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杏樹下的遐思

許國華

曾經有那么一段時間，我每天上下班，都要從老張楊公路乘車經過楊舍鎮北面的斜橋。每次經過斜橋，我總是情不自禁地透過車窗，貪婪地注視。兩棵巍峨挺拔的銀杏樹，郁郁蔥蔥，頑強地挺立在馬路中央，像守護神似地守護著這方故土。

我也曾多次徜徉在銀杏樹下，在斜橋村中走訪耆宿野老，尋覓“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湮沒的遺跡。據方志記載，斜橋的歷史，一直可以上溯到九百年前宋朝北南更替的時代。

一

斜橋的得名，源于當年始遷祖許政德“扈駕南渡”，卜居于此，因其靈寶老家有斜草橋，“示不忘舊”（《楊舍堡城志稿》卷二），故而命名為斜橋。斜草橋與斜橋，雖一字之差，但許政德的鄉土情懷是一脈相承的，用意也是一目了然的。

史書方志和家乘宗譜中，當然用春秋筆法，將許政德此次南遷，美譽為“扈蹕南遷”“扈駕南渡”，其實就是逃難與流亡。就像失魂落魄的宋高宗逃亡，史官美化為“幸”或“巡幸”之類的閑適優游，徽欽二帝被擄北上淪為亡國之君、階下之囚，依然婉詞“北狩”一般。

我特意查了一下漢語詞典：扈蹕，是隨侍皇帝出行至某處。扈駕，是隨侍帝王的車駕。不過，“扈蹕”也好，“扈駕”也好，個中離散逃亡的滋味，苦不堪言。

還記得民族英雄岳飛一曲慷慨激昂的《滿江紅》嗎？下闕換頭四句：“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振聾發聵，憤激至極，唱出了宋金對峙時代的最強音，也唱出了宋朝愛國人士積郁于心的恥辱與悲憤。

穿越歷史的塵埃，那幕國破家亡的民族苦難，永遠釘在恥辱的十字架上。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變”事件，金兵擄走徽、欽二帝，北宋滅亡。擁兵在外的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無奈新組建的高宗趙構小朝廷，迅速成為金兵“窮其所往而追之”的目標，時刻面臨著被滅亡的危險，南遷逃亡便成為剛剛上任的高宗皇帝的唯一選擇。

號稱“中興之主”的宋高宗，自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應天即位，到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偏安臨安，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攜帶他的南宋小朝廷東躲西藏，從應天逃至揚州，又從揚州逃至臨安，期間曾一度長達四個月入海避難，受盡顛沛流離之苦，直到宋金第一次“紹興和議”后，才正式定都臨安府 (即浙江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題臨安邸》）了。

“靖康之變”時，許政德在北宋朝廷為官。他天資聰穎，學習優等，入國學（太學），升舍為上舍生?！皩W而優則仕”，他便由國學上舍生，舉薦為崇德殿講書，后升至為崇德殿講學士。

宋代的官職名稱繁多。崇德殿講書、崇德殿講學士，是類似于“崇政殿說書”“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之類的經筵官，是專門為皇帝或皇子講解儒經的，“講幄敷陳，經筵眷顧”（《許氏宗譜·殿講公像贊》），雖然官階并不高，但是由飽學之士充任，地位還是倍受注目的。許政德也因此被人們尊稱為“殿講公”。

許政德一家混雜于官兵、百姓的隊伍之中，沿著高宗的“巡幸”路線，跟隨南渡逃亡。據史料記載，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僅在揚州“偷安”了一年零四個月的高宗，驚聞金兵攻陷天長軍（今安徽天長），顧不上召集百官商議，只帶了都統、內侍數騎，倉皇出逃，奔瓜洲乘小船“巡幸”南渡了。在高宗自揚州逃至臨安（今浙江杭州）的所謂“巡幸”過程中，沿途鎮江、常州、平江（今江蘇蘇州）、秀州（今浙江嘉興），也刮起了一股逃難風，百姓扶老攜幼，棄家而逃，沿途號泣不絕，馬踏人擠，死傷無數，渡口擁擠，導致擠軋而死、墜江而死者難以計數，一派悲慘景象。

夕陽漸沉，江水東逝，佇立船頭，眺望漸漸遠去的北國故土，目睹了“靖康之變”后國破家亡的許政德，無端想起杜少陵的《春望》詩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同為春天，遭遇又如此相似：國都淪喪，黎民蒙難。許政德不禁仰天長嘆：國之不存，家將焉附！

二

或許厭倦了顛沛流離的宦海生涯，許政德內心更加渴望寧靜安詳的港灣。戰禍紛紜的歲月，令他更加羨慕“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牧歌，“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的天倫之樂，有時甚至萌發了“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的退意。

許政德出生于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扈駕南渡”之時，已年過半百，盡管在朝廷為官，但一直處于“流動辦公”，追隨高宗小朝廷東躲西藏。此時，“江南糜爛，宋無一城可恃，天下誠有旦夕不保之勢”（王夫之《宋論》卷十）。逃亡與躲藏，成了高宗朝廷官員的“必修課”。

做官做到這個份上，自然也是一種無奈與悲哀。試想，當年飽嘗顛沛流離與戰火紛飛之苦的許政德，站在斜橋這方土地上，眺望北國故園，決意卜居于此，心中自然充滿了悲愴與無奈?！叭漳亨l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那個在中原陜州靈寶縣斜草橋的老宅，已經永遠回不去了，只能時時浮現在思鄉的夢中。

