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官方學界對王夫之的認識

錢寅

摘 要：

清代學術界對于同為清初巨儒的王夫之的認識，明顯要晚于顧炎武和黃宗羲。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乾隆時代的官方學界對王夫之沒有認識。受到學術風氣和政治環境的影響，乾隆時期，王夫之被官方認定為經學家。通過考察《四庫全書》著錄王夫之著作的過程，以及提要里的評價，可以看出當時官方學術界對王夫之的態度。由此，亦可了解清代王夫之學術被逐漸接受的過程，進而全面地認識王夫之及其思想。

關鍵詞：王夫之；四庫全書；諸經稗疏；官方

雖為清初三大儒之一，王夫之的名聲遲遲在道、咸以后才逐漸升起。在學術繁榮的清高宗乾隆朝，王夫之的名氣遠遜于顧炎武和黃宗羲二人。眾所周知，在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以及鄧顯鶴、郭嵩燾等其他湖南知識分子的提倡下，王夫之不但最終于清末享祀文廟，而且其著作也被廣泛搜集整理、刊刻印行。由于在清朝氣運逐漸衰落的時代，湖南人才力挽狂瀾，王夫之這位湖南鄉賢有機會成為華夏儒生的榜樣。然而，清代官方學術界對王夫之的認識以及評價，事實上并非始自道、咸、同、光之間。在乾隆年間，官方學者已經對王夫之的學術有所了解，并將其幾部著作收錄于《四庫全書》，同時撰寫提要評騭得失。雖然這種了解并不如我們今天這般深刻，但通過考察相關學術史，無疑能夠深化對王夫之思想在清朝學術史上形成和接受歷程的認識。

一、湖南巡撫采進本考論

現在據《四庫全書總目》，以及留存至今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和文津閣《四庫全書》等等文獻，可以得知乾隆年間開四庫館所收錄的王夫之著作有《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詩經稗疏》四卷、《春秋稗疏》二卷，凡四種；另有存目兩種，分別是《尚書引義》六卷和《春秋家說》三卷。揆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著，經館臣評介的王夫之著作一共六種，且皆為湖南巡撫采進本。因此，應當首先考察清楚湖南巡撫所采進是什么版本，以及進呈王夫之著作的湖南巡撫是何許人也。

據晚清時代王夫之后人王之春編訂的《王夫之年譜》載：“公（王夫之）生平筆札多取給于故友及門人，書成因以授之，藏于家者無幾焉?！雹僦钡酵醴蛑ナ篮笫?，康熙四十二年（1703）宜興潘宗洛提督湖廣學政，延王夫之之子王敔入幕，才從王敔處得觀《思問錄》《正蒙注》《莊子解》《楚辭通釋》諸書。這說明王敔已經開始在為王夫之著作進行相關的收集整理工作。另據晚明政治人物蒙正發之子蒙之鴻所撰《蕉畦先生傳略》所載：“其后修葺草堂，奉遺書付剞劂，梓以行世者，《正蒙》諸書十余種。雖于船山太先生之著述僅刊十一，可與善讀者窺正學一斑?！雹谧阋砸姷猛鯏牉閭鞒屑腋钢畬W所做的工作。

提督湖廣學政潘宗洛通過王敔提供的王夫之《行述》，對王夫之的生平與學術形成大致的了解，并根據王敔所述為王夫之作傳。潘傳中所提到的王夫之著作，應該就是當時已經有所整理且有條件讀到的，其中有“《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并諸經稗疏各若干卷，又作《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得失之故，制作輕重倚伏之原。又謂張子之學切實高明，作《正蒙釋義》一卷，與前《思問錄》內、外編，互相發明，以闡天人性命之旨，別理學真偽之微。又以文章莫妙于《南華》，詞賦莫高于屈、宋，故于《莊》《騷》尤流連往復，作《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又著《搔首問》、《俟解》、《噩夢》各種，及自定詩集，評選古今詩，《夕堂永日緒論》，注釋《老子》、《呂覽》、《淮南》各若干卷?！雹蹞丝芍?，供職于康熙年間的學政潘宗洛業已知道王夫之的學術成果豐碩。由于潘宗洛是本王敔之說作傳，所以亦可以推知傳中著錄的這二三十種著作在王氏子孫手中似已成卷帙。

王敔的《行述》為潘宗洛作《船山先生傳》提供了有關王夫之的資料，而潘傳問世最早，遂又成為后代為王夫之立傳者之原始材料。乾隆年間，湖湘學者余廷燦也曾為王夫之作傳，傳中對其著作的著錄如是：“乃著《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議》《禮記章句》，并諸經稗疏各若干傳（卷），作《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搔首問》《俟解》《噩夢》各種，又注釋《老子》《呂覽》《淮南》，評選古今詩各若干卷?！雹軐⒂鄠髋c潘傳相比較，不難看出余傳在著錄王夫之著作時基本上全部沿襲潘傳，唯字句上微有損益，讀來似更加簡潔明了。同時，這也揭示了從康熙年間潘宗洛作《船山先生傳》之后到乾隆中后期，似乎并沒有其他王夫之著作整理刊布，仍舊是早先由王敔等王氏后人搜匯整理的那二三十種。余廷燦是長沙府人氏，作為湖湘本地學者尚且對鄉賢著述沒有更深的認識，遑論湖湘地域之外的士人了。

