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形成的影響機制研究

薛家依，徐 吉，朱 臻，2

（1.浙江農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1300；2.浙江農林大學 浙江省鄉村振興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300）

當前，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迅速，農戶經營規模呈不斷擴大趨勢，小農戶分散經營的數量在穩定地持續減少，各地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斷發展，農地規模經營優勢逐漸凸顯。農業規模經營可以促進土地在空間上的局部集中，促使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時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優化生產要素，從而提高農業產出，實現土地分散狀態下沒有的經濟效益［1-2］。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讓小農戶的微力量聚合成發展產業的大動能，將小農戶和新型主體有效聯結，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但想要聚合小農戶微力量，完成現代農業轉型，首先需要通過土地流轉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因此，研究如何通過土地適度流轉以實現資源合理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家一直以引導土地流轉、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重點，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在承包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基礎上，探索承包土地折股量化、按股分配，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但在中國2.1億農業經營戶中，經營面積30畝以上的農戶1052.1萬戶，占5.01%，經營面積50畝以上的農戶356.6萬戶，僅占1.69%，以小農戶分散經營為主的總體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3］。土地規模經營仍面臨著農業勞動力成本增加、資金信貸短缺、農業風險高等諸多外部約束條件。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潛在影響著生產者對外部資源的獲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有限的家庭資源和不斷擴大的經營規模之間的矛盾。尤其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農村，土地流轉以雙方的熟悉、信任約定俗成的交易居多，并以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為媒介［4］，所以農戶社會資本在土地流轉交易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社會資本視角討論其對土地經營規模的影響機制，對于促進農村土地經營規?；?，提升土地規模經濟和現代農業發展水平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現有國內外研究來看，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可分為微觀定量和宏觀定性兩個方面。在微觀定量方面，主要包括戶主個人特征、農戶家庭特征、市場特征等。隨著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加劇，高齡農戶轉出土地，從而為農業生產具有相對優勢的中青年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供條件［5］。非農勞動力比重越高的村莊，農地規模經營發展水平越高［6］。同時，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完善的通勤條件，也有助于推進農地規?；洜I［7］。在宏觀定性方面，主要包括農業政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農業科技進步等。農業補貼可對農戶擴大土地種植面積，進行土地規模經營起到激勵作用［8］。養老保險的購買會降低農戶從事土地規?；a的傾向，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負向影響［9］。無論是在微觀定量還是宏觀定性方面，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都有重要影響，社會資本理論工具逐漸被應用到農業生產的要素流動和要素配置的研究中［10］。部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土地流轉、農戶規模經營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對農村土地要素配置具有極端重要的嵌入性作用，有利于提高組織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獲取資源［11-12］。社會網絡如信息的良好溝通和基于契約精神的市場規則對農村經濟的作用越來越顯著［13］。但也有學者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并沒有顯著促進農戶轉出或者轉入土地行為，更多的是通過促進非農就業來間接促進農戶轉出土地［14］。社會資本存在排外、個人權益被支配、邊際效益降低等消極作用［15］。

從相關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出，少有學者從社會資本視角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進行系統的實證研究。而在當前中國農村土地市場機制不成熟和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前提下，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資源配置有著重要的作用［16］。本文將研究視角投向農戶社會資本，實證分析農戶社會資本積累能否推動實現土地規模經營?；?019年在浙江省蒼南、平湖、新昌、臨安、安吉5縣45村共360戶農戶的問卷調查數據，對樣本地區農戶社會資本及土地經營規模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闡述社會資本的作用機理，提出研究假說，建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促進農戶規模經營的相關建議。

一 理論基礎、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說

（一）社會資本理論

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由Bourdieu從社會學意義上系統界定，指出社會資本是通過對社會網絡關系占有而獲取的實際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17］。Coleman從社會網絡結構功能層面出發，認為社會網絡結構是可利用的資源，這種資源可以實現行動者的利益，是人力資本創造、傳遞和獲得的積極社會條件［18］。Putnam從解釋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的角度出發，將其界定為信任、網絡和規范，作為一種制度和文化背景［19］。不少學者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其擁有者具有經濟或者社會文化等方面利益［20］，影響其經濟行為決策在提高組織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中發揮著積極作用，為獲取資源提供有效途徑［21-23］。因此在研究農戶土地經營行為時需要考慮社會資本的影響作用。

