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者的行動議程：吳家瑋、安德森回憶錄合論

蓋建平

摘 要：學者作自傳，閱歷豐富、思想嚴謹者，多在自我表述中傳達對時代的獨到剖析;其擅長“介入現實”而成就卓著者，更在表述自我、剖析時代之余“規劃”世界的未來。吳家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在學科不同，致力領域各異，卻同以改變20世紀中期以來的東西方文化關系為方向，兩人各自的探索呈相向而行之勢。兩位學者有意將畢生不倦開拓的經驗、“秘訣”寫入自傳，其“跨國者”的開闊眼界、多重視點與清晰的目的性與價值感，在當代尤其富有及時性、建設性。

關鍵詞：吳家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家瑋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

中圖分類號：I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1）3-0082-08

物理學家、高校管理專家吳家瑋（1937-）的四卷回憶錄《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2007）、《洋墨水》（2010）、《紅墨水》（2016）、《玻璃天花板》（2016）與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的《椰殼碗外的人生》（日文版2009，英文版2016，中文版2018），這兩部自傳體量不同、風格各異，理路卻高度神似：都將個體的人生事業放在現當代國際關系的大歷史中剖析;都著重分說當代美國大學的學科建制與運作機理，直言其大小變動背后的政治因素;都細節化地回顧了“當代”的生成性;尤其重要的是，兩位學者都立意為“后來人”寫作，“現身說法”、發出倡言，追昔撫今，而著眼未來。如是種種，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吳家瑋的寫作首先面向留美青年一代，強調：當今“海歸”既應當為中國“帶回新的學識和經驗，為親人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又應當自覺建設中美關系，“盡力促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攜手為國與國間的和諧并進而努力”;想永居美國的華人，則必須“深入了解美國的文化和習俗、美國人的心理和性格，把根栽入這塊土地，以此為家;這樣才能克服歧視，真正當家作主”。①安德森作為跨界研究大家，將目光聚焦于當代人文社科學者的一種思想現狀：“靜靜地坐在椰殼下，青蛙很快就開始覺得椰殼碗圈起了整個宇宙?！嗤軣o緣無故地心胸狹隘、迂腐守舊、深居簡出和自我滿足?！雹谒暮粲鯇ο笫侨蚍秶鷥壬形幢弧皩I”固化的年輕學者：“青蛙們只要不蜷縮在自己陰暗的椰殼碗里，它們的解放之戰就不會輸。全世界青蛙聯合起來！”③

如上兩種倡言，前者強調華人為世界做出貢獻的廣闊前景，后者呼吁各國青年學者突破“專業”為名的畫地為牢，探索無界的真實世界。二者皆由真問題探求真理，皆聽似純粹理想主義的高論奢談，卻又皆實為兩位學者畢生實踐的心得精粹——作為“跨國”的成功者，或曰成功的“跨國者”，吳家瑋與安德森的自敘皆以“史”見長，而以“識”出新：密集又多樣的信息、獨到又透徹的見解，使得這兩部回憶錄脫穎而出，憑著思想、內容的新質性而卓然自立。

一、記事辨史：追溯塑造跨國者的現代史機緣與跨文化機制

在幾層意義上，吳家瑋與安德森都是同代人，所在的歷史時空有實質性交疊：論出生年代，前者生于1937年，后者生于1936年;都生于中國，都因日本侵華而經歷人生最初的顛沛流離，離開出生之地;都就職、得志于二戰后的美國學術界;盡管兩人國族身份、遷徙機緣、遷移軌跡、成長背景、專治學科都不相同，但回顧人生，都有一份明確的“在途”感：“其實我們這代人，上半生漂泊不已，真不敢說哪兒是‘鄉?！保▍羌椰|）④“介紹我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一生的時候，我如此強調我總體上好運連連：我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語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國，以及我東南亞的經歷?！保ò驳律葸@正是一生與“大時代”輾轉同行者的深切體會。

（一）跨國人生的歷史成因：國際政治氣候、國家政策與學科使命

20世紀變亂頻仍，國際秩序風云變幻、大國命運興衰升降，跨國人物的個人史中，“大時代”印記來得尤其豐富、密集;吳家瑋、安德森各自回顧人生、分析際遇中的時代因素，都充分表露出兼攬歷史知識與政治眼界的智識自覺。

安德森從國際關系史與傳媒史的雙重角度定義自己的“幸運”：“倘若我的父親把離開中國推遲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我們很可能會被關進日本集中營，或許最終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親不是愛爾蘭人，我很可能就會在英國被撫養長大，并到海外為帝國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會沉溺于電視，懶得去劇院?！雹捱@是強調信息環境對個體文化品格的“定位”效果。