據《年譜》所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詔開四庫書館，搜采遺書。公所著《周易稗疏》、《周易考異》、《書經稗疏》、《書經引義》、《詩經稗疏》、《詩經考異》、《葉韻辨》、《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均得進呈，奉旨列入《四庫》?！雹葸@一點可以與流傳至今的《四庫全書》及相關文獻參證。一般來說，在《四庫全書總目》并不會標明收錄書籍的版本信息，僅僅標注該書的采進途徑。王夫之的著作由湖南巡撫采進，那么必定是湖南人氏所貢獻。通過考察康熙、乾隆年間學者對王夫之著作的著錄情況，可以大概得知當時王夫之的著作刊布甚罕，除了王氏家族自己整理的版本，似無其他版本流傳于世間。因此，清高宗詔訪遺書，湖南巡撫所采進的版本應該與潘、余二人所著錄者同出一源，均為王敔等后人收集整理的版本。

在《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湖南地區進呈書籍并非一蹴而就的。湖南區域的搜書、進呈工作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最初由湖南巡撫梁國治主持，湖南學政褚廷璋等人實際操作。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褚廷璋的奏折中所言：“與撫臣梁國治面商，于各州縣志人物傳內摘取所著書名，飭各該州縣官訪購；志乘不載之書，請本家子弟自行呈送。并設局省城，專派明白教官，將陸續送局書籍先為詳看?！雹薏浑y看出，當時采訪遺書的主要線索是地方志的著錄，地方志沒有著錄的就只能靠本家子弟主動呈送。

然而清廷在湖南搜集書籍的工作開展得并不順利，直到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才有第一批書籍呈送朝廷，時梁國治已經調離湖南巡撫的職位，由覺羅敦福任護湖南巡撫。敦福在進書的奏折上寫道：“湖南省地處偏隅，藏書不及湖北。前撫臣梁國治屢經出示搜羅，據各屬呈到書部，率多習見，且有殘闕，僅選二十四種，內有應行抄錄者，委員設局監抄。因奉命入都，未及抄完奏進，移交到臣。臣隨督催抄竣，發還原本。又據各屬購覓，續得六種，共計三十種，會同學臣褚廷璋磨對清楚，裝潢成帙，現將各書赍送四庫全書處查收，以供采擇?！雹叨馗＿@份奏折本應有一份進呈書單，但是筆者未曾看到。敦福進呈書籍并非一次，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敦福再次奏進書籍。這次的奏折中附錄了進呈清單，然而目錄中并沒有王夫之的著作⑧。之后各地方進獻書籍活動的高潮已過，現存檔案中再沒發現有關湖南巡撫進呈書籍的信息，也就是說湖南省的獻書行為應該只有兩次。

《年譜》中講到乾隆三十九年王夫之的著作得以進呈，列入四庫。如果記載時間準確的話，那么必非梁國治在任時所能進呈。因為據史記梁國治在乾隆三十八（1773）年末就已接調離了湖南巡撫任，赴京供職⑨。如此，基本上可以認定王夫之著作由覺羅敦福采進至四庫館。既然在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的那次進呈中，清單上明確沒有著錄王夫之的著作，也就可以肯定敦福在乾隆三十九年二月的第一次進呈中，已經把王夫之的著作收錄于內。關鍵性的證據即是敦福奏折中所寫的“續得六種”，《四庫采進書目》中“湖南省進呈書目”所登記的王夫之著作亦為六種⑩，這正與現存《四庫全書》中所著錄的王夫之著作數量相等。由此可以推知，王夫之的著作正是由時任護湖南巡撫的敦福于乾隆三十九年二月采進至四庫館的。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現存《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中所輯錄的諸篇提要中，也沒有發現王夫之著作的蹤影?；蛟S是由于王夫之之著作提要尚未收入其中，或許是由于王夫之著作提要并沒有在彼時撰就（11）。

