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誠去偽 敏智多思

倪思然

摘 要：臺灣作家廖玉蕙以敏慧多情的筆觸，追懷難忘的往事，記述自我生命的艱辛成長閱歷，疊印出時代變遷中的流年暗換。她還在創作中勾勒出內心情感生活的漲落與嬗變狀況，為親情散文開辟出更豐富的書寫路徑。廖玉蕙心系蒼生，在其散文文本中深刻地刻畫出金錢拜物教和工具理性泛濫之下臺灣社會多面向的眾生相，揭露并反思社會現代性的弊端，貫穿著知識分子激濁揚清的淑世情懷。

關鍵詞：廖玉蕙;成長敘事;親情書寫;淑世情懷

中圖分類號：I20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1）3-0048-07

臺灣當代文壇知名女作家廖玉蕙，1950年出生于臺灣臺中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2013年于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職位退休。她曾講授文藝創作、應用寫作、中國古典小說、現代文學、戲劇與影視等課程。從事文學創作三十余年來，她已創作出版散文集《不信溫柔喚不回》《嫵媚》《如果記憶像風》《讓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像我這樣的老師》《五十歲的公主》《對荒謬微笑》《像蝴蝶一樣款款飛走以后》《在碧綠的夏色里》，小說《一枚戒指》，學術論著《江花江水豈終極：古典小說戲曲論集》，訪談錄《走訪捕蝶人：赴美與文學耕耘者對話》等，共逾四十冊作品，其中多篇散文作品被選入臺灣各類文選及高中國文課本。她曾榮獲臺灣“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及“吳魯芹散文獎”等重要文學獎項。然而，相對于林海音、琦君、張曉風和席慕蓉等眾所熟知的臺灣女性文學大家，中國大陸學界對于廖玉蕙的研究成果仍較為薄弱，①華文文學愛好者們對于她的文藝創作狀況亦了解較少。

廖玉蕙散文創作成果頗豐，在思想性與藝術性上均呈現出創新觀念，在臺灣社會樣貌和民眾生命體驗等領域，開辟了多面向的書寫空間。這也為意欲全面掌握其創作風貌的研究者帶來一定難度。由此，筆者不求“面面俱到”，而在綜合把握廖玉蕙創作風貌和歷程的基礎上，相對聚焦于她本人自選的作品集——“新世紀散文家”系列之八《廖玉蕙精選集》。陳義芝在該書卷首，為廖玉蕙撰寫的推薦詞為“敏慧多情，又擅于寫情”，并指出“她以憨、癡對抗人世的假面浮淺，不惜將尷尬的幕后景像搬到臺前，讓人看翩翩彩翼起舞的歡愉，也看蝴蝶倉皇換裝之際的痛”，②可謂恰切。許俊雅則認為廖玉蕙“以女兒之親親，以教師之仁愛，以作家之尖銳，是廖玉蕙在她的散文精選中精心設計、努力完成的自我形象”，③此處關于作家“自我形象塑造”的論述頗具啟發性。那么，廖玉蕙那豐富的人生情感體驗是怎樣投射于散文創作中的？她多面向的創作主體形象是如何表現于散文創作過程中的？她筆下那“歡愉”和“痛”之中，蘊蓄著怎樣的駁雜的藝術情感因子？

這些問題意識促發了筆者的文本精讀和理論思辯。由于上述“精選集”是作家從其散文園地的碩果中，經過精斟細酌、精挑細選的結晶，因而本文即擬以該文集為主要論述場域，“以點帶面”又兼顧其余，力圖窺一斑而知全豹，擬通過心理美學、生命哲學和文化詩學等研究路徑，對廖玉蕙的生命體驗和散文美學作一番探討。

當人們回顧臺灣當代散文的發展歷程時，不難發現女性作家人才輩出，不斷開創散文思想與藝術的新局面。其中，廖玉蕙以著誠去偽的創作觀，深入生活深處，呈現身兼社會觀察者和教育工作者的獨到體驗，具有鮮明的寫作特色，逐漸躋身當代散文大家之列。臺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由時報副刊》、《中央日報副刊》等重要文藝刊物，都成為她的散文園地?？v觀其散文創作，讀者可體味到多愁善感的廖玉蕙對社會與人世保持著至誠的愿望和美善的期許。讀者閱讀廖玉蕙的散文，會伴隨著她那兼具智性與詩性的筆觸，去追尋她那難以忘懷的成長閱歷，珍惜人際交往中的真摯情愫，感受歲月滄桑、人情冷暖，省思那流年暗換中疊印的時代變遷。

