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系、健康狀況與居民社會信任感
——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的實證分析

崔小倩，郝艷華，唐思雨，唐雨蓉，樊凱盛

哈爾濱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推進誠信建設和志愿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1]。推進誠信建設，要不斷采取各種措施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古至今，中國對于誠信建設問題就極為重視，并且誠信問題也是我國社會治理的重要問題之一，誠信不僅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會正常發展的基石。

從20世紀60年代起，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就對社會信任相關問題開展了研究。社會信任在早期被解釋為“在面對除了家庭成員之外社會成員的情況下，人們所呈現出的愿意合作的態度”[2-3]，即社會信任通常指的是人們對于家庭成員之外的社會成員的信任。同時，社會信任是對國家制度、社會系統和他人之可靠性、可信任度以及誠實度的正面信念，是當今社會生活中諸多結構中的必要因素之一[4]?，F有研究表明，社會信任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社會信任對經濟主體間的合作關系具有促進作用，并且可以顯著地降低交易成本[5-7]，因此如何提高社會信任感尤為重要。

現階段，我國已有對于社會信任感的影響因素的研究，除了基本的人口學因素外，分別從多元文化、互聯網使用、人口流動、社會資本、法律認知等方面進行了驗證。其中在多元文化方面，鄧鑫[8]認為，生活在單一文化城市的個體的平均社會信任度高于生活在多元文化城市的個體；在互聯網使用方面，欒少嬌[9]研究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可能是因為互聯網的使用使人們更容易理解新事物，從而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人口流動方面，呂煒[10]等人通過數據研究發現，中國居民社會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快速城市化造成的人口流動。在社會資本方面，池上新[11]等人研究了社會資本對醫生和患者信任的影響得出，我國居民對醫生的整體信任水平較高，城市和農村差異較大，城市居民對醫生的信任度低于農村居民對醫生的信任度。在法律認知方面，吳濤[12]等人研究發現居民的法律認知水平對他們的政治信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除了上述影響因素之外，本文試圖從社會支持和健康水平視角探討與社會信任之間的關系，三者之間的理論模型圖如圖1所示。

首先，社會支持→健康水平：社會支持的主效應模型認為社會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效應。無論個體是否面臨壓力，高的社會支持總是伴隨著良好的身心狀態。此外，社會支持的緩沖器模型認為只有當人們面臨高生活壓力時，社會支持才會起作用，這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或減少他們面臨的壓力事件，并維持和改善他們的健康水平。其他研究者將社會交往、社區參與和良好的家庭及朋友互動的關系作為社會支持的指標，其結果也支持主效應模型[13]。社會支持是指個體通過社會互動關系所獲得的能夠減輕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的支持與幫助，社會支持主要來自于家庭成員、親友、同事，團體或組織等[14]。

因此社會支持主要依賴于既有的社會關系。社會關系包括親戚關系、朋友關系、鄰里關系等，社會中心路徑認為社會形成社會信任主要依賴于社會組織的社會文化經驗，社會信任最重要的生成機制包括社會交往或者社會互動(加入志愿組織)[15]。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社會關系對社會信任感的影響。同時健康既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健康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已有研究表明，社會信任對居民的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都具有顯著性影響[16-18]，但目前將健康作為影響因素研究其對社會信任的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大多數研究是將其作為基本的人口學因素[9]，因此本文通過將社會關系、健康水平作為自變量，期望得到更多關于社會關系、健康水平對社會信任感的作用。

結合現有文獻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假設：

假設1：社會關系與社會信任存在相關關系；

假設2：健康水平與社會信任存在相關關系；

假設3：個人特征與社會信任存在相關關系。

2 資料與方法

2.1 數據來源

調查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簡稱為CGSS)，本研究使用CGSS2015，該數據庫是我國首個全國性、連續性、綜合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組織實施。其中2015年CGSS調查項目調查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478個村居，調查項目總樣本量約為 12 000人，共完成 10 968 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1.4%，本研究去除缺失值后，樣本量為10 723份。

圖1 社會支持、健康水平、社會信任理論模型圖

2.2 變量選擇

2.2.1 因變量選擇 本研究結局變量為社會信任感，問卷中，將問題A33“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回答“比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賦值為1，“說不上同意”、“比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賦值為0。