正如今日所知，王夫之著作雖有被收錄于《四庫全書》者，亦有被禁毀者。通過檢索《清代禁毀書目四種》，可以發現王夫之的《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夕堂戲墨》《船山鼓棹》《五言近體詩》《七言近體詩》（12）被列入“外省移諮應毀各種書目”當中。從上述八種書目來看，大多屬于王夫之創作的詩文作品。身為前明遺民，詩文作品中對滿清政權有所怨詞似在情理之中。在為纂修《四庫全書》而進行的地方征書活動中，查禁違礙寓意于其間。地方督撫在進呈書籍之余，更是著力于查禁有損清朝統治的文獻。將上述八種著作劃歸違礙之列的人，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時任湖南巡撫的劉墉。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撫劉墉的奏折所附清單里，可以看到上述八種著作被提請查禁（1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劉墉在標注作者姓名時寫的是“衡州王而農著”，“而農”是王夫之的字。一般情況下，在官方文件里著錄書目署名應為正名，實際上在劉墉的奏折中對于其他人也的確署上了正名。由此可以看出身為當時名臣的劉墉亦未能詳考王夫之的具體情況，似不知道“而農”乃其字而非其名。除此之外，在留存至今的相關檔案文獻中很難再找到關于對王夫之著作禁毀的記載。然而清廷查禁違礙書目有一條重要的標準，即明季野史不用“國朝”年號而用“弘光”“隆武”“永歷”等南明年號。我們今天能夠知道，王夫之筆下有《永歷實錄》等涉及南明歷史的著作，但是在清朝嚴密的文網下并沒有相關查禁記錄，似乎也可以證明這些著作在當時并沒有整理刊行，更沒有被大范圍地傳播，以至于地方的學人、官吏不甚知曉。

二、《四庫提要》對王夫之著作的評價

在潘宗洛所作的《船山先生傳》中，王夫之的諸經稗疏似乎并沒有《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外傳》等著作重要，甚至連書名和卷數都怠于詳記，僅以“諸經稗疏若干卷”一筆帶過。后來的余廷燦亦是如此，寧肯花費大量筆墨在傳記中謄錄《張子正蒙注》的序，也不肯詳細載明諸經稗疏的書名和卷數。通過潘、余兩人所作的傳記可以看出，康熙朝的潘宗洛讀過《思問錄》《正蒙注》《莊子衍》《楚辭通釋》四部著作，尤其表彰王夫之的性理學問；乾隆朝的余廷燦，則更青睞于《正蒙注》、《思問錄》諸書，特別強調王夫之與張載學術之間的關系。

然而，與之不同的是，《四庫全書》收錄王夫之著作四種、存目兩種，都歸入經部。收錄的四種，正是“諸經稗疏”中的四種。根據前面征引的褚廷璋奏折內容來看，地方官員以人物傳記為線索按圖索驥來尋訪遺書。如果這個原則被真正切實遵循的話，地方官員不可能看不到潘宗洛《船山先生傳》里所著錄的書目。何況王夫之因功名被登錄在地方《選舉志》中，并且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被請旨升入鄉賢祠，理應受到更多的重視?？梢钥闯?，在征書、獻書，以及收錄入《四庫全書》的整個過程中，王夫之那些精研性理之書以及史論諸書等似乎被有意地避開。是故，在《四庫全書》的修纂過程中，王夫之始終以一位經學家的面貌示人，而身處廟堂的館臣也認定王夫之是一位隱居鄉間的經學家。

館臣為王夫之著作撰寫提要，基本認同其學問征實不誣。從體例上看，無非是從書中舉出幾處例子，來證明著述具有根底，不是空言；同時再提出一二處不妥之論，以示瑕不掩瑜。既然館臣以經學家來看待王夫之，那么館臣對于其著作便不能不本著經學立場來評價。關于這一點，不妨就收錄各書的提要分別來看。

在《周易稗疏》的提要中，館臣認為其“大旨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于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14）。從這點來看，是符合乾隆時期主要學術風尚的。乾嘉時代的學術，提倡實事求是的漢學考據，摒棄宋明理學的空談義理。在館臣的評價中，明顯看得出《周易稗疏》的性質，與當時的學術界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所以，館臣論定此書“言必征實，義必切理，于近時說易之家，為最有根據”（15）。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里，館臣概括性評價此書：“皆隨筆札記，以剖析疑義，大旨不信焦京，亦不信陳邵，亦不取王弼之清言，惟引據訓詁，考求古義，所謂征實之學也?！保?6）更能看出，在館臣眼中，此書高度符合當時學界的趣味。然而，王夫之并非乾嘉之際的學人，其學問本有自身的特色，所以此書中也有為館臣批駁者：如在解釋《訟卦》“鞶帶”，未能引證《左傳》和《說文》，進而造成誤讀；在解釋“何天之衢”時，雖無大錯，但用《莊子》書中意，未用梁武帝的解讀，偶然失考。但是在館臣的眼中，這些差錯并不能影響這部著作所具備的“征實之學”的氣質。的確，《周易稗疏》引證廣博，言必有據。但是王夫之既自名為“稗疏”，便已經透露了此書不是正統詁經之作的內涵（17），故不宜用嚴格的詁經標準來衡量。否則，無法從中窺得王夫之獨有的才情。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稗疏》是《四庫全書》著錄的第一部王夫之的著作，按照提要體例得略載作者籍貫生平。然而本篇提要中的記載非常簡略，惟云：“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漢陽人，前明舉人?！保?8）此外于王夫之生平梗概不置一詞。然而，在這短短的十幾個字中，就弄錯了王夫之的籍貫。王夫之是衡陽人，屬湖南衡州，而漢陽屬湖北，王夫之的籍貫絕不可能與漢陽有所瓜葛。這一點似乎又不是單純的筆誤，通過檢核《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金毓黻手定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在《周易稗疏》的提要中都稱王夫之為漢陽人?！痘食ㄇ澹┪墨I通考》在著錄《周易稗疏》處也稱王夫之為漢陽人。而在《四庫全書考證》中《尚書稗疏》的書名下記錄著王夫之為岳州人（19）。前舉諸書，都是在乾隆朝以及《四庫全書》纂修期間編成的著作，因此首撰提要的館臣一旦寫錯，后人便將錯誤沿襲。編撰《四庫全書考證》的館臣，雖然知道王夫之是湖南人氏，但似乎并不清楚王夫之具體的籍貫。從這些情況來看，充分反映出當時奉旨修書的館臣對王夫之的情況并不了解。不過，這是館臣“偶然失考”之處。雍正時由邁柱等編修的《湖廣通志》，也被收錄于《四庫全書》。其中卷三十五《選舉志·舉人》“崇禎十五年鄉試榜”，明確登錄“王夫之，衡陽人”（20）。館臣之失在眉睫之間也！

