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防范與治理

原 軍,王 瀅

(中國刑事警察學院 經濟犯罪偵查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5)

近年來,電子商務的發展愈加迅猛。2016年至2020年，中國網購用戶人數從44772萬人增加到63882萬人，網購使用率從63.1%提升至74.8%。[1]尤其因為疫情原因，公眾出行受限，網絡購物消費更加受到青睞，其規模大幅上升，附隨著網絡刷單現象也大幅增加。網絡刷單指的是網絡店家(以下簡稱店家)請人假扮消費者購買商品，交易成功后給予店家虛假的銷售量和好評口碑，店家因此可以獲得較高的搜索排名，繼而增加關注度與交易量，從而獲得更高交易利潤的行為。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刷單現象出現了專業化，規?；?，手段多樣化，人員集團化的趨勢，并逐漸衍生出多種犯罪行為，極大破壞了市場公平交易秩序和電商的信用評價機制體系，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立足于現行法律還存在缺陷與不足的實際，從當前犯罪形勢的整體局勢出發，亟需深入分析探討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分類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構建多元一體化格局來應對當前監管治理困境，從根本上達到防范和治理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目的。

一、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案件類型與手法特點

一般網絡刷單涉及店家、刷單中介公司(以下簡稱刷單中介)、刷手、網購消費者四方，按照意圖達到的刷單效果分為正向和反向兩種。正向刷單是指店家為了增加銷量，獲得利潤，雇傭刷單中介或者刷手，甚至直接利誘網購消費者對其產品做出不實甚至完全違背事實的評價，增加好評度和店家信譽的行為。反向刷單是指店家為了戰勝競爭對手，雇傭刷單中介或者刷手，對競爭對手店鋪進行大額消費，然后歪曲事實，惡意退款或者評價，以貶低對手來增加自身信譽，從而擴大市場占有率的行為。目前，除了正向、反向不正當商業競爭性質的刷單行為以外，還大量存在著將刷單作為一種手段進行騙取財物、傳銷、轉移資金等犯罪活動，從而滋生了諸多網絡刷單衍生犯罪。通過對電商行業的業態梳理與案例資料的歸納分析，筆者將網絡刷單衍生犯罪分為以下五種：

(一)詐騙犯罪案件

網絡刷單詐騙犯罪主要表現為以刷單作為詐騙手段，虛構事實騙取刷手(網購消費者)、店家財物的行為。根據詐騙對象的指向性，網絡刷單引發的詐騙分為三類：

1.假裝刷單中介欺騙刷手產生的詐騙。犯罪分子假裝刷單中介，提供虛假的刷單兼職工作機會，允諾高額報酬，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給予好評并返現，然后再以種種利誘條件誘導刷手綁定個人信用卡。前期嘗到甜頭并對“刷單中介”充滿信任的刷手就會毫不猶豫的綁卡從而泄露個人的信用卡信息，被犯罪分子盜刷信用卡，造成財產損失。

2.假裝刷單中介欺騙店家產生的詐騙。刷單中介是連接刷手和店家的橋梁，在刷手支付成功并確認收貨后，店家把錢款轉給刷單中介，刷單中介拿到錢款后卻不返還給刷手，而是借口聯系不上店家無法向刷手返款，讓刷手選擇退款，由此詐騙店家資金。

3.假裝刷手刷空單欺騙店家產生的詐騙。刷手通過網絡交易平臺聯系到店家進行刷單，通過前幾次刷單交易成功取得店家的信任，之后刷手借口資金不足，要求店家墊付，而店家通過微信轉賬墊付后，刷手通過技術手段以刷空單的行為冒充完成刷單行為，繼續接受店家的墊付轉賬，最后更換微信和聯系方式，私吞墊付款。

(二)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犯罪案件

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犯罪是反向刷單的衍生犯罪，店家以報復或獲利為目的，通過不法刷單與競爭對手進行不正當競爭。大量的惡意評價和退款導致競爭對手店鋪被網絡交易平臺或行業監管部門認定為非法交易，從而被商品搜索降權甚至封店。良性的市場競爭是市場得以健康發展的前提，反向刷單不僅可能造成被害店家的財產損失，其惡性競爭行為還會嚴重破壞交易規則體系，危害市場秩序。

(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案件

刷單初期容易涉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為了突破實名制的門檻限制，刷手大量購買他人的實名手機號碼，通過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的用戶隱私信息，例如身份證信息、淘寶賬號、支付寶賬號、銀行卡號、通信地址等，進行刷單行為，嚴重侵害公民的個人信息。例如，棗莊市人民法院審結的張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犯罪分子張某從QQ上購買包含公民姓名、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的已實名認證的淘寶賬號或利用購買所得的公民姓名、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進行淘寶賬號實名認證，用于自己淘寶刷單和對外以刷單為目的的加價出售牟利。(1)徐杰,張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一審刑事判決書.(2017)魯0402刑初30號.

