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場對“啟蒙者”的反思和祛魅

劉亞群

摘 要：虹影的《K—英國情人》因在其設置的神秘東方文化背景下，文本表征呈現了一段具有跨國戀色彩的通奸故事，而使得跨文化、東西方文化沖突一度為這部小說打上了鮮明的文化烙印。據此，過往的研究往往過于關注小說文本的跨文化發生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海外跨文化創作背景，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聚焦小說發生的時代背景以及男女主人公文化身份的深層含義。圍繞“啟蒙”話題，虹影站在五四運動過去將近一個世紀和歐洲啟蒙運動過去兩個多世紀的歷史時間線上，立身具有世界眼光的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格局之中，以這個具有悲劇色彩和神秘主義意味的跨文化兩性越軌情事回溯和重塑這段歷史的同時，嵌入對“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全新認知和思考，達成新世紀海外作家繼《傷逝》之后，對啟蒙話題的再度關注和啟蒙遺產的再度重審。

關鍵詞：虹影;《K—英國情人》;啟蒙者;被啟蒙者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1）3-0055-08

一、導論：歷史錯位下的世界性相遇

眾所周知，《K—英國情人》是依據新月派女作家凌淑華和布魯姆斯伯里二代成員朱利安·貝爾的一段跨國戀情而進行的文學創作，是一部基于“史料記載的真實故事基礎上虛構而成的小說”。①圍繞著英國布魯姆斯伯里和中國新月社中西方兩個文化圈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邂逅，這樣一部介于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國際版“革命加戀愛”故事②在虹影眼中重點似乎不在于愛情，她曾明確表示“我的出發點在于，當時中國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樣的關系？”③因此，想要深入地透析《K—英國情人》以及作家的創作意圖，就不能撇開原有真實故事的人物原型，就不得不結合“當時”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

五四運動從文化革命的意義上來說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啟蒙運動，二者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暗贸鲞@一觀點是基于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在五四運動中的盛行”，東西方啟蒙者都“懷疑在自己看來未經證實的一切。他們的歷史使命是掙出舊習俗的束縛，重塑人的觀念與情感，打破傳統，開放思想以利變革”。④然而，與西方啟蒙運動不同的是，它同時也是一場政治性愛國運動，救國與啟蒙的雙重歷史任務使得它在民族主義與文化批判之間存有沖突，也正是因此，在思想和文化“啟蒙”的問題上，他們表現得比西方啟蒙先驅更為迫切、實際和輕率?？档聦ⅰ皢⒚伞苯忉尀閺淖诮探塘x的束縛中解放自我，是基于西方長期的理性探索，而這場中國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們并不具備長期理性探索的傳統，僅僅秉持著“拿來主義”精神就匆匆將西方的“先進”思想觀念引入中國，來不及理性思考就與根深蒂固的在數千年家族權威專制下造成的“自我壓抑習性”宣戰。⑤

就產生于西方歷史中的“啟蒙”概念而言，其核心理念囊括了理性、科學、進步觀、自由、個人主義、人性一致等內容。⑥五四的啟蒙先驅所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在將近代自洋務運動以來開啟的“西學東漸”推向新高潮的同時，國學等傳統文化的優越性面臨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沖擊，受到質疑。求助于西方的理性批判，新文化運動得以顯示了一種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反傳統姿態。然而，新文化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之間存在著150年的差距，羅素曾指出，歷史經驗的斷裂吊詭地使得，在中國急切地甚至急功近利地想要實現現代性的時候，歐洲社會因為現代性弊端的日益凸顯而正希冀尋求擺脫它的方法。⑦

新月派積極吸收了布魯姆斯伯里等美英現代自由主義、改良主義思想，是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文人團體之一，延續和承繼了其強調個人本位的現代個體主義精神。⑧“我們都信仰‘思想自由，我們都主張‘言論出版自由，我們都保持‘容忍的態度，我們都喜歡穩健的合乎理性的學說”⑨。然而，歷史發展階段的錯位使得以時代啟蒙者姿態出現的新月派，在認同五四新文化和英美文化傳統的同時，對傳統文化依舊有著深厚的情感和歸附趨向，追求一種向中庸靠攏帶有古典美學理想的“東方主義”文化觀?！拔覑壑袊纫蛩怯兴欠N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東方的文化是絕對地美的，是韻雅的……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雹庑略屡蓪鹘y文化的肯定與新文化運動對舊道德、舊思想的否定形成強烈反差，凸顯了作為“啟蒙者”隊伍自身思想的含混性和復雜性。在西方以布魯姆斯伯里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團體關注深陷“現代性”荒原之中的人性異化問題時，五四“啟蒙者”所倡導的個性解放著重厘清的還是與“前現代”的糾纏。在這樣一種時代大環境錯位的歷史語境中，虹影《K-英國情人》中閔和裘利安情事的鋪展正與這一歷史時間線上的錯位暗合。