在《書經稗疏》的提要中，館臣認為“是編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只是在有些地方“失之太鑿”（21），隨即舉了一些頗為武斷的例子。對于此書，館臣所看重的是其中對蔡沈、蘇軾學說的駁難。提要云：“然如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推其致誤之由，以為訛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謂禋非周禮之禋，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為古人所未發。引矍相之射證侯以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為榮辱，非以射中不中為優劣；因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為辛卯；引《說文》、《大戴禮記》證蠙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證‘玉食，引《左傳》說奄與淮夷為二，引《喪大記》證狄人，引《說文》‘羑字之訓以解‘羑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保?2）館臣在書中摘取若干例證，要言之即王夫之在對《尚書》的解讀上能夠通過利用證據反駁宋代學者的錯誤，這與普遍存在于《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貶抑宋學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在文津閣本提要、文溯閣本提要中，這一大段舉例都被刪減，只留下了“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23）。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里，館臣的核心評價是：“其詮釋名物，多出新意，雖醇駁相半，而紕繆者極紕繆，精核者亦極精核，不以瑕掩瑜也?！保?4）其中所謂“紕繆”者，恐指提要中所目為“武斷”的諸例；其中所謂精核者，必為攻駁蘇、蔡之處。通過這些，足見館臣重心之所在。

被四庫館臣歸入存目的《尚書引義》，是王夫之以史說經的重要著作。館臣認為此書是在推闡《書經稗疏》的基礎上，“多取后世之事，糾以經義”（25）。王夫之自以“引義”命名此書，即有引申經義的意思在內，顯然自以為非嚴格的經說著作。通過提要的內容來看，館臣確實曾將此六卷書從頭至尾細讀過一遍，所以才能列舉數例以論證書中議論的不當。但正如后世所知（26），這實際上并未有真正領會王夫之的創作意圖。細按《尚書引義》，可以發現其中不僅有通過經義對后代政治歷史的評議，也有依據經義對宋明學術的反思。應該說，《尚書引義》是一部在思想史上頗有建樹的著作。然而，館臣既然把此書至于經部之內，則必將遵循經部收書的總體原則來評價。于是便造成了就書論書，就經學討論經學的困局，以致不能窺得王夫之著作內涵的精義。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書中，引劉毓崧的跋文對館臣的評價提出異議，認為“四庫館臣僅知其為明末遺老，而不深悉其生平，故只能論其書，不能推知其意也”（27）。不過，設身處地思考，劉毓崧將此書中的議論和南明政治歷史聯系在一起（28），這顯非四庫館臣在其時代所能做到。從另外的角度來講，館臣就經學來討論經學，認為其非正式的說經體裁，而且是對《四庫全書》中《書經稗疏》內容的再闡發，因此將其置于存目之內也不為失當。