一、不曾褪色的獨特成長印記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深入研究荷爾德林的詩學時，曾用“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④此一兼涉文化詩學與生命哲學的說法，高度涵括了人類理想中的生存狀態。然而現實中，人們就像匆匆的趕路者，為生存所迫，也許少有“詩意棲居”的閑適狀態。許多人屈從于流俗的左右，往往把畢生的精力消耗在逃避痛苦和追求名利上，而缺少余力從事自由的反思與對內心深處喜悅的追尋。反觀廖玉蕙的散文創作，正是作家對自身匆匆走過的人生道路所做的一番回顧與反思，是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時間節點上，對自我的成長經歷作出精神“反芻”與藝術提煉的活動。

廖玉蕙認為：“只有真心對待、不以諂笑柔色應酬，人間才有華彩;寫作也是這樣，唯有著誠去偽，不以溢言曼辭入章句，文章才有真精神”，從而將真誠懇摯當作“為文”與“為人”的共通原則。⑤廖玉蕙的散文創作可謂恰如其分地踐行了她“著誠去偽”的創作觀，采擷觸動人心的生活瞬間，執筆直抒胸臆，敘事不加矯飾，情感真摯動人。因此，從敘事學⑥的角度看，其創作的大多數散文文本中，第一人稱敘事者“我”與作家本人相比，在人生閱歷和生命體驗等方面具有極高的同質性。其中，成長題材的文本里，那位“我”的成長心路歷程，可視作廖玉蕙對本人人生道路上那些值得回味的際遇進行審美選擇、藝術發現、情感沉淀和詩意呈現的產物。

廖玉蕙出身臺中鄉下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家庭。伴隨著她的成長記憶的，是那終日隆隆呼嘯的火車聲。在噪音的縫隙里討生活的艱難歲月，使她看到了那橫死在車輪子底下的雞鴨和慘死的人，“慢慢領悟到人生原如朝露，生和死，不過一線之隔，而死，也不過是生命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的階段”。⑦讀者從她的散文《當火車走過》中，看到的是一個小女孩惶惑而孤獨的童年，以及在中學時代擠火車上學的艱辛經驗。大學四年乃至后來結婚生子，帶孩子回娘家度假，亦在火車上因同時思念母親和丈夫，心情在兩處之間“擺蕩”。廖玉蕙以“火車”為線索，串聯起過往的生命成長經驗，融匯了自己對生活真諦的觀照和領悟。這并不是作家過往生命的簡單化的再現與機械式復寫，而是她對過往生命狀態的感受和經歷所作的藝術反思，是在對自身感情和外部世界的結構之雙重認識基礎上所達到的一種藝術創造，是作家內在情感與外部事物之間的一種審美重構。正由于這樣一種審美的自覺意識，通過回憶與描述，使作家的自我人生經驗在作品中清晰地顯現出來。

在《永遠的迷離記憶》中，廖玉蕙追憶“慘綠”的初中和高中時代，“聯考的陰影和積弱不振的成績共終始”，“一間間的工廠和辦公室取代了如茵的草皮，精密的加工進駐，引來大批的就業人口”，⑧個人的人生經歷，疊印著臺灣經濟轉型社會變遷的面影。而《那年春天》⑨一文則以頗為幽默詼諧的筆觸，抒寫了“我”二十七歲那年極具戲劇性的相親體驗。那位曾留給“我”滑稽可笑的第一印象的俊朗青年，后來屢次尋芳逐愛不得，則將“我”作為退而求其次的“備選選項”，最后兩人竟陰差陽錯地成為了夫婦。年輕時的浪漫情懷，伴隨著歲月的流逝和環境的嬗變，廖玉蕙終于由原先的青澀少女——那曾與城市生活捍格不入的“鄉下佬”，逐漸融入臺北大都市，培養出與臺北共存共榮的“同舟一命”情懷，“在晴時多云偶陣雨的人生風雨中，從容地策杖吟嘯徐行”。⑩

