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雷威安的《金瓶梅》研究

唐鐸

摘 要：法國學者雷威安既是耗七年之心力譯出《金瓶梅》唯一法文全譯本的重要譯者，也是畢二十年之功研究《金瓶梅》的權威漢學家。本文擬通過對雷威安《金瓶梅》所有研究論文的細致研讀，分析雷威安金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特點，探究其考據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我國《金瓶梅》學術研究提供法國學界的歷史資料和研究視角。

關鍵詞：法國;《金瓶梅》;雷威安;考據與實證;漢學

中圖分類號：I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1）3-0105-06

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2017）是法國著名翻譯家、漢學家。他出生于天津，12歲時返回法國，大學時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orientales）修讀文學與東方學，并在索邦大學兼修漢語、印地語、梵語，從此結下與東方文學的不解之緣。他于1945年畢業后先后前往河內、京都、香港等地的法語學校任教，1969年起回到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l'Université Bordeaux III）任教，從事中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并于1995年獲名譽教授稱號。為表彰雷威安在中國古典小說翻譯與研究領域的杰出成就，他被授予法國科學研究至高榮譽——法國國家科研中心銅質獎章（Médaille de bronze du CNRS）。

自20世紀70年代起，雷威安先后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近20部，包括《凌蒙初：狐女之愛》（1970）、《金瓶梅詞話》（1985）、《西游記》（1991）、《聊齋志異》（1996）、《牡丹亭》（1998）、《孟子》（2003）等等，成果頗為豐厚。此外，他對中國白話文學、明清小說和歷代話本的研究也頗有建樹，出版《中國長短篇小說之研究》（1971）、《十七世紀中國白話短篇小說》（1981）、《中國古代和傳統文學》（1991）等多部論著，并主編《中國文學詞典》（2000），其研究成果不僅在法國漢學界獨樹一幟，在世界漢學界也頗具分量。

雷威安是法國翻譯、研究《金瓶梅》的權威。作為譯者，他七年間埋首翻譯《金瓶梅》，結束了《金瓶梅》在法國一百七十余年間的編譯、節譯歷史，譯作《金瓶梅詞話》成為法國首個，也是唯一一個全譯本。該譯本由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出版，一經問世便被納入享有盛譽的“七星文庫”（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在西方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許多學者和文化人士紛紛撰文，從文學、民俗、宗教、歷史等角度重新評價這部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正如我國學者錢林森談及《金瓶梅》法譯歷程時所言：“從十九世紀初，這只‘黑色羔羊闖入法國和西歐文學界，就一直令當局者、漢學界左右為難，欲禁不能，欲棄不舍。因此，引進工作也就長期在猶豫、提防、否定、肯定之間搖擺，直到雷威安《金瓶梅詞話》法譯本的問世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雹俜g《金瓶梅》不僅需要譯者付出長期的心力與艱苦的努力，選擇翻譯這部“黑色羔羊”也體現出譯者突破性的眼光和勇氣。該書于2004年被納入伽利瑪出版社Folio口袋書系列，以小開本的裝幀和低廉的價格吸引了更為廣大的讀者群體，是對雷威安譯本價值與生命力的又一次肯定。作為學者，雷威安專注于《金瓶梅》研究超過二十載，就《金瓶梅》成書年代、作者身份、社會風俗、文化承繼等問題展開深入研究，特別是對《金瓶梅》成書時間、作者身份與藝術價值問題的探討頗有見地。他的《金瓶梅》研究不僅在法國享有盛譽，在國際金學研究中也頗具有代表性。

然而遺憾的是，目前我國對雷威安的《金瓶梅》研究仍停留在對其個別成果的評介之上，因此本文擬通過對雷威安《金瓶梅》全部論文的細致研讀，分析雷威安金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特點，補缺我國長期以來對法國《金瓶梅》研究成果認識的不足，為我國《金瓶梅》學術研究提供具體且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并為促進我國金學研究的國際對話提供理論依據。