在《詩經稗疏》的提要中，館臣認為王夫之能夠“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29），即對毛氏、鄭氏的詩說有所補正。館臣通過舉例，來評論書中某些與通行說法相異的地方，以為有些可以“備一解”，有些則“確有依據，不為臆斷”（30），而有些則近乎穿鑿。同時，館臣評價《詩經稗疏》四卷之末所附的《考異》一卷，“雖未賅備，亦足資考證”；《葉韻辨》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31）。但是，館臣批評了王夫之的《詩譯》數條，認為“體近詩話，殆猶竟陵鍾惺批評《國風》之余習，未免自穢其書，雖不作可矣”（32）。在明代晚期詩壇上，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和以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都提倡“性靈說”。這是與明代詩壇前后七子復古追求唐宋詩風截然相反的主張。竟陵派認為公安派的詩歌過于粗俗，在獨抒性靈之外，提倡幽深孤峭的審美主張?？傊?，這種詩學觀是沿著“詩緣情”的路子來發展，強調個人主觀感受，與傳統意義上的“詩言志”等重視文學政教作用的觀點不同，所以不容易被志在追求“文以載道”的儒家正統文人所接受，在學風樸實的清朝知識界并不被看好。清朝中前期的詩壇大抵有宗唐、宗宋兩派，先后出現了王士禎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等詩學觀點，基本上都提倡復古和溫柔敦厚的詩教，排斥“性靈說”。這樣的背景下，討論經學的館臣自然不會贊同體裁與竟陵派詩話相近的著作，更何況是被一直當作經學家來看待的王夫之?！对娊洶奘琛诽嵋钠荛L，館臣的觀點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凝結為洗練的兩句：“皆考證名物訓詁，以補先儒之所遺，率參驗舊文，抒所獨得，雖間傷偏駁，而可據者多。末附《考異》一篇、《葉韻辨》一篇，《考異》未為賅備，《葉韻辨》持論圓通，頗足解諸家之轇轕?！保?3）此處完全刪略對《詩譯》的評價，大概因為這本來與王夫之著作要旨無關吧。

在《春秋稗疏》的提要中，館臣認為“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34）。通過引證書中的例子，館臣評價其中討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的地方，雖有與杜注立異的，但不免出于臆斷；而考證名物和地理的地方，卻大抵有所根據，能“糾杜注之失”、“補杜注之闕”，總體來說“在近代說經之家，尙頗有根柢”（35）。此外，館臣還提到“其書尚未刊行”，可見在當時知曉此書的學者并不多，因此“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玙據為新義；翬不書族、定姒非謚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36）。梁錫玙和葉酉都是乾隆時期的學者，且均擅長經學。從館臣的話中可以看出，梁、葉二人在自己的《春秋》經說中有某些新的觀點，其實早已為王夫之所闡發過了。這也能夠看出，館臣對王夫之學術地位的評估。不過，葉酉曾經出任過提督湖南學政，那么在其任上是否接觸過王夫之的學說，還有待于日后詳考?！端膸烊珪喢髂夸洝分?，對此書的評價凝結成八個字“得失互見”“語皆有本”（37）。

據王夫之自序，《春秋家說》是其秉承其父對《春秋》的解讀而作的，因此名為“家說”。這部書被四庫館臣列入存目之中，理由和列《尚書引義》入存目相近?！洞呵锛艺f》的提要云：“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為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保?8）館臣對于南宋胡安國的《春秋傳》評價并不高，即使被收錄于《四庫全書》之中，也可從提要里“未可竟廢”“以存一家之言”（39）等話中揣摩出勉強的語氣。同時，館臣在閱讀全書后，舉出若干例證，以說明此書很多地方“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而且存在“連篇累牘，橫生支節，于春秋更無關”的情況（40）。因此，被館臣評定為“其弊乃與胡傳等”的《春秋家說》，列入存目也符合他們的原則。

綜上，通過分析《四庫全書》中關于王夫之著作的提要，可以看出館臣對王夫之的評價，主要是基于當時的學術風尚和文化背景的。王夫之著作與當時學術風尚趨同的，則給予很高的評價，動輒贊揚其為近時說經諸家中頗有根據的佼佼者。對于不符合館臣的學術主張或當時學術風尚的，則經過批評列入存目。當然，館臣在其所處的政治地位和時代環境下，勢必不會像后代那樣充分發掘王夫之思想的價值。他們只將王夫之看作一個在經學上有成就的學者，完全不去理會他在明亡之后的反清活動和思想主張。近現代的學術研究中，討論王夫之思想須臾不能離的《正蒙注》《思問錄》等著作，沒有一部被收錄入《四庫全書》?；蛟S，這些書明顯帶有宋明學術的痕跡，為當時學術界所輕視，因此從獻書到修書的每個環節上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能夠從側面說明這一點的是顧炎武《日知錄》的遭遇。今天研究顧炎武的思想，須臾不能離開這部書，《四庫全書》的修纂者也將這部書進行刪節收入子部雜考類。這并非意味著館臣們真正意識到了《日知錄》的思想價值，而是因為書中的詳縝考據為當時學術界所推崇?！墩勺ⅰ贰端紗栦洝分T書在寫作上走宋明理學的路子，正是王夫之不被乾隆時期主流學術界所熟知的原因之一，這些書自然也與《四庫全書》無緣。