二、心理錯位下的顛覆性解讀

不論小說還是現實，如果說整個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即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和新月社的“邂逅”都暗含著一段歷史的錯位，那么，《K—英國情人》中男女主人公則在相遇后，由于歷史的錯位而不乏暗含著某些兩性心理的錯位。過往的研究基本上一致認為這場跨國戀的展開是起因于女主人公閔的主動勾引，如有學者曾將這段偷情故事看作是主人公閔一種“勾引的藝術，藝術性的勾引”，把閔細膩紅暈的臉、微微突出的唇以及穿著“極其貼身、分叉到腿，把她的全身的曲線都顯了出來”撿起掉在地板上餐巾等體貌描寫，看作是這段情事透露出一種詩情畫意的“勾引的過程”。11還有學者認為男主人公裘利安“面對閔女士高超的勾引技術不過是驚詫”，“隨后則是接受和享用”。12然而，在小說文本細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場通奸故事發生的起因恐怕不是這樣簡單。之所以會得出上述的結論，除開狹隘的男性中心主義文學批評觀影響以外，研究者更忽視了對閔這個人物形象的心理分析。

小說中的裘利安與閔相遇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青島。這個時間距離五四已經過去了十幾個年頭。虹影按照人物原型，為閔設定了知識分子的“啟蒙者”形象，大學系主任的妻子、詩人、文學刊物《青島雜志》的編輯?？梢韵胂?，這樣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閔，定是從那個激烈倡導個性解放的五四年代中走來的新女性。只是，此時的閔不僅人到中年，也已為人妻，發型上漸趨保守暗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微妙變化，她“十八年前剪過短發，那是引導潮流、女性解放的象征?，F在卻寧肯傳統發式，梳起來只是幾分鐘，利落，也算返璞歸真?！?3初次見面的閔“與大多數在座者一樣，她戴著一副眼鏡，文靜嫻雅的女知識分子，一見他就比其他人顯得高興，使他覺得自己是貴賓：會當夫人的角色?！?4在她以系主任夫人的身份招待裘利安并用英語做了自我介紹后，裘利安的反應是“她的異國口音聽起來很舒服，有點模糊，但就是不清楚聽了舒服”15。閔的神秘的東方“他者”形象，從一開始就令裘里安耳目一新。在接下來的宴席中，裘利安發現在座的中國教授不但對英國知識界非常了解，是他所在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國弟子，還仿照他們組了一個類似的圈子“新月社”。這雖然讓裘利安覺得親近舒適，然而西方人的優越感使得他依舊傲慢地在心里認為“他們不能與布魯姆斯伯里比……恢復了居高臨下觀察的優勢心理?！?6然而，面對這個代表西方強勢文化的外國客人，閔在給予應有關照之外，并無怯懦，更沒有故意接近。前者可以從閔充滿自信地對中國畫講究空白和寫意的理論介紹上看出來，“她解釋，中國畫，真正好筆墨，必須講究畫盡意在……她說元代有位畫家，只有幾點云在遠山，近處稀稀疏疏三四棵樹，整幅畫大半是空白——此人畫品清絕人寰”，17后者可以從閔明知徐詩人是跟裘利安如同父子的羅杰的得意門生，卻在席間絲毫沒有提及，是裘利安推測出來的結論這一點可以看出：“（徐詩人）和今晚的系主任夫人閔，似乎交情極深，他感覺得出來?！?8之后，在閔受系主任丈夫所托帶裘利安去上課地點之后，裘利安趁機向她示好并索要詩稿，閔此時的口吻是挑釁的，“你想看我的‘自傳，還是想我看你的‘自傳？”19閔這種妥善不逾矩的待客之道和略帶攻擊性的性格特征，加上中西方審美和文化的差異，令這個打小就沐浴著西方自由主義的裘利安越發好奇。閔/東方/女性越是禮貌有加、舉止得體，裘利安/西方/男性的好奇心和征服意識就越發強烈，“她那完美無缺的禮貌，已經使他恨透了，他想搗亂的沖動冒出來”20。于是，在好奇和征服意識的驅使下，裘利安開始了他以男性中心主義出發點第一次挑逗/挑釁，即主動問及她與丈夫鄭的兩性私生活。閔本能反應是“發脾氣了”，“平白遭到侮辱”，她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臉上開始冒汗”。此時，虹影對閔的外貌描寫是“紅暈使她的臉顯得非常細膩，而她一生氣，嘴唇微微突出，好像有意在引誘一個吻……在窘迫中，閔站起來，去取掉在地板上的餐巾。他突然又注意到閔的打扮，一身粉白色絲緞旗袍，領口不高，卻鑲滾邊，空心扣。不像校園里女生直筒式旗袍，而是極其貼身，分叉到腿，把她全身的曲線都顯了出來。髻上插了三朵青白寶石的發針、不可思議?！遍h的尷尬和窘迫不但沒能讓這位異國的客人有所收斂，反倒再次激起了裘利安征服的欲望，“這次非把她從她的體面里給轟出來……他不顧閔明顯的抗議，回到老題目上”。遭到第二次挑逗/挑釁的閔，她的反應是變得“惶惑”，“難以置信”以及“害羞地低著頭”，而裘利安卻在他引以為豪的反維多利亞道德主義的開放式家庭性關系的敘述中，“越說越得意”。21