一、雷威安《金瓶梅》研究中的年代與作者論

雷威安于1979年發表了首篇關于《金瓶梅》的論文“《金瓶梅》初刻版本年代商榷”②，探討《金瓶梅》的初刻年代問題，尤其對萬歷三十八、九年（1610、1611年）和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兩大假說進行了論證。他首先介紹了美國哈佛大學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與臺灣學者魏子云的觀點。韓南根據明代文人袁宏道于萬歷二十四年寫給畫家董其昌的信，并考證《金瓶梅》各版本與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后認為，初刻時間應為萬歷三十八、九年，但此版今已失傳;而魏子云認為《萬歷野獲編》未必可信，并主張初刻本應在萬歷四十五年。雷威安在該論文中重點分析了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和屠本畯《山林經濟籍》中有關《金瓶梅》的文字記載，并認為以往中國文學史大多僅說《金瓶梅》初刻于萬歷年間，時間跨越1573至1619年近半個世紀，然而文學研究中時間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半世紀之差可謂關系重大。他認為，雖然韓南的權威性研究“《金瓶梅》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假設存在萬歷三十八年“假定本”，但日本學者澤田瑞穗、小野忍以及臺灣學者魏子云都對此提出了質疑，尤其魏子云基于對原文的研讀對該假說進行批駁，使重提初刻年代問題變得擲地有聲。雷威安認為《金瓶梅》初刻于萬歷三十八、九年的假說不成立，并提出三點論據：1）“如果早有萬歷三十八年刻本，何以李日華要到萬歷四十三年看到沈德符的抄本時才初識《金瓶梅》？”③2）“何以沈德符在萬歷三十八年左右要裝模作樣地‘遂固筴之，卻幾年后在李日華的日記前交給他的侄子？”④3）屠本畯《山林經濟籍》中摒棄袁中道在萬歷四十二年的解釋，而贊成沈德符的“陸炳說”，認為《金瓶梅》是映射小說，暗示大名士或即是王世貞，屠的說法介于袁中道（1614年）與沈德符（約1619年）兩說之間，且頗為契合?？傊?，要假定沒有所謂今已失傳的萬歷三十八、九年刻本，比假定其有要更加容易，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假說難以在相關文獻中旁加佐證。雷威安的這篇“《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一經發表便引起國際金學界的廣泛關注。兩年后雷威安在“最近論《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除肯定了魏子云審慎、嚴謹地將“每塊石頭都要翻過來加以檢查”⑤的態度，并重點介紹魏子云的《金瓶梅探原》一書外，雷威安還肯定了魏子云有關《金瓶梅》寫于1621年的推理和論斷，并更正了之前認為《金瓶梅》寫于1617年的說法。同時，雷威安對《金瓶梅》敘述中出現重疊和矛盾的原因進行了探究，認為整部小說的成形是在二十多年間，由許多部分拼湊而成，其過程遠比我們想象得復雜，因而各部分間出現重疊和矛盾就不足為奇。至于《金瓶梅》第七十四回西門慶動身去京師的實際時間，雷威安認為書中冬至是27或28號，次年8號或9號的時間與1620至1621年最為吻合，所以明朝讀者面對的是一個隱指而不是錯誤，“一種意義不明確的巧合不能輕易就把它忽略掉”⑥。

對于《金瓶梅》的作者身份問題，雷威安認為現存的《金瓶梅詞話》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個經過多次篡改的版本，因為并沒有證據證明《金瓶梅》是由一位作者在一個短時間內連續寫成的。在其主編的《中國文學詞典》中，雷威安為《金瓶梅》編寫的詞條長達四頁，他認為《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以個人視角創作的長篇小說，盡管還不能確定是否是由一個人寫成，而且作者到底是誰也一直是未解之謎，但他同意芮效衛（David Roy）的觀點，即認為從地名“蘭陵”二字入手尋找“笑笑生”是何人其實行不通，化名可能隱射的是荀子和他的自然哲學思想。他還認為，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與其他章回明顯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此起碼有兩個執筆者。雖然傳統上學界多認為《金瓶梅》出于王世貞之手，但在近12種作者假說中，雷威安同意芮效衛的看法，即認為湯顯祖是作者。同時，雷威安排除了由職業說書人共同編寫，或是由當時的故事匯編成書的觀點，因為其薄弱之處在于這種成書方式大多意味著要從通俗語言中萃取精華，轉化過程實則更加困難，因為這要求相當高的才華和素養才能完成。故而他認為，“成書過程比我們想象中的更為復雜，也是原稿常常被詬病不完整的原因”⑦。