廖玉蕙的生活經歷與臺灣本土血脈相連，她對自己人生經歷進行了真誠無偽的體味與描寫，呈現出人生的甜蜜與辛酸。伴隨著她的文筆，人們仿佛進入了“時空隧道”，跟著作家往日的足跡漸次前行。讀者能真切感受到：一個女童從臺中鄉下走出，歷經孤獨童年、慘綠少年、浪漫青年，乃至年過五十，再到“桃李滿天下”之時光榮退休的人生跨越，流年暗換，光陰荏苒，歷史的記憶交疊著時代的畫面。當年臺灣島上的傳統與現代、都市與鄉土、新潮與西潮，在她筆下伴隨著鳳飛飛、姚蘇容、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仿佛被串編成一部有聲有色的黑白片電影，折射出風云變幻的滄海桑田（如《癡狂記事》一文所寫）。從廖玉蕙散文中所描寫的生活環境與時代語境，以及從她那頗具個人化色彩的生活經歷的描寫與表現中，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戰后臺灣出生第一代人普遍的心路歷程。

從廖玉蕙的散文中，我們看到在作家的生命成長延續過程中，痛苦與歡欣始終如影隨形。構成她的人生軌跡的，既有痛苦、沖突和迷惘的一面，又有達到一個個人生目標時的感慨、興奮與欣慰。作家個人成長的經歷，有機地融入了臺灣當代社會變遷的軌跡，散文文本中同時蘊蓄著生命意識、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若從狄爾泰的生命美學和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視角來考察，廖玉蕙的散文創作，實際上也是作家在同本人豐富的生命體驗及人類生活自身的一種獨特的“對話”形式。在過去與現在不同時空交織的生活場景中，以“疊印”的方式去制造出一種特殊的散文美學——作家努力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閾限，使得人與現在時空、逝去歲月在生命審美的維度中和諧共在。廖玉蕙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去發覺、記錄“自我”在人生歲月長河中的倒影，在對自我生命的審美觀照中，去追尋心靈深處的喜悅，并叩問人生的終極意義。

二、自出機杼的情感抒發模式

讀者在廖玉蕙的筆下，不僅可以感受到她蓬勃的生命活力，以及她憑借著這種活力所進行的人生努力和拼搏歷程，而且可感知到，這一歷程貫穿著熱愛生命、追尋真善美的情感。她對往事的回憶，并非人物和事件的簡單再現，或是過往的微弱印象與摹本——廖玉蕙在回憶時，總是在重新組接、整合并刷新著往昔的人生閱歷，將它們匯總到創作心理圖式的某個焦點之中。

我們知道，家國情懷、宗族理念等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成為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難以輕易變更的集體無意識，而廖玉蕙亦不例外。她時常在散文中描寫父親、婆婆、丈夫、兒女和學生等，以婉轉細膩而纖毫畢現的筆觸去表現人物神態、舉止，突出人物獨特的個性特征，從而真切而深刻地抒寫出頗具中華文化特色的人間真情，勾勒出作家內心情感生活的漲落變遷、發展糾纏，抑或逆轉中斷之圖景。從中，讀者們感受到的是一位對父母子女盡心親善，對學生仁愛盡責的散文創作主體形象。

廖玉蕙善于通過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生動形象刻畫來寫人，從而使自己的內心情愫化作張弛有度的審美情感，得到淋漓盡致的藝術呈現?！赌腥撕汪~》11一文，寫家人養魚的事情，從生活的一個側面表現丈夫的處事認真與細致，突出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與影響，也寄托了對于丈夫的信賴與深情。在《如果記憶像風》12中，廖玉蕙以母親兼教師的身份，深摯抒寫對兒女的關愛。上中學的女兒性格開朗乖巧，體貼且善解人意，有一次在學校被人打了，也不敢回家告訴父母，“我”為女兒的善良柔弱而尤為心痛，親子至情溢于言表。廖玉蕙還在《你有資格生病嗎？》13一文中描述自己親身經歷的一次看病過程，表達自己對醫院醫護管理人員缺乏職業道德的無奈與憤慨之情。廖玉蕙在發抒自己的情感時，總能夠選擇一個恰如其分的事件來進行藝術加工，二者合拍對應，使自我情感與人生經驗在文本中水乳交融地匯聚——表面上看是在描述事件，實則是在表達作家自己的情思。她以情為經，以事為緯，織就一篇篇敘事性與抒情性俱佳的散文作品。

