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隱隱于市：天蟾舞臺隔壁的地下黨中央

李憶廬

上海市中心的云南中路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小馬路，位于繁華的人民廣場商圈。在云南中路171—173號，有一處曾經叱咤風云的地下黨中央機關——中共六大以后黨中央政治局機關。1928年秋至1931年4月，這里作為中央政治局機關持續了近3年。在大革命低潮時期，該處是共產黨在上海存在時間最長、層次最高、中央領導人到過次數最多的一處機關。

“福興商號”的老板和老板娘

1927年4月初，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但武漢旋即發生“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同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遷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險惡年代，要在上海找到一處秘密的黨中央辦公機關，著實不易。經審慎考慮，黨中央將這一任務交給熊瑾玎去完成。熊瑾玎富有理財經驗，又善于交友，對革命忠誠。1928年4月，熊瑾玎由漢口轉移至上海后經李維漢（時任中共江蘇省委領導）接上了組織關系，幾經奔波找房，終于在公共租界滬中區四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口租下一處坐西面東的二層臨街房子。

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樓為生黎醫院，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臺，劇院西側一條小弄堂的后門，有一個水泥樓梯可以直接進入二樓房間，不必經過底層的生黎醫院。這里可謂是公共租界燈紅酒綠的混雜之地。

根據周恩來提出的白區工作要堅持社會化和職業化的原則，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掛起“福興商號”的招牌，以商人身份經營湖南紗布，平時在機關內坐莊忙于接洽各種經營業務，與各界人士打交道。為籌集經費和建立聯絡點，他開了3家酒店、一個錢莊，入股一家大型布店，還與人合作經營印刷廠、織綢廠、小洋貨店。所有的經營收入，他都拿來用作黨中央的活動經費，自己則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

1928年夏，中央將在漢口互濟會工作的朱端綬調來上海，協助熊瑾玎工作。之后的幾個月中，兩人朝夕相處，建立了真摯的感情。周恩來見狀，有意促成他們的婚事。這年中秋之夜，周恩來與李維漢、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福興商號”開過會后，熊瑾玎與朱端綬籌辦了一席酒菜，大家一起飲酒賞月。席間周恩來提議說：“瑾玎同志是我們革命的‘老板，現在還要有一位機靈的‘老板娘。我看端綬同志擔任這個角色很合適?！北娙藷o不贊成。朱端綬靦腆地說：“如果黨需要我這樣做，我就一定當好‘老板娘?！睆拇?，“老板”和“老板娘”在黨內叫開了。

就這樣，熊瑾玎、朱端綬結成了眷屬。為了確保機關的絕對安全，夫婦倆防范十分周密，平時不忘記以在窗口或門口掛籃子等方式作為聯絡警示信號。熊瑾玎白天做生意，晚上忙著秘密工作，常常徹夜不眠?！袄习迥铩敝於司R則跑交通、洗印抄送文件，在開會時燒開水、做飯等。朱端綬曾回憶說，自己外出送文件時特別小心，有時將文件藏在小孩尿布里。

叱咤風云的中樞機關

中共六大后，黨中央在上海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進行艱難的組織恢復、整頓和重建工作。中共中央各部門相繼秘密建立起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秘密機關設于成都北路愛文義路小菜場旁兩層樓內，中共中央軍事部秘密機關設于上海法租界新閘路經遠里。而云南路“福興商號”的中央政治局機關，是中樞機關。

“福興商號”二樓樓面有3間，約100平方米，可做中央政治局開會的場所。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議幾乎都在這個機關內召開。開常委會人少，用一間；政治局擴大會人多，兩間房子都用上。會議的內容是事先定好的，都是些帶有全局性的重大事項，如工人運動、國內形勢、經濟問題、應對局勢的策略、方針及工作方法等。一些黨內問題，如順直省委、江蘇省委問題的解決，中央對各地紅軍發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準備工作，均在此討論、醞釀。

當時前來云南路出席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人員，有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瞿秋白、彭湃、鄧小平、黃文容、李維漢、徐鈞根、顧順章、李富春、關向應、羅登賢等。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和中央軍委書記，幾乎每天來這里辦公。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提及當年開會的情景：“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云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窗前有只小桌子，供開會記錄用?！?p>

繁華深處的革命印跡

那時，鄧小平擔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共中央秘書長，也常來這里布置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鄧小平辦事機敏干練。他以雜貨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等職業為掩護展開工作，這些店鋪實際都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

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中央領導人經常需要變換居住點和改名換姓。領導人之間不知道彼此住處，鄧小平則要掌握所有中央領導人和各處中央秘密機關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個人掌握。因此，他對上海的大街小巷、縱橫交錯的弄堂非常熟悉。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視察上海時，還能叫出很多街道的舊名。

在上海的工作相當危險，鄧小平曾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鄧小平與羅亦農接頭。兩人談完工作，鄧小平剛走出房屋的后門，租界巡捕就從前門闖入。他看見門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員悄悄用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馬上快步跑開。還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發現了周恩來寓所，就讓相關人員緊急撤離，但同住的鄧小平因外出辦事無法通知。當鄧小平返回時，剛敲門想進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內線故意答應一聲，他一聽門內的聲音不對，立即轉身就走。

這一高度機密的中央樞紐機構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存在達3年之久，直至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經錢壯飛火速密報，周恩來立即采取果斷措施，指示黨中央秘書黃文容及時通知熊瑾玎夫婦轉移出去，使黨中央機關免遭破壞。夫妻倆迅速將中央文件等轉移至法租界一幢樓房里，“福興商號”結束了秘密使命。當他們搬走3天后，即有巡捕到生黎醫院打聽樓上住戶熊老板的去處。

1946年下半年，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對外稱“周公館”）工作生活期間，有一次見到熊瑾玎夫婦，高興地對他們說：“你們應去看看當年的舊址（即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機關），這次不去，不知何時能再來上海?！毙荑喾驄D來到舊址，還特地在舊址屋內和門口攝影留念。朱端綬將這幾張照片一直珍藏在身邊。

如今，按“修舊如故，恢復原貌”原則，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已完成修繕并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