目前，關于社會資本的度量方式不盡相同。在實證研究中，有學者將社會資本劃分為結構型和認知型2個維度，前者指社會資本有形的方面，如影響人們交互行為的網絡、規則、程序、制度、組織等；后者指無形、相對主觀性的方面，如共同的價值觀念、互惠、信任和聲望等。部分學者從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參與3個維度進行度量，采用手機聯系人數、是否為干部家庭、是否有縣城或城市生活的親戚等作為社會網絡的代理變量，對鄰居的信任程度、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等作為社會信任的代理變量，參與村集體事務的積極程度、參與的組織數量等作為社會參與的代理變量［24-27］。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說

社會資本三維測量方法雖然不同于二維測量方法，但二者實質內容幾乎相同，都強調了社會資本中的網絡、信任、合作，三維測量方法可以說是二維測量方法的細分與發展，現廣泛應用在社會資本的定量研究中。故本文對社會資本的度量使用三維測量方法，把社會資本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即網絡型社會資本、認知型社會資本、參與型社會資本［28-29］，分析社會資本積累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影響。

第一，社會網絡是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因互動和聯系所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是社會資本形成的基礎［30］。Coleman認為社會網絡有利于農戶獲取自身所需要的信息，降低決策中的不確定性，促進農戶參與集體事務及活動［31］。盧圣華指出，更優質的社會網絡有助于農戶獲取更多相應資源，增強參與村土地流轉的意愿［32］。本文認為在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決策中，有村干部、有族譜家譜的家庭較一般家庭，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社會網絡更廣，信息資源也更豐富［33-34］，有利于在此基礎上實現規模經營。

第二，社會認知指共同的價值觀念、互惠、信任和聲望等。社會信任能夠有效降低信息獲取成本、議價成本，促進農戶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如對于固定交易成本，社會信任等社會資本能發揮其“門檻作用”，影響土地流轉的對象；對于可變交易成本，社會信任能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反映其價值［35］。在當前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仍缺少市場化、規范化平臺的情況下，農戶更多地以口頭、自擬合同的方式進行土地轉入或轉出，即土地流轉更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此時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能有效降低交易過程中的協商決策成本及后續的監督成本［36］，花費更少的代價去防止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促進農戶穩定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此外，對土地政策的認知程度，會顯著影響農戶對土地政策的支持度和參與度，了解程度越高，參與土地流轉的意愿也更強烈，可以促進規模經營。

第三，社會參與即社會成員對社會生活的關注和投入程度。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正是通過社會參與，即不同個體和團體的參與，行動者進行更多地“理性嵌入”或“結構嵌入”，得到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37］。參加合作經濟組織、技能培訓的家庭，可能更有利于獲得技術信息、進入交易平臺，突破土地流轉“隱性壁壘”；參與村基礎設施投資的農戶，相比一般農戶，其參與村集體行動的積極性更高，農村社會關系黏性更強，物質資本更為豐富［38］?？梢?，參與更多組織（團體）和村事務的農戶，能嵌入更廣的社會網絡，社會資本更豐富，利于獲取土地資源。

第四，社會資本能促進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間接推動土地資源再配置，負向影響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就業信息通過市場、社會網絡和政府（組織）行為等實現傳遞，其中社會網絡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社會資本對農村勞動力遷移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39］。一方面，社會資本豐富者較社會資本貧乏者，社交網絡更廣泛，社會資本促進其獲得更多就業信息，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非農就業使農村勞動力離開土地生產要素，導致農村的社會資本相對減弱，產生土地拋荒、轉出現象，土地轉入意愿降低，縮小經營規模［40-41］。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社會網絡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正向影響。