前文提到的余廷燦也是乾隆年間的官員學者，他在《船山先生傳》中極力表彰《正蒙注》等精研義理的著作。收在余氏《存吾文稿》中的這篇傳記，作為私人學術與四庫館臣為代表的官方學術，在審視王夫之學術價值時側重明顯不同。在余傳中，不僅全文抄錄王夫之《正蒙注》的自序，而且對其學術進行討論和評價。余廷燦言：“若橫渠以禮為堂，以易為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源，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于天人之故，通夫晝夜幽明之原，即是書暢演精繹，與自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序中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遁跡知希，從游蓋寡，而視真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洛、閩之糟粕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41）在這樣的評價中，余廷燦稱許王夫之對橫渠學術的繼承，認為王夫之得真理學，而前代的理學末流僅拾得糟粕。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開設了《王船山》一章，書中錢氏不僅一次提到王夫之學術與戴震學術的相似之處。如“船山體用、道器之辨，猶之此后習齋、東原諸人理氣之辨也。顏、戴不認理在氣先，猶之船山不認道在器外，體在用外也”（42）；“發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實也。凡此所言，與習齋、東原之論大體相似”（43）；“其論宋儒流弊，頗于東原意見相似”（44）等等。至于戴震是否讀過王夫之的著作，現在難以考證定論（45）。據同治年間李元度的《國朝先正事略》所載，余廷燦與“戴東原、紀曉嵐相切琢”（46），但是實際上可以考證的只有其與紀昀探討《戴東原先生事略》的書信存世（47）。余廷燦撰寫《戴東原先生事略》時遺憾地說“廷燦未識君面而喜讀君書”（48），可以看出余氏對于戴氏并無直面交誼，徒存神交?；蛟S，正是因為受到了戴震學術的影響，余廷燦才會對與戴震相近的王夫之理學大力推崇吧。

總結而言，從余廷燦對王夫之學術的接受和評價來看，他重視王夫之的義理之學。這一點與康熙年間的潘宗洛有些相仿。但是，在《四庫全書》的征獻、編纂過程中，從地方學人、官吏到四庫館臣，似乎都未能發現王夫之在理學方面的偉大成就。諸如《尚書引義》這樣圍繞經典闡發義理的著作，即便被采進到四庫館，也被館臣棄入存目。這至少說明了，在對待王夫之學術的問題上，私人學術和官方學術之間存在著差異。王夫之的諸經稗疏，因為征實有據被官方所表彰；而其在理學上論道器之辨、糾宋儒流弊等內容，又迎合了當時學者對理學的思考。據此，我們可以看出，乾隆年間學術界在接受王夫之學術上所呈現的兩條路徑。

三、乾隆年間其他官修著作中的王夫之

清高宗向以右文自詡，他在位期間屢興文化工程，不僅纂修《四庫全書》，還組織編纂《皇朝（清）文獻通考》以及各種地方志等。這些官修書籍中，雖然有涉及王夫之的內容，但是數量相當少。不過，既然能登官修書籍之堂，也就意味著在一定范圍內王夫之及其學術是被官方接受的。

《皇朝（清）文獻通考·經籍考》與《四庫全書總目》一樣，著錄了王夫之的《周易稗疏》《尚書稗疏》《尚書引義》《詩經稗疏》《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六部著作。其中只有《周易稗疏》有一條簡短的提要：“臣等謹按是編乃夫之讀《易》時隨筆札記，故每條不全載經文，但取數字標目。會有疑義，始為剖析，故不逐卦逐爻盡為之解。言必征實，義必據理。其于焦、京、陳、邵諸說均無所倚附，近代說易諸家以夫之為最有根據?！保?9）明顯看得出，這和《四庫全書》的提要如出一轍，僅僅作了概括刪略而已?？梢?，乾隆官方對王夫之的認識只局限于敦福采進的六種著作，除此之外似乎所知寥寥。

清世宗雍正年間官修的《湖廣通志》，有關于王夫之的片語只言。前文征引過，在《湖廣通志》卷三十五的崇禎十五年壬午科鄉試榜名單中記載有王夫之的姓名、籍貫。在《湖廣通志》卷五十七《人物志·文苑》中，有對王敔的記載：“王敔，衡陽歲貢生，孝廉王夫之子。年三十始應試，為詩文高卓，敦尚氣節，督學咸器之，修府志，垂成，卒?！保?0）《人物志》中雖有關于王敔的記載，卻沒有其父王夫之的記載。引文中提到的督學，應該就是潘宗洛。從潘宗洛作《船山先生傳》以及讓王敔作《行狀》的行為來看，可以推知潘宗洛對王夫之其人其學都有所肯定。那么王敔在潘宗洛幕下參與撰修府志時，于公于私都應該會將其父的生平和著述收入其中。雍正年間編修《湖廣通志》，各府府志理當成為重要的取材之一，是故參與編修的人是應該知道王夫之的，未將其寫入《人物志》中恐怕另有原因。

