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而不屬于：魯迅與新文學社團的聚散離合

文/王本朝

【作者系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摘自《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文學社團和文學論爭參與并推動了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作為文學形態與活動方式的文學社團，它既是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歷史特色”和“文學力量”，在文壇上形成了不小的“影響和聲勢”，也體現著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制衡的歷史特點。文學社團擁有文學觀念主張、文學活動和創作追求，有組織的聚散離合。魯迅與新文學社團中的南社、《新青年》社團、語絲社、莽原社、未名社、奔流社、朝花社、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等有著直接的聯系，也與學衡派、創造社、太陽社和新月社等有過文學論戰和人事糾葛。

一

“五四”新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之所以能在短時間產生作用和影響，與文學社團的構想和運作有關。新文學社團，有的組織嚴密，有的自由松散。自由松散者如新月社，“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辦一個刊物之外，并沒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范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組織嚴密者如20世紀30年代的左聯，擁有明確的政治結構和組織形態。

魯迅非?？粗匦挛膶W社團的作用，特別是在新文學布不成陣勢、文學青年沒有創作陣地時。魯迅與文學社團的直接關系，主要體現在社團刊物和人事關系上。魯迅對《新青年》就有從遲疑到積極支持的轉變。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號改組，魯迅參與編務工作。1919年《新青年》第6卷又改為輪流主編制，魯迅不再參與編輯事務，但仍作為主要撰稿人，一直在該刊物上發表作品，包括小說、新詩、雜感、論文、譯文和通信等近50篇。1924年，魯迅參與創辦語絲社，他的《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等大部分文章都刊于《語絲》。這些作品顯示了魯迅雜文創作的自覺和藝術風格的成熟。語絲社組織松散，魯迅也不承認自己是《語絲》主將，但也認同“關系較為長久的，要算《語絲》了”。他在《語絲》上可以講“別的刊物所不肯說，不敢說，不能說的”話。雖然它沒有嚴密的組織關系，也說不上有什么派別，但魯迅自始至終“站在《語絲》的最前線，以戰斗者的姿態，嚴肅地、不屈不饒地和黑暗作殊死的斗爭”。

相對于文學社團復雜的人事糾纏，魯迅更偏愛文學刊物，更愿意回到因刊物而生的社團本分和本色。在某種程度上，魯迅的結社主要是創辦刊物，因刊物而與社團發生聯系。1924年4月魯迅在北京創辦的《莽原》周刊，1925年出至第32期后?？?；1926年再復刊，魯迅仍為編輯。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前往廈門，由韋素園接編。到了廈門，1926年12月前后，他又指導學生創辦《波艇》月刊，該刊1927年出第2期后?？?。盡管魯迅有抱怨，說“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這里，又有幾個學生辦了一種月刊，叫做《波艇》，我卻仍然去打雜”，但想到“學生方面”的“好”，“他們想出一種文藝刊物”，仍然為他們“看稿”，即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學的人，也只能如此”。一個刊物的質量需要用作品來說話，不能只拉大旗、喊口號，而應扎扎實實做事。正因為如此，明知“不見得有什么好結果”的魯迅，仍然“拼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1928年，《未名》半月刊在北京創刊。該刊于1930年出至第2卷第9—12期合刊號終刊，魯迅甚感“可惜”。1928年，魯迅在上海與郁達夫合作主編《奔流》月刊。該刊于1929年第2卷第5期終刊，共出版15期。后來，魯迅還主編或參與編輯了系列刊物，如與柔石合編的《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左聯時期，魯迅參與的刊物更多，如《萌芽月刊》《文藝研究》《巴爾底山》《拓荒者》《世界文化》《前哨》《十字街頭》《文學》《太白》《譯文》和《海燕》等。唐弢說：“魯迅先生一生編過許多刊物，十分重視編輯工作?？锸撬橅緯r事、批評社會的陣地，也是他聯系群眾，‘造出大群新的戰士’的場所?！边@雖點出了魯迅支持社團和刊物的真正意圖，但被當作“聯系群眾”，顯然是話中有話。在魯迅看來，青年作者是否加入文學團體，倒不顯得十分緊迫和重要，反而是文學刊物，更有助于新文學陣營的壯大和新文學青年的成長，由此也可理解魯迅熱衷于主編或參與編輯文學刊物的動機，因為青年作者需要扶持，需要有文學陣地。