虹影的這些描寫，如果就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來說，從裘利安的男性視角出發，閔的東方體貌特征以及窘迫的表情動作確實可能引發男性的性幻想，在不自覺中構成一種審美視覺上的“勾引”。然而，小說中絲毫沒有提及著開叉旗袍待客是閔為了“勾引”裘利安而精心準備的，“20世紀30年代，旗袍已經取代上衣下裙而成為中國女性的主要服裝品類?！睕r且，“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褲的記載外，其時尚主流基本為旗袍內不著可能外露的裙及長褲，而是配穿合體的襪，甚至不著襪而裸露小腿?！?2服飾尚不是故意為之，紅暈的臉、突出的唇這些正常的外貌特征就更談不上是閔“故意”準備的了。從第二性的角度上來說，女性在“看”與“被看”的觀看之道中，往往居于“被看”的位置，成為男性主體眼中的第二性“他者”。然而，站在文學研究的角度，這種把女性原本的樣貌和正常不過的動作也認作是閔的主動勾引，不得不說這樣的說法不僅無視隱含作者的真實態度，其中所流露出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更是一種學術判斷的失衡。

因此，回到小說細節，如果一定要說是誰勾引誰，作為男性主體的裘利安的言行舉止似乎更加具有“勾引”的意味，對他諸如“非把她從她的體面里給轟出來”的心理描寫也更加符合某種“勾引”的動機。然而，吊詭的是，當裘利安主動親吻閔的時候，閔“只是稍微掙扎了兩下，卻沒有任何抗議，就無助地被他抱在胸前?！?3有學者據此將閔所表現出來的主動性看作是主體自身的迷失。西方男性裘利安目光審視之下的東方女性閔在西方話語霸權中心主義的語境下，自甘淪為迎合其獵奇趣味的他者，并認為是閔身上中國幾千年封建體制下形成的“固有奴性”，使得她在面對西方人的傲慢和輕視時不做任何反抗。24然而，如若我們進行文本細讀，結合閔的文化身份和性格特征，閔此前的“憤怒”突然轉化為此時的“順服”，就很難不令人感到疑惑和蹊蹺。

五四發生之時，西方世界以尼采為首早就意識到了現代性弊端，宣稱要塑造“超人”以拒斥虛偽的“道德”。面對傳統節烈觀針對女性的性道德禁錮，中國的啟蒙先驅們努力想要把她們從封建倫理道德的束縛中解救出來。胡適在《貞操問題》中斥責貞操論、烈女論為“忍心害理”，大膽提出“夫妻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即沒有貞操可說?！?5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把女子守節貶斥為“畸形道德”，“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更“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于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26五四啟蒙先驅對傳統節烈觀的抨擊與其渴望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訴求一致，基于的是一種對“現代性”的召喚;而裘利安所隸屬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倡導的開放式性自由，是一種類似尼采式的反道德，基于的是一種對“現代性”弊端的反抗和批判，“從本質上講，裘利安是個在英格蘭鄉村綠野中長大的孩子，一向不喜歡城市……她一開始寫詩，就拒絕艾略特和龐德式的‘現代性?！?7這種由社會發展階段不平等而帶來的精神意識的斷層，深刻導向的其實是一種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錯位。

