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想象”地域書寫的現狀與未來

房偉

摘要：當代文學地域版圖中，蘇州書寫有著獨特位置。蘇州作家打造了江南民俗故事，更在傳統與現代、地域與全球化的景觀之中，塑造了“南方系民族志詩學”。在繼承世情傳統的基礎上，陸文夫的“小巷文學”，開創了當代蘇州書寫的新模式，而范小青的“神性”寫作和蘇童的“巫性”寫作，則將之既往開來。同時，蘇州書寫中也存在敘事模式化、意象固化、審美標簽化等問題，需要進一步突破。

關鍵詞：蘇州書寫;陸文夫;范小青;蘇童;民族志詩學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 水巷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倍跑鼹Q的這首《送人游吳》， 經常被概括為蘇州風貌的特點，小橋流水，水巷明月，漁歌唱晚，還有艷麗的綺羅和好吃的菱藕。還有一首詩，就是著名的《楓橋夜泊》，則進一步寫出了蘇州夜晚的靜謐溫柔。千百年來，富庶的江南之地，氣候宜人，物產豐富，梅雨季的濕潤黏稠，曖昧多情，造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風貌，進而和文化風氣遇合，出現了唐寅、馮夢龍、金圣嘆、毛宗崗等一系列優秀的古代文學家和評論家。葉圣陶在現代文學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當代文學領域，從陸文夫開始，范小青，蘇童，到葉彌，朱文穎，戴來，荊歌，王嘯峰，蘇州優秀作家層出不窮，不僅在江蘇，而且在全國的文學版圖上，占據著重要位置。那么，要怎樣認識“蘇州想象”在中國當代小說地理版圖的獨特意義和價值呢？

“世情”是理解蘇州當代小說的關鍵詞之一。水鄉相對富足的生活，都市文化的發達， 對經濟生活和個人價值的肯定，使得很多蘇州作家的筆下，充滿了俗世的歡樂，對世俗生活的熱情，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個體的普通人的價值的弘揚。由此，蘇州才出現了馮夢龍這樣的通俗文學大家，和金圣嘆這樣充滿藝術叛逆氣息的才子。大部分蘇州作家，天然地對“宏大敘事”有著警惕性，愿意保持一定距離，并接續《紅樓夢》一派寫“世情”的小說路子。晚清以來，大量蘇州籍才子，來到十里洋場，沒有成為政客與革命黨，沒有書寫革命文學，反而變身為職業通俗小說家，為鴛蝴小說等通俗文學的發達，立下了汗馬功勞，如包天笑、周瘦鵑、程小青、徐卓呆、程瞻廬、顧明道等?？上У氖?，40 年代之后， 一體化敘事的形成，很多通俗作家都淹沒在了歷史的洪流之中。即便是書寫知識分子啟蒙的葉圣陶，我們也能看到《潘先生在難中》《倪煥之》等小說中，流露出的對民俗風情的熱情，對平凡瑣細的人生的關注。而當代蘇州小說發展中，“ 世情”成了潛在影響，寫俗世的悲歡離合， 寫真實人生的愛恨情仇，寫個體小人物的命運浮沉，寫小巷生活的家長里短，這也都是“蘇味小說”常見的主題。然而，當代蘇州小說，并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性的民俗書寫，更在于化“世情蘇州”為現代民族國家敘事，在“中國故事”與“中國詩學”的傳統與現代、地域與全球化的景觀之中，塑造獨一無二的“地方性民族志詩學”。

