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衙前役法考論

董春林

宋代役法問題是研究宋史不可回避的重要話題，役法變革或演進中尤以衙前役法最為重要。宋人司馬光回顧募役法改革時尤言：“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乙丑，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759頁。聶崇岐先生亦云：“宋代色役之最為民病者，首推衙前?！?2)聶崇岐：《宋役法述》，《燕京學報》第33期，1947年，第202頁。北宋政府推行募役法始為解決衙前差役面臨的問題，北宋中后期役法的變革及爭論，均繞不開衙前役法如何改革或推進之類的話題。關于衙前役是職役還是差役，衙前稱謂的由來，衙前役的種類及其職能、作用，此前已有聶崇岐、鄧廣銘、周藤吉之、漆俠、裴汝誠、王曾瑜、黃繁光、唐剛卯、張熙惟、李華瑞等前輩學者研究和關注。但宋代衙前役法相關問題異常復雜，文獻記載中又多有前后抵觸之處，此前研究者難免有所錯漏，對于一些關鍵術語的解讀不足，或過于籠統，使得我們無法完整了解宋代衙前役法的全貌，更無法對北宋役法更革問題有一個較為深刻的認識?；诖?，本文將對北宋衙前役法中“長名”“投名”這兩種稱謂進行再解讀，對元祐役法改革中提出改“雇”為“招”的文本內涵再深入挖掘，并且對“助役法”“免役法”的殊途同歸進行比較和探究，希望借此對北宋衙前役法乃至北宋役法變革有一個全新的認識。所論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一、“長名”非“投名”：熙寧役法前后衙前稱謂變遷

募役法前的“長名衙前”和募役法下的“投名衙前”是否相同，這個問題看似有些多余，因為此前學者多認為兩者所指為一。(3)周藤吉之先生曾指出，長名衙前即投名衙前，是人民投充衙前者。參見[日]周藤吉之《宋代州縣的職役和胥吏的發展》，《宋代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版，第662頁。裴汝誠先生認為，熙寧變法以前有些吏人自愿投名，官府也需要有人投名或延長自身役限，長名衙前便成為衙前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長名衙前的增多和取得雇值的現象，催生了以貨幣形式支付役人雇值的募役法。參見裴汝誠《略論宋代的衙前役》，載《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79頁。漆俠先生認為，衙前主要是從鄉村戶等中差派的，熙寧變革役法之前的若干年里，各地區都曾出現自愿投名充當衙前的投名衙前或長名衙前。參見漆俠《關于宋代差役法的幾個問題》，載《宋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12頁。唐剛卯先生則認為，宋仁宗朝已有官賣坊場支付、支酬投名衙前的案例，熙寧變法實是仁宗時幾種方法綜合的發展，長名衙前顯然即投名衙前的前身階段。參見唐剛卯《衙前考論》，載《宋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137頁。李華瑞先生認為，衙前主要是從鄉村戶等中差派的，但自宋仁宗以后，在各地興起來一批自愿到官府投充衙前的，稱之為投名衙前，或長名衙前，這類應募的長名衙前，有鄉村諸戶等，但更多的是坊郭諸戶等，官府對這類投名衙前，也是以酒坊作為酬獎的。這類酒坊承擔者，除交納官府規定的酒課之外，自負盈虧。參見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頁。張熙惟先生則認為，招雇衙前主要是官府招雇城鄉居民為衙前，或稱“長名衙前”，意為長充衙前之役，因此又有“投充長名衙前”之稱。參見張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質》，收錄自《學思錄》，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也有學者指出，由于輪差者往往有歇役期限，故北宋人在不少場合下是將“投名衙前”與“長名衙前”互相通用的。(4)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一)》，《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之所以會造成兩者概念的混淆，可據以下兩條文獻材料進行分析。一是元祐元年(1086)，蘇轍曾言：

雇募衙前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余萬，欲于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愿充長名，則衙前并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于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5)(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317-4318頁。

蘇轍所謂“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愿充長名”，講的是長名衙前的酬獎是允許其經營酒坊，上交官定酒稅之外息錢自有，也就是官賣轉私營作為優酬的一種激勵政策。至于“雇募衙前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雇”，言外之意是說新法改制中官府雇募衙前是給予現錢激勵的，這即是募役法下投名衙前的激勵措施。此前研究者多著眼于熙寧以前諸路多長名衙前之語句，認為蘇轍所論的“長名”即為此前的“投名”。二是熙寧四年(1071)，曾布曾云：