魯迅一直留心并尋找同道者。對新文學，他寄希望于青年，因此格外關注文學青年的創作和成長，“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他理想的生力軍是“思想革命”的戰士，理想的刊物也是高舉“思想革命”的大旗，“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于是再決勝負”。一旦見到這樣的刊物或者作者，他是喜不自勝：“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旎?，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它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之上。你想：從有著很古的歷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仿佛在豫告這古國將要復活，這是如何可喜的事呢？”所以，他創辦《莽原》，他的《故事新編》也以總題目“舊事重提”刊發在《莽原》。他更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以“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將《莽原》作為“發言之地”，“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提出“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并說他“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當有人臆斷以魯迅的地位可能不便于參加文學團體的戰斗，魯迅卻嚴肅地指出，“我和青年們合作過許多回，雖然都沒有好結果，但事實上卻曾參加過。不過那都是文學團體，我比較的知道一點”?！皼]有好結果”只是魯迅過于自謙的說法，他所參加的文學社團，盡管沒有完全遂其所愿，也沒有善始善終，但無論是“起哄”發聲，還是布不成陣勢，都有顯而易見的成效。

二

魯迅與不少文學社團有過交往。如與新潮社、文學研究會、淺草—沉鐘社、春光社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他或將作品刊于這些社團的刊物，或關注這些社團的活動和創作，并對部分社團給予熱情的評價。如對淺草—沉鐘社，他就有很高的評價，也充分肯定莽原社、未名社的實地勞作、不尚叫囂，但也卷入了兩個社團的人事糾纏。出于對青年作者的支持，魯迅積極參與1928年以后出現的奔流社和朝花社的活動。1930年，左聯成立。魯迅與左聯的關系非常復雜，他從左聯的籌備到成立都有參與其中。

魯迅對文學社團還曾有過一個精彩比喻。1935年，他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作序時說：“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里面的，始終都是豆。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后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蔽膶W團體和文學個體存在規范和超越、統攝和個性的關系，同一文學社團中的作家，其作品并不完全是單一同質的，作家本人也不完全受社團束縛，擁有自己的創作個性或創作變化。如“五四”時期的許地山就有不同于冰心和王統照等的創作特點，20世紀30年代的蕭紅在左翼作家中也是一個異數。對此，沈從文很有感觸，他認為：“好作品不一定能從團體產生”，“把一群年青作家放在一個團體里，受一二人領導指揮，他的好處我們得承認，可是他的壞處或許會更多”。盡管沈從文屬于20世紀30年代京派文學的代表人物，但這并非他有意為之，而是由左翼文學、海派文學和朱光潛批評理論等合力創造的結果。

魯迅也一樣，他參與了不少新文學社團活動，但他并不十分積極，他不喜歡社團的人事糾葛和利益之爭。李長之認為，魯迅“寧愿孤獨，而不歡喜‘群’”。魯迅自己也說，“我在群集里面，是向來坐不久的”。在新文學尚處于寂寞和零散狀態之下，文學結社，同聲相求，其作用不可低估。但魯迅不為社團所束縛，拒絕團體的壓迫和利用，而選擇自己的文學方式，追求精神的從容自然?？梢哉f，魯迅在文學社團中存在，但他不屬于任何一個文學社團。中國新文學史上任何一個文學社團都無法涵蓋或擁有魯迅的思想和創作，如郭沫若屬于創造社，茅盾歸于文學研究會，胡風與七月派相伴而生。魯迅與《新青年》有關，但《新青年》內部也是駁雜的，他與胡適并不處在同一個頻道。魯迅遵命《新青年》，為其吶喊助威，直到“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但是，每當魯迅描述自己面臨孤獨寂寞時，他常不自覺地提及文學刊物的停辦和文學團體的解散，乃至到了晚年，他還說：“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云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笨梢?，在他心里始終存有一個文學群體之夢。

魯迅與語絲社接近，但語絲社成員的總體格局過于狹小，他們更多在文體上同處一個戰壕。魯迅對左聯寄予厚望，但很快他就發現，左聯已不是他想要的左聯：過于趨“左”而弱于個人之“聯”。魯迅與新文學社團是一種存在而不屬于的關系，處于在與不在之間。他喜歡“各人自己的實踐。有人贊成，自然很以為幸，不過并不用聯絡手段，有什么招攬擴大的野心，有人反對，那當然也是他們的自由，不問它怎么一回事”。這樣的文學社團尊重了個人自主性，擁有團體的多樣性，并且，它沒有文學之外的“野心”，不限制作家個性。

魯迅不愿意陷入小團體的宗派之爭，但又與一些文學社團發生過激烈論爭，如與學衡派、創造社、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這些論戰往大的方面說推動了新文學的重組和自覺。魯迅與后期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與新月派的交鋒，與后期左聯的分歧，既推動了新文化新思想之“真理”和“道理”的明晰化，也反過來促進了魯迅思想的深化和反思，與此同時，這些論爭也彰顯了魯迅的精神個性和生存狀態。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和雜文《熱風》《墳》為《新青年》代言，將其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從理論主張轉變成了文學實踐，真正顯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新青年》社團的文學實績。

