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IPM技術采納行為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黑龍江省稻農調查數據的實證

張永強 嚴遠榮

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近年來，農業生產中過量施用農藥對資源環境與人類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問題備受關注，依托IPM技術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對保護生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1-2]。IPM（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技術，即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由Stem等學者于1959年提出。IPM技術是指依據特定環境和病蟲害種群動態原理，利用一切適用于當地生態環境和氣候的生物防治、化學防治、物理防治等技術措施或其組合來預防病蟲害，防止農作物減產，從而推動農作物安全生產與降低環境污染的綜合耕作策略[3-4]。經綜合分析IPM的具體特點，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將IPM技術類型分為農業防治技術、物理防治技術、生物防治技術、化學防治技術。IPM技術是集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于一體的綜合耕作技術，在減少農藥使用量、提高農作物產量、保障糧食安全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5]。中央一號文件曾多次提出“要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不斷創新和推廣農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控的技術及產品，以實現農藥的減量增效”，表明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農作物病蟲害防治與農藥減施工作，如何有效實現農藥化肥減量和控制面源污染等問題仍是政府部門關心的痛點、大眾關注的重點以及農戶種植的難點和學術領域研究的熱點[6-7]。我國作為水稻生產大國，承擔著水稻高效生產的重任，因而，水稻生產中強化IPM技術的應用極其關鍵，關系著水稻作物的整體長勢，影響水稻總產量和農戶種植積極性。IPM技術作為水稻種植過程中重要的防控手段，能夠保障水稻優質高產與減輕環境污染，然而現實情況下，稻農采納IPM技術愿望不強。因此，探究農戶IPM技術采納行為的有效影響因素，對引導、規范和優化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業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農戶IPM技術采納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較為廣泛，通過文獻梳理，將影響因素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農戶個體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受教育水平、風險偏好程度、信息獲取能力、年齡、耕作年限等。其中，男性戶主采納IPM技術的積極性要高于女性戶主，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戶主采納IPM技術可能性越大[8]，風險偏好程度越高和信息獲取能力越強的農戶越傾向于采納IPM技術[9]，耕作年限越長和老齡化程度越高的農戶采納IPM技術的可能性越低[10-11]。二是農戶家庭生產經營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務農勞動力人數、家庭人均年收入、組織參與頻率、是否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水稻種植規模、耕地細碎化程度等。其中，務農勞動力人數較為匱乏的家庭采納IPM技術的積極性不高[12]，而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參與組織頻率越高、種植規模越大的農戶采納IPM技術的可能性越大[13-15]。三是農戶認知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技術效益認知等。農戶是理性經濟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農戶對IPM技術采納后的效益認知水平越高，對該技術的采納水平越高。因此，技術效益認知對農戶采納新技術的推動作用最大。四是外部環境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是否參加政府技術培訓、是否獲得技術補貼、交通條件等。其中參加過技術培訓和獲得過技術補貼的農戶對IPM技術的采納率較高[16-17]。同時，政府質量安全檢測力度弱、技術培訓效果差、技術實際推廣方式單一等[18]，也是影響農戶采納IPM技術的重要因素。

現有研究多是基于某一維度并運用Probit或Logistic模型探究農戶IPM技術采納行為的影響因素，更多將采納行為視為采納決策，即采納與否的行為，雖有學者以農戶采納決策與采納程度衡量農戶的采納行為，但現有文獻綜合分析農戶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間關系者較少，且存在時間跨度。此外，已有研究考慮的IPM技術類型多是化學防治型、生物防治型、物理防治型三種技術，鮮有將農業防治型技術引入同一分析框架下進行深入研究。鑒于此，本研究以水稻產量位居全國前列的黑龍江省水稻主產區為研究區域，將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綜合已有研究成果及樣本區現實情況，共選取6類16個解釋變量，將農戶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采納程度帶入統一分析框架，分別構建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的Probit模型和采納程度的Ordered-Probit模型，從內外部視角探究影響農戶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采納程度的關鍵因素，以期為制定、完善且實施IPM技術推廣政策并提高其推廣效率提供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20年8～10月對黑龍江省水稻種植戶的實地調研。研究對象為黑龍江省水稻種植主產區，作為中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水稻產量處于全國前列，同時黑龍江省水稻產量與質量常被病蟲害影響，稻農存在農藥施用量過大且對病蟲害的防治頻率高、施用量大等情況，因此選擇黑龍江省作為研究對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觀察到具備類似特征的中國水稻主產區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的基本情況?；诤邶埥∷局鳟a區相關數據，隨機抽取綏化市慶安縣、綏化市北林區、佳木斯市樺川縣、哈爾濱市方正縣、雞西市密山縣等25個縣（市、區）中的58個自然村，共發放266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249份。

