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后談“舉國體制”和“體教融合”

毛振明 羅帥呈

摘? 要：東京奧運會已然落下帷幕，在此屆奧運會期間，中國奧運健兒的不俗表現足以驚艷世界體壇，中國社會民眾的體育素養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高等院校的“金牌霸榜”更是獨領風騷，這得益于我國鮮明的道路、先進的理論、獨特的制度等優勢。我們要堅持黨的領導，不斷改革完善“體教融合”之具體措施，從大局觀角度出發，建設科學合理的“新型舉國體制”。

關鍵詞：東京奧運;舉國體制;體教融合

中圖分類號：G633.96?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5-2410（2021）09-0011-04

東京奧運會上，中國的奧運健兒奮力拼搏，摘金奪銀，在楊倩奮勇奪得奧運首金之后，中國軍團日日捷報頻傳，最終取得金牌38枚、獎牌88枚的優異戰績，穩居“金牌榜”世界第二，創下中國軍團在國外參加奧運會的最好成績。中國奧運健兒的優異成績讓全國人民感到無比振奮，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獲得了人民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熱情和贊譽，也再次讓人們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以及在當下體育界和教育界推進的“體教融合”給予了更多關注。

一、東京奧運之后的“正向輿情”

此次東京奧運之后，社會輿情有了一個大家都能感到的明顯變化，那就是感動多了、贊許多了，批評少了、反省少了，輿情出現了正向的“一邊倒”現象。即使面對中國女排的失利，也依舊是鼓勵多多、理解多多、贊許多多，這和以往奧運之后的輿情狀況很不一樣。在往屆奧運會之后，輿情在短暫的興奮和贊揚之后，就會出現許多對“舉國體制”“奧運戰略”的反省和尖銳批評之聲。除了像《兵敗漢城》那樣的全面反思和批評中國競技體育體制的文章之外，從各種角度反思和批評中國競技體育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反思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金牌價值論，即金牌值不值的問題。有人細致地計算了為取得一枚金牌的國家投入，質疑花這么多錢是否勞民傷財，甚至用可以造多少航母艦隊予以佐證金牌的不值。2.競技體育與社會體育及青少年體質提升失衡論。該觀點認為競技體育的快速發展與國民體質、運動場所、國民體育意識與參與度、體育消費水平、體育產業發展緩慢形成落差，觀點質疑競技體育的“異軍突起”是否是中國體育協調發展的正確戰略。3.運動員的出路和待遇問題。該觀點質疑中國運動員在退役時，由于沒有知識和技能的儲備而難以再就業，不少運動員退役后生活出現困境。4.中國競技體育項目發展的不平衡。批評最多的是三大球，另有田徑和游泳等體能項目的薄弱問題，質疑這些項目的不強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強國。5.體育界內腐敗問題。該觀點質疑運動員興奮劑、競賽腐敗、運動隊內部管理不善、運動員和教練員內部不團結等問題。

曾幾何時，似乎“奧運成功后的冷靜反思”已經成為一種慣例。但是，今年東京奧運會后輿情卻大不相同，國人對中國特有的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似乎給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贊賞，輿情出現了正面贊許的“一邊倒”現象。筆者認為：這種變化來自過去一年多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全民抗疫取得偉大勝利的特殊形勢，中國人民在對比了美西方政治分裂、種族歧視、各自為政、以自私自利為前提的“自由主義”下的抗疫失敗后，對東京奧運勝利背后的“舉國體制”有了更深刻、更加辯證的認識與贊同，中國人民對“強化黨的統一領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中國特色的治國理政方略有了更多的認同，之前奧運會后被反思、被批評的各種問題也都有了很大程度的解決，有中國軍團在田徑、游泳方面的重大突破，有興奮劑等問題的絕跡，有體育界內部管理的優化與體育腐敗問題整治，有因中國國力增強使“金牌價格”問題的“相對降價”，有優秀運動員再就職和再就學狀況的改善，有中國“全民健身”事業的發展等。筆者認為，這些都是東京奧運會后輿情變好、變正向的重要原因。

此處，值得一提的是，東京奧運會期間，美國的輿情變得又“酸”又毫無自信，由于美國運動員的賽前訓練受到疫情影響，致使成績不理想，金牌榜上的金牌數一直被中國“壓著”，直到最后一天才得以“翻盤”。于是，美國先是把“金牌榜”換成“獎牌榜”進行排名以保美國第一，這與美國把自己排在“抗疫第一”同樣的可笑，然后是《紐約時報》開始詆毀中國，他們誹謗中國為“體育機器”，為奪取金牌不惜代價。雖是不值一駁的謬論，但“體育機器”“不惜代價”這樣的說法，確實值得我們加以重視、思考并給予正面回答，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我們的體育制度乃至國家制度。

