是側重對相應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微觀考察。（3）語言學層面。不同時期的學者對漢語的稱呼不盡相同，從帶有褒揚性意味的“漢文”，帶有政治色彩的“清語”、帶有殖民擴張傲慢態度的“支那語”等，到近代以來逐漸定型使用的“中國語”關鍵詞的變化體現出日本學者在學習、研究、使用、推廣漢語的過程中的認識角度、研究范式、甚至態度等的變遷。因此，透過詞匯語言的使用可以窺知其語言學研究與社會思潮變遷的密切關聯。

從社會科學領域來看，（1）經濟學層面。在1989-2019年間日本所有相關漢學研究中占比13%，筆者主要選取了經濟學領域最主要的幾個研究方向，其分別圍繞著中國改革開放后不斷變化的經濟決策來展開，帶有時代性和實用性。表現為以下三點：一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研究始終圍繞中國的重大經濟變革;二是多維度探討中國經濟;三是注重剖析中國經濟對本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在重點研究中國地域及產業經濟的同時，也關注中國的貨幣、進出口貿易，企業等方面。（2）政治學層面。受制于研究者自身政治立場，本土政治經濟環境及國際語境。主要特征體現在以下四點：一是聚焦中國社會主義性質及特點;二是客觀性逐步提高;三是不再局限于通過報紙媒體進行研究轉而重視實地調查;四是研究體系逐步健全和完善。但是由于中國政治資料的限制及歷史因素，造成了日本政治研究資源的匱乏，使得政治研究領域仍存在諸多問題。（3）社會學層面。自中國對外開放以來，其研究視角逐步轉換，主要體現在：突出客觀性，以事實敘事為主;凸出城鄉對比探索;“現代化”理論之思辨;國際視野。其研究從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入手，逐步發展成獨立體系。研究主題主要包括：中國國內學術熱點話題追蹤、中國社會發展問題及社會結構課題。

四.日本中國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文明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時代之需的全球化語境之下，日本的中國研究呈現出如下發展態勢：一是日本學校教育體制的改變。日本在90年代進行了教育改革，并在1997年將中文考試列入了大學入學考試中。二是有關中國研究出版物與出版團體的研究。專業叢書的增加使得中國漢學領域主要研究成果得以良好地匯聚與推廣。三是研究團體呈現大型化、多層次與多樣化的傾向。隨著信息化的發展，研究手段有了較大的提升。研究方向也更加的纖細化、國際化、通俗化、泛政治化與國際化。90年代以來，中日經濟交往密切，雙邊經濟貿易總額由1990年的164.4億日元至1996年突破600億日元。近年來，中國留學生人數不斷攀升，一直在數量上處于首位?？梢?，邁入21世紀的日本中國學與過去傳統的漢學相比，研究領域多元化;融入了現代教育體制;研究人員從大師轉向規模龐大的組織與學會;研究成果視域進一步擴大;逐步走出漢字文化圈面向全世界。

因此，對于未來的日本學界的中國研究，筆者認為以下六點建言值得深思：一是發展良好的中日關系，促進兩國官方與民間的雙邊互動交流;二是擴大研究領域，追根溯源，認清日本中國學的本質;三是發揚與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建構新的價值觀念，突破漢學研究為西方馬首是瞻的瓶頸和桎梏;四是不斷反思日本中國學的研究動機、范式、社會影響及國際評價;五是培養漢學研究領域的新興人才，尊重并鼓勵新一代漢學推陳出新，促使其相關領域的成果繼續得以繼承和發揚，使漢學融入現代化語境;六是提高全民人文素養和知識視域，使漢學雅俗共賞，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大眾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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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當代日本對華輿論形成的結構與機制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6BXW051;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楚辭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研究”中期成果，項目編號：19YJC751075;“移動互聯網背景下對日漢學交流模式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日研中心;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