(四)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案件

犯罪分子以刷單為名義，實際以傳銷為手段發展下線，讓受害人不斷拉人頭參與刷單，達成詐騙裂變效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規定，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同時層級在三級以上的，就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例如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審結的何某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為謀取不法利益，何某某等人以“鼓勵消費”“消費返利”的名義，積極推廣“五贏模式”，要求會員繳納費用加入并組成層級，鼓勵會員刷單繳費、報假單以收取更多費用，以網絡刷單返利為名義大肆發展會員下線800余人，形成金字塔式的六級會員層級結構，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2)何成強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審刑事判決書.(2019)渝0108刑初930號.

(五)洗錢犯罪案件

刷單也可能會成為洗錢犯罪的手段。目前，通過刷單(虛假交易)洗錢已經有了系統的運行模式。以Effici刷單團隊為例，犯罪分子冒充店家，在淘寶網經營虛假的店鋪，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店家不發貨，刷手也會確認收貨并將提前從犯罪分子手中獲取的黑錢當做貨款進行支付，這樣待洗的黑灰資產就與買家的合法資產發生了互換，黑錢具有了經營網店銷售商品的合法收入外觀，以刷空單的行為完成了洗錢。為了盡最大可能偽裝成合法交易外觀，店家還與快遞公司內部工作人員勾結，虛構快遞單號，使得整個交易有物流，有支付，與正常的網購毫無二致。這種依靠刷單進行洗錢犯罪的行為，非常隱蔽不易被發現。通過刷單手段進行的交易成為了正常的電商買賣行為，刷單也就成為了洗錢犯罪的作案手段。

二、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防范對策

個人法律意識淡薄，網絡交易平臺缺乏有效管理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都助長了網絡刷單衍生犯罪行為的產生，而如何探尋風險防范措施就需要借助當下有效的資源和手段,有針對性的提出解決方案。

(一)完善平臺辨別機制，規范店鋪經營方式

從平臺方面來看，網絡交易平臺作為網絡刷單的直接關系者，可以從事前、事中、事后三個環節防范治理刷單行為。事前階段，可以改進信用評價機制，轉換信譽值計算模型，完善信用評價標準，通過對評價的精準性和客觀性進行優化來降低虛假評價對消費者的誤導和影響。[2]事中階段，利用python和大數據分析鑒別刷單現象，同時利用網絡交易平臺終端對數據的記錄監控，將文獻數據可視化，建立并完善賣家、商品評價機制。例如,淘寶平臺使用阿里打擊刷單智能風控系統(系統算法模型見下圖1)建立的稽核機制，抓取淘寶刷單的電腦物理信息，之后從淘寶的數據中心抓取流量，IP地址，快遞單號和好評率等核心數據進行比對，搜索可疑店鋪。[3]除了淘寶外，京東平臺也對刷單采取零容忍態度，通過人工智能，打造無懈可擊的“天網”系統，敏銳而智能的查找風控危險并有效預防處理。事后階段，加大對有刷單行為商家的懲罰力度，建立商家誠信檔案和黑、灰名單機制，從源頭上抑制對刷單的非法需求，堵塞刷單的輸出渠道，從市場需求的角度有效遏制非法刷單。

圖1 阿里打擊刷單智能風控系統算法模型圖

(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供懲處法律依據

從法律層面來看，應當完善立法規范內容，協調法律體系，加強網絡管理。目前，我國規制刷單行為的立法仍然不夠完善，刑事方面只能依靠刷單衍生犯罪行為的刑法規范來進行規制。行政規制依據的行政法律法規主要有《網絡交易管理辦法》，但其內容不完善，存在諸多缺陷，如僅將正向刷單列入法律懲罰范圍，而忽略了反向刷單行為。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對稅收的相關審查并不嚴格，很多網絡交易平臺利用法律漏洞通過刷單來偷逃稅款、謀求不法利潤。為此，應當補充和完善相關法律，建立能適應實際需求和切實保護網絡市場交易秩序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多層次、全方面的法律體系，使相關部門處理刷單行為有法可依。