二、東京奧運會之后的“高校金牌榜”

此次東京奧運會之后，網上出現了一個頗有新意的“高校金牌榜”，其中將各大學的“所屬學生”獲得的金牌做了一個排名（表1）。

按照有雙人、多人項目的金牌統計方法，中國隊所獲的金牌應為56枚，可以看到中國高校的金牌數達到了中國隊金牌總數的87.5%，據此，我們是否可以理解，這是中國高校體育對金牌運動員培養的巨大貢獻，是高校體教融合的輝煌成果呢？筆者認為：我們還難以做出如此的論斷，或者說，我們只是如此簡單地進行分析可能過于膚淺了，為此，我們對高校金牌榜做出以下的分析：

1.在金牌榜的18所高校中，有專業體育院校9所，非師范類綜合大學6所（其中尚沒有體育本科專業的學校4所），師范類綜合大學3所（均有較長的本科體育專業歷史）。專業體育院校的金牌數是27枚（占55.1%），非師范類且無本科體育專業的綜合大學的金牌數是15枚（占30.6%），非師范類但有本科體育專業的綜合大學的金牌數是2枚（占4.1%），師范類綜合大學的金牌數是5枚（占10.2%）。據此我們可以看出：“金牌高?！钡闹髁θ匀皇求w育專業院校，非師范類且無本科體育專業的綜合大學的15枚金牌居其次，而師范類院校比例不高，貢獻也不大。眾所周知，體育類院校的體教融合具有其特殊的屬性，形成也比較容易，但離真正意義上的“體教融合”也有距離。而綜合大學和師范類院校的體教融合則是更加重要的發展方向。

2.上述獲得金牌的高校大學生的學習訓練狀況應是千差萬別的，本文在沒有進行詳細調查時還難以進行準確分析和定論，但根據筆者多年從事相關工作的經驗和所了解的現狀來看，這些“金牌大學生”大約應有以下5種情況存在：（1）掛著某個高校的學籍，但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專業隊進行訓練、待將來退役后再來學校進行學習的“暫時掛名學生運動員”。（2）在專業體育院校中邊學習邊訓練，但以運動訓練為主的“體育學院大學生”。（3）在具有很好的專項運訓條件的綜合大學里一邊學習一邊訓練的“運動員大學生”。如果是獎牌運動員和奧運參賽運動應該情況會更多一些。（4）在沒有很好的專項運訓條件的綜合大學里學習但在校外俱樂部訓練的“體育特長大學生”（如賽馬這樣的冷門項目）。（5）在沒有很好的專項運訓條件的綜合性大學里一邊學習一邊在國外訓練和競賽的“國際性體育大學生”（如高爾夫項目的運動員）等。這些模式都是未來體教融合的培養模式，但本文認為：上述（2）和（3）兩種模式應是體教融合的主流模式，而（4）和（5）則是補充性模式，適用于那些偏項、小項和特項運動項目，而（1）的模式則是不盡理想的模式，但是在先行條件下保障高水平訓練的最可行的模式，也是此次“金牌高校運動員”的主要模式。

3.從中國隊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的38枚金牌來看，人數最多的集體項目是賽艇女子4人雙槳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4個人，沒有達到5個人的集體項目金牌，更無像三大球這樣的大集體項目金牌。從此是否可以判斷，中國高校的體教融合即便有了些許成功的經驗，也還基本停留在以個人項目為主的運動項目上，如清華大學的兩枚金牌實際上就是楊倩一個人在射擊項目上的貢獻。從現實中看，情形也是如此，在某所高校中培養一支小型的以個人項目為主的高水平運動隊是比較現實的選擇，而培養一支足球隊確實很困難，需要很多體制和機制方面的改革。這提醒我們：體教融合剛剛起步，更多的困難還在后面，重點和難點是大集體項目的振興與發展，全面的體教融合還需進入改革的“深水區”，目前我們還難以因為這個“高校金牌榜”而沾沾自喜。

