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健與輕靈，本土與在場

張翠

詩與詩學，是創造性的制高點。詩先于詩學而在，中、西方的遠古先人們需要和宇宙對話，需要自我表述、自我創造，于是誕生了詩。而“詩學”這一術語，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文藝理論與美學名著《詩學》。在《詩學》里，亞里士多德不但探討了詩的種類、功能、性質，也探討了其他藝術理論以及悲劇、模仿等美學理論，實際上，亞里士多德已將“詩”放到了一般的意義上，即“藝術”。我們在現代漢詩中常提及的詩學，是狹義的詩學。在廣義與狹義流動的血脈里，在理論與實踐轉換的詩歌現場里，詩人和詩評家李犁構建了植根于本土的有中華氣派的成熟詩學。

剛健的詩學

在《百年新詩需要恢復和堅守些什么》一文中，李犁認為詩人要有凌云之志、鋒利之思、俠義精神、坐禪之修。李犁無疑打撈了中國本土文化中的精髓，對詩壇給出了恰切中肯的方案。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孟子講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莊子的精神追求則更為高遠，《逍遙游》中的鯤化而為鵬鳥，奮羽而飛，遮天蔽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但如此壯闊的氣象與境界依然不是莊子所追求的，莊子所追求的是“無待”，是超越一切物累與拘束的自由之境;春秋時期的貴族精神、“士”文化、俠客文化珍視尊嚴和榮譽，信奉“士為知己者死”;而“坐禪之修”看似枯寂，實則是“生死無礙”的大勇。面對最好也是最壞的大時代，面對多元混雜的沸騰生活，李犁試圖在中華詩學精神及特質中尋找推動百年新詩現代性和世界性進程的力量。他呼喚大愛與情義、大我與肝膽，希冀穿越大動抵達大愛，通過大言擁抱大美。他的呼喚有血質、有鋒芒、有火的燃燒之力。

他認為詩壇缺少的是情懷。在《缺“火”的詩壇》一文中他說：“火即情懷，包括情懷派生出來的理想、道義、激情以及俠肝義膽?！彼Y合當下詩歌文本實踐點燃了五把“火”，具體闡釋了淬火、爐火、烈火、燈火、地火，這五種“火”是李犁的情懷之火。情懷，本是個被用得挺濫的一個詞，但在李犁這里澄澈了、溫暖了、勁健了，這個含有感情的心境里有生命、有理想、有探索。他的詩歌雄心和抱負是恢復詩歌的精神重量、靈魂高度以及卷入當下的立場。

《周易·乾·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眲偨≌?，才有勇氣直面真實的內心，才敢于懺悔和救贖，才能對人性的豐富給予更多悲憫、對弱勢群體的卑微和苦難有大同情、對人類的終極價值有所思索。英國心理學家Paul Gilbert博士認為“人類不一定是個好的物種，除非我們有機會拿出內心的慈悲和勇氣”。在李犁的詩學里，好詩人就是這樣能拿出內心慈悲和勇氣的人。

在《我所理解的好詩人》中，李犁一氣呵成直言了好詩人的精神命脈：“好詩人是一個說真話、有正義感，對丑惡時刻保持憤怒，并永遠說不的人”;“好詩人是一個無緣無故去愛和恨，并把眼淚和金錢獻給卑微的弱小者，也敢把仇恨和磚頭獻給欺凌弱小者的人”;“好詩人是一個能夠自食其力的人，不但能養家糊口，也有幫助別人的能力和熱情”。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輕盈地度過這一生，有些人，光是活著，就已經竭盡全力。好詩人是看清這個世界、心疼這個世界，又激情澎湃熱愛這個世界的剛健者。

李犁本身是一位技藝純熟的詩人，他深知對一個詩人而言，如何寫比寫什么更重要，他之所以如此強調好詩人照亮別人的明亮人格，我想是因為他不想看到詩人生命氣息的流轉不斷走向孱弱。他要為詩壇注入剛健之氣、剛正之氣、剛強之氣，引導詩壇逐步進入正義情感和陽剛精神的積累期。

在場的詩學

法國批評家茨威坦·托多洛夫認為，詩學的真正主題不是“闡釋”作品的意義，而是文學話語中內在的諸結構。筆者理解，托多洛夫是在說詩學不同于闡釋具體作品，因為它不去揭示意義，而是要認識制約作品產生的一般規律;但是它又不同于心理學、社會學等科學，它在文學內部尋求規律。因此，詩學是一種既“抽象”又“內在”的文學研究方法。作為一位資深的詩學研究者，李犁評詩總是能關注到文學性的本質和關鍵之處。