對“區域研究”（areastudies）的學術之路，安德森則追溯到他對愛爾蘭與英帝國間復雜糾葛的生命記憶（思想背景），與二戰后美國新霸權地位的確立（學科建制背景）：“隨著冷戰大幕的開啟，對于政策研究的興趣日漸濃厚，尤其是關于依然被理解為‘世界共產主義的或真實或想象的威脅?！薄霸谶@一輪學術擴張中，驅動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辈恢箤W科建制，區域研究的學科重點同樣“反映了美國政府優先考慮的事項。政治學變得非常重要，緊隨其后的是經濟學，然后是人類學（華盛頓對部落和少數民族叛亂非常感興趣）和近代史?！雹邠Q句話說，安德森對東南亞國家的田野調查追求人文性和開放性，他的立意從一開始就超出了美國當時亞洲政策“戰略需要”的實用主義思維。

吳家瑋的職業際遇與安德森類似，都有“國際”背景，同時受美國國策直接影響?；仡櫸辶甏_、港“學留”的處境，他坦言那一代中國留學生是“注定流落的一群”：“美國政府要求香港來的留學生拿臺灣當局簽發的‘中華民國護照，但是他們沒有臺灣的居民資格，畢業后根本去不了臺灣?！薄芭_灣那時經濟不好，政治上又實施戒嚴（軍事管制）。即使來自臺灣，也不愿意回去?！毕愀邸爸趁窠y治者跋扈而腐敗”，大陸則是“局面亂，經濟慘”。⑧在港的父母希望移民美國、一再敦促，又有受雇于孟山都公司的機緣湊巧，吳家瑋獲得了優先申請居留的名額（1965年新的移民法案通過前，美國每年提供給中國移民的綠卡配額只有105人），作為1962年4月1日之前在雇主申請下獲得“第一優先”的特殊人才，在肯尼迪總統于1963年推動通過的一條過渡性移民法案的支持下獲得“綠卡”。

另一方面，雖自謙是出于偷懶（本欲攻讀土木工程，但因需再花兩三年完成許多“聽都沒聽見過的”必修課而放棄）、實用（物理系研究生可免學費且有助學金）的考慮而繼續攻讀物理學，吳家瑋恰恰乘上了“時代的東風”：美蘇爭霸的大氣候下，1957年蘇聯斯普特尼克號人造衛星上天，素來輕視蘇聯科技水平的美國政府震驚之余急速加大科研投入，“全美各地的大學接受號召，獲頒大量經費，紛紛擴大物理系，增收博士生?！雹釁羌椰|日后能夠從教授、系主任走向校長之職，除了他個人的才干、學界的認可及20世紀80年代加州崇尚多元文化的社會風氣，物理系在美國高校系統中多年來的“戰略地位”亦有不可或缺的權重。歷數當年美國最知名的華人學者，從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吳健雄與袁家騮夫婦，直到吳家瑋（此亦1984年10月鄧小平訪美、與在美華人學者會面握手時的排序）都是物理學家。這正是國策造就人生際遇的同一類典型。

（二）“跨國”經驗：跨文化的成長記憶、知識構建與問題意識

物理時空的跨國移轉、多國的日常生活經驗，乃至專業的精深訓練，皆不自然造就“跨國者”;長期自覺浸潤于“異國”文化到形成質變、超越現有的霸權文化格局看問題，才是跨國者之為跨國者的本質特征。吳家瑋與安德森一中一西，他們的跨國人生構成了方向相對、相映成趣的兩個例證。

《椰殼碗外的人生》提供的是一個“走出西方”的生動例子。安德森自稱，他作《想象的共同體》，是有意“以挖苦、諷刺、含沙射影的方式倒出”對“英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依然歷歷在目的一些憤怒”;這一義憤之情可追溯到他求學劍橋期間——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安德森目睹“英國校園惡霸”（大多是運動員）高唱著《天佑女王》，暴力驅散在校園里進行抗議演說的印度、錫蘭留學生?！拔椅醇偎妓鞅阍噲D介入去幫助他們，不料我的眼鏡卻被人從臉上抓了下來，打碎在爛泥之中?！薄拔乙簧鷱奈慈绱松鷼膺^?！雹?/p>

將政治道義投向“本民族”之外，并不是“普世”現象;安德森當時挺身而出，學者生涯又“被馬克思主義和非歐洲反殖民民族主義吸引”、善于跳出西方視角看待問題，實有深刻、豐富的跨國體驗作為情感與認識的基礎。