廖玉蕙的散文創作還有一種頗為獨到的情感表現方式，就是往往能為內在情感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審美意象，以藝術突出、藝術變形等構思方式對意象進行描述和傳達，去表現作家那變化起伏的內心情愫。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可以勾連起童年往事中，對于一個“扭曲的生命”（其丈夫出海罹難的“瘋婦人”）之記憶;14在《鳳凰花開》一文中，鳳凰花開“那教人吃驚的紅卻似乎直燒灼到天邊似的，一發不可收拾”。這般景象聯接著當年和母親一起參加小學畢業典禮的情景，廖玉蕙發自心底深處地感慨“鳳凰花開于我的意義，已不僅生離的惆悵，抑且是死別的吞聲”。15往昔的歲月悄然無聲地消逝，而楊柳、櫻花與紅葉等三個自然意象，勾陳起當年花季少女的青春熱情。在這里，廖玉蕙借助典型的自然意象，凝聚往日情懷，從而呈示出一種獨特的情感存在。

作為教師和學者，廖玉蕙還時常妙解學生們從四面八方拋來的問題，面對情感的、學業的、生活上的種種千奇百怪的“疑難雜癥”，她能以對學生的赤誠師者情懷和拳拳關愛之心給予化解，傳道、授業、解惑，充當學生人生歷程上的“指路燈”。她的散文集《像我這樣的老師》16既是她教學生涯的總結，也是她為人師表的心路歷程的外化產物。此外，在《長廊的腳步聲》17一文中，廖玉蕙記敘一位在精神病療養院的學生想要學習寫作，使“我”牽腸掛肚的故事?！队腊才c不安》18中她還敘述一位學生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想去自殺，由于“我”的真誠關心，挽救了這位學生的生命。深沉而純粹的師生之情，感人至切。此外，廖玉蕙的散文創作還得益于其古典文學學者的身份。她所撰寫的碩士與博士學位論文，分別是關于唐人傳奇《柳毅傳》和清代戲劇《桃花扇》的研究成果。對古典文學的專精研究與多次課堂講授，深刻地影響了她的散文創作。廖玉蕙的研究對象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她的文藝創作，其作品或在內容上有機融入了古典小說、戲劇的情節與人物，或具有類似于唐宋“擬話本”與“話本”的敘事特征，將“故事”娓娓道來，或具有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的情節，或具有生動活潑的戲劇效果。創作與研究兩相宜，彰顯出了“創研相長”的獨特著述風貌。

此外，人倫親情是中華古典散文的傳統題材，也是廖玉蕙散文創作的重要母題，其中最為感人的是描寫父女深情的篇什。例如《我們明年一起去看花》19中寫到“我”的父親“凡事鄭重，輕易不肯馬虎，連打球、下棋、蒔花都無不全力以赴”，將勤奮努力、一絲不茍的原則奉為為人處世的圭臬。然而父親年邁多病，看到“父親穿著麻紗衫褲，褲管在風中飄飄若揭，里面竟是渾然無物，他佝僂的背影及氣若游絲的對答，幾度招得我雙眼發熱，淚眼模糊”。廖玉蕙以女兒之眼凝望父親，活畫出父親的真實形象，足見出父女情真與情深。她回顧父親的一生“充滿了小市民知足強韌的迤邐華彩，繽紛熱鬧”，20而當“繁華散盡”之時，心底充盈著的是無盡的悲傷！廖玉蕙那充分浸潤著深厚情感的文字，如涓涓細流，沁人心田，是對中華民族傳統孝親觀念的詩意演繹。而在拉開了一定的時空距離之后，她痛定思痛，再來追念父親生前的種種情狀。含蓄蘊藉的文本中更顯示出語言文字與藝術情感之間顯著的美學張力。