結合新月派誕生的時代狀貌和社會基礎來說，它崛起于五四新文化相當普及、成熟，且已處于反思和守成階段的二三十年代之交，本質上傾向于和諧、中庸，既堅持新文化基礎上新道德規范，又與鼓吹回歸舊文化傳統的守舊派文化力量有原則的區別。五四因救國的時代重擔使得知識分子們沒有足夠閑暇踐行個性解放和人格自鑄，而具備紳士文化取向的新月派則格外注重人格尊嚴與獨立。28閔作為新月派的成員，歷經五四的思想啟蒙，必然對傳統道德倫理中的節烈觀持批判態度，并有著一定的僭越女奴文化、追求個性解放特別是平等的性意識觀的主體自覺。如果說閔與丈夫鄭在兩性上的不和諧，“房事不僅少，而且似乎走過場”29，是她沖破禁忌的內因，那么，裘利安的一再“挑釁”則是閔試圖顛覆傳統兩性之間的權力關系結構，完成由欲望的客體到欲望的主體二者之間轉換的外因。如前文所析，閔的言行都顯現出她剛烈、敢于應對挑釁、不卑不亢的性格特征。面對帶有強烈西方文化優越感、大談特談性自由的裘利安，新月派對于東方傳統文化的自信從側面激發了閔一比高下的征服欲?！棒美猜犻h這一大套，幾乎全不懂，而以前她談中國新文學、新文化時，他全懂”，在房中術面前裘利安很快敗下陣來，清醒地發現“這個在他懷里快樂地蜷縮成一團的肉體，明顯只是喜歡他的性，拿他做性工具，沒有復雜的連帶問題”。30正是在文化征服欲的基礎上，閔再次出現時著裝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帶了翡翠手鐲，“褲口開得大，上衣很短，緊身……似乎是有意打扮好來的……他沒想到閔竟這么有意打扮給他看，而他真的看著了迷?！?1此時文中出現的兩個“有意”，明顯流露出隱含作者對閔此前故意勾引裘利安的否定態度。即便在她憑借房中術震懾了裘利安之后，在談及古代青銅鼎煉制法時，閔的口吻是“她挑戰地問他：你愿跳進溶化的金屬中去嗎？愿和我一起跳入求死的火中去配陰合陽，敢嗎？”一個“挑戰”，一聲“敢嗎？”把閔剛烈、好勝的性格完美刻畫?；诖?，有學者所認為的閔在之后的北京之行中穿旗袍，帶裘利安看京劇，游故宮、長城、十三陵等“迎合”舉動，體現了閔“在西方建構的這種等級秩序中甘愿成為一個順民”32的結論恐怕便難以成立。閔的“有意”迎合，恰恰基于一種想要借助東方傳統文化達成與西方強勢文化的分庭抗禮甚至征服的文化心理?！坝稀笔羌?，“挑戰”為真。然而，閔的所有這些舉動在裘利安眼中卻被認作是“真正達到布魯姆斯伯里自由精神境界”33，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錯位隨著偷情的結束被推向高潮。

三、身份錯位下含混的“啟蒙者”

“西方文化幾乎毫無例外地將東方和性編織在一起，不斷凝結出對于東方他者的各種性別母題，因此‘東方的性像大眾文化中其他類型的商品一樣被標準化了，其結果是讀者和作家們不必前往東方就可以得到它?！?4西方與東方因為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長期處于主體與他者的不平等位置。擁有海外創作背景的華文作家在進行華文文學創作時，因著創作環境的相對寬松、書寫視域的擴展以及寫作視線從國內相對拉開，使得他們的跨文化寫作更加側重于以東方主義的視角承擔起逆寫西方話語霸權的歷史任務。而虹影又十分擅長從性別經驗的角度在中西方文化的問題上精準地切開道道口子?！俺ｑv英倫的特殊經歷使得虹影能夠直面國人諱忌莫談而西人卻習以為常的性別母題，而她在英國文化的散居身份也使其能夠呈現西人無法想象而國人卻不愿涉及的書寫視角?！?5然而，《K—英國情人》除開大膽涉及諱忌莫深的性別話題，從對啟蒙問題的反思角度上來看，它也是新世紀眾多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中極具代表性的一部。被放置在海外華文文學創作之中的《K—英國情人》，自然也就在對五四啟蒙問題反思傳統的繼承和延續上，在東方眼光之外，匯入了一股不同的、看似是“反東方主義”的別樣視角。