談到“文學蘇州”的當代形態，不得不提到陸文夫小說創作的重要意義。陸的小說，很早就在新中國文壇嶄露頭角?！疤K州，這古老的城市， 現在是熟睡了。她安靜地躺在運河的懷抱里，像銀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蓮?！标懳姆虻摹缎∠锷钐帯芬婚_頭，就為我們展現了一種優雅精致的文風。他對于徐文霞形象的塑造，打破了很多禁忌，表現了人性人情之美?！短角笳摺肥录?，讓陸文夫受到了影響，創作上很難施展拳腳。直到八十年代《美食家》的發表，才讓陸文夫重新回到了“小巷文學”。短篇小說集《小巷人物志》中，《圈套》《臨街的窗》等作品，是問題小說式的寫法， 挖掘社會的荒誕與苦澀。而《美食家》則意義重大。陸文夫從溫婉秀麗的文風入手，逐漸在內容層面，接近了新時期文學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朱自治這個人物形象，從閑人和邊緣人，墮落資本家的角色，成了一個尊嚴被肯定的“美食家”?！懊朗臣摇钡拿?，更像是一段記憶的重新打撈，一種人物形象譜系上的接續。對吃的關注，就是對人的物質欲望的肯定，這其實也是接續了《棋王》的思路，但不同之處在于，阿成在“棋”的玄學和“吃”的樸素物質哲學之間，尋找著道家的精神支撐?！睹朗臣摇穭t更徹底，更接近人的本源性欲望，并將之上升為一種個體性生命的美學選擇。陸文夫對小巷美學的關注和對個人物質尊嚴的注目，成了一個時期尋根文學、市民小說的標志性文本，而將這個熱潮發揚光大的，則是范小青的“蘇州系列”小說和蘇童的先鋒小說創作。其實，范小青的“神性寫作”與蘇童的“巫性寫作”，猶如蘇州文化的“一體兩面”， 對于蘇州文學提升為一種獨特的，象征域的地域想象，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

范小青的蘇州寫作，以《褲襠巷風流記》為標志，走向了風俗學意味的成熟。而后，她的《鷹揚巷》《朱家園》《六福樓》《顧氏傳人》等小說，不斷熱衷書寫蘇州小街小巷的故事，并將那種底蘊深厚的小市民生活，從相對固化的民俗傳統走入真實現代蘇州生活，上升到一種民俗學意味的美學高度。她的小說在題材和手法上是多變的，有嘗試偵探小說筆法，如《真娘亭》《老岸》等，有書寫當代官場女性的《女同志》，寫現代城市轉型的《百日陽光》《城鄉簡史》，她的小說還時常出現神秘氛圍和鬼怪傳說，如《在那片土地上》系列小說，以及《瑞云》。長篇小說《赤腳醫生萬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

《滅籍記》，“蘇州風味”，由實入虛，成為一種意境性和哲學性的存在，不但肯定了凡塵俗世生活的價值，而且在面對真實人生基礎上，不斷賦予其“神性”的倫理光芒。這些長篇小說，不僅涉及鄉村權力秩序，城鄉改造等現實問題，而且將筆觸深入到“文革”、農村醫療制度、佛教與革命、戶籍改革等諸多宏大歷史題材，甚至是個體身份與集體命名、救贖與沉淪等哲學命題，而無論范小青的文學疆土如何擴大，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對真善美的熱愛，對平凡人生的悲憫，始終是一以貫之的價值態度。范小青的寫作，一直在變與不變的徘徊中前進，然而她所言的堅守的東西就是“想丟了丟不掉的，只有事關生命的東西”，堅守的是她癡迷于刻畫大時代下細微的個人，而沒有追求史詩的雄心壯志[1]。她曾講到過，蘇州自三國時期佛教傳入后， 就有了一種悠遠綿長的“佛性”。這種“佛性” 的神性光芒，具有很強的倫理意味，是人性的悲憫，是人性堅強的韌性，也是一種平淡卻充滿活力的煙火意識。