H2：社會認知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正向影響。

H3：社會參與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正向影響。

H4：社會資本通過促進非農就業間接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產生負向影響。

圖1 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影響機制

二 數據、模型與變量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2019年鄉村振興項目調研的農戶問卷調查，根據地理位置和區域經濟差異選擇浙江省蒼南、平湖、新昌、臨安、安吉5個縣市，每個縣（市）根據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分層抽樣抽取3個鄉鎮，每個鄉鎮同樣根據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分層抽樣選取3個村，每個村根據隨機抽樣原則選取10戶農戶，共5個縣15個鄉鎮45個村450戶農戶開展調查，采用一對一訪談的形式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涉及的內容包括農戶家庭基本情況、耕地林地生產經營情況、鄉村人居環境等，由于本文研究對象是具有耕地及林地的農戶家庭，剔除無耕地林地及數據不全、前后邏輯不一致等問題的農戶數據，最終得到有效樣本數據360戶，樣本有效率為80%。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由于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是取值大于0的連續變量，因此本文將運用OLS方法估計回歸參數，同時將農戶土地面積對數化，構建半對數模型，提高模型的擬合優度和正態性，與本研究數據更加吻合。具體模型為：

式中，ln（land）為農戶土地經營面積的對數，xi為農戶土地經營面積的第i個影響因素，β0為常數項，βi表示第i個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μ表示服從正態分布的獨立殘差項，n表示影響因素的個數。

在被解釋變量方面，本文采用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作為被解釋變量，主要指的是2018年農戶實際經營的土地面積（取對數）。

在核心解釋變量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說，將社會資本分為社會網絡、社會認知和社會參與3個維度。對于社會網絡，采用是否為村干部、是否有族譜家譜、家庭非農就業率作為代理變量。村干部家庭相對于一般農戶，一方面由于從事村事務處理工作，交往接觸的人群可能更多，社會資源的廣度更大；另一方面村干部作為基層土地政策的推廣和落實者，掌握土地流轉、確權和補貼等信息，對信息資源的了解程度更深，因此預期家庭有村干部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呈正相關［42］。農村是一個以血緣和親緣為紐帶的人情社會，擁有族譜家譜的家庭，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在農村的家族勢力更大，農村社會網絡可能更加豐富［43］，預期該變量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正相關。農戶家庭非農就業率提高，一方面職業權利和職業聲望增加，社會資本異質性更加凸顯，相較于務農人員，交往范圍可能更廣，社會資本可能更豐富；另一方面非農就業的勞動力再配置會帶來土地的再配置，農村社會資本會相對減弱，負面影響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預期該變量呈負相關［44］。對于社會信任，采用是否知道土地確權登記、對村民的信任程度作為代理變量。農戶對土地確權登記了解程度，反映農戶可以觸及的資源達到的程度，對土地流轉等政策越了解，其進行土地流轉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就越小，相應的交易成本也會減少，利于進行土地經營權流轉［45］。同時，大部分交易是基于彼此相互熟悉、相互信任達成，因此對村民的信任，可以顯著降低監督成本，提高資源配置與協作的效率［46］，預期該變量呈正相關。對于社會參與，采用參加技能培訓的次數、是否參與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作為代理變量。農戶參與農業技術培訓有助于獲得多樣化的信息，進入土地流轉交易平臺，對土地規模經營產生積極影響［47］。參與村基礎設施投資的農戶，相比一般農戶，其參與村集體行動的積極性更高，農村社會關系黏性更強，物質資本更為豐富，預期該變量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呈正相關［48］。