首先，作為出身中產家庭、擁有文化自覺的愛爾蘭人，安德森具備抗拒大英帝國心態支配的“文化基因”;在教育經歷上，雖然他考入的是英國教育系統頂級的伊頓公學，但作為為數甚少的“獎學金男孩”，他在形式上（來自學校管理）與實質上（來自智識的自信與自尊）都與“絕大多數學生”——“來自英國貴族和富商巨賈或者金融大鱷家庭”及“來自前殖民地和現保護國的棕色皮膚的‘王子”——高度對立。11青年安德森選擇愛爾蘭而不是英國國籍（弟妹都選擇保留英國國籍），12既是左翼情感的表達，也是傳承愛爾蘭家系的責任感使然。

進而，安德森“越界”（“beyondboundaries”，取回憶錄原題），還有一種更“小眾”，更深厚又實在的文化基礎，那就是他跨國的成長歷程——“在東方”的生活經驗、情感經驗及閱讀經驗：出生在昆明，畢生第一個好友是“一個兩歲左右的漂亮中國小姑娘”;家中保姆來自越南，“說的第一個詞是越南語，而不是英語?！卑峄貝蹱柼m之后，家中“吃米飯多過吃民族食品土豆。我們吃魚和吃肉一樣頻繁，……家里滿是中國的書卷、圖畫、布料和服裝，我們經常為了好玩而穿中國服裝”。如此“家風”，與當時大多數暫居過東方的西方人迥然有別?！拔矣浀迷谖掖蟾攀奈鍤q的時候，讀過父親收藏的由亞瑟·威利翻譯的《源氏物語》和清少納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癡如醉?！?3——不守陳規的父母、珍視中國記憶的家庭氛圍，給了安德森“走出西方”的“高起點”。他不將“棕色皮膚”“身體瘦小”的異族人視為“他者”，實有其文化必然性。

吳家瑋則是從中國“走進美國”的生動例子。未成年即進入肯塔基州求學，他在“全浸”于美國“深南”地方文化的青春歲月里，早早產生了“走進美國”的跨國自覺。

在吳家瑋形成自身美國觀的過程中，冷靜的審視、分析與深摯的懷戀、感知齊頭并進：初到貴境就體會到“種族隔離政策向小青年投下了名片。雖然我的膚色不在被隔離之列?！?4從此開啟對美國種族主義傳統的持續分析;在與當地同學的親密相處中（校園生活、假期寄?。?，不斷體悟美國同齡青年的風尚和思維;15以傳播中國正面形象為題的公共演講得到校方支持、小鎮居民歡迎，與“異國”溝通、為祖國代言的經驗與自信因而與日俱增：如是種種，共同構成了吳家瑋“扎根美國”的正面態度16。

吳家瑋有意將大半生“美國經驗”傳授給當代青年，因此，對于接觸、認識、理解“美國人思維”的角度、方法、過程，尤其要言不煩，回憶錄也就帶上了濃厚的“人文科普”氣息：美國人的“愛國”、美國人的宗教虔誠、美國人的“酷愛自由”、美國人的“標榜民主”、美國人的崇尚自立、互助精神與樂施傳統……以及這種種現象之間的自我矛盾與似是而非。話題似不新鮮，但絕無“注水”，總是以生動、豐富的細節導出扼要的申論，引導讀者總體地、全局地認識美國文明，盡顯“教書匠”的功底、本色。

與安德森立足當前而回顧、綜論美國對非西方國家的控制、東南亞的民族斗爭及美國高校人文社會學科專業化的得失相類似，吳家瑋以自己的故事串起各色“美國”畫面，也是站在21世紀的當下提出問題、展開寫作。他自陳寫作目的，直言當代中國青少年（包括研究生、大學生和高中生）的美國觀是一種“課堂教育—社會傳媒”的斷裂結構：課堂知識失于抽象宏觀;有關美國的“課外知識”中，大量生動、鮮明、“真實”的印象細節，“來源不是好萊塢式的電影電視，就是華盛頓式的政客發言。此外還有大量網上傳來的偏激之言?！睙o意有意的誤導成分不少。正是因此，盡管“[中國青年]的國際視野越來越寬闊，越來越關心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們頭腦中的有效知識卻極為匱乏，“即使一些英文流利得帶上了洛杉磯口音的同學，對美國人民的了解還是非常片面的?！?7

對如上狀況，吳家瑋深深擔憂：“等上十幾、二十年，中國的經濟力量很可能還要翻上兩番?！苯裉斓那嗄陮脮r將成為社會主力，他們的“美國觀”、“他們在成長時期，對別人的文化思維所知是否正確”，18將對中國的國家命運與整個世界的去向發生實在的作用。吳家瑋著眼于當代青年的知識水準對于國家、國際命運的影響，這一抬升“知識底線”的文化政治思路，與安德森所在學派的精神宗旨遙遙相對：“政策的愚蠢和暴力是源自于簡單的無知。因此，[卡欣]（美國康奈爾大學東南亞研究的創始人，安德森的老師和榜樣）認為本專業的任務之一是啟蒙政府?！?9

