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分權、環境保護稅和綠色經濟發展

王 群 賀文慧

（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000）

一、引言

“十四五”規劃中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綠色發展問題是我國近幾年比較關注的問題，找出影響綠色發展因素并加以改進是提高綠色經濟的有效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連續多年持續高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環境污染問題,“高增長,高污染”似乎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這一現象的產生和中國式財政分權體制下政府的行為密不可分[1]。財政分權在激發地方政府發展積極性的同時也有可能會帶來環境問題。 財政分權的財政競爭機制通過壓縮環境治理支出和產業調整這兩個渠道增加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和工業廢水的排放量， 不利于環境質量的提升[2]。但也有研究指出財政分權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地方充分發揮信息優勢進行環境治理， 并且環保財力的充盈會為地方政府增加環境治理空間， 豐富治理范圍和手段，使環境質量得到提升，提高了綠色經濟發展水平[3]。由此可以看出財政分權對于綠色經濟發展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

為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貫徹綠色發展理念?！董h境保護稅法》于2018 年1 月1 日正式開始實施。作為我國第一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單行稅法，環境保護稅是否能成為提高我國綠色經濟的有效手段， 逐漸成為值得研究的課題。 在環境稅開征背景下， 企業排污成本增加， 出于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考慮，企業會將“額外負擔”轉化為“創新動力”，不斷研發新的發展方式以改進生產技術，減少環境污染，漸漸走向綠色發展道路[4]。 但是也有文獻指出環境稅的實施有利于降低資源消耗， 進而促進區域綠色發揮效應，但當前環境稅的綠色化效應還不太顯著[5]。 要實現綠色發展就必須要解決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的負外部性問題， 可通過約束性和激勵性的稅收政策幫助綠色發展理念落到實處， 其中環境保護稅可起到環境治理的作用，為綠色發展解決一大難題[6]。 上述研究均顯示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發展的存在一定的積極作用。

從已有文獻中可以看出， 財政分權對綠色發展的作用并不明確， 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發展有正向作用， 除此之外中國財政分權作用下的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經濟發展的作用如何，目前還尚未有人討論。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做出了以下兩個拓展嘗試：一是運用熵值法從客觀的角度對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算；二是運用2010-2019 年長江經濟帶11 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探討了環境保護稅和財政分權交互項對綠色經濟發展效率的影響。 結果表明中國式財政分權與綠色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正向關系， 環境保護稅與綠色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負向關系， 但是中國式財政分權和保護稅的交叉作用也會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產生影響且為正。

二、模型構建

中國式財政分權實質是政治集權下的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為了提高當地的經濟，達到政績考核標準，展開了GDP“錦標賽”式競爭[7]。 政府競爭扭曲了政府行為，在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環境污染問題[8]。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可持續發展成為當今發展的重要目標， 當地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越來越注重環境保護問題。 因此，財政分權是影響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環境稅開征的背景下， 企業的稅負壓力增加，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逐漸通過提高生產技術來優化生產，使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減少。 除此之外，在嚴格的環境保護稅的征收標準下，污染型企業會因為逃避稅收的角度，把企業轉移到環境保護稅征收保準較弱的地區[9]。另外，當企業面對稅收的增加不能及時的提高生產技術來優化生產，使當地的生產總值下降， 雖然綠色提高了但是經濟卻出現下滑，所以也可能會給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帶來負效應。

因此本文以綠色經濟發展水平（Gee）作為被解釋變量，財政分權（Fd）和環境保護稅（Er）作為核心解釋變量， 來分析財政分權程度和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經濟發展的影響。 另外，考慮到影響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比較多， 為了減少研究結果的偏誤，在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因此模型假定如下：

地方政府相較于中央政府而言更容易獲取準確的信息， 降低了征收環境保護稅的額外成本，能夠對企業起到更好的督促作用。因此財政分權和環境保護稅相結合推動了當地的綠色經濟效率。 為此，此處引入財政分權（Fd）和環境保護稅（Er）的交互項，用來探究財政分權和環境保護稅交互作用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由此模型進一步演變為：

考慮到當年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還會受到以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因此在模型中引入滯后二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 建立相應的動態面板模型如下所示：