在控制變量方面，包括戶主、家庭和區域3個層面。戶主基本特征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戶主健康狀況、戶主受教育程度。一方面，隨著年齡的增大，勞動能力逐漸減弱，接受知識和新事物能力也逐漸降低，可能減少農業勞動行為，與土地經營規模負相關［49］；另一方面，年齡較大的農戶外出打工機會比年輕人少，生活經濟來源主要依賴于土地，同時由于種糧經驗積累較為豐富以及農機的普及能較大減輕其勞動強度，可能土地規?；洜I意愿相對較高，與土地經營規模正相關［50］。因此，戶主年齡對土地經營規模的預期方向不確定。健康狀況越差的農戶，其轉入土地行為發生的概率越?。?1］，預期與土地經營規模正相關。戶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學習能力越強，更期望在非農部門就業，預期與土地經營規模負相關［52］。家庭基本特征變量包括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是否擁有生產機械。家庭勞動力越富足，農戶越有能力進行規?；洜I，發揮自家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同時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故家庭勞動力短缺是導致許多家庭不愿意擴張土地經營規模的主要原因［53-54］。此外，隨著土地經營規模的漸趨擴大，規模經營農戶逐步脫離傳統農業生產中人口壓力過大的約束條件，即并不完全以家庭勞動力投入為生產的基礎［55］，故對土地經營規模的影響有所減弱。綜合來看，預期家庭勞動力數量對土地經營規模有正向影響。家庭農機資產對農戶土地流轉決策有顯著正影響，擁有更多農機的家庭傾向于擴大土地經營規模，預期與土地經營規模正相關［56］。由于不同地區之間存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自然條件差異以及政府政策差異，使得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也存在差異，因此需要引入地區虛擬變量來控制不同地區帶來的差異［57-58］。

本文研究所用到的主要變量含義及其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各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

三 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形成的實證研究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1.土地特征變量情況

樣本農戶平均實際經營面積為51.92畝，平均地塊數為4.90塊。從表2可以看出，在各組別中，實際經營面積在10畝以下的農戶占61.11%，而面積在30畝及以上的農戶只有19.72%；家庭地塊數為1～3塊的農戶占比最多，為41.11%，其次為4～6塊地塊數的農戶，占比39.44%。由此可見，小農戶總體占比較大，但隨著土地流轉的推進，部分農戶進行規?；洜I，在有土地流轉行為的農戶中，土地轉入一般在熟人和村小組中進行，分別占比32.26%、36.11%，土地轉出對象一般為村小組，占比56.19%。

表2 樣本農戶土地特征變量情況

2.社會資本變量情況

在社會資本方面，在樣本農戶中有34%的家庭有村干部，25%的家庭有族譜家譜。家庭非農就業比例均值為47%，如表3所示，家庭非農就業比例在50%～75%的農戶占比最多，為33.89%，非農就業比例在0～25%的次之，為24.17%，說明農戶間非農就業比例差距較大，相應的網絡型社會資本存在一定差異?？傮w來看，56.11%的農戶家庭非農就業比例在50%及以上，說明當前農戶非農就業率較高，促進了土地流轉行為的發生。了解土地確權均值為0.51，反映出該地區土地確權政策正在不斷推廣。參加技能培訓次數均值為0.5，培訓次數為0的農戶高達76.67%，最高培訓次數達11次，說明農業技能培訓普及度總體較低，且兩端極值差異較大，集中在少部分農戶，反映出參與型社會資本存在較大差異。參加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只有3%，說明基礎投資主要集中在少部分人中，一般農戶參與性不強。

表3 樣本農戶社會資本變量情況

3.其他控制變量情況

戶主平均年齡59.88歲，表明樣本戶主年齡普遍較大，差異性較??；戶主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均值為6.28年，表明大部分農戶受教育程度只有初中及以下水平；戶主健康狀況均值為1.78，表明樣本農戶身體比較健康；家庭勞動力數量平均為3.21人，在樣本農戶中只有27%的家庭擁有生產機械。