在《新世紀詩歌：第三次回歸》中，李犁提出好詩歌的三個標準，認為詩歌是良知，是仰望，是技術。因為他本身是詩人，所以才不會像一些學院派詩評家那樣經常使用一些哲學和美學上的大概念，從而把詩歌分析變得大而空。李犁看重詩歌的修辭學性征，甚至是寬泛意義上的關于話語的一般科學，具有符號學研究的意味。怎么把修辭化作寫作者自身的一種習慣和素養，而不是刻意和強迫;怎么把技術化作寫作者內在的審美情感，一種自然自在不留痕跡的技術運用，李犁認為才是詩人們努力的方向。

有很多詩界人士已認識到評、創脫節的問題，因為有些學院派評論家自己不常浸淫在寫作現場，對詩壇的各種走向、各式變化難以吃準，也很正常。好的詩歌，應該是在生活現場寫出來的，而好的詩評是對詩歌現場的發言。因之，李犁的《烹詩》中最后一章為“詩之見——詩歌現場之我見”。寫詩又兼評論，長時間這樣直接詩氣、直擊現場的實踐錘煉了他優良的審美判斷。一個身在急遽變化的生活現場和詩壇現場的人，站出來對詩歌寫作澄清誤區、肯定特點、指出缺憾、梳理方向、呼喚情懷，更會令人信服。就像一個制造絲綢又經營絲綢的絲綢專家，只要絲綢一上手，就知道它的材質、成色和產地，知道如何改良以提升品相和品位。一直在現場的李犁是詩歌的智者。

在場的另一個維度，是他以大聲音守護詩性。在他的詩評中，他總能鎖定一些新現實主義作品，如王鳴久《誰能幸免于罪》、衣米一《瘋女人》、陸健《農民工李小四》、顏梅玖《由子與我》……他珍視這些溫暖與淚水共存的詩心，對底層介入、對弱勢同情，尊重生命存在，在痛與愛中懂得省察。他知道我們在一個共同的場域內，不能互相遺忘。他拼命守護的絕不單單是現代詩美的技術，更是為了使詩性在我們的生活中堅強生長，為了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免遭粗暴的、丑陋的、野蠻的傷害?！皩ψ匀坏木次?，對弱者的同情，對熱愛的擁抱，以及對真理悲憫溫暖自由理想的呼喚，都是詩歌良心的復活和體現?！边@是李犁信奉的溫暖的良心。他樂于把它四散開來，綿延出去，從而傳遞某種堅定的力量。他把這看作是詩人的使命，是詩學的在場。

本土的詩學

文學藝術，往往體現著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在西方古代，亞里士多德認為詩起源于摹仿，他認為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都是摹仿而來。因此西方文藝重再現，基本向度是寫實，屬于敘事型藝術;中國文藝重表現，基本向度是寫意，屬于抒情型藝術?！逗神R史詩》與《詩經》分別代表了西方和中國早期詩歌的輝煌。但到了現代，西方和中國的文藝及其理論發生了一個有趣的“交換位置”現象，中國現代文學逐漸向再現靠攏，西方現代文藝卻向著表現邁進。

從美與丑的角度來看，任何文學藝術都要追求其審美價值。我國現代詩受西方現代派非理性思潮影響，一些詩歌里出現了書寫冷酷、陰暗、頹廢、泄欲的現象以及戀丑戀怪的癖好。李犁肯定百年新詩取得的成績，但也對當下的詩壇深表擔憂。他毅然重提本土詩學，亮出本土的詩學。2017年《詩刊》首發他的《呼喚和重建本土詩學的精神與特質》，試圖通過我們自己的詩歌經驗，讓日漸萎悴的詩歌重新豐滿和康健起來。該長文被多家紙媒、新媒轉載，包括香港、臺灣一些大學的學報，引發了不少有識之士的認同和聲援。

“味”和“境”，是中國美學的高級抒情形態。在中國古典詩歌常表現出情與景交融互滲、實與虛相生相顯，開拓出一層比一層情深、一層比一層晶瑩的審美空間，韻致無窮，余味不絕。詩評家李犁期望這些曾支撐和輝煌了我們詩歌的風骨和精髓，繼續成為當代詩歌寫作的心臟與血肉?？梢哉f，李犁是一個擁有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詩人和詩評家。

現在有很多學者談論“新時代文學”，新時代賦予文學以使命，因為我們正走在前無古人、充滿無限可能的道路上。新時代詩歌既要充分汲取歷史經驗，又要勇于面對新問題、新現實、新場域，在詩的國度以詩的名義和方式表達中國人的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