讀廖玉蕙的親情散文，很容易令讀者聯想到臺灣親情書寫的其他好手——琦君、簡媜、張曉風、龍應臺等女性散文家。琦君的《髻》中對于養育自己成長的母親的深情描摹;簡媜的《四月裂帛》中對于自己珍愛之人那充溢著柔情的傾訴;張曉風的《步上紅毯的那一端》對于夫妻情愛的期許與堅守;龍應臺的《目送》、《親愛的安德烈》等篇目中對母子、父女背影的深情目送，均堪稱散文佳構。誠然，廖玉蕙也是擅長親情書寫的作家，卻有著自身獨到的思想藝術特色。如《繁華散盡》一文描摹女兒對父親的摯愛和父母之間相濡以沫的深情，呈現特有的生命智慧與人文經驗，臺灣詩人、文學批評家吳晟稱之為“經典之作”。廖玉蕙翻閱著父親昔時的照片，“在一本本的相簿中，父親一逕地以他招牌的笑容光燦地面對鏡頭。從年輕到年老，從紅顏到白發，從山巔到海隅，從打球到下棋，從加州的水綠沙暄，到北海道的冰雪滿地，從人子到人父，甚至人祖……他總是那般興高采烈地擁抱生活”。21睹物思人，情感濃郁，力透紙背，令人讀之尤為動容。

在臺灣學界，有不少研究廖玉蕙親情散文的成果，如呂靜娟認為：“廖玉蕙無疑是臺灣當代文壇書寫親情的能手，以兼具詼諧與感性的獨特風格、極富戲劇張力的情節安排及生動對話，為親情散文開創了豐富的書寫樣貌”。22誠然，廖玉蕙以豐富的人生歷練，拓展了讀者的生命視野，記載她生活周邊的人所演出的一出出生命的悲喜劇。她并且以繪美之筆，寫有情人生，寫作家自己的感情積累，寫家人溫馨的親情，抒發親情、友情、師生之情，情感豐富而深邃，心思綿密而悠遠。

廖玉蕙散文中的情感表達，是深摯而噴薄的詩情對文筆的深度滲透與浸染。她把自己內在的心境、情緒與某種外在的情景、事件或某種意象融合在一起，產生一種“廖式”情調或氛圍，從而使內心對親人、學生的那種情感得到釋放，或者有所寄托，融合了作家無意識深層的情感生活體驗。它就像是一個能夠放射出強烈磁力的磁體，足以“煽動”和激發讀者幽微的情思，從而被其強大的“情感磁場”所磁化。

三、激濁揚清的淑世意識

廖玉蕙以敏慧多思的心靈面對蒼生，體察世間萬物，對人生與世界有著善良純潔的愿望和真誠懇摯的期許。然而在消費主義與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時代，蕓蕓眾生易在患得患失和個人私欲中迷失自己。正是有感于此，廖玉蕙對社會的病態一角和人性的丑陋陰暗面常帶有個人睿智的反思與辛辣的嘲諷，傳達出對臺灣這片土地的深沉熱愛。她筆下精心描述人間的許多故事，如《讓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當高天民遇到陳進興》等篇目往往涉及引人矚目的歷史脈動與社會文化議題，頗具時空現場感，讓人從中獲得豐富的人生經驗，催發讀者的回憶、沉思與警醒，從而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彰顯了文藝創作的“人民性”美學特質。

廖玉蕙“聚焦在揭露人性、世情的復雜、荒謬性的散文作品及關注教育、社會議題的篇章，深化了她的散文題材，使她的散文在反映時代的社會性價值中走出書寫自我的狹窄格局”，23而這也使她在文本中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由“小我”轉向了“大我”。構成廖玉蕙散文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揭示社會深層的“金錢至上”意識對于民眾精神的毒害。對于社會風氣的敗壞，她不僅是在自我情感世界的表達與開拓方面達到一定的深度，而且對普適的、社會心理方面的考察與表現，也達到了相當的深度。例如《吃葡萄》一文，以一個有趣的話題來考問人們：“你是怎么吃葡萄的，從大的還是小的吃起？”24從中觀察人們回答問題時的疑慮與猜忌，從而發掘并呈示出人性的自私通則。