在上式中，Geeit-2表示滯后二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Geeit表示當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Fd 為財政分權程度，Er 為環境保護稅，Fd*Er 為財政分權與環境保護稅的交互項，β0代表常數項，β1、β2、β3分別為財政分權、環境保護稅、財政分權和環境保護稅交互項的系數，εit為隨機誤差項。

此外，為了規避可能出現的內生性的問題，即而得到更為科學的參數估計結果， 本文選擇了SGMM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 并使用Sargan 檢驗對工具變量進行檢驗。

三、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擇

被解釋變量。 綠色發展的核心是可持續發展思想、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因此本文衡量綠色發展水平的準則層包括經濟增長、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三個方面[10]。 此外，熵值法可通過客觀的角度根據現有數據， 較為準確的衡量出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使結果更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 由此構建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采用極值熵值法，對長江經濟帶11 個省市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算。

表1 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解釋變量。 其中，選擇財政分權（Fd）和環境保護稅（Er）作為核心解釋變量。 財政分權選擇各省人均財政支出與中央人均財政支出的比值來衡量； 由于2018 年排污費改成了環境保護稅，因此2018 年以前的環境保護稅由排污費來代替。 選擇人力資本（%），人口密度（千人/平方千米），對外開放水平，產業結構為控制變量。 人力資本由各省受高等教育人數與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 人口密度為各省人口與各省占地面積的比值， 對外開放水平用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比值來測算， 產業結構是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

（二）數據來源

鑒于長江通道是我國國土空間開發最重要的東西軸線，在區域發展總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本文選取長江經濟帶11 個省市作為研究對象，以2010-2019 年為研究區間，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國家統計局。

四、實證分析

（一）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

（1）評價方法

熵值法， 先對原始數據用極值處理法進行無量綱處理，再根據熵值法確定權重系數，步驟如下：

計算第j 項指標下第個方案占該指標的比重：

計算j 第項指標的熵值：

計算第j 項指標的差異系數：

求各指標權重：

計算各個方案的綜合指數：

X'xj是無量綱數據[11]。

（2）指標無量處理

運用Excel 工具求出評價指標的極大值、極小值和方差，利用極值法公式求出2010-2019 年間13 個評價指標的標準量化值Xij，過程省略。

（3）確定指標權重

運用熵值法計算權重，長江經濟帶11 個省市的各指標權重計算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評價指標權重

上海 江蘇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慶 四川 云南 貴州W9 0.046 0.054 0.057 0.067 0.064 0.063 0.040 0.049 0.054 0.065 0.057 W10 0.066 0.046 0.049 0.057 0.046 0.048 0.040 0.053 0.058 0.041 0.056 W11 0.076 0.089 0.065 0.061 0.065 0.069 0.030 0.042 0.052 0.083 0.058 W12 W13 0.117 0.083 0.060 0.081 0.065 0.086 0.077 0.068 0.066 0.126 0.069 0.060 0.065 0.250 0.071 0.121 0.087 0.059 0.058 0.112 0.063 0.65

（4）指數測算結果

依據現行求和理論就可求出長江經濟帶11 個省市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列出2010-2019 年這11 個省市的綜合指數如表3 所示。數據顯示，各省市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表3 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

（二）SGMM 實證結果分析

（1）內生性檢驗

為解決模型中可能會出現內生性的問題， 本文選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t-2 期作為工具變量，并采用SGMM 方法進行檢驗。 同時，文章利用逐步回歸法依次加如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結果如表4 所示， 可以看出本文所建模型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除此之外，本文還對所做模型進行序列相關檢驗和Sargan 檢驗，從表4 可以看出，所選模型均不存在AR（2）自相關， Sargan 檢驗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因此本文的工具變量選擇恰當，模型設計的比較合理，得出的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可靠性。

（2）財政分權和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分析

從表4 的逐步回歸模型中可以看出， 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滯后項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 且回歸系數為正，說明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持續性， 且滯后項對當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正向作用。

表4 動態面板SGMM 參數估計結果

從模型3 到模型7 可以看出財政分權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正向作用，并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 在中國式財政分權的作用下， 地方政府較中央政府而言更容易及時準確地掌握到當地信息， 能夠能準確迅速地做出改善環境的最佳方案， 使得環境質量不斷改善[12]。

