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七年文學中“仿男化”的女性審美傾向

裘冰冰

【摘要】由于各種因素的干擾，十七年時期成了中國女性文學發展的特殊期。有人稱它為一個沒有女性文學的時代，也有人將其定義為女性忘我的時代。女性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自古以來的社會地位就低于男性，故而女性在“平等權”的爭取上是從古至今沒有停下來過的。十七年時期，人們又對“平等”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但是在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對于“平等”的過度闡釋無疑導致了社會對于女性的整體評價的大方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仿男化”的美的評判標準成了女性審美的主流。

【關鍵詞】女性;審美;男性化

【中圖分類號】I1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12-0031-02

一、“美”的定義的男性化

自古以來，女性形象向來都是柔美的：傳統古詩文中，女性所展現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傾心之美;是“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的蒙眬之感;是“淚光點點，嬌喘微微”的嬌弱動人。但是，十七年文學卻顛覆了女性之前的溫順柔弱的固有形象，重新塑造了一種“新”女性審美，這種審美是在新政權爭取男女平等的過程中應運而生的，使得當時女性對美的定義從之前的“柔美”變成了“雄美”。而這種“雄美”分別體現為女性外表的“男性化”和女性行為品格的“男性化”。

（一）女性外表形態上的“男性化”

十七年文學中的勞動婦女是女性外在審美“男性化”的典型?！笆吣辍蔽膶W中的勞動婦女在形象塑造上普遍被烙上了時代的沉重烙印——“攜槍挑擔，衣著樸素，不顧情欲，埋頭勞作”。

《山鄉巨變》中的鄧秀梅身著的是斜紋布制服和白底藍花襯衣，青年積極分子盛淑君有著壯實胳膊和黑紅的臉蛋。而《李雙雙小傳》則通過側面刻畫李雙雙的能干“一天能織一丈三四的布”來凸顯出李雙雙的優秀女性之美?？梢?，在十七年文學中，正面勞動女性形象的五官被刻意地模糊化，而著重突出的是勞動女性外在“黝黑”“壯士”“能干”的特點，這個與傳統以來女性嬌嫩輕柔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女性應有的與男性相區別的自然屬性被人為地淡化，而將男性的外在屬性加以女性的身上，并以此為美。

此外，十七年中“樸素風”的盛行，女性華美繁雜的裝飾、追求“美麗”的本性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被加以唾棄，審美的“樸素化”成了當時女性中的主流?！肚啻褐琛分辛值漓o一出場便是一身的素白，《在懸崖上》中我“妻”作為高尚的象征，其外貌也只是“剪短的頭發，穿著已經洗得發白了的淺藍色的襯衣”?？梢?，簡單質樸成了女性審美定位中的另一種美。這種簡單樸素的形象的根源其實源于無產階級，來源于底層的勞動人民。政治影響下的“新”審美使得那個十七年的女子們活成了個貧農的樣子，男人的樣子。

“十七年文學”是唾棄“華美”的?！对趹已律稀分械募欲悂啞皽\灰色的裙子，米黃色的毛線衣，棕色的頭發”的裝束則成了反面教材、時代“異類”。在保守的人眼里，認為她是一個道德墮落的人;那些滿腦子政治的人，給她戴個“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加麗亞在那個時代受盡苛責，這種不合時代的“漂亮”反而成了加麗亞的傷疤。顯然，在當時這種“仿男化”的女性審美下，這種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是被時代所否定的。

現代意義上女性的美，是外表的大方美觀，更是一種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與影響，始終保持自我的一種頻率和節奏的從容鎮定，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處世的強大的獨立與自信。而“十七年”中的女性美無疑是對于“平等女性”的錯誤過度解讀——活成一個男人就是“平等”。性別外在的分界在十七年文學中被極力弱化，女性在這種審美下更多的是活成了男性的樣子。

（二）行為“男性化”——女性的過度事業化

“十七年”中的正面女性大多都是熱愛事業和革命的，她們拋棄了所謂的性別意識，與男性一起走向革命、走進生產。她們極力證明著一個觀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可以做到。這使得“十七年”女性的行為和品格偏向了男性化。

“十七年”中打造了一大批“鐵姑娘”的形象，并把這個稱號稱為女性的光榮。女英雄、女勞動者成了文學塑造的主流?！芭⑿邸眰儗τ诟锩聵I往往都是激情忠貞的，無論面對多么殘酷的環境依然保持著男兒般的不屈，有著頑強意志和英雄氣概的“鐵人”形象。

《紅巖》中的江姐在面對酷刑時展現了共產黨員鋼鐵般的意志;《青春之歌》中的林紅把“共產主義者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鐘，最后一口氣”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兩位革命家都在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時候依舊堅定地堅持著革命的事業，用自己的虛弱的身體和敵人做斗爭。