在虹影筆下，閔一改傳統道德和倫理意義上在男性權威和道德禁忌下淪為被壓抑的欲望客體、只能被迫等待男性主體選擇、被動接受性/愛的女性形象，被塑造成不依附于男性主體、不甘墨守成規、敢于打破傳統道德倫理禁忌、具有獨立和自覺的對性操控和主動選擇權的欲望主體。這種主客體位置之間的翻轉、主動和被動關系上的轉換，男女中心主義意識上的革新，顯然是作家植入“女性中心主義”意識一種有意識的嘗試。36閔在道家房中術的修煉之下具備了某種超越世俗的“神性”特質，成為了人類原始本能和欲望的象征，然而，她畢竟是人不是神。她將自身關于性欲和愛欲全部投射到裘利安身上之后，漸漸在這份情愛糾葛中淪陷。閔與裘利安在自身不可知的欲望面前互為鏡像，互相映照出靈魂深處失意迷茫的自我。人類面對自身不可知的欲望，面對人性的諸多缺點和弱點，究竟該如何自處，這是虹影小說在人類學以及哲學層面上對人類靈魂的終極叩問。

在裘利安與閔兩性關系的解讀上，有學者指出，閔之死的故事結局是“虹影親手摧毀自己建構起的女性主題的一次文本表征”，與原先文本試圖以突出女性與東方形象來建構這二者話語霸權中心地位的企圖不符，造成了一種“反東方主義”式的自我解構書寫效果。37然而，如若我們從啟蒙的角度上來看待閔之死，這樣的解構被看作是某種“細節上的一些疏漏”恐怕過于簡單，它其實有著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

對布魯姆斯伯里團體來說，康德所稱的未完成的啟蒙工程是其終極價值認同所在，體現了這一文化團體的核心思想理念。38閔和鄭原本是中國社會中引領時代變幻的知識分子，他們在中國社會環境中完成了從接受了西方啟蒙的“被啟蒙者”到啟蒙國人的“啟蒙者”身份的轉變。然而，于時代轉型中倉促被啟蒙的“啟蒙者”身上必然烙有啟蒙的不徹底性和時代的局限性?！艾F代性”不徹底的閔/女性/東方為裘利安/男性/西方自以為是地充當“二次啟蒙”的“啟蒙者”，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啟蒙的內容在小說中表現為裘利安向閔介紹布魯姆斯伯里自由無忌性關系，閔的“不徹底性”表現為她本能反應的害羞和局促不安，“她的手沒有擱的地方，兩只手互相緊握在一起，擱在腿上也不是，放在桌上也不是”39。然而，淪為“被啟蒙者”的閔/東方卻借助傳統文化反過來為裘利安/西方呈現了一場帶有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文化盛宴，這在小說中主要表現為閔對房中術的操控。房中術給予自負地認為自己性經驗豐富的裘利安以東方式的“性啟蒙”，從而完成閔由“被啟蒙者”到“啟蒙者”的身份改寫和位置轉換。房中術代表的東方文化不但令原先自信滿滿且居高臨下的“啟蒙者”嘆為觀止，甚至開始懷疑和動搖自身立場，“他想，你們英國老牌自由主義者，終將被取而代之，你們敢為自由主義而同性戀，或反戰。我們新的自由主義者敢嘗試，甚至學會東方房中術”，“他真沒有什么可以在閔面前傲慢的地方？哪一項不比他強？”40這就顛覆了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原有位次，將二者的位置帶向某種含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K—英國情人》中裘利安形象的塑造，不僅是對五四時期諸如魯迅《傷逝》等開創的關于啟蒙者自身批判和反思傳統的再度延續，同時，閔之死也是新時期海外華文文學中對五四之后啟蒙并不徹底的“被啟蒙者”所可能遭遇困境的深刻警醒。

西方文化主義策略導致了第三世界民族文化傳統和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閔的兩面性使得“她以西方式的‘先鋒姿態進入這場愛情，卻無法為骨子里根植的東方傳統愛情觀念‘免俗?！?1最終，以應戰和反叛的姿態出發的“性啟蒙者”閔在反抗中不知不覺自我淪陷，“閔直截了當地提出私奔，去香港，去英國，去美國……她受不了這種偷偷摸摸，受不了一個小時的歡娛，她要更多小時?！?2而經不住西方的“勾引”之下的“反啟蒙”，試圖以自身的“特殊性”對抗啟蒙，這樣的姿態最終必然兩敗俱傷。在東方自我啟蒙尚未完成的現代性行進途中，故事的結局是一種對后者可能后果的警惕，這種“有意”對抗的主體性只能說是主體性的萌芽，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東方主體性。東方必須建立起真正的主體性意識，才有可能不受西方影響，實現啟蒙之后的現代性。