乾隆年間修撰《湖南通志》時，關于王夫之的記載明顯增多了。首先，在《選舉志》中崇禎十五年壬午科鄉試榜登記了王夫之的姓名、籍貫（51），這和《湖廣通志》是相同的。其次，《人物志》中根據《衡陽縣志》記載了王夫之的生平事跡：“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崇禎壬午舉人，以文章志節重于時，精研六經、性理諸書，尤篤志橫渠之學，嘗言學必能行，行之而始言之。卒之歲，作書以別親友，自撰祭文。臨終，戒其子，攽、敔曰：‘勿為立私謚，勿用僧道。學政宜興潘宗洛訪其遺跡，為之立傳。子攽、敔皆績學有文名?！保?2）雖然因地方志體例所限記載很簡單，但是這與《湖廣通志》完全不記王夫之事跡的做法截然不同。最后，在《藝文志》的七言律詩目下，收錄王夫之《重過蓮花峰為夏叔直讀書處》一首：“山陽吹笛不成音，凄斷登臨舊碧岑。云急步廊春袖濕，燈寒殘酒夜鐘聲。河山□折延陵劍，風雨凄迷海上琴。聞道九峰通赤帝，松衫鶴羽待招尋?！保?3）其中空圍處，據其他王夫之詩文選本應當補為“憾”字。根據《湖南通志》三處關于王夫之的記載，可以看出修纂者雖然沒有充足占有王夫之的資料，但是已經能夠概述王夫之的義理學術淵源，表彰其詩文作品。從編修時間來看，《湖南通志》要早于《四庫全書》，但參與《四庫全書》修纂的人似乎更側重于“精研六經”四字，對“篤志橫渠之學”等語不甚了了，甚至對王夫之的部分詩文作品奏請禁毀。

將雍正時期的《湖廣通志》和乾隆年間的《湖南通志》相對比，后者關于王夫之的內容明顯要比前者充實得多。這可能由于王夫之參與過抗清斗爭，不為雍正時期的政治所容，所以在《湖廣通志》里作簡單化的處理。清高宗對于清初參與抵抗的前明遺老則更具包容，抑或說治術更加高明。清高宗貶低投降于清朝的前明官員，對錢謙益等貳臣給予嚴厲的譴責和封殺。反之，對積極抗清的忠貞之士，給予高度表揚，比如為張煌言修葺墳墓等等。在清朝定鼎日久之時，統治根基早已扎實，提升明末遺民的地位，讓臣民學習他們忠君愛國的精神，有助于促進臣民為清朝統治服務。因此，《湖南通志》就不必再對曾經抗清的王夫之諱莫如深。出于同樣的原因，《四庫全書》絕不收錄貳臣錢謙益之流的著作，卻選擇性收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些拒絕同清朝合作的遺民學者的著作。當然，身為異族的清高宗不能完全放棄對漢人的戒備心理，他在表揚遺民義士的同時，也擔心這些人的民族思想會影響其統治。因此，對于顧炎武，《四庫全書》雖然收錄了《日知錄》，但刪除了很多討論夷夏之防的篇章，使其完全成為一部考據札記；對于黃宗羲，《四庫全書》雖然收錄了其經說、學案等著作，但對于現在看來最具有思想價值的《明夷待訪錄》置之不理。同樣，充分反映王夫之思想的史論著作、理學著作、文學著作皆不被收入《四庫全書》，收入其中的只是被視為證實有據的諸經稗疏。

綜上所述，從乾隆年間《四庫全書》以外的幾種官方著作對王夫之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官方對王夫之的認識并不充分，其經學家的角色逐漸定型。有選擇性地突出王夫之在經學上的成就，和乾隆時期政治環境有著一定的關系。通過對其他官修著作的考察，可以窺知在纂修《四庫全書》的整個過程中對王夫之著作取舍的情由，以及當時官方學術界對王夫之學術的接受情況。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被譽為乾嘉學術殿軍的阮元在編訂《皇清經解》時，并沒有收錄包括諸經稗疏在內的任何一部王夫之著作，然而阮氏是一定有機會通過《四庫全書》接觸到諸經稗疏的。直到清末王先謙編訂《皇清經解續編》時，才將《四庫全書》中的四部稗疏著作收錄。作為湖南學者，王先謙自然有想要提升湖湘學術的愿望。但是，從阮元的態度中，似乎也可以揣摩出他并不將王夫之的著作視為嚴格的經解。

四、結語

王夫之作為清初巨儒之一，學術界對他的接受和認識自然不會遲至道、咸、同、光時代?？滴跄觊g提督湖南學政的潘宗洛已經關注王夫之的為人和治學。無法達成抗清事業的王夫之，隱居瀟湘，發憤著述。和一般的古代文人相同，潘宗洛對隱士也有著一番傾慕之情。他的《潘中丞集》沒有收錄關于王夫之的文章，但是一首題為《贈隱士》的詩充分顯示了他對隱士的艷羨。詩云：“閑情只欲思休矣，且抱經綸隱山底。過檻清泉拂茗爐，當庭玉樹參簾起。長歌不解梁父吟，短褐羞與狐貉比。處士之廬堪繪圖，處士之品在書史?！保?4）可能正因為對隱士有著這樣一份情懷，潘宗洛才會積極追尋王夫之的生平和學術。在王夫之的生平中，既不供職于清朝，也不依附于吳三桂，故而潘宗洛評價其為“前明之遺民，我朝之貞士”。根據王之春《年譜》的記述，在康熙四十六年偏沅巡撫趙申喬將鄉紳們想要躋王夫之入鄉賢祠的愿望奏報至朝廷，并得到了朝廷的許可（55），是為王夫之地位的第一次提升。