隨著社會政經體制演變和機器化生產規模的發展，臺灣的社會現代化演進過程呈現出一些弊端，如治安混亂，犯罪分子持槍搶劫殺人的案件時有發生。電視媒體記者能否給予及時真實的報道，這是一個值得引起社會充分注意的現象。廖玉蕙對當時轟動全臺灣島的圍捕殺人犯高天民和陳進興的事件給予密切“追蹤”，她對臺灣媒體記者捕風捉影、聞風起舞的報道過程進行逼肖的描繪與深刻的批評。25與中國近代以降其他眾多正直的知識分子一樣，廖玉蕙關切世事，介入公共領域，用她的筆仗義執言，公正評判，成為社會事務的參與者和行動者。

縱觀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現代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憂患意識和入世情懷，與古代士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傳統是一脈相承的?！拔逅摹睍r期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魯迅、胡適和郭沫若等，本身都是名重一時的學者，但他們都主張知識分子眼光向外轉，走出書齋，關心時政，投身社會。時空流轉，臺灣當代的知識分子殷海光、林毓生、陳映真、柏楊、龍應臺等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擔當，也鮮明地彰顯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的熱忱關注和批判精神。作為知識者參與社會的方式，廖玉蕙對臺灣社會的這種關注的熱忱和批判態度，是建立在強烈的道德責任意識和勇敢的擔當感之上的。她身上所體現出的這種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悲憫情懷和自我期許，鮮明地體現在她對臺灣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和針砭上。廖玉蕙從追求真善美的思想立場出發，真實準確地再現了臺灣社會的種種怪現狀，力圖為社會“把脈”、“開藥方”?！洞蠹覙?？大家瘋？》26一文中，她辛辣地諷刺了風靡臺灣的瘋狂彩票熱：“城里紅著眼下賭注的男男女女，城外白著臉神魂俱奪的老老少少，其實是大家一起瘋”，“精神病院人滿為患”，“菜市場、大街上、美容院，到處都洋溢著一股光怪陸離的氣息”，具體而傳神地刻畫出臺灣社會為金錢瘋狂的眾生相。憑借著她對社會病態、民眾疾苦的敏銳感受，她密切關注著臺灣社會的現實問題：房屋拆建、道路拓寬的混亂場面;購房人的無奈、賣房人的欺詐;醫療界的種種弊端等，均用呼之欲出的藝術形象鮮明生動地刻畫出來。她懷著強烈的入世情感所揭示的種種社會怪現狀，都是人們日常熟悉、司空見慣，并與道德相關的社會現實。面對著變得頹敗、躁動、郁結的臺北都市，廖玉蕙感嘆：“冷漠是現代人的標幟”，27并認為“只有彼此溫柔對待，才能治療現代人的冷漠，平息無謂的紛爭，對人間的善意重拾信心”。28由此，旗幟明晰地彰顯出深刻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悲天憫人的博大胸襟。

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是，廖玉蕙的淑世意識，總是善于借助“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藝術表現。揭示社會荒謬，表現浮生世態，把那些現實生活中原本處于自在狀態的事件，組織整理成一系列故事情節，注意安排文本起訖始末間的內在線索和外形結構，通俗而曲折，引人入勝，能夠充分吸引善于鑒賞故事情節的讀者群。例如《當微風與陽光私語》29一文，記述當年在艱險的山壁上流血流汗修筑公路的筑路人，重回舊地舉辦祭祀典禮，“曾經的手腳麻利，換成了今日的步履蹣跚;昔日的飛揚果決，變成了如今的囁嚅踟躕?！被赝麣v史，重現了臺灣1950年代那悲壯迤邐的一頁，讀之令人心生悲憫之情?！蹲屛艺f個故事給你們聽》30一文中，廖玉蕙按照事件發展的進程，敘述自己陪母親到醫院看病，被某醫生以“說故事”、“打啞謎”姿態進行刁難和揶揄時的種種疑惑和無奈遭遇?！兑粭l道路的拓寬》31中，她批評耗費民脂民膏，破肚剖腸般幾經折騰的道路改造工程?！洞笳煞蚝位紵o屋》32一文則敘述了“我”和家人籌劃買房子時，屢屢乘興而去卻元氣大傷、“鎩羽而歸”。作者通過一家人尷尬困窘的親身經歷，揭露了房地產商與銀行“商商勾結”，唯利是圖，踐踏消費者尊嚴和利益的丑惡嘴臉。廖玉蕙在上述文本中，以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視角，目睹社會之怪現狀，將光怪陸離事件背后暗藏的社會文化因子及其價值觀念和盤托出。由此，突出了作家的主觀感受和審美體驗，演化成雅俗共賞的散文佳構，針砭時弊，入木三分，力透紙背，直擊人心，體現出當代知識分子那種激濁揚清的社會參與意識與家國意氣。