許政德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把骨子里流淌著的對家鄉、民族、國家的情感，自覺或不自覺地串聯起來，形成獨特的家國情懷。國家國家，“國”與“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無國，何以為家？同樣，無家，何以成國？就像一首《國家》的歌曲演唱的那樣：“一心裝滿國，一手撐起家，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與絕大多數人一樣，許政德的家國情懷更多地體會在“家”上?！傲沂恐異蹏踩缂摇?，意思是，有抱負的志士，愛國如同愛家。殿講公許政德親歷了“靖康之恥”，目睹了國破家亡、生靈涂炭，更加清晰家與國的關系：國破家亡，國仇家恨，國與家，家與國，竟是如此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許政德在憂國憂民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現實，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這個“小家”。他也像當時戰亂時期的大多數家族一樣，將他三個兒子分成三支，散居各地，開宗立派，繁衍生息，確保香火永存。長子許泳之世襲父蔭，蔭入太學，留在朝廷為官，占籍浙江，居金華府松山開宗；次子許澤之，官至統領，占籍江陰東壤的斜橋；三子許沛之，居海門開宗。

因長子許泳之、三子許沛之在別處開宗，斜橋的《許氏宗譜》中對他們的記載語焉不詳，不表其生卒葬配。但從次子許澤之的世表看，許澤之生于宋徽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配揚州曹氏。我猜想，“靖康之變”時，許澤之已十七歲，也許許澤之已有婚約，但經“靖康之變”戰亂后，女方或遭難，或失散，或音訊不通，許政德在揚州隨高宗“偷安”一年零四個月的相對安逸的日子里，匆匆忙忙在揚州城內找了一戶人家的姑娘，讓許澤之結婚成親，了結心愿。

歷經浩劫之后，許政德選擇了與次子許澤之，一同居住江陰東壤，并用靈寶老家舊名“斜草橋”，命名新居住的地方為“斜橋”。

從靈寶的斜草橋到新居住的斜橋，雖然路程遠隔千里，但隔不斷的是故鄉情懷、思鄉情緒，傳承的不僅僅是一種家族歷史文化，而是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一種思鄉愛國的情懷……

古時斜橋那一帶濱江通海，古稱“海門”?！皽娼司啊敝?，“海門帆影”即是其中一景。我注意到，許政德三子許沛之居住海門開宗。限于資料，我不知道，沛之居住的那個海門，現在是什么地方？是江蘇南通市的海門市，還是浙江臺州市的椒江區（兩者古時皆稱“海門”），抑或其它地方？

澤之之“海門”與沛之之“海門”，或許兩者純粹是巧合，是一種心靈上的默契，還是因循相襲，傳承的不僅是一種思想信念的堅守，更多的是家國情懷的延續？我不得而知。

三

至于殿講公許政德為何卜住斜橋，有多種解讀。據斜橋《許氏宗譜·明正統年增修世譜序二》云：“樂江陰風俗之美，遂家令節坊?！边@只是一個原因，其實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許澤之在江陰駐軍任統領。

江陰素有“江海門戶”“鎖航要塞”之譽，是歷史上的軍事重鎮。在宋金對峙時期，一直是抗金的前沿陣地，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岳飛先后移師屯守于此。結合韓、岳的史料看，我更傾向于許澤之在韓世忠麾下從軍一說。

“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陸游《病起書懷》)，有著濃郁家國情懷的許政德，時時想念遠在千里之外的家鄉斜草橋，渴望早日回歸故園，故而將次子許澤之送進了軍營，殺敵報國，收復河山。

許氏家族素有文武兼修、詩禮傳家之風。不難理解，許政德雖為朝廷“經筵官”，卻娶兵部侍郎程操剛長女為妻。許澤之雖文武雙全，卻棄文從武，在軍隊中任統領。盡管許澤之的具體事跡早已湮滅，不見于史冊，但仍可從國子司業陳韻題寫的《統領公像贊》：“桓桓許公，職隆統領；氣宇威儀，肅穆鎮靜；內寄閫政，外殄寇警；乃武乃文，勛業彪炳”中略見一斑。

紹興和議后，南宋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了，更無心收復北方河山。以朝奉大夫之職致仕的許政德，自知無法返回靈寶斜草橋的故鄉，“立朝道行，在野謀?！保ā对S氏宗譜·殿講公像贊》），肇基斜橋后，疏浚橫河，使兩岸農田排灌兩便，澤被鄉邦。

從此，水意淋漓的斜橋，又成了許氏家族的一種氏族文化符號。許氏一族在斜橋生息繁衍，遂成地方望族，稱之為“斜橋許氏”。

我猜想，當始遷祖殿講公許政德在斜橋里宅園栽下第一批桑樹、梓樹時，眺望北國，心中流淌的依然是難以割舍的故土情懷；當十世祖梅谷公許莊邀四方名士、偕族中子弟，于滄江別墅內酬歌吟詩，題詠“滄江八景”時，流連往返，樂在其中，感嘆的自然是“掀髯一笑江?？?，只疑身在瑤華宮”（《楊舍堡城志稿》卷十二），人文之美與家園之美相得益彰；當十四祖近川公許蓉在明朝嘉靖年間遭遇倭亂，家園焚毀，“倉皇策馬立橋東，悵望家園劫火紅”（許蓉《駐馬橋東目擊愴賦》）時，義憤填膺，領鄉勇，抗倭寇，筑堡城，豪爽俠義的風骨中，有祖上的風范，繼承的是祖上先輩家國天下的胸襟和義不容辭的擔當……

桑田變幻，滄海不再，如今的斜橋，早已遠離了江海岸線。昔日的潮汐帆艫、牧笛漁歌，徹底湮滅在歷史的潮起潮落之中。只有那兩棵參天的銀杏，如今已經成為斜橋的標志，浸透了滄桑歷史的煙云，巍峨依然。

我想，這或許還是“滄江八景”中第二景“令節喬木”中幸存的兩棵，經歷和見證了歷史的風風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