潘宗洛為王夫之作了第一篇傳記，他希望能夠供編纂《國史儒林傳》的人采擇。后來為王夫之作傳的學者，或多或少都參考了潘傳。余廷燦的《王船山先生傳》在著述目錄上基本上完全沿襲了潘傳，并無其他發現，可以推知在乾隆年間王夫之的著作只有其家族所整理的一種版本。所以在乾隆三十九年的訪書活動中，被護湖南巡撫覺羅敦敏采進至四庫館的六種書，應該也都是王夫之后人家藏的版本?！端膸烊珪肥珍浟肆N王夫之的著作，諸經稗疏類被視為征實有據的詁經之作，而《尚書引義》、《春秋家說》這些圍繞經典討論政治、歷史、學術、義理的著作被列入存目。王夫之作為經學家的形象被官方學術界確立，這與當時的推崇嚴謹考證的學術風尚有著密切的關系。不管取舍如何，王夫之的著作被收錄入《四庫全書》，都表明了其學術得到了官方的認可。

然而，以四庫館臣為代表的官方學者，并沒有真正認識王夫之的學術精髓。相反在余廷燦等私人著述中，能夠看出對王夫之義理之學的推崇。在乾隆朝其他官修著作中，關于王夫之的記載并不充分。不過，對比乾隆《湖南通志》與雍正《湖廣通志》的對比，可以看出朝廷對王夫之態度的微妙變化。這種變化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緊密相關的。同樣，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影響了《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對王夫之著作的取舍，使得思想性更強的著作被棄之不顧。然而，這不能不說是當時對王夫之學術的一種接受方式。

總結而言，通過對以《四庫全書》為代表的乾隆時期官修著作關于王夫之內容的考論，可以更加深刻認識在清朝學術鼎盛期對王夫之的認識和接受。這對我們評估王夫之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

【 注 釋 】

①②③⑤（55）王之春：《王夫之年譜》，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30、128、143—144、130、130頁。

④（41）（48）余廷燦：《存吾文稿》，清咸豐五年云香書屋藏板，第119、123—124、269頁。

⑥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湖南學政褚廷璋奏購訪遺書情形折》，見收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0頁。

⑦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六日《護湖南巡撫覺羅敦福奏赍送遺書并繕明清單折（附清單一）》，見收于《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第196頁。

⑧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護湖南巡撫覺羅敦福奏續進遺書折（附清單一）》，《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第327—328頁。

⑨參見《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申諭等。

⑩吳慰祖：《四庫采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66頁。

（11）夏長樸認為《初次進呈存目》匯整年月在干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間。見氏著《〈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初探——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漢學研究》第30卷2期，2012年6月。

（12）姚覲光：《清代禁毀書目四種》，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7年版，第125—126頁。

（13）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撫劉墉查繳應毀書籍折（附清單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下冊，第1392頁。

（14）（15）（18）（21）（22）（25）（29）（30）（31）（32）（34）（35）（36）（38）（39）（4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5、35、35、101、101、114、131、131、131、131、235、236、236、252、219—220、252頁。

（16）（24）（33）（37）永瑢：《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第24頁，卷二第10頁，卷二第22頁，卷三第18頁。

（17）《說文》：“稗，禾別也?！薄稄V雅》：“稗，小也?！薄稘h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弊ⅲ骸芭颊Z為稗?！弊阋姟鞍奘琛币辉~與“正義”相對，意為對經書所作的非正統的解釋。

（19）王太岳等：《欽定四庫全書考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第20頁。

（20）（50）邁柱等：《（雍正）湖廣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五第150頁，卷五十七第41頁。

（23）金毓黻：《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卷八，第11頁；《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經部》上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81頁。

（26）（27）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一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1—33、32頁。

（28）王夫之：《尚書引義》，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4頁。

（42）（43）（4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7—108、124、132頁。

（45）一則當時王夫之著作基本沒有多少流傳于世，因此戴震在平時能夠閱讀的可能性很??；二則戴震參與《四庫全書》修纂工作，接觸地方采進的王夫之著作的可能性并非沒有。

（46）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下冊，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1098頁。

（47）參見《存吾文稿·復紀大宗伯書》；紀昀：《紀曉嵐文集·與余存吾太史書》（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頁。

（49）敕撰：《皇朝（清）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百十一第10頁。

（51）（52）（53）陳宏謀、范咸：《（乾?。┖贤ㄖ尽?，乾隆二十二年刻本，卷八十四第48頁，卷一百十二第10頁，卷一百七十第13頁。

（54）潘宗洛：《潘中丞集》卷三，誡一堂藏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