由此可見，雷威安不僅較早提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與作者身份問題，而且其關于作者身份的“多人說”、“湯顯祖說”、“文人雅士說”等猜想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雷威安有關《金瓶梅》年代和作者的考證并未停留在自己固有的研究中，他積極吸收國際漢學界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觀點，將自己的研究視野拓展至法國以外的金學研究，不僅為國際金學的研究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也為國際金學界注入了自己獨特的聲音。

二、雷威安《金瓶梅》研究中的藝術價值論

死亡主題下女性形象的塑造。雷威安所寫論文“評《〈金瓶梅〉的藝術》”是對臺灣學者孫述宇的《〈金瓶梅〉的藝術》一書的評介，也是關于《金瓶梅》藝術價值的討論。雷威安認為《金瓶梅》在海內外傳播的命運本身就頗為割裂，“五四”時期它曾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現代體裁的長篇小說，是現實主義小說中的珍品，但與此同時“淫穢小說”的惡名也一直揮之不去，在香港、臺灣被列為禁書?！督鹌棵贰返难芯恐饕性谌毡?、美國和英國，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情況才發生改變。雷威安認為，臺灣學者孫述宇的《〈金瓶梅〉的藝術》的出版在金學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不僅標志著《金瓶梅》學術研究在臺灣的重新開放，也為《金瓶梅》藝術價值的再認識提供了難得的探討機會。孫述宇在書中打開《金瓶梅》人物畫像的長卷，向讀者展示了小說家對下等妓女的善意和同情。至于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雷威安贊同孫述宇的觀點，即認為吳月娘貞淑賢惠，武松善良卻令人生畏，李瓶兒癡戀，潘金蓮放任嫉妒，西門慶荒淫。雷威安指出，小說的主題并非是一系列臥房較量，而是體現了西方嚴肅小說中常見的死亡主題。作者圍繞潘金蓮推動故事情節的展開，她不是一個男人尋歡作樂的對象，而是中國文學塑造的新女性，是為滿足自己生活需求而不斷斗爭的新女性，與《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屬于同一類人物。在雷威安看來，作者對金、瓶、梅三人的描寫并不像她們應有的那樣糟糕，甚至反能讓讀者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同情與憐憫，西門慶則像是目中無人且善于處事的唐璜式的人，這一觀點在當時頗為新穎。此外，雷威安認為，若承認描寫“交歡”不是小說書寫的目的，那么“色情小說”的帽子就不應扣在《金瓶梅》頭上，“畢竟難登大雅之堂的段落還不到全書的百分之一，把這些段落刪去并不影響小說的閱讀價值，刪去部分也并不比莎士比亞著作在維多利亞時期刪減得多”⑧。雷威安認為《金瓶梅》的成就來自對生活深厚的愛，“它是小說家的小說，它把生活中的沙礫變成金子，這種筆法現代中國作家仍須向它學習”⑨?！斑@部小說是為成年人寫的，而不是為過分看重那些色情段落的未成熟的年青人寫的?！雹馑J為，研究者們往往低估了《金瓶梅》的價值及其對中國古典小說存在的影響，因為中國的“小說家們從《紅樓夢》中學到的那些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源于《金瓶梅》的啟發”11。從文章表面看，雷威安似乎是在評介《〈金瓶梅〉的藝術》這部論著的特點，但他實則討論的是大眾對《金瓶梅》的誤讀以及《金瓶梅》的人物創新和文學價值。