（二）社會資本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交叉統計分析

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即社會網絡、社會認知、社會參與）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都存在內在影響，分別選取各維度的代理變量，是否有族譜家譜、村民信任程度、參與農業技術培訓次數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進行交叉分析?？梢园l現，在社會網絡維度中，有族譜家譜的家庭，其土地經營規模更大，在10～15畝、15～20畝、20畝及以上的分布比重普遍要高于無族譜家譜的家庭，經營規模主要集中在20畝及以上；無族譜家譜的家庭在0～5畝、5～10畝的土地經營規模分布比重高于有族譜家譜的家庭，且主要集中在0～5畝，經營規模較?。ㄒ姳?）。說明農戶的社會網絡越廣，信息資源越豐富，有利于增強參與土地流轉的意愿，實現規模經營。

表4 族譜家譜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交叉分析

在社會認知維度中，村民信任程度為較高、很高的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在20畝及以上的分布比重要明顯高于信任程度為較低、一般的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較大；村民信任程度為較低、一般的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集中在0～5畝，且處在該面積的農戶占比均在50%及以上，土地經營規模較?。ㄒ姳?）。說明村民信任程度越高、關系更密切，農村社會資本積累更豐富，那么其在土地流轉過程中遇到阻力就越小，交易成本也就越低，有利于流入土地，實現土地規模經營。

表5 村民信任程度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交叉分析

在社會參與維度中，參加農業技術培訓次數在4次及以上的家庭，土地經營規模較大，主要集中在20畝及以上，占比達60%；而未參加過農業技術培訓的家庭，土地經營規模主要集中在0～5畝，總體經營規模較?。ㄒ姳?）。說明參加培訓次數越多的農戶通過社會參與，嵌入更廣的社會網絡，社會資本更豐富，有利于獲得更多的技術信息，進入土地流轉交易平臺，獲取土地資源，實現規模經營。

表6 農業技術培訓次數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交叉分析

（三）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回歸結果，進一步分析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影響（如表7），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結論：

表7 OL S模型檢驗結果

1.社會資本的影響

在社會網絡中，村干部、族譜家譜、非農就業率分別通過了1%、5%和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村干部反映農戶的地緣性社會網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相較于非村干部家庭而言，有村干部家庭的土地經營面積平均減少58.5%，與預期方向相反。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二、三產業發展，社會資本積累后會更傾向于流入非農產業，有村干部的農戶家庭能獲取更多政策信息，提高對流轉政策的支持度和參與度，增大家庭轉出土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基層村干部的行政職能加強，集中于村事務管理，一定程度上降低流入土地、規模經營的意愿。族譜家譜反映農戶社會網絡的廣度以及在農村的家族勢力，從估計結果可以說明，以親緣和宗族關系為基礎的親緣性社會網絡為農戶擴大土地經營面積提供了便利，這類基于信任的人情網絡能通過降低土地流轉過程中議價、監督等交易成本，促進土地流轉，擴大經營規模。非農就業率代表農戶的業緣性社會網絡，與預期理論預期相一致。非農就業率較高的家庭，有更多機會拓展外界交際圈，接觸不同經濟社會特征個體，獲取更多信息資源，極少部分非農就業家庭人員能產生土地流入行為，將非農就業積累的社會資本投入農業生產，不僅會降低從事農業經營、流入土地的可能性，還會增加農戶流出閑置土地的可能性。

在社會認知中，確權登記和村民信任程度分別通過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從估計結果看，農戶對土地確權登記政策的了解，不利于農戶產生經營規模的意愿，與預期方向相反。原因在于獲取更多土地確權的政策信息，提高了對政策的支持度及參與度，促進部分農戶合法、有序流出閑置土地，選擇收取土地租金代替自己經營或拋荒。對村民的信任程度正向促進土地經營規模擴大，說明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土地流轉交易的達成。

在社會參與中，參加培訓次數和參與村基礎設施投資分別通過了10%和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其中參加技術培訓次數正向影響土地經營規模。一方面土地信息交流平臺存在一定的隱性壁壘，通過參加技術培訓能夠獲得更廣的信息渠道和關系資本，更有利于農戶轉入土地；另一方面參加技術培訓的農戶往往是規模經營者，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單位成本，土地流入的意愿更強、需求更大。而參與村基礎設施投資負向影響土地經營規模，與預期方向相反，說明資金型社會參與者土地擁有量偏低，這可以解釋為該類農戶家庭收入脫離農業生產收入，農業社會資本減弱，業緣性社會資本積累，傾向于流出土地。