魯迅與文學團體的分歧，有情感糾葛，有觀念差異，也有思想與權力沖突。在新文學發軔時期，魯迅與《新青年》社團、語絲社、未名社、莽原社的介入和離散，多出于作家個性和創作自由的不同選擇。魯迅與后期創造社、太陽社之間出現的革命文學論爭，以及與新月派梁實秋關于人性論與階級論論戰，煥發了新文學的生機與活力，呈現了新文學的多樣與豐富，也推動了新文學的轉變和升級。創造社推動了魯迅思想的轉變，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超出了單純的文學社團范疇，所經受的卻是新文學的分化和重組。這已不是文學社團關系，而是社會現實問題，是社會與書齋、現實與觀念不同生存方式及其價值的分途。不同社團的論戰雖為新文學之常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耗了新文學的原動力，成為為論爭而論戰的負能量。魯迅曾說過，有文壇，“便不免有斗爭，甚而至于謾罵，誣陷的”，“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但這并讓人“悲觀”，因為有論戰，文壇“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作為公共空間的文壇，論爭和論戰、謾罵和誣陷雖不足為怪，但畢竟是一種內耗，特別是面臨不同團體、不同力量，事關利益和權力。原本想借助“論戰”而使事理分明，卻難免出現事與愿違的結果。這結果自然是魯迅也不愿意看到的。

三

從“五四”時期到20世紀30年代，新文學社團聚散頻繁，魯迅時而參與，時而游弋在外。在魯迅與文學社團關系的背后，則牽涉到魯迅的思想觀念、精神人格和文學創作的身份問題。在中國文學進入社團時代后，魯迅的文學活動也就不可能繞開社團。在日本留學時期，魯迅就有團體意識，他先是加入同鄉會，繼而結識《浙江潮》編輯，創辦《新生》雜志。在經歷《新生》的失敗后，魯迅參與了《新青年》活動，成為新文學的開創者和新文壇的筑造者。后來，魯迅也認識到：“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文學需要土壤，天才需要環境。所以，魯迅非常重視文學社團和文學刊物。因文學期刊才形成文學社團，由文學社團才能顯示新文學運動的力量。文學報刊擔負著組織、引導文學生產、傳播和接受的重任。報紙雜志和社團組織一旦創辦和成立，就如同搭建了一個舞臺，唱戲的就不完全由得自己。

但是，魯迅并沒有受到文學刊物和文學社團的束縛，而是進退自如，全由自己。他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滿就爭、不合則退，不斷創辦新雜志、取代舊刊物，成立新社團、置換舊團體，以不斷變換、流動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文學意圖。魯迅不愿意受制于任何一個文學刊物或社團，當一個文學刊物面臨人事紛爭，一個文學社團出現利益分割，他即抽身而出，別立新宗，另建組織，采取以時間換空間、不同時期出版不同刊物、不同時期建立或參與不同文學組織的方法，獲得文學生活的自如和精神生活的自由。魯迅與左聯的聚散離合就是一個典型個案。20世紀30年代，魯迅加入左聯。這是社會時代的召喚，是新文學發展的必然，也是魯迅的個人追求。但魯迅很快就感受到左聯內部出現了不同名目的劃分，如革命與反革命；左聯本身也從文學社團逐漸向政治團體轉變，一些青年作者或遭受無辜迫害，或被殺害，左聯的文學性和多樣性空間被壓縮或被排斥。對此，魯迅不免有了諸多困惑，有了批評和抱怨之聲。1932年底，魯迅雖自稱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表明他有著強烈而明確的身份認同，卻感受到來自“戰友”的“口是心非”，令他“防不慎防”?！盀榱朔篮蠓健?，他“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他感到被同戰壕的戰友“從背后”打了“一鞭”，“惡意”地拿他“做玩具”。魯迅將刊物和社團作為傳布思想、表達聲音的陣地，他常稱之為“戰陣”，但“戰陣”并不完全是對外的，也時有利益和權力之爭。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學，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不少問題，如把敵人看得過低，對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的內在性理解能力不足；反之，它卻將自己看得過高，對歷史主體之階級和政黨過于美化，因而顯得自我批判性不夠。更進一步，他們對左翼內部所存在的不平等現象也缺少清醒認識，對民族國家的區域性和現代社會的世界性也缺乏未來眼光；并且，這些問題或因社會現實危機而被排擠靠后，或受到左翼理論影響而被掩藏忽略。

無論怎樣，文學刊物和文學社團仍是中國新文學融入現代社會、參與社會改造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魯迅入其內，但又出其外。他從文學刊物和文學社團中獲取了充分的文學空間，但他始終保持著個人的獨立身份和自由意志。他有組織無團體，有戰場無居所，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大師和文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