廖玉蕙在臺灣當代多元文化的語境中，將其對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等各個層面的反思訴諸筆墨。有別于龍應臺切近社會大事的題材和犀利批判的直言風格，廖玉蕙更傾向于“貼近日常生活的題材、溫婉幽默諷刺的風格及說故事的筆法”;廖玉蕙的文章主調多“幽默感性”，而龍應臺文則多“犀利理性”。33的確，龍應臺身上帶有湖南女子的“辣勁兒”——敢想敢說、敢拼敢闖，其文化活動在海內外的華人圈子里，都有較顯著的影響力。其早期以《野火集》34為代表的社會批判題材作品，高調介入了社會深層結構，進行較深刻的文化反思與文明批判。那么，廖玉蕙和龍應臺的社會反思題材之創作，何以呈現出迥異于臺灣一般女作家長于“大時代，小兒女”題材的風貌？事實上，她們的身上均體現出類似于傳統的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精神和社會擔當意識，庶幾契合于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35的“三不朽說”之旨。然而，若從作家成長年代的歷史文化語境來看，或許能找到她們二人社會歷史題材創作的更為直接的精神資源。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臺灣，胡適、梁實秋、林語堂等祖國大陸“五四”時期以降知識分子體現自由主義精神的小品文與雜文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從理論思潮和創作實績雙重層面看，“自由的文學”以“五四”式的反權威姿態，有力地沖擊了國民黨當局意識形態鉗制下僵化的官方文藝政策;“人的文學”則承傳“五四文學”之精神資源，逐漸形塑了當代臺灣追尋真善美的理想人格境界、關切社會民生議題的人文主義文學傳統。36長期浸淫其中，廖玉蕙和龍應臺不可能不受到自由主義文藝思潮潛移默化的影響。繼之而起的，是殷海光、林毓生、陳映真等具有“五四之子”37特征的文化人群體。他們心懷蒼生疾苦、關切社會公正、體察世道人心、敢于仗義執言的人道主義淑世意識，具有某種示范和激勵的現實意義。他們那鮮明的文化姿態對廖玉蕙和龍應臺的思想結構與創作心理也具有顯著影響。

誠如陳占彪所指出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身份體認、責任擔當都離不開此前若干時代的知識分子觀的滋潤和借鑒。無論是前現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后現代社會，知識分子那種激濁揚清的書生意氣和拍案而起的無畏勇氣始終是后世知識分子的一份珍貴的理論資源和人格示范，歷千年而不改?！?8若以此考察廖玉蕙和早期龍應臺的創作，則可看到臺灣當代知識分子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那種與社會文化陰暗面和腐朽因子勢同水火的批判精神的傳承與賡續。她們以文學話語作為有力武器，憑借自身擁有的知識資源與文化發聲權，在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對當代物欲泛濫、精神萎頓和玩物尚志的社會風氣進行著痛切反思和文明批判。由此，她們將文學的精神觸角朝著社會公共領域的縱深方向延伸，呼喚完滿人性、淳厚人情和公平秩序的復歸，為社會良知和正義大聲疾呼，具有顯著而深遠的社會影響。

結語

廖玉蕙散文的書寫主題由個體的成長體驗、人際的真摯情感，逐步拓展到了公共領域的社會關懷。她的散文作品匯聚人間深情，針砭社會弊病，以兼善敘事與抒情的文筆建構其思想藝術世界，在1990年代以來的臺灣文化界獲得了廣泛好評。

廖玉蕙通過對自我人生充滿智慧的回顧和梳理，對人間情感的真切抒寫，對社會人心的深刻揭露與善意期待，以自己的生花妙筆訴說深摯的個人情懷。創作主體的心靈觸角對外在世界的觀察、感悟與思索，在本質上是抒情的，此四者之間組合交融，有助于人們更深刻地理解當代臺灣民眾的思想活動和精神追求，并更真切地認識臺灣社會的歷史演進道路與現實特質。