自下而上、“全民性”地抬升國家的知識水準，或是直接影響政府、自上而下地導引國民思想，無論采取何種路徑，能否主動、深入、客觀地認識其他國家、民族，突破“凝視他者”的習見，才是大國成其為大國的文化能力與文明水平的本質考驗。美國外交歷來以政治、軍事、經濟利益為指針的封閉視野與功利思維，使得它在霸權主義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國要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各國家、民族間尊重、協同、相互學習的國際新風氣，不僅在價值立意上要以美為鑒、以美為戒，更需在信息、“知識”的自主獲取上補足功夫，獨立、完整地把握“中美關系”的歷史文化全貌，才可能走出西方話語的無意識浸潤。在這層意義上，對當代東西方關系既有格局之運作的生動觀察，以及其中貫徹的建言、導引意識，是《吳家瑋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兩書述史、談史的最為可觀之處。

二、傳情達識：鋪陳跨國者的通脫知識與新鮮話語

吳家瑋、安德森作回憶錄都以“情筆”見長。二人皆以謙遜、好奇、探索、感恩的態度回顧人生事業，回憶親人、同事、朋友、學生;字里行間，處處流露明朗、熱情乃至快樂，極富人情味與個人特色;對事實、“內情”的細致說明，時時穿插扼要、積極的見解，從知人論世到專業“科普”，寫得“多情”之極。如此見事又見人的通脫視野，筑基于兩位學者豐厚的知識、生動的記憶，展現為他們令人信服的思考，并最終導出為他們筆下從心所欲、自成格局的第一手新鮮話語：自由出入于“宏大敘事”，運思于當今世界之全局，直指問題、直陳己見，不避“嫌疑”、不懼“標簽”，性格十足又全無“個人”回憶錄的“自戀”之氣，令人不禁感嘆，“跨國者”幾乎可說是一“新物種”，所思所行皆出人意表，別開生面。

（一）“中國心”：一種跨國的價值認同格局

單論講“美國故事”，吳家瑋回憶錄“僅僅”是情感豐沛、筆調風趣、內容豐富獨特、思考深入;他對“身份問題”的正面處理，才稱得上是獨標一幟，平中見奇。

回顧在美的33年，吳家瑋自認與同代華人移民相比“實在很美國化”：他自言深愛美國的自然景色、音樂、體育，懂美國的政治、宗教，接受其生活習慣;會聽、會講美式笑話;自謙性格不懂得婉轉，遇事不在乎爭論，等等。他將美國飽含深情地稱為“新家”，自述50歲離美赴港是“連根拔起”。同時，吳家瑋又熱烈贊同周恩來總理“海外移民該把祖國視為娘家”的主張，引美國猶太人為范例，強調“在國外落地生根非但不需疏離娘家，反能成為加強兩國長久關系的最佳橋梁”。20

放在美國社會文化語境中，“娘家—婆家”論與19世紀后期以來美國泛濫不休的排華論可謂針鋒相對。這是以姻親的對等關系對抗美國東方主義對華人“外人”、“劣等人種”的歧視定位，強調華人做“美國人”的平等資格。另一方面，借美國力量立國的以色列、“流散”傳統下有著千年西方生活史的猶太人，與中國/華人這一“美國的他者”畢竟不能簡單類比。吳家瑋當然并不幼稚。他倡言平等，也坦承現實：“你愿意[植根于彼]，人家就會全盤接受你嗎？我沒答案?！?1——美國大學校長的辭令功夫，也穿不透美國東方主義“語言的鐵幕”。

正視美國排華主義的根由、歷史、形式與現狀，是當代中國人提升“美國觀”水平的必修一課。對于親歷的排華“小動作”，吳家瑋在回憶錄中點到為止，不諱莫如深，也不訴苦說屈：在“鐵幕”的這一邊發聲，自有一番實際意義。

另一方面，吳家瑋的“中國心”敘事，決不能庸俗地解釋為他自感在美國“不受接納”，故而大談民族自尊心以“療傷”。應當說，吳家瑋談論他畢生奉行的“中國價值觀”，是在直抒自豪感之余還故作謙虛，因而更顯驕傲;他為人、處世、做事的經驗之談，頗有以身垂范、訴諸當代中國青年品格修養的“泛德育”意味。