曾經的“堅毅、剛強”這些詞都是男性形容詞，卻在十七年文學的“女英雄”形象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愛情”是人性的本能，但是“十七年文學”中卻出現了“愛情低位”的狀況，即當“工作”于“愛情”相沖突時，愛情總處于一個被拋棄的地位?！睹利悺分械募居駶?，放棄了與上級的愛情，成為了事業女性?！都t豆》中江玫和齊宏愛的熱烈，但最后江玫還是選擇了革命而放棄“不革命”的愛情。女性在那個時代下，被呼吁要“要獨立”，而在追求這種“獨立”的過程中卻忽視了內心最本真的聲音，變相失去了話語權。

總之，“十七年文學”下的女性，的確反映了時代號召的“男女平等”的觀點，但這種平等是畸形的，將女性的美定義到了男性的身上，而缺少了女性特有的豐富內涵。

二、特殊時代孕育下的女性“審美”

不同時期的女性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都做出了相應的抗爭。

傳統文化中的女性往往是“足不出戶”的形象。無論是《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還是“為情死、為情生”的杜麗娘，抑或《紅樓夢》中有權有勢的賈母。這些女人只是活躍在家族中，就如賈母，一出“大觀園”她所代表的便不是自己。那些“深宅大院”中的婦女的抗爭只能通過“喬裝為男性”來實現，最終展現在社會政治外交平臺上的，始終是男性的角色。祝英臺入書院，“女駙馬”馮素貞進科舉上朝堂，花木蘭替父從軍……女性的抗爭說白了也就只是無力的模仿罷了。

新文化運動掀起了新思潮，中國的女性開始學著走出了幽禁的私人空間，將目光方向社會。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毅然地離開了丈夫投入社會、追求自我命運的行為，成了“五四時期”中國年輕女性的楷模?？墒俏逅臅r期的娜拉們，最終怎么樣了？“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痹谶@現實世界中，女性或許能夠掙脫婚姻與家庭的部分枷鎖，但是不獨立的經濟和的匱乏社會身份，使得女性難以在社會空間中立足。因此“五四”女性對于平等的追求實質上并未指出一條合理的途徑。

而對于這一問題，“十七年”是有所改革的?！笆吣辍睍r期助力于為女性提供這一條實現平等的道路，為“娜拉”們建構一個“社會性的成人身份”，也為她們的平等合法的權力提供一種合法性的知識闡述基礎。毛澤東替廣大中國女性發出了“女子能頂半邊天”的豪言壯語，想讓女性也成為這個社會中的“一半”。但人們在解讀時出現了誤差，不光在社會地位上要求了男女的平等，更使得女性的定義出現了類似于男人的狀況。

文學的創作離不開時代的背景，體現著時代的思想內涵。雖然新中國建立時，鼓勵藝術的自由，但是很大情況下，文學創作仍受到政治影響。在塑造女性的時候，便出現的很多“仿男化”的婦女形象。

新中國成立通過革命，于是便有了一批“女性革命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需要勞動，于是便有了一批“女性勞動者”。女性企圖通過在勞動實踐中表現出自己不比男性差的一面，再加上社會對于這種現象的鼓吹，就直接導致了錯誤解讀變得越發嚴重。

在文學創作中就表現為作家企圖在作品中將女性和男性的性別差界線消化淡除?！独铍p雙小傳》中李雙雙按不住在家中的縫縫補補，更想投身于“大躍進”中去，貼大字報，搞統一食堂，一個人可以抵得過好幾個男人。她在整本小說中無疑是個上進的優秀女性代表。她認為這是女性獨立的必經之路，但是這一類的女性無疑是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失去了“女性意識”，扭曲了“女性審美”。

“十七年時期”的“女權”無疑是對于五四時期的一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又是不徹底的，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直接越過了“女性自我”而跳到了“男性=女性”的無性別化的境地。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十七年文學”筆下的女性，更多的是活成了半個男人的狀態，這是十七年中出現“女性缺失”的根本原因。

三、結語

對于平等的追求，是長時期以來一直環繞在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一個巨大問題。就算在新世紀下，國內外依舊存在著要求男女平等的呼聲。女性始終在追求著公平的社會地位。但這種追求應該是理智的，有界限的。女性在追求成為一個平等個體的前提條件就是“成為女性”，我們不該拋棄女性身上獨特的美而去追求男性身上的充滿力量的雄壯。這是一個最前提的自我定位，若是拋離了這個，無疑是拔掉了大樹的根，那么后面的再怎么努力，也都是做著錯誤的無用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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