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官物；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潛為內應。(6)(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802頁。

曾布的奏言旨在論證募役法的合理性，“今投名衙前半天下”，并非指熙寧以前的長名衙前諸路過半之說?！把哉邉t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并不是熙寧以前的長名衙前之實，因為長名衙前“同鄉戶衙前一樣，在主管官物期間不出差錯，年滿之后給以坊場作為酬獎”，(7)漆俠：《關于宋代差役法的幾個問題》，載《宋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12頁。若沒有經歷“十分重難”，自然得不到酬獎。失陷官物的衙前多是不諳公家事務的鄉戶衙前，并不包括精熟官場游戲規則的長名衙前。堅持反對募役法的司馬光尤言：“至于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8)(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二五，第7811頁。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這兩種衙前稱謂呢？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弄清楚兩者含義，其次將它們放在役法變遷的視域中重新解讀，最后指出兩種稱謂的內涵所在。

就“長名衙前”來說，一般指熙寧以前差役法下精熟主典官物工作，并且為獲坊場酬獎而自愿長期從事衙前工作者。(9)有學者總結：“負司牧之責者乃點差應里正之戶為衙前，是為里正衙前，而軍將之充衙前為長名衙前。嗣是官吏以里正衙前質樸易制，間有迫使永久充役為長名衙前者。外此，復有民戶應募之長名衙前(亦曰投名衙前)及富人被派之鄉戶衙前?！眳⒁娐櫝玑端我鄯ㄊ觥?，第203頁。軍將充長名衙前尚未見史料支撐，里正衙前充長名衙前，富人被派的鄉戶衙前，即差役法下的長名衙前，民戶應募的長名衙前在宋仁宗時南方地區就已存在，熙寧役法下即依投名方法完備，總體來說，長名衙前者得名自差役法下自愿應募者。有學者認為，將吏衙前是武人出身，押錄衙前是人吏出身，長名衙前是應募投充的，都不屬于差役范圍。(10)李志學：《北宋差役制度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3年第3期。這種認識多起因于將長名衙前與募役法下投名衙前劃等號，忽略了長名衙前精熟主典官物工作的役法背景。熙寧以前長名衙前并不是一開始就應募投充，政府招募長名衙前也不早于差役衙前，甚至長名衙前除了招募之外也可能定差，或由定差衙前轉變而來。宋初里正衙前、押錄衙前皆為定差，但由于“押錄”本身原來即屬于低階吏員，他們久在官衙、熟悉公事，故期滿時轉遷衙前，因其數額不多，后來漸被招募式的“長名衙前”所取代。(11)黃繁光：《宋代衙前之役的特性與鄉戶的關系》，載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36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59頁。當然，長名衙前也并非差役法下的固有稱謂，募役法下長名衙前也一直存在，畢竟愿意長期從事衙前工作，為政府省去了很多麻煩。熙豐役法之后“長名衙前”不僅始終存在，并且還是衙前工作的主力軍，“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余路亦不減半”。按熙寧二年(1069)，呂惠卿主持初訂役法條例云：“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12)(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第4299頁。元祐初，司馬光力主恢復差役法時提到“舊日將坊場、河渡所折酬長名衙前重難”(1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二八，第6259頁。。呂惠卿所講的經過重難分數的“投名衙前”當指“長名衙前”，買撲酒稅坊場息錢和免役錢是其固定的酬勞，(14)有學者認為，募役法施行時免役錢并不用于衙前。參見魏峰《論衙前在北宋的轉化》，《寧夏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這樣的說法并不妥當。按熙寧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司使沈括上言：“今州縣重役，不過衙前、耆戶長、散從官之類。則州縣易為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余于坊郭、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之類，因坊場河渡余錢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督斂，重輕相補，民力自均?！眳⒁娦焖奢嫛端螘嫺濉肥池浟逯黄?，第7806頁。沈括所謂衙前只需坊場錢、河渡錢即可足，只是考慮民力匱乏提出的建議。按熙寧三年五月，時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令當役人戶以等第均出，曰‘免役錢’。而一切募人充役，隨本役輕重以錢給之”。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一，第5130頁。呂惠卿所謂“一切募人充役”當包括衙前，他在草定募役法時提出這樣的認識，顯然更具法定意義。熙寧三年十月，“頒募役法于天下。內外胥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為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眳⒁?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51頁。所謂祿錢即工食錢，又稱雇食錢，衙前的雇值及日常食補即為雇食錢，這無疑說明免役錢也是支酬衙前的一部分。顯然是拿過去應酬獎“長名衙前”的場務收益和現在征收的免役錢繼續補償給“長名衙前”。但“長名衙前”役人并非都是自愿承擔衙前工作，差役法下按戶等差役，有符合條件者故意躲避衙前重難，也會遭到官府定差?；实v中，就曾“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15)(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3頁。。熙寧初年，“白腳奸戶”丁懷糾舉已經歷過衙前重難工作的一等戶胡真應該繼續應役，時任福建路轉運使陳襄上奏狀指出，丁懷是未曾應役者中的高強戶，請求“定差丁懷充長名衙前”(16)(宋)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六《乞均差衙前等第狀》，載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頁。。