2.2.2 自變量選擇 本文自變量選擇包括被調查者的基本人口學變量、健康水平、社會關系。其中基本人口學變量包括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經濟水平、婚姻狀況；健康水平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系包括親戚關系、朋友關系、鄰里關系，自變量賦值見表1。

表1 變量賦值

2.2.3 統計學分析方法 本研究選擇的統計分析軟件是SPSS24.0，基本人口學變量、健康水平、社會關系作為自變量，社會信任感作為因變量，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將上述變量納入回歸模型，所有統計數據按(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 結果

3.1 基本人口學特征描述

從表2可以看出，人群中以30～59歲的人數居多，占比為52.9%；男女比例相對平衡，政治面貌以非黨員占絕大多數；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比為65.6%，可見整體文化程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經濟水平中處于平均水平的人數超過半數；婚姻狀況中，已婚所占比例為77.5%，比例較高；城鄉中，城市占比為58.9%，略高于農村人數占比(41.4%)；身體健康水平顯示，人們對自己健康水平的評價為(60.6%)，略低于人們對自身心理健康狀況的評價(68.0%)；社會關系中，鄰里關系的熟絡程度高于朋友關系和親戚關系，其中與親戚聚會頻繁程度的占比為28.1%；與朋友聚會頻繁程度的占比為40.7%；與鄰里熟悉的占比為61.9%。

表2 人群特征描述

3.2 社會信任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

將影響社會信任感的因素分為三大類：基本人口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經濟水平、婚姻狀況、居住地類型；健康水平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系包括：親戚關系、朋友關系、鄰里關系。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經濟水平、婚姻狀況、居住地狀況、身體健康、心理健康、親戚關系、鄰里關系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社會信任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n(%)]

3.3 社會信任影響因素層次邏輯回歸分析

將有統計學意義的自變量(P<0.05)按照不同分類逐步納入邏輯回歸，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中納入基本人口學特征變量，模型2中納入健康水平變量，模型3中納入社會關系變量。最終，通過模型3中的數據結果判斷各個變量與因變量的關聯程度，同時通過ΔR2顯示各類型變量與因變量的解釋度。分析結果表明：基本人口學特征、健康水平、社會關系3類因素能夠分別解釋社會信任的貢獻率分別為3.5%、0.9%、1.2%。結果顯示：年齡(OR=1.277，OR=2.031)、婚姻狀況(OR=1.117)、受教育程度(OR=1.144，OR=1.484)經濟水平(OR=1.224，OR=1.284)居住地類型(OR=1.325)、政治面貌(OR=1.236)、身體健康(OR=1.221)、心理健康(OR=1.244)親戚關系(OR=1.145)、鄰里關系(OR=1.535)。從中可以看出：年齡越大社會信任感越高；已婚并與配偶共同生活的居民社會信任感更高；經濟水平越高社會信任感越高；和城市相比，農村居民的社會信任感更高；黨員的社會信任感高于非黨員；在健康水平中，健康狀況(包括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越好，居民的社會信任感越高；社會關系中，親戚關系以及鄰里關系越高，社會信任感越高。

4 討論

4.1 整體社會信任感現狀

現如今，中國居民社會信任的現狀并不樂觀，根據已有研究數據表明，2003—2013年之間，社會信任總體水平呈上漲趨勢，從2010年開始社會信任出現緩慢下降。與2003年社會信任水平5.5%相比，2013年社會信任水平高達66.2%，增長近11倍[19]，本文分析得出2015年的社會信任總體水平為63.6%，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4.2 社會信任感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表明，基本人口學特征、健康水平、社會關系三類因素能夠分別解釋社會信任的貢獻率分別為3.5%、0.9%、1.2%，其中年齡、經濟水平、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居住地類型、政治面貌、身體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親戚關系、鄰里關系是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