市民文化中對儒家“人欲”思想的反抗。1981年雷威安的專論《十七世紀通俗短篇小說》（Le conte en langue vulgaire du XVIIesiècle）于巴黎出版。在這部著作中他寫道：“在17世紀，中國白話短篇小說里的色情性有多種表現形式，但都是為了突出社會各階層的放蕩與淫亂，可以說中國的17世紀是一個存在大量色情文學的時代，而后世自然會將這種‘性欲的涌現視為一個過分寬容且正在解體的社會所帶來的結果。以西方的觀點視之，我們可否認為這是一種對主流社會的儒家禁欲主義的反抗？也許這正是色情小說被文學作品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在消遣與指責間，17世紀的色情主義浪潮表明當時人們追逐肉體與感官欲望滿足的渴望，而古代的短篇小說卻無意觸及這一危險主題。下層人民是否厭惡女人？保守主義是否與不穩固的社會地位有關？上層社會不滿情緒的高漲反而推進了女權的發展，這難道不是對現有秩序的反抗？白話短篇小說里的色情描寫幾乎從不貶低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與現實情況相反的想象。但是，對女人的理想化其實令男性感到恥辱，這種對男女地位不平等的顛覆實際上表明了兩性內在的平等性?！?2雖然這部研究著作并非《金瓶梅》的專門論著，但雷威安對17世紀通俗短篇小說的分析恰恰從根本上揭示了《金瓶梅》成書的歷史文化背景及其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價值。他從17世紀中國長江流域市民社會的崛起入手，說明晚明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社會經濟因素增長的程度，變化的廣度和深度均前所未有，人口流動的增長和社會分工的擴大加劇了社會分化，經濟結構從農業為主轉向農工商并舉，最為重要的，是商業城鎮的興起促進了市民階層的崛起，而中國白話小說的興盛和色情主題的大量涌現正是為滿足市民階層的娛樂需求。此外，明代商業化的發展促使儒家對“人欲”、“私”提出不同看法，中央地方權力的轉移和地方精英的崛起在文學書寫中也表現為對儒家思想中的禁欲主義的反抗。

諷刺影射中對小說書寫的革新。雷威安認為《金瓶梅》在中國小說史中應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從世界小說發展史出發，描述中國小說的形成之路和中國古典小說的特點，并進一步指出《金瓶梅》對中國傳統小說進行的革新，比如小說事件發生的時間及地點的安排密度達到空前的程度等等，其詼諧滑稽和諷刺的影射性都給后世小說以極大的啟發。他指出《金瓶梅》的意義在于作者對世界認識的表達，并且通過反面事例達到明確的教育作用，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反映現實社會、現實民風的著作”，“它是一首抒情曲，通過它揭示了人類的靈魂，作者往往下意識或無意地表達了對社會的嘲諷”13。

在雷威安看來，《金瓶梅》對《紅樓夢》的書寫有著深刻的影響，“《紅樓夢》是進入了昏暗的瓶底，那里藏著《金瓶梅》的視角：十七世紀的小說回歸至一種自我毀滅的價值觀?！?4雖然小說經過刪節已經殘缺，但女性人物依然是書中的主角?！都t樓夢》寫年輕女子對無私之愛抱有積極的態度，《金瓶梅》則相反，它的靈感源于邪惡的故事，在那里色情的欲望使人沉淪墮落。雖然用毒藥涂書頁報仇的傳說有些荒誕，但可以看作是種隱喻：《金瓶梅》是有毒的，所以歷代文人墨客都認為這部道德敗壞的小說不能讓所有人都看到。清代小說評點家張竹坡曾首開先聲，以苦孝說和小說精湛敘事手法的運用辯駁《金瓶梅》的淫書論。雷威安認為，像所有中國古代小說一樣，《金瓶梅》也有儒釋道三層含義，且互不矛盾?，F在的外國讀者可能會對在一個粗暴又精致的文化下的人物狀態，尤其是女性的狀態很有感觸?！督鹌棵贰匪浴袄洹迸c“熱”的交替，通過豐富的、有力度的語言，成就了這部奇書。

雷威安將《金瓶梅》置于中國小說史的發展歷程中，認為《金瓶梅》的書寫體現出以德禮為中心、以穩定性為特質的農耕文學正在向以財色追求為中心、以求新求變為特質的商業文學轉變。他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對中國傳統小說的革新，而且指出作者對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安排及其辛辣詼諧、滑稽諷刺的文風為后世小說的寫作帶來了極大的啟發。他認為盡管在中國文化里《金瓶梅》依舊處于某種禁忌中，但它毫無疑問是一部偉大的杰作，并理應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雷威安視域中的《金瓶梅》國際研究

《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主辦，于1983年召開，包括夏志清、雷威安、韓南、孫述宇、芮效衛、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浦安迪（Andrew Plaks）、馬泰來、鄭培凱、陸大偉、史梅蕊（Marie Scott）等在內的眾多國際金學專家與會，可謂大咖云集，盛況空前。會議就《金瓶梅》的成書與作者、敘事、價值和影響以及如何從宗教與哲學的視角看待《金瓶梅》等問題進行了研討，與會論文集結為《金瓶梅西方論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雷威安在會后發表“有關《金瓶梅》：一個與會者的回憶”15，對與會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金學國際研究的方向、趨勢與熱點問題進行評述，該文刊登在美國學術期刊《中國文學：短評、論文、評論》（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他認為：