吳家瑋自認身為“中國人”的典型品格主要包括：節儉（“大概早已讓儒家教誨鉆進入了基因，至今還改不了過分儉省的習慣”22）、厚道（“先替旁人想、再替自己想，沒做錯吧？”“看來孔夫子的血早已流淌于中國人的血管里”23）、感恩守諾（“好像血管里淌的還是孔老二的血”24）、不懂得“順水推舟敲一筆”（“大概又是孔老二在我血脈里作祟，這次卻連華人朋友都笑我‘迂過了頭?！?5）、尊師（被導師認可為“同事”后仍自白“一輩子是他的學生”26）、教育子女“以和為貴”、“不愿他們染上你爭我奪的美國個人主義”。27吳夫人羅永清亦極珍視“中國人”形象，租住房子必精心保護所有家具，過后又必接連打掃三四日，引得房東上門道謝。28這些“德育故事”時時暗指當代留美學生的不足之處，可謂循循善誘。

吳家瑋的“中國心”自然不止于個人修養。按他的表述，“中國心”本就是一種將個人與民族—國家—世界的當代全局直接聯結在一起的鮮活理念。具體到人生歷程，他的“中國心”由近現代中國（從上海到香港）的學校教育筑基，在留學所遇的種種激刺下持續活躍，經由美國華人的社群生活、政治生活而臻于成熟，“心懷世界”一步接一步地具體落于實際行動之中。更確切地說，吳家瑋的“中國心”不是“家國舊夢”“創傷”“情結”之類的情感化石，而是在跨國、越界的歷程中演進、成熟、擴大的活的存在，是開拓、實干的動力源泉。

吳家瑋對自身思想歷程的分析散落在多卷回憶錄的不同章節中。小學時代在上?！翱吹谋M是些歷史故事和舊小說，弄得一腦子都是儒家教條和封建思想”;29少年時代到了香港，被英國水兵隨意毆打香港百姓的場面深深刺激，30父親又“民族意識特強”，“要把兒子‘送給殖民主義者、接受他們的熏陶，說什么也不干”，于是安排吳家瑋就讀于殖民地文教系統邊緣、畢業生升學就業都受歧視的培正中學。

據吳家瑋自述，當年香港的國文教育雖居邊緣，卻扎實有力：“培正的教誨深深進入了我的腦髓和血液，讓我一輩子以當上不折不扣的中華兒女感到自傲。說也奇怪：人有了根，就增強了自信，反而更能接受國際化和全球化，同時堂堂正正地當上世界公民?！?1這一立論主張“中國心”對“國際化”的正向作用，對美國排華論素來宣揚的“中國文化保守排外”提出了生動的反證，也與“高等華人”個人主義的美國化模式形成了鮮明對照。

在華人身份、中國文化被高度政治化的美國社會語境中，沒有清晰的政治頭腦、成熟的政治素養，很難跳出美國族裔政治的基本概念與邏輯框架，突破“身份問題”的話語系統與思維定勢：每一代美國華人都不免在“做中國人還是做美國人”的單選題里糾纏不清。吳家瑋則以其“美國化”程度之深而直言“作為中國人自傲、自信、自立、自衛”、坦然面對美國華人圈給他貼上的“左派”“親共”標簽，對“這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明確認同。如斯從容，由何而來？

吳家瑋的“中國心”所向，經歷了從“中華民國”移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探尋過程：基于懷念故鄉的“憶根”之情，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即密切關注兩岸三地現狀、與幾位留學精英一道倡導在美華人“兩岸四地”（大陸、臺灣、香港、美國）大合作，是為其觀念基礎;作為香港背景的留學生，主動接受臺灣留學生前輩精英的政治影響，經“‘釣魚臺運動洗禮”提升了政治覺悟，是為其具體理念;1970年，“在離開香港15年后重新踏上祖國的土地”，去臺灣訪學兩個月，親歷當地的崇外心態，痛感“給我們喝奶水長大的中華民國，在自己土地上都已淡出”，32原有的國家認同歸于“破滅”，才入籍美國;“乒乓外交”后，大陸學者開始訪美，觸動了“尋根”的念頭和契機;1976年到上海、北京“追根”;1978年趁學術休假到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促成“訪問學者”制度;1988年，因預判香港回歸后需轉型、發展高科技，而接受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的職務委任，最終“歸根”。

《洋墨水》封面印有“老海歸留美4部曲”字樣?！袄稀迸c“海歸”組合實有新意：吳家瑋歸國，既如“老華僑”般抱著深厚的民族感情與使命感，又如“海歸”這個21世紀之初流行的新詞所示的，是新世紀里歸國尋求更好發展的大潮流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吳家瑋“回歸祖國”，絕非“棄美取中”、“非美即中”：高度的美國化與強烈的“中國心”并行不悖，不僅擔當中美互益合作的橋梁，還要為中美共同的未來開拓道路，這才是吳家瑋的“跨國”格局，與前文所述他對新一代留美華人的雙向期待完全契合。