如果說，范小青是將蘇州文學“世情傳統” 的寫實一面發揚光大，形成了某種中國南方特有的，神性的倫理光芒，而蘇童則是將蘇州文學“世情傳統”的寫意的一面揮灑成雨，形成了更具象征性的，全球化視野下的“巫性寫作”。蘇州除了佛教文化影響，也有著很強的南方巫術傳統的影響。蘇州風味，在蘇童筆下，更多的是一種寫意性的氛圍，存在于南方魔幻般的巫術體驗的儀式之中。那些來自南方的，纏繞著死亡與欲望的故事，被蘇童賦予了很強烈的儀式感和虛構意味。小說《儀式的完成》，蘇童虛構的“拈人鬼”的偽民俗故事之中，民俗學家最終死于人鬼不分的詭異氛圍。批評家王德威，就是在后現代和后殖民意義上理解蘇童小說的南方地理坐標的獨特意義。它是對宏大歷史敘事的消解，對巨大的卡里斯馬能指的斷裂。南方的墮落和誘惑，形成了地緣的，對北方宏大話語的質疑，也成為中國面對西方現代性主體的另一種邊緣化，抒情化姿態，這種民族志詩學意義上的南方，其后現代化的斷裂誘惑，與西方讀者對中國的想象，形成了一種時間的共識性：“蘇童的南方寫作如果成了他的正字標記，正是因為他的南方，早已被抽空了被指涉的實體，懸浮飄蕩，反而搖曳生姿， 這一意符和意指的斷裂，是我們社會迷思的開始。[2]”

在蘇童的筆下，像范小青那樣的，具象化的蘇州景觀是不存在的，而是存在著“楓楊樹故鄉”和“香椿樹街”兩個虛構的地理坐標，也代表了鄉土與城市的想象性對立?！独浰谥摇贰兑痪湃哪甑奶油觥贰蹲嫦取返认盗行≌f之中， 蘇童以華麗頹廢的意象和彌漫的欲望，書寫了南方鄉土的獨特風韻，而在《城北地帶》《刺青時代》《肉聯廠的春天》等小說之中，蘇童以青春敘事，纏繞著欲望與死亡，繪制了一幅充滿誘惑與墮落的南方城市記憶?！都t粉》與《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作品，則將這種南方秘史與民族志的先鋒書寫，進一步擴展到了歷史和民俗領域，將欲望、死亡、頹廢等諸多南方體驗融會其中。而在《我的帝王生涯》，虛構的夑國與少年皇帝端白的傳奇人生，形成了某種強烈的中國歷史互文性?？梢哉f，蘇童的小說，蘇州書寫閃爍著上升為南方書寫，又標識著中國與世界的獨特文化空間隱喻關系。

范小青和蘇童，代表著“蘇州書寫”的地域性特征，由世情傳統出發，在當代生發出的寫實與寫意，現實與先鋒，神性與巫性的不同面向。在這期間，推崇個人化敘事，質疑宏大歷史敘事，對個人價值的發現，對抒情性的推崇，語言的精致圓融，則是他們的某些共性的東西。也正是在范小青和蘇童所開創的這兩種新蘇州小說的傳統之中，新一代蘇州作家，不斷展現出了藝術上的探索和新的風貌。葉彌的小說，擅長探討現代都市之中，人類情感的救贖與堅守。她的《天鵝絨》《猛虎》深入到了現代人的情感世界之中，筆調空靈細膩，又不乏犀利。特別是她的長篇小說《風流圖卷》，更是以“吳郭城”隱喻蘇州，寫出了一種個人化的，充滿了抒情風致，又有著大膽批判反思的“共和國蘇州史”，有效彌補了蘇州書寫中的歷史理性不足的缺陷，是這些年來蘇州小說之中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作。朱文穎的小說，則具有更強的現代都市寫作氣質，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高跟鞋》，寫出了蘇州、上海等地在向大都市轉型過程中發生的悲歡離合的情感故事，小說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長篇小說《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戴女士與藍》則更具蘇州書寫的精致氣息，具有著江南古老絢爛精致纖細的文化氣脈。戴來的小說寫作，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對面有人》《鼻子挺挺》《練習生活練習愛》等，則不但有蘇州的細膩抒情，且有著北方書寫的豪放不羈，她能將粗俗幽默與微妙情感結合， 將世俗寫作煙火氣與荒誕哲思結合，將男性視角的闊大與女性視角的敏銳結合，創造了別樣文學世界。蘇州男作家荊歌，出版有長篇小說《槍斃》《鳥巢》《愛你有多深》等作品，小說在靈活多變敘事中，還有著荒誕的黑色幽默和悲憫陰郁的氣質。他的作品具有更強烈的哲學意味。蘇州另一位男作家王嘯峰，則從散文開筆，進而進入小說世界。他對蘇州的人文地理與歷史掌故非常熟悉，將幽暗細膩的蘇州氣質發揮到了極致，小說常常深入到世界和人性的極深遠之處，《井底之藍》《甜酒釀》《隱秘花園》《雙魚鑰》等短篇小說，如同曲徑通幽的蘇州園林，追尋一種不能被坐實的記憶，是一種敘述意義上的間離效果， 將“隱秘空間”描寫擴展為一種彌漫于無處不在的世界悲劇感認知。