至于“投名衙前”，較多出現在熙豐役法施行期間，似為“雇募衙前”的代名詞，但作為一種時代性名詞，并不確指某種衙前稱謂?！巴睹笨舍屃x為自愿報名，“投名衙前”可釋義為自愿充當的衙前。之所以有些學者理解投名衙前為“長名衙前”，多是循著其充當者的自愿性去理解?！洞疚跞街尽吩砻鳌敖∫詠?，并召投名”(17)(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縣役人》，載《宋元方志叢刊》第8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888頁。，“元豐三年，以募役衙前三十三人并入長名九十二人”(18)(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縣役人》，第7889頁。。由此可見，“投名”衙前這種應役方式由來已久，熙豐役法制定也是對先前經驗的總結。王曾瑜先生認為，衙前入役，差、募兼行，實施于北宋前期至中期。北宋人使用投名衙前之類稱呼，其實都是就其入役方式而言的。(19)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一)》，《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墒?，“投名衙前”這種雇募衙前方式，在熙豐役法改革后才真正合法化，并且成為“長名衙前”的主要募充方式，畢竟“雇募衙前”并入“長名衙前”已很平常。據《淳熙三山志》記載：

熙寧三年，鄉戶衙前增為七十二人。明年，行募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州定長名衙前一百一十七人(情愿投名，不請雇錢)。雇募衙前三十七人內，主押綱運、搬請官物三十三人，主持館驛四人。八年，減罷方山、太平、小若三驛專知三人，存留漁溪一驛，每歲增支庸錢。九年，裁減長名二十五人，存九十二人。元豐三年，以募役衙前三十三人并入長名九十二人，總一百二十五人，均輪優、重差使。(20)(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縣役人》，第7889頁。

按熙寧七年(1074)福州地區的長名衙前“情愿投名，不請雇錢”，只是指不用免役錢，并不表明其不要坊場酬獎。有學者認為，這種情況當是按照呂惠卿初訂役法條例中的辦法給以酬獎。(21)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頁。據史載，熙寧四年(1071)十月一日頒布的募役法，“諸戶等第輸錢，免其身役，官以所輸錢立直，募人充役”。(2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一二，第7803頁。此亦可見，“投名”只是一種應役衙前的方式，“長名衙前”和“雇募衙前”極少例外情況下的區別是使用免役錢與否，更多時候兩者區別不大，當然這取決于應役者是否愿意長期從事這項工作以及官府的需要。據上文可見，元豐三年(1080)福州地區即“以募役衙前三十三人并入長名九十二人”。元祐改制之后，官府更是鼓勵“投名衙前”投充“長名衙前”。元祐四年(1089)八月十八日宋哲宗下敕：“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缭竿冻溟L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23)(宋)蘇轍：《欒城集》卷四五，載陳宏天、高秀芳點?！短K轍集》第二冊，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785頁。

事實上，元祐改制后的“投名衙前”并非“雇募衙前”。征募鄉戶自愿“投名”，仍然是官方解決衙前重難工作的重要手段，只不過這個投名方式在元祐初年有所調整。早在熙寧八年司馬光反對免役法時就提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后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2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二六，第7811頁。司馬光所謂募人投充長名衙前，僅以場務稅錢酬獎，所以并非雇募人投充衙前，“投名”顯然并不是專屬于“雇募衙前”的應役方式。