篇幅所限，上述“大事記”無法充分概括吳家瑋決定“海歸”的全部思考，卻足以呈顯：在吳家瑋身上，“中國心”也表達為成熟、獨立的政治思考。他坦然剖析自身對“中國”的多重認同，將“中國心”作為一生精進的底氣和滋養，無論是在冷戰時代的美國，還是在回歸后的香港，都毫不畏懼“親共”“左派”或“親中”的“嫌疑”乃至“罪名”，“該做的做?！?3

也是秉持純正、熾烈的“中國心”——一顆公心，吳家瑋在回憶錄中對多年來接觸到的部分國內官員（包括“最高學府”校長、洛杉磯奧運會中國代表團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多次批評，對留戀殖民時代的香港人的唯利是圖、缺乏遠見、抱殘守缺，也是直言不諱、扼腕嘆息。仍是出于公心，“海歸”后的吳家瑋在工作中又不畏“親美”標簽，秉持成熟的全局觀，就事論事，始終堅持發揮正面作用。強烈、鮮明的價值自信，正是他職業生涯中一直活躍大膽、靈活務實又銳意進取的作風依據。

（二）翻出“椰殼碗”：民族主義—國際主義vs殖民主義—霸權主義

吳家瑋寫回憶錄是“自擬題目”，花費十年功夫，動用多年工作筆記;安德森撰寫回憶錄，則緣起于2003年日本NTT出版公司的遠藤千惠（Endo Chiho）編輯針對當代日本青年學生的知識現狀（“對盎格魯—撒克遜學者出生、求學和成長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時代語境，幾乎一無所知”）而發的選題，接受了好友日本京都大學加藤剛（Kato Tsuyoshi）教授的極力敦促（“諸多日本學生和老師因為不太了解英語、法語、漢語等語言，對國外學術幾乎一無所知。教授們也對學生采取家長制的態度，使得年輕人不必要地膽怯?！?4）與一再說服。參照兩位日本友人擬定的大綱寫作，安德森既充分滿足了選題的現實針對性——向日本青年和盤托出美國學界“內情”、直接祛魅，又以創新的語言，沖擊由美國傳導向全世界的學術體制，有力解構“主流”敘事對“邊緣”的再度邊緣化，為世界范圍內的青年學者示范了由“越界”而達前沿、攬全局的進取境界。

作為出身西方、古典學基礎扎實的政治學家，安德森既剖白自身“越界”、“挑釁主流”的政治理念與知識依據，又發出擊破西方文化霸權體系的新理念、新話語，可謂是有破有立。

所“破”者，首先就是身份政治理論所難以真正解構的“純種”優越感：“在加利福尼亞，我曾因我的英國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曾因我的美國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蘭曾因我的愛爾蘭腔被人嘲笑?！苯裉烊杂性S多人將這種“備受嘲笑”的處境解讀為“一種無根的、缺少穩定身份的生活”。安德森卻直言夸耀他享受“位處邊緣的有益感覺”，說它意味著“擁有多重依戀，對愛爾蘭、對英格蘭（某些方面），以及通過文學和電影對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尤以日本為典型）;出于優異的人文素養，他“很容易便通過語言深深地喜歡上了印度尼西亞、暹羅和菲律賓”。35如此理直氣壯又別出心裁的“炫耀”以立論代替反駁，“一步到位”，比之細密又拘謹、講究又拘泥的學理論證，“概念植入”的效果更加強烈。

值得指出的是，安德森如此寫法，并非單純發揮回憶錄的文體自由度，而是在以更靈活的風格拓張學術遺產，“示范”新的學術文體、文風。在《椰殼碗外的人生》中，安德森提出，與當代世界現狀相稱的理想學術文體應當是“一種新的敘事結構，它更像報紙連載小說的結構，而不是像一般類型的學術型歷史著作。讀者受邀在那不勒斯、東京、馬尼拉、巴塞羅那、巴黎、里約熱內盧、布魯塞爾、圣彼得堡、坦帕和倫敦之間來回跳動。其重點是與意識形態和政治激進主義相聯系的當代學問、交流和協調”。36這一高度神似后現代派小說風格的寫作理念，是安德森對全球文化傳播的不良現狀——“退化的（美國）英語對全球的支配”，與人文學術界的陳腐文風（他嘲之為“中國裹腳”）——“[學者]有意無意地被鼓勵使用一種單調文體，經常比他們讀中學或者本科時所使用的糟糕得多。很多人繼續這樣寫作，直到退休”37——的雙重擊破。深感當代學術話語之枯窘而另辟蹊徑、借“創意寫作”革新語言，這一“破”是點到為止，且待后來人接力。