表4 社會信任影響因素層次邏輯回歸分析

4.2.1 個人特征(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類型、受教育程度、經濟水平、政治面貌)與社會信任感 年齡是影響社會信任感的因素之一，與年輕人相比，老年人的社會信任感更高，這種差異的形成可能與個人的經歷以及成長背景有關，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被調查者見證了中國四十多年來的發展，雖然他們經歷了社會轉型所帶來各種各樣的沖擊，身處在一個社會流動不斷增強的社會，但他們進行社交途徑比較明確和穩定，大多數人正位于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這部分人的社會信任感較高；而現在年輕的一代，正在找工作、求學、成家立業的階段，對于未來生活的預期也較高，競爭壓力、社會風險較高，其次，這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較高，視野也更加開闊，社交途徑較多，所以導致年輕人的社會信任感相對于老年人來說較低[20]。但目前社會上仍存在著詐騙組織，老年人識別詐騙的能力有限，為了避免老年人上當受騙，政府、社區以及老年人的家屬應該對老年人進行適當的防詐騙宣傳教育，可以通過在社區開展講座，講述上當受騙相關案例，發放宣傳單以及播放相關視頻等方式，讓老年群體能夠提高警惕，提高自身的辨識能力，防止不良后果的發生；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的居民社會信任感高于未婚、同居、分居未離婚、離婚以及喪偶的居民，這可能是因為對于適婚年齡的人來說，婚姻關系本身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一個完整、和諧的婚姻關系對于增進婚姻雙方的社會信任和他人的信任具有明顯的作用[21]。因此，應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婚姻觀，充分發揮美好的婚姻生活對社會信任的正向促進作用。農村居民的社會信任感高于城市居民，主要原因與城鄉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有關，也可能和其處于農村社會的生活背景有關，農村居民可能世代長期生活在固定的生活壞境中，鄰里關系、親戚關系較為緊密；相反，城市居民會因為城市規模大、外來人口眾多、城市比較冗雜而失去社會信任，而在欠發達的城鎮和農村仍舊存在熟人社會中的社會信任[22]。研究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社會信任感越高，這可能是因為當個體獲得更多的知識時，他們能夠更好地解釋所接收到的信息，能夠更好地感知自己和他人行為的結果[23],學校對年輕人有積極的社會化作用，使他們擁有一個積極的人際交往態度[24]，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對社會信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高等教育能夠更好地建立一種信任的氛圍，所以接受高等教育(大專及以上教育)的居民傾向于更信任他人[25]。因此，我們不僅要普及九年一貫的義務教育，還要重視高等教育的作用，改進高等教育的模式，從而提高公眾的文化水平。經濟水平越好，社會信任感越高，這與王宏杰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基于王宏杰等人的“信任影響發展的傳導機制”，可以看出，社會普遍或一般信任能夠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宏觀經濟的增長并且產生了“1+1>2”的效果，同時，由于宏觀經濟的增長，各項制度的完善又會反過來夯實信任的基礎，提升社會信任感，從而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26]。因此，政府應解決不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優化公共資源以及公共服務的分配形式，給予經濟發展相對較弱的地區一定的資金支持，這也是提升社會信任感的有效途徑之一。研究結果顯示，黨員的社會信任感高于非黨員，杜蘭曉、房維維[27]在對大學生的研究得出，黨員群體比非黨員群體具有更強的國家認同感，強烈的國家認同感能夠支撐他們保持相對較高水平的社會信任感。

4.2.3 健康水平與社會信任感 身體健康水平以及心理健康水平與居民的社會信任感存在正相關關系，已有研究結果表明，社會信任具有一定的健康效應，社會信任對居民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18]，為了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應大力開展健康教育，可以在社區開展宣傳教育，通過發放宣傳手冊、定期在社區組織健康教育活動，鼓勵人們積極地鍛煉身體，合理膳食，養成良好的作息時間，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從而提高居民整體的健康水平。

4.2.4 社會關系與社會信任感 親戚關系越密切，居民的社會信任感越高；鄰里關系越密切，居民的社會信任感越高，緊密的鄰里關系比遠居他鄉的親戚關系更重要，這可能是由于鄰里之間的社會娛樂活動增加了個體對鄰里關系的依附性和對公共事務決策的參與度，從而增加了彼此之間的社區互動程度，增加了其信任陌生人的可能性[10]；并且由這兩種社會關系所建立起來的信任是屬于傳統熟人社會的人格信任，這種人格信任關系是由自然經濟社會流動、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而建立起來的一種關系，而且人格信任是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基礎[28]。社區可以通過為社區居民搭建交流互動的平臺，開展社區聯誼活動等方式來增進居民鄰里之間的互動，從而建設和諧穩定的社區，在橫向的網絡互動中提高社會信任；與此同時，親戚家人應多走動，相互保持聯系，居民自身也應當積極地參加社區活動，進而提高人際交往的頻率，拓展自己的交際圈。

利益沖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