（二）變量選取與設定

1.被解釋變量。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具體包含采納決策與采納程度。第一階段：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屬于二分類變量，是即為采納，否即為未采納，分別記為“1”和“0”。第二階段：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依據稻農對生物防治型技術、農業防治型技術、化學防治型技術和物理防治型技術四種不同類型子技術的選擇數量進行測量，將其分為低水平（僅采納1種子技術）、中水平（采納2種子技術）和高水平（采納3種及以上子技術），并賦值為1、2、3。構建的IPM技術采納行為決策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稻農IPM技術兩階段決策行為的過程

2.解釋變量?；诶硇孕∞r理論和計劃行為理論，挑選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相關影響因素，主要涵蓋6類16個解釋變量，分別是農戶個體基本特征（性別、年齡、耕作年限、受教育年限、風險偏好程度、信息獲取能力）、家庭經營特征（勞動力數量、組織參與頻率、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耕地種植特征（水稻種植規模、耕地細碎化程度）、農戶認知特征（技術效益認知）、村莊環境特征（交通條件）、政策環境特征（是否獲得技術補貼、是否參加政府技術培訓）。各解釋變量具體定義與預期作用見表1。

表1 變量設定與預設方向

（1）農戶個體特征變量。男性相較于女性而言，其受教育機會、獲取信息渠道及對IPM技術了解程度都較好，更易采納IPM技術[19]。稻農年齡大，思想保守，不愿接觸新事物，則其IPM技術采納率低。耕作年限負向影響IPM技術采納率。受教育程度積極影響稻農采納IPM技術[20]。風險偏好程度積極影響農戶采納IPM技術。稻農信息獲取能力強，對IPM技術的采納產生積極影響[21]。

故假設性別、受教育年限、風險偏好程度、信息獲取能力對稻農IPM技術的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影響呈積極作用，年齡、耕作年限對稻農IPM技術的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呈消極作用。

（2）家庭經營特征變量。勞動力數量越多的家庭更易對水稻種植精心栽培，其對IPM技術的預期收益越高，則采納率和程度高[3]。組織參與頻率高，則有助于稻農獲得市場信息和專業技術指導及提升稻農IPM技術采納率和采納程度。稻農家庭人均年收入高，其應對不確定風險的能力相對強，采納IPM技術的不確定性并不會極大影響家庭生產生活。采納IPM技術使水稻增產，稻農則更傾向于采納。被授予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稻農較重視稻米質量，更傾向采納IPM技術并提升其采納程度。

故假設務農勞動力人數、組織參與頻率、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均正向影響農戶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

（3）耕地種植特征變量。農戶水稻種植規模大，則注重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愿花更多時間了解IPM技術，采納IPM技術所產生的規模效益則明顯。耕地細碎化程度越大表明經營越分散，采納IPM技術的成本越高，技術應用難度也越大。稻農作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成本上升影響其對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

故假設水稻種植規模對稻農IPM技術的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呈現積極作用，耕地細碎化程度對稻農IPM技術的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呈現消極作用。

（4）農戶認知特征變量。如稻農對IPM技術效益的認知程度低，認為采納該技術會使邊際成本變高，采納該技術的成本遠高于收益，則對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必然會低。

故假設技術效益認知正向影響農戶IPM技術采納的決策和程度。

（5）村莊環境特征變量。農村運輸條件較差，培訓和推廣IPM技術困難，偏遠農村地區稻農學習和掌握IPM技術的機會少，因此稻農對IPM技術采納成本變高，必然降低對IPM技術的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

故假設交通條件對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有積極影響。

（6）政策環境特征變量。由于IPM技術采納效果存在不確定性，風險規避者或風險中立者會降低其對IPM技術的采納率，政府對IPM技術支持或補貼降低稻農采納該技術的成本。未接受過政府技術培訓的稻農對IPM技術采納意愿明顯低于接受過技術培訓的稻農，稻農參加技術培訓有助于提升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16]。