其一，彼得·拉什頓（Piter Rushton）的論文很難配得上它的“領導地位”，雖然人們可能認為他的論述廣博且龐雜。夏志清曾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對《金瓶梅》作出重要批評：“小說的修辭結構存在明顯的缺陷”，然而彼得·拉什頓雖然在反駁夏的觀點時提出了諸多問題，但卻很少給出答案。

其二，《金瓶梅》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不應該因為色情元素的存在而遭到貶損。雷威安借用《紅樓夢》指出，只是讀者有好有壞，為何藝術作品就不會引起色情想法或沖動？正如紫式部（Murasaki Shibuki）在《源氏物語》提出的：“如果作者想把故事講得好，他就會選擇好的材料，如果他想抓住讀者的目光，他就會挑壞的來講，甚至是極其敗壞的事。而好事與壞事一樣，都只是存在于這個世界的事，并無什么區別?！?6

其三，現代的“作者”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中國古典小說，或者《金瓶梅》作者的身份問題，是此次會議的重要議題。芮效衛的論文是迄今為止對作者問題最好的論爭，他認為湯顯祖是《金瓶梅》作者，論證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從書中選取三十多個段落證明自己的觀點;另一部分是芮效衛對質疑者的回應：如果湯顯祖是作者，那么他這樣顯赫身份的人如何在朋友面前隱藏其《金瓶梅》作者的身份？并且他的語言與書中敘事者的語言為何也不相同？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回如何區別作者與敘事者的問題上。夏志清認為：“與其說是一種首尾一貫的世界觀，毋寧說是某種態度，因為作者同那些職業說書人一樣，似乎無力在自己的思想上解決這些矛盾。他沒有自己的頭腦，因為他總是投合這樣或那樣的流行偏見?！?7

其四，柯麗德對儒家經典和宋元理學頗感興趣，她對《金瓶梅》的敘述結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分析了“敘事學”如何與哲學、宗教思想相交織。她認為文本本身已經引領讀者將其中的宗教陳述當作諷刺、寓言或隱喻。此外，她同意夏志清的觀點，認為《金瓶梅》不符合西方文學批評的框架與審美，在分析作者與敘事者的關系時，西方可能會過度解讀作者的意圖，因為西方文學批評傳統上常常認為文本可能存在多層含義，即便這并非作者的本意。

其五，浦安迪立足于《金瓶梅》崇禎本的研究，重點分析和研究古代對《金瓶梅》的傳統評價與《金瓶梅》對其之后小說的影響。浦安迪認為，早期對《金瓶梅》的評論主要是基于《金瓶梅》木刻雕版畫，而由李贊開創，至金圣嘆、張竹坡而臻于極盛的明清小說評點當時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早期評論在篇幅和內容上無法與后來的豐碩成果相比，但張竹坡從中有何借鑒，對張竹坡的評論產生了哪些影響，依舊是值得持續跟進的研究路徑。

其六，史梅蕊認為花園是中國古代文學中一個重要的核心意象，它反映出人類行為與其后果之間的微妙關系。她認為花園的功能是《金瓶梅》與《紅樓夢》之間最明顯的關聯之一，這一試圖進入兩部偉大作品的新穎路徑令人印象深刻。在史梅蕊看來，兩部作品中的花園都是財富、權力和脆弱的象征，并且《金瓶梅》中的花園與寶玉夢中的太虛幻境似乎存在一脈相承的關系。此外，《金瓶梅》對位置的重視以及對花園和周圍建筑的細致描述在中國小說中前所未有，而斯科特對明末建筑、植物和文化的跨學科研究也為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材料。

其七，韓南在論文“關于色情小說的一些反思”中指出，儒家對性的態度是道德的，但不是形而上學的，身體既不邪惡也沒有罪，但身體是危險的，必須加以控制。他認為《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說，并強調了色情小說在16至17世紀中國的地位，以及中西對色情定義的巨大差異。凱斯·馬克馬翁（Keith McMahon）的“晚明小說中的色情主義”是一種獨特思維方式下的思考，他更多關注的是色情主義與社會現實間的關系。此外，鄭培凱的“晚清《金瓶梅》與色情意識”從另一角度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認為在色情意識方面，晚明中國人的態度比現代人更為開放。易楊的“宋惠蓮及其在《金瓶梅》中的符號功能”對西方話語中符號功能有些過分強調，但沒有讀者不為宋惠蓮這個微不足道的女性所動容。