4.各類高校的體教融合實現難度和意義都各不相同?，F在的高校金牌榜中，就有著“北體模式”（世界冠軍班+國家隊與學校聯辦的模式）、“清華模式”（知名綜合大學通過附中運動員培養機制創新和高校高水平運動隊積極參與國家青訓競賽的模式）、“南體模式”（將省體工隊與省體育院校合二為一的模式）、“武體模式”（利用特殊條件將省級乃至國家的某個項目訓練基地辦在體育院校的模式，武體是以水上項目為主）、“師范大學模式”（利用傳統的師范體育專業將高水平運動隊與專業人才培養融合推進的模式）等各種模式的存在，各種模式的機制不同，其中體教融合的含義和深入度也不同，它們之間相互的借鑒性不強，對其他類別院校的推廣性也有限。這說明，中國的體教融合還在廣泛的探索之中，各種經驗也有待總結和推廣。

因此，我們決不能依據這個“高校金牌榜”來簡單地議論體教融合的成敗與改革方向，“高校金牌榜”的背后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和探索的事情還有很多。

三、東京奧運會之后的“前冠軍追蹤”

東京奧運會之后，網絡上還出現了不少對前金牌運動員的追蹤報道，典型的如《2008年奧運奪金后，這6個女孩去哪了？》，文章追蹤的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女子體操團體賽奪金的程菲、楊伊琳、李珊珊、何可欣、江鈺源、鄧琳琳這6名優秀運動員在奪冠13年后“如今過得如何”。這樣的追蹤報道體現了社會對前奧運冠軍的關心和關懷，也透露出人們對運動員退役后的工作與生活保障的關切和憂慮。當然，上述6名體操冠軍運動員的現狀顯然是可以讓大家放寬心的。

程菲，退役后一直在武漢體育學院任教，其間拿到碩士學位并當上了副教授，現在她還是湖北體操協會副會長。楊伊琳，退役后在北京體育大學讀研，然后赴美國明尼蘇達留學學習體育產業文化，畢業后曾在清華當過助教，現在中山大學當老師。李珊珊，退役后到中央財經大學讀本科，然后去澳門科技大學讀研，畢業后任職于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現在是高級品牌經理。何可欣，退役后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完成本、碩學習后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師范大學體育與運動學院體操教師，她經常參與央視體操轉播，東京奧運會體操賽場轉播我們最先聽到的就是她的聲音。江鈺源，退役后進入浙江大學體育訓練專業學習，隨后進入北京體育大學讀研，現為浙江大學體育學院的行政管理人員。鄧琳琳，退役后成為北京大學的學生，主修國際政治專業，如今是北體和加州浸會大學的聯合培養碩士，還是安徽省政協委員。

至此，我們可以對這6個體操奧運冠軍的退役后軌跡做一個總結：上名牌大學，6個女孩退役后有3人上了“985大學”，2人上了“211大學”，1人在體育院校直接任教;在國內外的學校繼續讀研，現在6人全部完成了碩士階段學習;順利就職，6人中有4人在學校任教職，一人在銀行，一人雖暫時未定但預計也入職無憂;繼續在各個領域中做著與體育相關的社會工作。6人中，無論是政協委員，還是體操協會領導，還是銀行高級品牌經理，還是做國際政治研究，相信都將與體育有著一定的關系。上述退役后的軌跡應該也能代表著絕大部分的奧運冠軍。但是，這僅僅是奧運冠軍的軌跡，而不是奧運亞軍的軌跡，也不是所有奧運獎牌獲得者的軌跡，更不是所有運動員的軌跡。因此，我們對6個體操奧運冠軍女孩發展軌跡的追溯和關心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該去問“那些在各種比賽中為國爭光或拼搏過的運動員都去哪了，他們如今都過得如何”，為了使中國不斷獲得更多的奧運冠軍和世界冠軍，為了鼓勵更多的青少年走向競技體育訓練與競賽，為了讓我們的國家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強國，這個問題就需要關心和熱愛體育的人們乃至全體國民認真追問。

四、東京奧運會后對“舉國體制”和“體教融合”的思考

在中國軍團取得勝利的東京奧運會之后，在中國取得抗疫的偉大勝利之后，在看過美西方新冠抗疫亂局和失敗之后，在看過美國大兵們從阿富汗倉皇逃竄的丑態之后，在看過東京奧運日本奧組委及日本裁判們精心算計信誓旦旦要在家門口超越中國而最終失敗的結局之后，中國人民已經對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了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對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有了更清醒、更正面和更加辯證的認識，國人們更加堅定了要堅持“舉國體制”的信心。但是，在此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固有問題依然存在，它們不可能因為東京奧運會的一次勝利而被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既不能成為有中國特色體育制度優越性和中國運動員頑強拼搏精神的借口，也不能因中國體育健兒在東京奧運會的勝利而被忽略。還是劉鵬同志的那句話“舉國體制需要堅持，更需要改革”，那么，在東京奧運會后，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舉國體制”和現在正在推進的體教融合，應該具有怎樣的新視角呢？