故假設是否獲得技術補貼和是否參加政府技術培訓均促進和提升稻農采納IPM技術的決策和程度。

（三）模型選取與構建

鑒于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具體通過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采納程度衡量。其中，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采納與否）是離散型二分類變量，不滿足一般線性回歸中要求被解釋變量必須是連續性變量的要求，故選取二元Probit回歸模型對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另一個被解釋變量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采納子技術的數量）被賦值為“1，2，3”三個層級，分別是低水平（僅采納任何1種子技術）、中水平（采納2種子技術）、高水平（采納3種及以上子技術），是一個具有遞進順序的有序多分類離散型變量，選用Ordered-Probit回歸模型對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二元Probit回歸模型和Ordered-Probit回歸模型的表達式分別如（1）和（2）式所示：

式（1）中，X1、X2、X3、X4、…Xi是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的i個因素。Prob（·）表示被解釋變量（稻農IPM技術的采納率）。F（·）代表累計正態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數，β0代表常數項，Xi代表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的因素，βi代表估計參數。

式（2）中，Xi*代表表1中所列出的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的可能因素，i代表稻農個體，β0代表常數項，δ代表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擾動項，βi代表待估計的未知系數，y*為被解釋變量：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不可觀察的潛在變量，通常需要使用可觀測變量yi表示，不可觀察潛在變量y*與可觀測變量yi間關系如（3）式所示，該式中ω1、ω2、ω3為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變量位置分割點，且ω1<ω2<ω3。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2可知，在249戶調查樣本中，有43.37%的稻農在水稻生產中采納IPM技術，但有56.63%的稻農未采納IPM技術；有55.56%的稻農采納低水平IPM技術，26.85%的稻農采納中水平IPM技術，17.59%的稻農采納高水平IPM技術，說明樣本區稻農以采納低水平IPM技術（僅采納任何1種子技術）居多?？傮w看來，雖然加大了對IPM技術的推廣力度，但稻農對該技術認知水平較低，導致稻農技術需求量較低，因而對該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都偏低，大部分稻農選擇低水平IPM技術，整體采納情況不容樂觀。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分析

續表

1.農戶個體特征。樣本區男性稻農占比為51.41%，女性稻農占比為48.59%，表明樣本區大部分家庭中主要的生產經營決策者中男性稻農居多；稻農平均年齡為44歲，中年齡組稻農占比為61.85%，高年齡組稻農占比為35.34%，表明樣本區稻農趨向老齡化；稻農耕作年限多數處于11～20年，占比為34.14%，表明其種植經驗較豐富；稻農受教育年限為初中教育水平的占比為61.04%，表明整體受教育水平偏低；風險規避型稻農占比為28.11%，風險中立型稻農占比為52.21%，表明樣本區稻農多數屬于風險規避型和風險中立型；基本同意、比較同意及完全同意自身能通過較多渠道獲取較多數量的IPM技術信息（即具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的稻農占比為79.92%，但仍有20.0%的稻農認為自身不具備信息獲取能力，表明樣本區稻農的信息獲取能力有待提升。

2.家庭經營特征及耕地種植特征。務農勞動力人數最多為2人的占比為47.79%，表明務農勞動力人數較少；稻農人均年收入在5 001～15 000元的占比為28.92%，表明大部分稻農收入水平偏低；偶爾參加組織的稻農最多，表明稻農組織參與頻率較低；未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稻農高達76.71%；稻農多屬于種糧大戶，水稻種植規模均值約為339畝；耕地細碎化較為集中的居多，但仍有40.96%的耕地是大于5塊，表明當前樣本區耕地仍較為分散。

3.農戶認知特征及外部環境特征。數據顯示稻農技術效益認知水平一般，有63.05%的稻農認為IPM技術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一般；此外，在村莊環境特征與政策環境特征中，村莊交通條件一般，多數稻農未獲得技術補貼且政府技術培訓的參與率不高。

（二）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為保證回歸模型的準確性與穩定性，需對選取的各個解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只有當Tolerance（容忍度）的值大于0.1以及VIF（方差膨脹因子）小于10時，說明各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22]。各解釋變量的容忍度主要處于0.521至0.915之間，VIF介于1.09至1.92之間，表明各解釋變量間具有相對合理性且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見表3。

表3 解釋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

利用Stata 15軟件分別對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的影響因素進行Probit模型和Ordered-Probit回歸模型估計，由估計結果可知，顯著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和采納程度的共同因素包括農戶個體基本特征（性別、年齡、風險偏好程度、信息獲取能力）、村莊環境特征（交通條件），表明農戶個體基本特征和村莊環境特征是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的最關鍵因素，結果見表4。