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具有負效應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 環境污染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主體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外部負效應， 根據庇古稅可知， 可通過稅收手段將環境污染增加到生產成本中去，從而來調節經濟主體的行為，達到帕累托最優。 但是現實生活中，環境保護稅的征收迫使環境污染者通過技術革新、 尋求替代品等手段減少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 進而減輕經濟主體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4]。 然而大部分經濟主體在面對這種情況不能及時的提高生產技術來優化生產， 或是不能及時地尋找到更好地替代品， 會帶來產品生產成本的提高，企業將會減少生產，使當地的生產總值下降，雖然綠色提高了但是經濟卻出現下滑， 所以使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下降。

財政分權與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交互項的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以看出在財政分權的背景下， 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發展水平的作用由負向轉向了正向。 在中國式財政分權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足夠多的信息來制定促進當地有經濟有效發展地環境保護稅水平。將外部性定價并用稅收手段加入生產成本中是矯正負外部性有效的手段，但是這一效應的弊端就是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稅收標準難以準確衡量，然而財政分權的優勢恰恰是彌補了這一缺陷，因此在財政分權背景下實施環境保護稅能夠有效地提高綠色經濟發展水平。

逐步回歸結果分析。從模型 4 到模型 7，逐步加入了人力資本，人口密度，對外開放程度和產業結構四個控制變量?；貧w結果顯示，雖然人力資本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的大小和顯著性水平雖然不一致，但是方向一直為正。 因為隨著人力資本的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越來越多， 社會整體的創新能力得到提升，可以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同時迅速調整產業結構，減少環境污染。 人口密度對綠色環境發展具有微弱的抑制作用。 勞動力雖然時經濟發展的要素之一，但是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 也會使環境負擔加重，且對環境污染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從模型6 和模型7 可以看出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會下降，主要因為，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因此目前更注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問題，他們會把對他們環境影響不利的產業投放到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而我國處于發展中國家的階段，急切需要發展經濟，因此會以環境為代價引進一些產業，雖然可以快速提高經濟水平，但是對環境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從模型7 可以看出產業結構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原因在于第三產業對環境影響比第二產業要小很多，且第三產業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要比第二產業更加迅速，因此隨著第三產業的增加，第二產業的減少，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在不斷提升。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選擇了2010-2019 年長江經濟帶11 個省市的面板數據， 首先建立了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熵值法得到反映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數據， 然后通過構建系統動態空間滯后回歸SGMM 模型，分析了財政分權、環境保護稅、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 主要結論如下財政分權與綠色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 當前階段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顯著為負，財政分權和環境保護稅的交叉作用明顯提高了綠色經濟發展水平。 隨著人力資本，人口密度，對外開放程度和產業結構四個控制變量逐步加入， 這三個解釋變量的參數均發生了變化， 環境保護稅的系數逐漸增大；財政分權的系數逐漸減??；環境保護稅和財政分權交叉作用的系數雖有所變動但基本沒什么變化。 表明各要素協同效應也會影響財政分權、環境保護稅與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三者之間的關系， 財政分權對綠色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 逐漸弱化環境保護稅的抑制作用， 但是財政分權和環境保護稅對綠色發展水平的共同作用受其影響較小。

（二）建議

結合所得出的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繼續深度推進財政分權體制改革，賦予地方政府更加靈活的財權和事權， 能夠讓其在當地發展訴求相匹配的基礎上提供公共服務； 同時建立健全的地方政府考核體系，使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將環境保護放到重要的戰略地位， 不斷提升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第二，完善環境保護稅稅制。首先，要確定合理的征收范圍，如果征收范圍出現差錯，將會使環境保護稅對調控資源配置和污染行為的作用難以實現，目前我國征稅范圍較窄，應稅對象太少，可以適當增加拓寬征收范圍，如可以將流動污染納入征收范圍，如機動車尾氣等；其次，確定合理的計稅依據，合理的計稅依據是保證稅收效力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國的計稅依據不夠精確， 我們可以結合污染物的污染周期和排放成本等多種因素來完善計稅依據。 另外，根據地區環境水平和企業性質的差異性， 對各地企業的環境破壞和污染排放制定不同層次的標準， 設置有差別的特色稅率， 如對污染排放較大的企業稅率征收較高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