有學者認為，圍繞著跨國戀愛生發出來的種族、性別和身份問題，杜拉斯的《情人》和《K—英國情人》中的兩性形象共同塑造出被抬高的西方和被貶抑的東方形象。43然而，如果從啟蒙和被啟蒙者的視角來看，虹影似乎并沒有刻意抬高她塑造的裘利安形象，甚至對新月派的直接“啟蒙者”——英國布魯姆斯伯里自由主義文化圈，這個象征西方先進的文化意識形態的西方形象，隱含作者的態度都是極為審慎，甚至是不乏嘲諷的，這從裘利安的心理描寫可見一斑，“只是他們都號稱英國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自己宣揚的原則，不得不貫徹始終，擺出出奇的爽快勁兒?！?4也因此，《K—英國情人》和同時期的王安憶的《我愛比爾》、衛慧的《上海寶貝》很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虹影始終沒有把閔塑造成一個崇洋媚外，渴望依附和臣服于西方男性的東方女性形象。閔跟她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閔和裘利安之間情事的最終的發生，始終處于閔有意識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說，是閔“有意識”地接受了一份發送自西方啟蒙者的文化挑戰。她的出發點不是對西方文化的追隨、仰視和膜拜，不是順從地讓渡個體人身自由，甘愿被西方話語整合進政治場，而頗具有一種要與西方文化/話語一決高下的比試心態。也正是基于這一點，閔這一人物形象能得以區別于眾多同類型小說中的東方人物形象。

裘利安在一開始扮演的現代性“啟蒙者”在“被啟蒙者”閔的顛覆下，由崇尚自由主義的西方登徒子變成“在閔之后，他沒有給任何一個女人一個新的編號……事實上，是他讓閔剝奪了他的資格”的癡情種，甚至“他突然懂了，他來到中國，就是來接受這種自由主義的基本訓練似的?！?5“啟蒙者”和“被啟蒙者”雙雙在對世俗的世界的抵抗中、在放逐的欲望中迷失自我，頗有諷刺意味?！皢⒚烧摺钡奶与x和“被啟蒙者”的自殺，使得閔的反叛成為一場被戲弄了的滑稽鬧劇?！皢⒚烧摺钡膯⒚勺藨B也隨之成為了一種浮于表面的假象，他與“被啟蒙者”一樣需要被救贖。而隨著裘利安的最終逃離，“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位置發生重大逆轉，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意味著閔從“被啟蒙者”的位置悄然轉化為促使裘利安思考人生意義并最終決定奔赴歐洲戰場的“啟蒙者”。在這場對現代性的精神突圍之中，“啟蒙者”和“被啟蒙者”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也不存在誰絕對地引領誰，誰絕對地超越誰。相反的，無論閔還是裘利安，或許都是需要被救贖的現代靈魂;同樣的，也無論是閔還是裘利安，也無論是靠著前現代的房中術技法還是自由主義的理念，都沒有人真正破解由現代性所導致的精神迷思，實現最終的精神突圍。

四、《傷逝》之后的啟蒙重審

寫《K—英國情人》之時的虹影已經站在20世紀之末21世紀之初，此時距離那個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46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涌入，現代性的弊端也如同與五四并行時期的歐洲社會一樣，逐漸開始暴露。在這樣的歷史時期，虹影以歐洲華人旅居作家的特殊身份背景，在此時將眼光從廣闊的海外拉回到國內，聚焦于這樣一個具有濃厚跨文化背景通奸故事的想象性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時，也在延續了魯迅《傷逝》所開創的對“啟蒙者”自身的反思后，匯入了新歷史語境下海外華文作家對“被啟蒙者”的再度重新審視。與魯迅對包括他自身在內的啟蒙國人的“啟蒙者”進行反思批判所不同的是，誕生于六十年代的虹影不再像魯迅那一輩肩負時代“啟蒙者”的歷史重任，然而知識分子的自省意識使得她在敏銳地感知到現代性弊端的時候，在時空距離被逐漸撐開之后，得以以一種回溯歷史的眼光重新看待“啟蒙”的問題。在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們）解剖自身，質疑涓生（們）“啟蒙者”的身份規范，“被啟蒙者”子君（們）還不具備審視啟蒙者涓生（們）的主體自覺，最終黯然死亡的年代，《K—英國情人》借文本所聚焦的那個三十年代，已然展開了一場“被啟蒙者”對啟蒙涓生（們）一代五四先驅的西方“啟蒙者”的質疑、重審、反思和批判。當涓生（們）將西方的理性、自由、個人主義等觀念奉若解救中國社會的濟世良方之時，虹影借助對閔這個兼具“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于一身的文學形象的塑造，巧妙地糅合進女性主義和跨文化交際背景，使得《K-英國情人》這一文本充滿了解讀的張力。