表4 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采納程度的影響因素模型估計結果

1.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的影響因素分析。（1）農戶個體特征變量的影響。戶主性別在5%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且就邊際效應而言，男性戶主對IPM技術的采納率要比女性戶主高6.8%，即性別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預期假設相符。戶主年齡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所得估計系數與邊際效應均為負值，說明年齡對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有顯著負向影響。戶主受教育年限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所得系數為正值，說明受教育年限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與預期假設相符。戶主風險偏好程度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其估計系數和邊際效應均為正值，說明風險偏好程度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預期假設相符。戶主信息獲取能力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所得估計系數與邊際效應均為正值，說明信息獲取能力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預期假設相符。

（2）家庭經營特征變量的影響。務農勞動力人數通過10%顯著性水平檢驗，所得估計系數與邊際效應均為正值，說明務農勞動力人數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預期假設相符。是否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所得估計系數與邊際效應均為正值，說明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

（3）耕地種植特征變量的影響。耕地細碎化程度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所得估計系數和邊際效應均為負值，說明耕地細碎化程度顯著負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與預期假設相符。

（4）村莊環境特征變量的影響。交通條件顯著促進稻農對IPM技術的采納，與預期假設相符，交通條件越好，病蟲害防控物資的購買和運輸越便利，且病蟲害防治效果受病蟲害防控物資供應影響。

（5）政策環境特征變量的影響。獲得技術補貼顯著促進稻農采納IPM技術，與預期假設相符，技術補貼一定程度上可彌補稻農IPM技術投資資金不足，促進稻農積極采納IPM技術。參加政府技術培訓顯著促進稻農對IPM技術的采納與預期假設相符。

2.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的影響因素分析。（1）農戶個體特征變量的影響。稻農性別特征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所得估計系數為正值，說明性別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且就邊際效應而言，男性稻農采納中水平和高水平IPM技術概率要高于女性稻農，與預期假設相符。年齡通過5%顯著性檢驗，所得估計系數為負值，且就邊際效應而言，稻農年齡每增加一周歲，其對IPM技術采納程度是中水平和高水平的概率分別下降6.2%和12.2%，而采納程度是低水平的概率增加18.4%，說明年齡對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有顯著負向影響，與假設相符。耕作年限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所得估計系數為正值，表明耕作年限對稻農IPM技術的采納程度產生顯著正向作用，這與假設不相符，原因可能是耕作年限長的稻農相較于耕作年限較短的稻農而言，其水稻耕種經驗豐富，能清楚地認識到IPM技術對防控水稻病蟲害的重要性，IPM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年長型稻農勞動力弱的問題，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務農年限越長的稻農越對IPM技術采納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雖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所得估計系數為正值，說明受教育年限促進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與假設相符，受教育程度高的稻農對IPM技術的認知能力強，越了解采納IPM技術后的利好之處，因此對提高IPM技術采納程度可能性越大。但就邊際效應而言，稻農受教育年限越高，其采納高水平IPM技術的概率就會下降1.5%，受教育程度高的稻農更愿從事非農工作，對務農工作關注度逐漸降低。風險偏好程度通過10%顯著性檢驗，所得估計系數為正值，且就邊際效應而言，稻農越偏好風險，其采納高水平的概率增加7.5%，說明風險偏好程度顯著促進稻農對IPM技術采納程度，與預期假設相符。信息獲取能力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所得估計系數為正值，且就邊際效應而言，稻農信息獲取能力每增加一個單位，其采納高水平IPM技術的概率就越大，說明信息獲取能力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與預期假設相符。

（2）村莊環境特征變量的影響。交通條件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其估計系數為0.492，說明交通條件顯著負向影響稻農IPM技術的采納程度，與假設不相符，原因可能是交通條件影響病蟲害防控物資的采購和運輸，同時病蟲害防控物資可獲性影響稻農病蟲害防治成效，但并非交通條件越好，病蟲害防治成效就越好?？赡艽嬖谝蚪煌l件好，外出務工或家庭收入比較好的稻農會購買化學農藥等以防治病蟲害，則稻農采納IPM技術的程度就會降低。