前文已論及，對于受西方殖民壓迫的國家、人民，安德森懷有超越國際等級秩序的關懷;當涉及他做過田野調查、懷有“情感依附”的東南亞國家，“立新破舊”的神來之筆自然更要大書特書。安德森故弄玄虛地自稱“為印度尼西亞語言做出了無關緊要但持久的貢獻”：1962-63年間，他提出用“白化病的”（bulai，bulé）一詞指稱“白人”的膚色，去替換“直譯”自西方語言的“白色的”（putih）一詞;“漸漸地，它傳到了報紙和雜志上，直到成為了印度尼西亞日常用語的一部分”，十多年后終令西方學者一嘗“種族歧視”的滋味。38

青年安德森如此“攪局”，只是不愿作為“白人”而被稱為“老爺”（tuan，荷蘭殖民者要求印尼人對西方人作的敬稱）——結合了情感認同的平等覺悟，經由高妙的語感，轉化、落實為對抗、消解西方殖民話語秩序的語言創新。這與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一字一字地改變世界”的寫作議程遙相應和。

一字一句的小小改動，最見獨門功夫。統攝于左翼色彩的情志，安德森通脫的知識框架、精深的語言素養、敏銳的文化嗅覺與良好的藝術情趣，聚合表達為他對東南亞國家開展田野調查的透徹目光與學習心態：“僅僅專注于‘研究項目是無用的。你必須對一切保持無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銳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筆記。這是此類工作的最大恩賜?！?9惟其如此，安德森才能夠“看到”非西方國家、民族的政治主體性、文化主體性，將“反殖民民族主義”與西方歷史經驗中的民族主義清醒地區分開來，并從西方話語陣營內部，展開挑釁殖民主義文化等級的話語實踐：“把富蘭克林和杰斐遜稱作‘克里奧爾人，好像他們僅僅是美國邊界以南隨處可見的模式的延伸，以及認為西蒙·玻利瓦爾是一個比喬治·華盛頓更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我喜歡期待這樣做所激起的惱怒?！?0

也正是基于對東南亞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歷程、具體內容的完整考察，安德森進一步對目前仍然極為強大的傳統觀念——將民族主義與其他“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等）在性質、形式上等量齊觀——提出直接挑戰;他質疑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截然對立起來觀念，41提示年輕學者們去探究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密切關系，42從而真正超越一切地方主義的局限，扎實探索“精致且嚴肅地調合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中解放的可能性”。43

健康的民族主義與自覺的國際主義可以彼此配合、“協同作戰”——筆者認為，這是安德森對于“解放”之道的總體展望，“解放”又是他對當代學者（不限于政治學區域研究）治學目的的基本主張?！懊褡逯髁x—國際主義”的框架構想，凝聚了安德森畢生“越界”、走出“西方”的探求所得。作為立論它在《椰殼碗外的人生》中來得過于簡潔（只在序言、終章的結尾處各提一句），但筆者認為，安德森在回憶錄中對學術界“專業化”現狀的具體批評、對學者治學之應然狀態的熱情倡言，都是為這一構想而提的“需求設計”。

運用學術界慣例，安德森執“權威”之話語權，極言“學科”“比較”的工具性，破除“專業”的本位假象：“跨學科”并不是什么新方法，只是近幾十年來人文學界“為學科而學科”的割據風氣窄化了學者的知識視野，淺化了他們的治學理念罷了;“比較”只是一種“話語策略”，而不是編碼材料、產生結論的人文公式，其作用僅在于增強論點說服力，而不是得出結論;且做比較研究更應時時警覺自身多方面的局限性（環境、階級立場、性別、教育水平和類型、年齡和母語等）。44這些看似苛刻的主張，與安德森對學術界陳腐文風的坦率批評一樣，都是在揭破“學術”的“專業化”迷彩，直指“目的”之真偽——“精致而嚴肅地調和”是為了“解放”。安德森呼吁“全世界青蛙”跳出“椰殼碗”、“聯合起來”，開啟煥然一新的學術局面，其直接效果是取消亞洲人文學術界趨從美國的合法性，本質則是在倡導人文社科研究與當代世界間現有關系的徹底改變。

三、跨國：一個有待探究的真命題

吳家瑋與安德森的精神氣質、行事風格，在各自的回憶錄中展現無遺：前者作為資深的高校行政管理專家，始終以活力十足的實干態度，著意說透高校制度設計、組織運作、行政管理的具體問題;后者則以大學者的底氣與率性，放言“高校在英國、美國、歐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慘狀”，談出意見和主張。