“啟蒙者”和“被啟蒙者”之間暗含的“授”與“受”的關系，以及歷史環境和社會發展所形成的共識，都使得“啟蒙者”在向“被啟蒙者”進行“去昧”之時，似乎天然地因其先進性而先在地獲得了一種優越性，和帶有“救世”和“俯視”姿態的不可置否的正確性，以至于關于“啟蒙者”的身份和“權力”來自何處、如何進行“啟蒙者”的身份規范和價值判定等問題被遮蔽和掩蓋。47《K—英國情人》中的“啟蒙者”一改涓生形象，置換成英國布魯姆斯伯里二代成員裘利安。與《傷逝》中涓生一直處于兩人關系主動位置頗為一致的是，裘里安在這段關系的開始時也掌握著主動權。作為“啟蒙者”的裘利安與涓生一樣，試圖為“被啟蒙者”閔灌輸新思想，然而，二者的灌輸有著顯著的不同。首先，體現在“新思想”內容的不同，已經從家庭專制、男女平等過渡到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性自由。其次，與作為涓生直接啟蒙對象的子君不同，閔作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是已經深受西方思想啟蒙了的新女性。如果說子君是在涓生的直接啟蒙作用下，以對愛情有了強烈自主意識為擺脫“蒙昧”的象征，跨入“現代性”階段的閔則是以一種對抗性的姿態質疑和重審裘利安作為“啟蒙者”的合法身份。也和《傷逝》中正是涓生這個“啟蒙者”將受他啟蒙的子君送上了絕路這個令人感到悲哀和震驚的真相一樣，閔的死亡與裘利安之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且，閔之死與子君之死這二者之間還有著驚人的相像，她們都是在被“啟蒙者”男主人公拋棄之后才最終黯然離世。

“啟蒙”與“理性”具有同構關系，“理性”同作為歐洲啟蒙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理念，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它是對“啟蒙者”自身的自我要求。然而，無論是《傷逝》中僅僅作為“啟蒙者”形象出現的涓生，還是《K—英國情人》中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界限的裘利安與閔，都恰恰是缺乏理性精神的非理性盲動者。裘利安隸屬的布魯姆斯伯里作為歐洲啟蒙運動遺產，理應為啟蒙理性的踐行者，而由他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所引發的閔頗具“挑戰”意味的反叛，使得雙方都最終落入了非理性的精神荒原，環顧周遭，依舊被冰涼刺骨的孤獨感包圍，“為什么他來東方冒險，和這么一個中國女子一再幽會，只有一種解釋：他的孤獨，她的孤獨?！?8虹影無疑是深刻的，她以質疑“啟蒙者”身份合法性的角度叩問現代性，進而重審啟蒙，并最終指向人類應該如何面對自身終極欲望——精神上無家可歸的“現代性”靈魂拷問。虹影站在五四運動過去將近一個世紀和歐洲啟蒙運動過去兩個多世紀的歷史時間線上，站在具有世界眼光的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格局之中，往前回溯這段歷史之時，已然在海外眼光所及之處，有了一種全新的認知和思考?！皢⒚伞钡拿婕啽粫r間揭去后，原本用于祛除“蒙昧”的“啟蒙現代性”的本真的面目也隨之逐漸暴露。伴隨著這個具有跨國戀色彩的偷情故事的步步展開，附著在“啟蒙”時代背景身上的關乎“理性”的謊言慢慢被虹影步步揭穿。

閔的悲劇恰恰源于她“啟蒙”的不徹底性，從而掉落在啟蒙的現代話語圈套之中，成為內部自我解構的悲劇源頭。新月派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啟蒙者的一部分，閔與丈夫鄭同作為其成員，彼此之間卻沒有建立良好的主體間性，在兩性關系上缺乏溝通與理解，沒有建立平等的良性對話關系，鄭甚至在小說中淪為薩義德口中東方這個“沉默的他者”。閔的清醒之處在于她認識到了自己不幸的根源來源于啟蒙話語內含的暗面，試圖以傳統文化對抗西方啟蒙話語以尋求出路。然而，她從使用房中術呈現東方話語假象迎合，到渴望西化成為“真正達到布魯姆斯勃里自由精神境界的女人”，在荒誕地落入西方啟蒙話語的圈套之后，卻吊詭地想要返回自身原先的原則和立場，索要“愛情”。隱含作者在同情閔遭受的婚內婚外兩次不幸的同時，于另一方面從側面批判了啟蒙者落荒而逃、放棄聲援中國革命理想的懦弱、自私和虛偽，以此說明社會轉型時期，東西方文化觀念碰撞下，東方如何正確利用和看待傳統文化，以及重審啟蒙的必要。