（3）其余特征變量影響。耕地種植特征變量（水稻種植規模、耕地細碎化程度）、農戶認知特征變量（技術效益認知）、政策環境特征變量（是否獲得技術補貼、是否參加政府技術培訓）均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且上述特征變量中除政策環境特征中是否獲得技術補貼以外的各項指標通過模型計算得出的估計系數均為負值，說明上述特征變量中各項指標對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有消極影響作用，與假設不符。耕地種植特征變量呈負向影響因素可能是稻農耕地種植規模越大，其采納新技術成本將會提高，且大規模稻農更擔心自然災害風險帶來的重大損失，會負向影響其采納程度；耕地細碎化程度越高，地塊分散程度越高，影響農戶對IPM技術的采納程度。農戶認知特征變量呈現負向影響的稻農認為采納IPM技術后生產出來的稻米雖能以高價出售，但采納IPM技術成本仍高于心理預期，增加IPM技術采納程度的可能性較低。政策環境特征變量中是否參加政府技術培訓對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有負向影響。稻農綜合文化素質較低，即使參加政府組織的IPM技術培訓，也不能完全吸收并正常使用，且缺乏線下面對面的專門技術指導，稻農可能認為使用新技術需要花費更多時間成本和物質成本，因此高齡稻農會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增加對IPM技術的采納程度。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稻農綜合文化素質有待提高；樣本區稻農趨向老齡化，決策者以男性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耕作年限相對較長，風險承受能力較弱，對IPM技術效益認知水平不高，無法深入理解IPM技術，家中務農勞動力人數較少，人均年收入水平不高，組織參與頻率較低，未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稻農居多；小規模種植（實際種植規模小于或等于339畝）稻農居多，耕地較分散，所在村莊交通條件也有待改善，以致于采納IPM技術成本變高，參與IPM技術培訓程度較低，且未獲得政府發放的技術補貼。樣本區IPM技術采納程度較低，在受訪的249戶中僅有43.37%的稻農實際采納IPM技術，而采納低水平IPM技術的稻農比例只有55.56%，采納高水平IPM技術的稻農更是不足20%，說明整體采納情況不容樂觀。稻農IPM技術兩階段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有同有異。共同之處在于二者均受性別、年齡、風險偏好程度、信息獲取能力、交通條件影響。差異之處在于只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的因素涵蓋務農勞動力人數、受教育年限、是否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耕地細碎化程度、是否獲得技術補貼、是否參加政府技術培訓影響，而只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程度的因素主要是耕作年限。因此，稻農采納IPM技術受農戶個體基本特征與村莊環境特征影響程度較大。

（二）對策建議

第一，提高稻農綜合文化素質。鑒于稻農文化素質水平直接關系其對IPM技術的采納決策及采納程度，應注重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稻農中，尤其是低齡男性稻農，加大教育投資力度，發揮主觀規范、同伴影響對IPM技術采納行為的影響作用以及親戚鄰居、種植大戶、科技示范戶等示范帶動作用，切實提高稻農對IPM技術相關知識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有效提升其風險認知水平。

第二，加強基層水稻IPM技術宣傳與推廣。優化與創新IPM技術推廣工作流程，加大IPM技術的網絡推廣力度，拓寬技術宣傳渠道，加強各部門之間責任分工和落實，提高IPM技術推廣效果，為稻農提供簡潔、高效且方便的IPM技術服務，提升稻農對IPM技術的采納率和采納程度。

第三，提升稻農IPM技術信息獲取能力。稻農信息獲取能力顯著正向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決策及采納程度。政府應加強農村區域信息化建設，拓展稻農IPM技術信息獲取渠道以提升其采納IPM技術相關方面的信息獲取能力，協助稻農及時了解和掌握水稻生產的IPM技術信息及操作方法。

第四，加大對稻農采納IPM技術補貼力度。技術補貼是影響稻農IPM技術采納行為的關鍵因素，且多數稻農未獲取IPM技術補貼，加大稻農采納IPM技術補貼力度，增強其采納IPM技術積極性，國家可設立基本設施專項資金，積極探索和制定有效的扶持政策以確保IPM技術補貼常態化，靈活調整補貼方式，適當擴大補貼政策適用范圍，增強其購買該技術的能力。同時，在對IPM技術采納行為實行長效補貼時，還應建立健全補貼跟蹤下達制度、技術實施過程監督制度等。將IPM技術補貼與其他形式水稻補貼相結合，形成“打包式”水稻補貼計劃，以此激勵稻農應用并推廣IPM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