2003 年，江蘇作協曾舉辦“蘇州小說創作” 研討會，眾多學者和作家，都對蘇州書寫提出了很多看法。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作為地域書寫的蘇州小說，不僅是重要的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 而且具有著強烈的南方文化志的象征寄喻性。然而，正如格爾茨所說：“地方知識之所以重要， 首先是因為任何文化制度，任何語言系統，都不能夠窮盡‘真理’，都不能夠直面上帝。只有從各個地方知識內部去學習和理解，才能找到某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找到我文化和他文化的個殊性，并在此基礎上發現‘重疊共識’，避免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對立起來，明了二者同時‘在場’ 的辯證統一。[3]”地方性書寫的意義，也許正是在對比之中發現問題，也在于互相借鑒，既追求特殊性，也追求共性。在當下的蘇州地域書寫之中，也有著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如何將蘇州的傳統文化意蘊，更好地與當下現實書寫結合的問題。很多蘇州的小說，沉溺于熟悉的意象和物象，固守于程式化的故事形態，過分重視隱喻性和詩學意義，忽視當下社會的千變萬化，久而久之，不免陳詞濫調，未能給讀者有效地傳達文化的美感，反而是某些通俗作品，通過不同的媒介，傳播了蘇州的文化形象，比如，根據阿耐的長篇小說《都挺好》改編的電視劇放映后，將蘇州文化與當下人的情感問題、家庭關系問題、養老問題結合，“同德里”等蘇州小巷， 再一次成為旅游熱點，甚至有人戲稱，一部《都挺好》拉動了蘇州的房價。再比如，當“纖細”“陰柔”“抒情”成為蘇州小說的代表標簽時，如何立足于此，又不斷突破局限，創作內在維度更豐富的蘇州小說，也是很重要的問題。風格一旦固化，就會成為桎梏。另外，就小說內部的類型發展而言，中短篇小說創作，是蘇州小說的強項， 長篇小說相對偏弱;寫世俗世情世相的小說多， 寫情感類的小說多，而現實主義題材的長篇小說偏弱，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偏弱，這反映了蘇州作家在歷史理性的把握上，輕巧靈動有余，而厚重闊大不足的問題。這也是普遍意義上的南方書寫，共同要面對的問題。未來的蘇州小說的發展之中，如何能打破現有的美學原則，將地方性與世界性結合，將地域的獨特性與人性的普世性價值結合，出現更豐富、更闊大，更具有原創性的文學形態，如何能在中國文學版圖之中，形成持續的，具有更高辨識度和更強的象征力度的書寫，則是擺在蘇州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務。由此， 才能真正實現“最具民族特色的，才是最世界的” 這樣的文化目標。

[注釋]

[1] 何平編：《范小青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5 頁。

[2][美]王德威：《當代小說二十家》，三聯書店 2006 年版，第 123 頁。

[3][美]克利福德·格爾茨，《地方知識·導言》，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版，第 19 頁。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