至此可見，“長名”和“投名”并非都指向衙前稱謂，“投名”只是一種自愿基礎上的應役方式。隨著宋代社會發展，“長名衙前”和“鄉戶衙前”仍然是熙豐變法時期主要的兩種衙前。由于一些精熟衙前工作的鄉戶長期充當長名衙前，最后這類衙前逐漸職業化，成為專業的職役。從事長名衙前者多是為了雇值優利，熙寧新法之后依然有其存在的社會條件，有學者即提出，“一般說來，長名衙前得到官府一定的雇值，但也有不付雇值的。長名衙前增多和取得雇值的現象提示人們：衙前役有著固定職業化的趨向”。(25)裴汝誠：《略論宋代的衙前役》，載《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頁。

二、“雇”“招”兩意：衙前征募的官私屬性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盡廢新法，但募役法并非完全被舊的差役法取代，文獻表述中似廢“雇募”為“招募”，至于“招募”為何義，牽扯到“元祐更化”的徹底性。有學者曾認為，司馬光上臺后力主全盤恢復舊法，但后來他的態度稍有變化，認為可以征收六色錢，為掩蓋衙前實行雇募之實，又將“雇募”改為“招募”。(26)唐剛卯：《衙前考論》，載《宋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139頁。這樣的認識未免過于草率，“雇募”和“招募”之間存在差異。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言要求“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并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后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27)(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第4311頁。據此可見，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與差鄉村人戶充衙前不同?！罢心肌彼品恰安钜邸?，那是否就是“雇役”呢？

元祐元年(1086)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門下侍郎司馬光奏定役法云：

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計作助役法。自后條貫優假衙前，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并差將校干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之物，差將?；蚬澕壒苎?。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于向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法，于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其余產業，并約此為準。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樁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于今來敕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謄下州縣，委逐處官看詳。(28)(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五，第6245頁。

司馬光最初提出衙前行差役法時顯然并沒考慮周全，只著眼于募役法下民間陪備(賠費)過重，現在改成差役法，差將校、官員或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官物，“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于向日，不至有破家產者”，這樣的想法有一些問題。熙寧以前差充衙前之所以“最號重難”，并不完全因為賠償押送綱運中所失官物，“既已充役，入于衙司，為吏胥所欺，縻費已及百貫，方得公參。及差著重難綱運，上京或轉往別州，腳乘、關津出納之所，動用錢物，一次須三五百貫；又本處酒務之類，尤為大弊，主管一次，至費一千余貫”。(29)(宋)鄭獬：《鄖溪集》卷一二《論安州差役狀》。應役期間衙前日?；ㄙM在募役法時也都由官方支付，元祐三年新役法即規定：“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錢?！?30)(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五七，第7829頁?？傮w來說，若差役衙前，鄉戶陪備(賠費)并不止于對“失陷官物”(31)(宋)鄭獬：《鄖溪集》卷一二《論安州差役狀》。的償還，其他支出亦不在少數。另外，差將校、官員等管押并不現實，知樞密院章惇曾質疑說：“自行免役法后來，凡所差將校干當廚庫等處，各有月給食錢。其召募官員、使臣，并差使臣、將校、節級管干綱運官物，并各有路費等錢，皆是支破役錢。今既差役，則無錢可支，何由更可差將校管干，及召募官員管押？”(3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三五，第7816-7817頁。主要因為司馬光主張停收免役錢，并未說明如何支酬管押的官員。蘇轍就曾指出：“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合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不小?！?3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四四，第7821頁。這樣的話，鄉戶衙前的負擔甚至比熙寧以前還要重，衙前工作只會更加麻煩。司馬光的解決辦法是按一定的標準征收助役錢來召募衙前，并且“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這樣的酬獎標準顯然過低，這也是元祐初年朝臣關于役法改革爭論的熱點。

用助役錢來支給衙前應該和差役法下讓衙前經營場務作為酬勞有些差別，但也和雇募衙前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廢除免役錢。針對此事，新設置的詳定役法所曾給出一些解釋：

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五日，詳定役法所言：“司馬光奏請天下免役錢并罷，其諸色役人，并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令、佐揭簿定差。今看詳，欲乞下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余役人除合召募外，并行定差。其差衙前有妨礙，或別有利害，許依閏二月四日指揮施行?！睆闹?。(3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一七，第6252頁。

十六日，詳定役法所言：“乞先次行下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場、河渡錢物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本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卻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為‘招’字?！睆闹?。(35)(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一九，第6254頁。