(三)貫徹落實守法觀念，提高應對處置能力

從個人意識層面來看，應當通過宣傳和防范教育，提高個人應對此類犯罪的能力。部分網民法律意識淡薄，不理解刷單與違法犯罪的關系，從而輕易被以刷單為噱頭的詐騙類、傳銷類犯罪誤導欺騙，甚至有部分網民對刷單行為不以為然，毫不在意，知其違法卻認為懲處不嚴，依舊從事。所以，應該在預防、打擊工作的同時進行普法宣傳，加強輿論引導。具體來說，可以利用居委會等基層組織進行社區宣傳，開展學校普法教育，特別是以新聞公眾號的方式，向社會普及刷單行為的違法性及相關處罰。如因從事刷單活動被取證，可以將其記入檔案。同時也要普及維權方式，建立追贓挽損通道，力在使公眾明白自身也有維護權利的法律途徑，通過合法的方式和渠道保護自身權益。

三、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治理對策

網絡刷單衍生犯罪是發生在互聯網技術與傳統商事交易結合形成的電子商務、移動電子商務領域的新型犯罪，具有發生場景新、實施手段新、危害范圍廣的特點，運用傳統的管控手段很難有效治理。公安機關作為犯罪治理的主管部門，應當緊跟時代脈搏，仔細研究產生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環境規律，對治理提出整體性要求，又要因地制宜開展具體行業、具體類型的特性分析，在新型犯罪領域嚴防嚴控，以公安機關與其他行政主管機關聯合執法為工作切入點，在行政治理和刑事治理方面提出具體措施，多向發力，肅清刷單犯罪的大環境。

(一)嚴格依法執法，強化數據思維，建立高效能公安隊伍

公安機關應當區別民事違法責任、行政違法責任和刑事責任，嚴格依法執法，注重提高受案水平和規范化辦案水平；強化數據情報導偵思維和網絡犯罪偵查手段，采用現代計算機網絡技術與傳統偵查措施相結合的方法偵辦犯罪，打造一支專業化的偵查打擊隊伍。[4]各級各地公安機關一定要增強協作協同意識，樹立整體觀念，完善制度建設，規范運用大數據流程來破解犯罪，提高工作效率，貫徹落實公安部關于落地偵查和雙鏈偵查的工作機制。[5]網安部門可以采取“語義分析技術”等監管手段，從IP賬號的登錄情況、被害人的資金帳目流水情況、犯罪分子與被害人信息溝通情況等渠道尋找案件線索，順延犯罪鏈條，拓展發現涉案證據，有效運用大數據偵查手段增強對刷單衍生犯罪的打擊力度。

(二)健全體制機制，完善監督制度，樹立大數據思維謀略

行政監管機關應該根據“統籌扎口，智能識別，網上推送”的原則，盡快實現系統內部資源共享，互助協作，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和現有的數據倉庫，開啟治理刷單行為新模式，形成國家級監測預警處置平臺。市場監管部門應當完善電子數據取證，同時提高網絡檢測技術，完善全方位檢測系統，建立健全用戶信息安全保障制度。除此之外，還可以加強監督，設立舉報獎勵制度從而引導社會共治。

(三)優化協作力量，增進合作關系，利用高科技協助破案

公安機關與行政監管機關應當加強合作，并在此基礎上提升各自的科技偵測實力，收錄專業人才。針對犯罪問題，特殊情況下可以對項目進行外包，利用外包企業的技術優勢進行案件的偵破查處，但是應當注意保密(外包企業需要具備定密資質)。公安機關可以從人流、信息流、資金流入手對案件進行關聯串并，利用公安機關現有完整快捷的警務信息系統和行政監管機關掌握的企業、個人信息數據系統對刷單現象進行聯合治理。同時完善社會征信機制，把信用體系建設和網絡評價機制進一步結合起來，形成社會一體化的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綜合治理體系，從根本上控制網絡刷單衍生犯罪的發生。

四、結語

綜上所述，網絡刷單已然形成產業鏈，涉及販賣公民信息、黑物流、非法軟件等眾多互聯網黑灰產業，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以刷單行為作為犯罪手段衍生的其他犯罪也嚴重危害了互聯網經濟的正常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結合新冠疫情因素的影響，非接觸式犯罪激增，網絡刷單及其衍生犯罪呈現愈發嚴重的態勢。與之應對，國家層面應加快構建完善的法律體系，依法懲治犯罪，完善網絡交易平臺運行機制，維護網絡主體合法權益；同時公安機關應緊密協同相關單位和部門，運用大數據和技偵、網偵手段，采用謀略思維戰術，加緊建立和諧有序健康的市場環境，維護網絡交易秩序，精準打擊犯罪，切實保護好正常的電子商務秩序和信用體系，標本兼治，致力于從根本和源頭上防范、治理網絡刷單衍生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