2.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戶主特征方面，戶主年齡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影響為負，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隨著戶主年齡的增大，能承受的農林業勞動強度降低，而且由于非農就業機會增加、土地流轉制度完善、農村養老保險普及等因素，降低對土地的依賴程度，促進土地流出行為，結果并不顯著可能由于樣本農戶戶主以中老齡居多，年齡段差異較小。戶主受教育程度對土地經營規模有負向影響，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受教育程度增加，農戶更傾向于找到穩定的、邊際收益較高的非農工作，提高農戶將土地流出的意愿。

在家庭特征方面，是否擁有生產機械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表明擁有農業生產機械的家庭，土地經營面積更大，與預期方向相符，因為農業生產機械屬于高成本投入，沒有一定種植規模的小農戶一般不會購入生產機械，農戶一旦進行機械化生產，便會擴大土地經營面積，實現規模經濟。在區域特征方面，相對于新昌，蒼南、平湖和安吉的樣本農戶對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 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第一，在樣本地區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方面，樣本農戶的平均土地經營面積為51.92畝，61.11%的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下，19.72%的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在30畝及以上，反映出總體上仍以小農戶分散經營為主，但也有一部分農戶進行規?；洜I，且具備一定規模。在樣本農戶社會資本擁有量方面，網絡型、認知型、參與型社會資本都存在較大差異，擁有族譜家譜家庭占比25%，家庭非農就業率主要集中在0～25%、50～75%，參與農業技術培訓次數最少為0次，最多可達11次。

第二，不同社會資本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社會網絡中，有族譜或家譜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網絡型社會資本越豐富，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越大；有村干部家庭和非農就業率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存在顯著負向影響，利用村職務之便進行囤地現象減少，非農就業擴大社會資本廣度的同時，農村社會資本有所減弱。在社會認知中，村民信任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信任型社會資本越豐富，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越大；確權登記認知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負向影響，確權登記后農戶土地流出行為增加。在社會參與中，參與村基礎投資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負向影響；參與農業技術培訓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參與型社會資本越豐富，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越大。因此政府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應重視社會資本，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

第三，家庭是否擁有機械對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戶主年齡、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由于差異較小或非農就業機會增加、農村養老保險普及等因素，對土地經營規模未有顯著影響。

（二）相關建議

第一，引導鄉村“能人”從事農業經營，鼓勵在外鄉賢投資農林產業。配套多樣化農業經營主體，發揮行為能力較強、社會資本較豐富的農戶對小農戶的帶動作用，提高小農戶的生產組織化程度，將小農戶聯合起來，進行集約化、規?；霓r業生產；建立高素質的人才回流機制，提供有吸引力的服務及政策優惠，鼓勵在外鄉賢返鄉投資、從事農業生產，豐富農村人力資本，提高農業規?；l展水平。

第二，完善土地流轉交易平臺，提高土地流轉供求信息的對稱化、透明化、網絡化，降低土地流轉的交易成本。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等進行信息交流和溝通，拓寬信息共享渠道，擴大農戶的社會網絡，突破土地流轉的隱性壁壘，降低土地流轉市場的準入門檻。村干部要發揮對農業土地政策的宣傳作用，簡化土地流轉交易流程，做到公開透明，提高農戶對政府的信任度，提升農戶參與土地流轉的積極性。

第三，鼓勵弱質農戶退出農業土地經營，實現非農就業。在農業規?；洜I中，生產機械對勞動力的替代率較高，要進一步促進農村土地流轉，需要繼續推動弱質農戶實現非農就業。為農村勞動力提供非農就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非農就業能力，加強就業競爭力；整合當地資源，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如農產品加工制造業、旅游業等，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拓寬農戶收入來源渠道，弱化土地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