（一）必須在堅持有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的基礎上推進改革

我們要有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可對我們過去的工作全盤否定，更不能輕易放棄有70年歷史的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傳統和經驗。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某些根本缺陷依然困擾著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高水平青少年運動訓練與競賽長期脫離國民教育體系，甚至脫離義務教育體系，使得青少年的文化課學習與身體鍛煉不能協調發展，導致廣大家長越來越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參加青訓，導致傳統的“舉國體制”難以為繼。因此，我們必須要堅定不移地通過體教融合的工作對舊有的“舉國體制”進行改革與創新。

（二）明確“舉國體制”中必須要堅持的要義

“舉國體制”的基本要義應該是“堅持黨和政府統一領導”“集中力量干大事”“具有長遠的部署布局”“全國一盤棋”“全民動員”以及“根據時期的工作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等基本要素。根據這些基本要義，是不是可以把我們至今的“舉國體制”解釋為：在黨的領導下，為國家的發展需要，由國家統籌配置資源，由專門的國家體育行政部門統一協調領導，選拔并集中優秀運動員進行封閉性的專門訓練，參加相對封閉性的體育競賽，實現國家運動競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超?？焖偬岣?，以實現為國爭光的青少年訓練和競技體育發展體制。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定義以往的“舉國體制”的話，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認識：“在黨的領導下，為國家的發展需要，由國家統籌配置資源，由專門的國家行政部門統一協調領導，選拔并集中優秀運動員進行訓練，參加體育競賽，實現運動競技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實現為國爭光的青少年訓練和競技體育發展體制”都是今后需要堅持的部分，而“封閉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超常發展”都是需要改革與調整的部分。具體來說，體育行政部門的存在實際造成了青少年訓練的多頭領導，甚至成為文化學習與青訓脫節的源頭;“封閉性的訓練”更是部分青少年脫離國民教育，造成文化水平偏低、再就業困難、家長不支持子女參加青訓的癥結源頭;“封閉性的”高水平競賽是形成青少年體育競賽高、低水平兩張皮，造成普及與提高脫節的癥結所在;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超常發展”是在中國特定的發展歷史階段中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無可厚非，但是要實現中國競技體育長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實現穩健的、長盛不衰的發展，它必定不是“突擊性的”“超常規的”，而是與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相協調、相適應的。

（三）揚棄舊有“舉國體制”，建立新的“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可以有許多種形態，中國應該以解決舊有“舉國體制”的“體教行政分離造成青訓兩張皮”“青訓脫離國民教育體系”“封閉的體育競賽阻礙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主要問題為導向。通過體教融合工作的深入推進，逐漸構建成以“體回歸教”為總體趨勢的“新舉國體制”。這個“新舉國體制”的基本要義是：“在黨的領導下，為國家發展的需要，由國家統籌配置資源，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統一協調領導，選拔并集中優秀青少年運動員在各級各類的學校中進行科學訓練，以學為主、以訓為專，在處理好訓練與學習關系的同時，積極參加各種體育競賽，穩步提高運動競技水平，為國爭光的青少年訓練和國家競技體育發展的新體制”。

（四）借東京奧運會契機認真思考“體教融合”工作

東京奧運會又給予了我們再次深入思考“舉國體制”的良好契機。當下，有關體教融合的思考很多、觀點很多、歧義也很多。教育界、體育界、體教學術界站在各自的立場上解釋體教融合的含義，大家解釋的體教融合很不一致，工作方向根本千差萬別。筆者認為：體教融合必須回到“體教分離”現實問題的原點上來，回到解放初期，國家構建“體教分離”體育體制的歷史中，也回到新時代國家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競技發展體系中來，還要回到如何有力反駁美西方國家對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詆毀和污蔑的話語體系中來。只有這樣，我們的體教融合才可能高屋建瓴，才能避免“見木不見林”的狹隘視角，才有可能擺脫“本位主義思考”和“抱缺守殘”的思緒，才有可能在發揚原有“舉國體制”優勢的同時，對其進行更加有效、有益的改革與完善，才有可能真正通過做好體教融合工作，創建出更加符合新時代中國體育事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新舉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