正如中國學者吳敢所言：“雖然法國的《金瓶梅》研究者遠沒有美國的多，不過雷威安卻是海外最好的金學家之一?！?8雷威安通過對《金瓶梅》國際學術會議論文的整理與評論，一方面探討了國際金學權威芮效衛、蒲安迪、韓南、柯麗德等人的研究觀點，但更為重要的是重提《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文學地位尚未完全確立的問題，借此契機為《金瓶梅》的文學性與正當性正名。

四、結語

雷威安對金學最重要的貢獻當屬《金瓶梅》法文全譯本的翻譯與出版。得益于這部完整、忠實的法譯本，法國讀者對《金瓶梅》的理解不再流于斷章取義或片面獵奇，其小說的文學價值與歷史價值在法國第一次得到重視，它的出版不僅使這部小說在法國得以正名，而且也首次為《金瓶梅》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法語文本資料。

雷威安長期關注《金瓶梅》研究，并與美、英、日、中學者保持學術對話，他的研究不僅在法國獨樹一幟，在國際金學研究中也頗具有代表性。雖然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金學研究當屬美國最為群星閃耀，但法國漢學界也不遑多讓，在主題學、形象學、文類學等研究方面逐漸發力。更為重要的是，法國漢學家仍保有自身研究傳統的最大優勢，即把中、法兩種傳統研究方法相結合，把“知人論世”與對社會學整體觀念的考察相結合。雷威安在翻譯《金瓶梅詞話》的七年間先后發表4篇論文，探討《金瓶梅》的初刻本年代、版本與來源、作者考證等問題;在巴黎七大任教期間（1981-1984），雷威安還將《金瓶梅》帶入課堂，開設碩士生課程“白話前現代文學：《金瓶梅》的研究方法”，并自編教材討論《金瓶梅》的版本、主題、來源、成書、語言與風格、敘事模式、文學史地位等問題?？梢哉f，正是得益于雷威安翻譯與研究、研究與教學的互動，造就了雷威安金學研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20世紀80年代中國金學研究開始騰飛之時，也正是雷威安金學研究成果最為豐富之時。他以其深厚的文學理論功底和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深入了解，不但為當時的大陸金學研究提供了新鮮的視角，而且多年來呼吁國際學界正視《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文學地位。他認為，探討《金瓶梅》是否邪惡、是否因其色情描寫而應被查禁是政治要解決的問題，文學討論的問題應該是文學作品寫得是否精彩、獨特。他指出，若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看，中國學者往往忽略《金瓶梅》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轉折作用，“在它的帶動下，才有了后來迥然不同的《紅樓夢》。如果把《金瓶梅》從中國文學史中抹去，那么中國文學就不會有今天的面貌了?！?9

雷威安既是耗七年之心力譯出《金瓶梅》唯一法文全譯本的重要譯者，也是畢二十年之功研究《金瓶梅》的權威漢學家，他以眾多頗具新意的研究觀點，以一系列學術研究成果將法國的《金瓶梅》研究推向全新的高度，不僅使法國的《金瓶梅》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且也為國際金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① 錢林森：《中國文學在法國》，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頁。

②③④ 胡文彬編：《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頁。

⑤⑥ [法]雷威安：《最近論〈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中外文學》1980年8卷第12期。

⑦14 André Lévy. Dictionnaire de litterature chino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94， p.142.

⑧⑨⑩11 [法]雷威安：《評〈金瓶梅〉的藝術》，《文學研究動態》1984年第10期。

12 André Lévy. Le conte en langue vulgaire du XVIIe siec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81， p.432-433.

13 André Lévy. trans， Fleur en Fiole dOr. Paris： Gallimard， 1985， xiv.

151617 André Lévy. Perspectives on the Jin Ping Mei---Comment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Jin Ping Mei Conference. Bloomingto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CLEAR）， 1986，Vol.8， No.1/2： 1-6， 3.

18 吳敢：《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6月第2期。

19 [法]雷威安：《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接受——法國著名漢學家雷威安一席談》，錢林森、傅紹梅譯，《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