總而言之，廖玉蕙以妻子、母親、教師和作家等多重身份從事文學創作，多年來筆耕不輟。其散文文本具有不尚奇巧雕琢的藝術風格，充盈著不喜華麗工筆的深情厚意，亦折射出作家本人篤厚質樸、幽默樂觀的人格特質。廖玉蕙從歷盡艱辛的青少年成長體驗，到為人師表、探求新知，再到關注民生社會，履行公共關懷的職責，一路走來，始終貫穿具有中華知識分子鮮明烙印的深沉淑世情懷。由此，廖玉蕙在1990年代以降的臺灣散文史版圖中，已占據了獨異而顯要的一席之地。

① 據筆者所掌握資料，中國大陸專研廖玉蕙的成果為數較少。其中學位論文有一篇：曹小妹《廖玉蕙散文創作論》，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期刊論文有三篇：張小燕《記憶·角色·哲理——對廖玉蕙散文的一種解讀》，《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6期;曹小妹《用心寫作日常生活中的天大地大——廖玉蕙散文創作初探》，《青年文學家》2009年第16期;司方維：《以簡單之心敘寫紫陌紅塵——評廖玉蕙散文集〈在碧綠的夏色里〉》，《名作欣賞》2016年第30期。

② 陳義芝：《推薦廖玉蕙》，參見廖玉蕙著，陳義芝主編《廖玉蕙精選集》，臺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③ 許俊雅：《高貴而溫柔的心靈圖像——讀〈廖玉蕙精選集〉》，陳義芝主編《廖玉蕙精選集》，臺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④ [德]馬丁·海德格爾：《荷爾德林和詩的本質》，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24頁。

⑤⑦⑧⑩111213151718192021242526272829303132 廖玉蕙：《廖玉蕙精選集》，九歌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頁，第36頁，第55-56頁，第91-92頁，第120-127頁，第138-150頁，第294-306頁，第65-68頁，第177-187頁，第166-176頁，第95-106頁，第119頁，第119頁，第226頁，第233-241頁，第251-260頁，第289頁，第292-293頁，第227-232頁，第275-283頁，第242-250頁，第261-274頁。

⑥ 此處論述，參考了羅鋼的專著《敘事學導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8頁。

⑨ 廖玉蕙：《那年春天》，《對荒謬微笑》，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版，第3-10頁。

14 廖玉蕙：《流年暗中偷換》，張曉風主編《廖玉蕙人生情感散文》，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頁。

16 廖玉蕙：《像我這樣的老師》（散文集），九歌出版社2004年版。

22 呂靜娟：《廖玉蕙散文之親情主題研究》，臺灣高雄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第136頁。

23 江育慈：《廖玉蕙及其散文研究》，臺灣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第121頁。

33 劉英華：《廖玉蕙、龍應臺社會關懷散文研究》，淡江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5頁。

34 龍應臺的雜文集《野火集》于1985年12月由臺北圓神出版社初次出版，旋即迅速風靡全臺，受眾數量巨大，在文化場域中形成了一股“龍應臺旋風”?！兑盎鸺芬惨蚱漉r明的淑世意識和反思精神，而成為對1980年代臺灣社會文化思潮演進具有顯著推動作用的書籍之一。

35 原句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語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郭丹，程小青，李彬源澤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328頁。

36 此處論述，參考了朱雙一、張羽合著《海峽兩岸新文學思潮的淵源和比較》（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相關內容，并有所發揮。特此致謝。

37 殷海光本人深受“五四”新文化之影響，并多次公開撰文自稱為“五四之子”（參見《殷海光全集》，臺北：桂冠出版社1990年版）;林毓生在《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二版二刷）等著作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價值及其“創造性轉化”，均有專注而精深的研究;陳映真則從文藝觀念、批判性思維模式到創作藝術風格都深受魯迅的影響（參見《陳映真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被兩岸文化界公認為當代“臺灣的魯迅”。

38 陳占彪：《五四知識分子的淑世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2頁。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