五、結語

閔之死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則隱喻了追求現代性而不得的東方寓言故事。虹影以歐洲華人旅居作家的特殊身份背景，將眼光從海外拉回國內，聚焦于《K—英國情人》這樣一個具有濃厚跨文化背景通奸故事的想象性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時，在延續魯迅《傷逝》所開創的對“啟蒙者”自身的批判后，以看似“反東方主義”的解構式書寫巧妙地匯入了新歷史語境下海外華文作家對“被啟蒙者”的新的反思。虹影選擇古代東方房中術作為引領西方“性啟蒙”的文化元素，顛覆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原有位次，將二者的位置帶向某種含混的同時，也使得閔完成由“被啟蒙者”到“啟蒙者”的身份改寫和位置轉換。在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們）解剖自身，質疑涓生（們）“啟蒙者”的身份規范，“被啟蒙者”子君（們）還不具備審視啟蒙者涓生（們）的主體自覺，最終只得黯然死亡的年代，《K—英國情人》借文本所聚焦的那個三十年代，已然展開了一場“被啟蒙者”對西方“啟蒙者”的質疑、重審、反思和批判。虹影借《K—英國情人》中由中西方歷史文化錯位而引發的具有悲劇色彩和神秘主義意味的兩性越軌情事，達成新世紀海外作家繼《傷逝》之后，對啟蒙話題的再度關注和啟蒙遺產的再度重審，閔之死也是新時期海外華文文學中對五四之后啟蒙并不徹底的“被啟蒙者”所可能遭遇困境的深刻警醒。

①③ 張英：《虹影訪談錄：關于新作〈K〉及其他》，《作家》2000年第12期。

② 翁昌壽：《虹影：〈K〉這一年》，選自江曉原：《性感：一種文化解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頁。

④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陳永明、張靜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26頁。

⑤ [美]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劉京建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頁。

⑥ Peter Hamilt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of Social Science， in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ed）， Formationsof Modernity（Oxford： The Open University， 1992），pp.21-22.

⑦ Bertrand Russell， Modern China-Ⅲ， Chinese Amusements， The Nation（28 December 1921）， pp.56-57.

⑧ 周曉明：《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281頁。

⑨ 見《新月月刊》第2卷第6、7期合刊《敬告讀者》。

⑩ 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選自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3頁。

11 陳曉明：《專業化小說的可能性：關于虹影〈K—英國情人〉的斷想》，《南方文壇》2002年第3期。

12 王澄霞：《試論虹影〈K—英國情人〉“東西方文化碰撞”之偽》，《華文文學》2006年第1期。

131415161718192021232729303133394042444548 虹影：《K—英國情人》，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頁，第14頁，第14頁，第16頁，第16頁，第18頁，第21頁，第36頁，第36-39頁，第39頁，第64頁，第95頁，第94-102頁，第56頁，第68頁，第39頁，第151-197頁，第171頁，第193頁，第207頁，第124頁。

22 卞向陽：《論旗袍的流行起源》，《裝飾》2003年11期。

2432 周蕓芳：《“中國——西方”的寓言：〈K〉〈我愛比爾〉〈上海寶貝〉之跨國戀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5期。

25 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

26 魯迅：《我之節烈觀》，選自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30頁。

28 朱壽桐：《新月派的紳士風情》，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9頁。

34 [美]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77頁。

35 王進：《〈英國情人〉：一種虹影式的性別焦慮》，《華文文學》2009年第5期。

36 虹影似乎對“女性中心主義”有自己的理解和闡釋，筆者曾就這個問題對虹影本人進行了采訪，她表示，《K-英國情人》“就是以女性的視角寫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之間的那種關于情欲的一個故事，從這本書的觀點來說，是特別女‘性中心主義，‘性就是性愛的那個‘性，就是帶有‘性的這種中心?！?/p>

37 韓旭東：《虹影〈英國情人〉中兩性關系吊詭之處初探》，《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38 張楠：《“文明的個體”：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團體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頁。

41 齊穎：《東西方文化邂逅下的愛情困境：關于虹影小說〈英國情人〉的斷想》，《作家》2008年第5期。

43 林繼鶴：《“跨國戀”文學中的東方形象塑造》，《名作欣賞》2019年第24期。

46 《K—英國情人》于1998年年底完稿，次年以《K》的名字在臺灣首發。后因文本所涉內容于2001年在中國內地掀起一場“先人名譽”遭受侵害案，一度被禁。2003年，更名為《K—英國情人》在內地重新出版。

47 劉?。骸秾Α皢⒚烧摺钡姆此己统龋呼斞浮磦拧敌抡摗?，《文藝爭鳴》2007年第3期。

（特約編輯：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