另一方面，吳家瑋與安德森同為“跨國者”，——不是所有跨出過“國門”者都稱得起“跨國者”，恰如“公共知識分子”絕不意味著對當代世界、國際關系有真知灼見——兩位“30后”回顧書寫人生軌跡，追溯的是同一種極為傳統、又頗富當代特色的“精英”模式：與大時代同行，對兩種及以上國家文明的社會歷史現狀，既有長期的第一手生活經驗，又有深入、系統的把握、思考，進而當仁不讓地承擔起建設異種國家文明間平等關系的開拓性工作。今日之“全局”，本已是跨國的格局;吳家瑋、安德森所一致具備的運思全局、籌謀未來的開闊格局與務實態度，是總攬當代世界、探求新局面所亟需的“國士”器量之典范。

就文化譜系而言，吳家瑋和安德森是前全球化—前冷戰—“印刷時代”所陶鑄的志向、品格的兩個精彩實例，生動地對照出近些年來不問政治、自命超脫于民族國家的“世界公民”個人主義精英模式的局限性：后者是商品全球化、消費主義時代、后冷戰時代、影像時代的文化產兒，所談論的“跨國主義”常以個人主義為原點，而處于西方經濟學“跨國公司”這一“概念原型”的投射之下（知網中與“跨國”搭配的最高頻詞匯亦是“公司”），貌似“普適”，其實踐則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

當超出個人層面，當今中國所面對的“跨國”、以中國為坐標的“跨國”，并非西方話語系統內流通的“跨國”“跨民族”概念所能準確指稱。它以“跨文明”“跨東西方”為題中之義，以西方文化霸權、東方主義話語的運作為歷史現實語境，而以改變世界當前的傳播格局為遠期效果。筆者執于“國”字、堅持用“跨國者”一詞指稱吳家瑋、安德森，并非顧慮“跨文明”“跨東西方”的提法有何浮夸之嫌，而是正面強調，現實的國家形態與作為其派生物的外交關系，是民族間、文化間接觸繞不開的一個基本維度;對“國家”的概念自覺，對“國情”（包括本國與他國）的立體把握，是吳家瑋、安德森的觀察、思考獨具慧眼而又富于建設性的重要原因——這兩位學者的“跨國”，不是營求專屬某個“邊緣”群體的“第三空間”，而是兼懷多國、兼憂多國，即跨界后仍立足于“國”，有意在國與國的既有結構間搭建新路徑、規劃新格局，這一行動議程的可行性，已經由兩位學者反復實踐檢驗，具有可貴的參考價值。

吳家瑋、安德森“立言”之外的工夫——寬廣的社會閱歷、扎實的職業經驗、以實際行動謀求改變的思維方式與明確的目的性——使得他們的回憶錄成為了兩座情感—信念—知識的“富礦”：在兩位學者回顧人生、展望未來的文字中，那些表達為、常被理解為“情感”的東西，充分呈露出內部暢達的有機結構，透露出一種作為“知識”的新質：包含了民族自尊心的自我期許，求知的樂趣與成就感，對異國、異文化的探求欲和親密感，加上對“天下不平事”的歷史記憶、現實認識，實在地匯聚為一個熱愛人生、熱愛事業、熱愛創造的“大我”;如此“大我”憑著優長的才干、“幸運”的際遇，懷著對又一國家、又一文化、又一民族的責任感，用新挑戰舊，用實干挑戰指摘，用雄心宏愿挑戰消極無望，擔任起國家、文明間的紐帶角色——如此一生實干，所得的經驗、教訓、觀點與理念，便是吳家瑋、安德森兩位學者經由個人回憶錄而傳達的原初形態的“跨國知識”。這些知識，不單是學術“青蛙”、留學生尋獲自身位置的生動參考，也是工具理性過剩而價值理性匱乏的“當代人”重新審視自身與世界間現有關系的有力啟發。

①27283032 吳家瑋：《紅墨水》，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卷首語，第138頁，第155-157頁，第319頁，第186頁。

②③⑤⑥⑦⑩11121319343536373839404142434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錄》，徐德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頁，第220頁，第204頁，第8頁，第42-46頁，第28頁，第20頁，第11頁，第15-16頁，第57頁，序言第2頁，第32-33頁，第142頁，第176頁，第87-88頁，第112頁，第140頁，第139頁，第4頁，第220頁，第143-144頁。

④⑧⑨141516171822232425262931 吳家瑋：《洋墨水——老海歸留美4部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頁，第180頁，第99-110頁，第52頁，第79-89頁，第83頁，前言第3頁，前言第4頁，第153頁，第155頁，第223頁，第239頁，第330頁，第373頁，第10頁。

202133 吳家瑋：《玻璃天花板》，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393頁，第111頁，第323頁。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