此處說“衙前一役先用坊場、河渡錢物依見今合用人雇募”，即是熙寧新法下的雇募投名衙前的意思，詳定役法所基本接受了司馬光所謂先雇募再差役的措施，這里解釋改“雇”字為“招”字的原因是擔心諸路產生疑惑。事實上，元祐變法時是雇募還是招募，執政者或詳定役法所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界定。這里擔心諸路產生疑惑的主要原因是現在的雇募并非完全用現錢雇募充役，應該和此前熙寧役法的雇募有所不同。在宋人眼里，雇募即出錢招人來干活，雇錢即庸錢，是必須先期準備好的本錢，由官方組織雇募活動，即為官雇。熙寧二年(1069)八月十六日，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36)(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第4299頁。蘇轍的說法并無過錯，后來募役法下應役戶出免役錢即為解決差役的問題，雇募投名衙前的庸錢主要來自于官府經營場務收益的坊場、河渡稅錢。元祐役法更革之時，詳定役法所言欲改“雇”字為“招”字，蘇轍即指出：“眾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37)(宋)蘇轍：《欒城集》卷三八《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第666頁。蘇轍所謂“以錢雇人”，指募役法以錢雇人，元祐初年的招募并無相應的專項經費支持。蘇轍曾細致地估算：“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余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余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v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38)(宋)蘇轍：《欒城集》卷三八《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第666頁。但元祐役法籌劃者“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余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余欲將何處支用”，(39)(宋)蘇轍：《欒城集》卷三八《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第666頁?！敖穹粓黾纫褣]收入官，必無人愿充長名。則應系衙前，并是鄉戶，雖號為招募，而上戶利于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40)(宋)蘇轍：《欒城集》卷三八《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第666頁。這里基本弄清楚的是，蘇轍理解的雇募衙前要支出現錢，坊場、河渡錢用于支酬衙前應綽綽有余，但坊場已由官府經營，長名衙前無利便無人投充，鄉戶衙前僅僅以免役之利而投充，和差役也就差不多了。

因為蘇轍等人對司馬光招募衙前意見的置疑，司馬光也對他最初提出的衙前招募法做了修正，他說：“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須出助役錢。從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更改。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所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足，續有投名者，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即鄉戶愿投，亦聽?！?41)(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五四，第7827頁。司馬光的解釋旨在說明現在招募長名衙前和熙寧元年鄉差長名衙前的區別是支酬出賣坊場、河渡錢的方式不同，長名衙前自賣與官賣的結果似乎差不多。這種解釋看似區別了招募與雇募的同一性，實則模糊了招募衙前的役法背景。那么，是否可以將招募與雇募劃等號呢？筆者認為兩者本質上是有所差別的，司馬光所謂“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即是熙寧四年施行募役法時雇募衙前的意思，這和募役法施行前差役法下招募衙前支酬其坊場經營權并不相同，根本差別是差役法與募役法時代背景的差異。事實上，熙寧役法變革之前的差役法下長名衙前或鄉戶衙前的投充也是官府招募而非雇募。據史載：“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42)(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3頁。募充的酬獎是坊場酒榷經營權，司馬光所謂“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后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即指招募長名衙前不足便可按這個酬獎標準定差鄉戶衙前，減免或免除投名衙前的坊場稅錢，即是舊法招募衙前的酬獎方式。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元祐元年司馬光主張廢除免役法的最初思路是恢復到熙寧役法改革以前的差役法，這樣的役法背景下衙前斷不是雇募，招募一詞是符合這樣的役法背景的，但與熙寧役法行用多年的社會背景相矛盾。元祐元年司馬光上臺之后面臨的主要問題仍是國家財政吃緊，坊場、河渡的官營斷不可再恢復到新法改革前由衙前私營，若這樣便無法支酬衙前，遂遭到蘇軾兄弟等人的反對，最終元祐衙前役法是官雇制，只不過哲宗親政以前是在差役法背景下施行的衙前官雇制，與熙寧四年制定的募役法有所不同。

有學者曾指出，衙前役對應役者的財產要求頗高，且在仁宋時期已經采用先投名，不足方輪差的原則，有能力與意愿代役之人一般已經通過投名入役，博取坊場酬獎。(43)黃敏捷：《私雇代役——宋代基層社會與朝廷役制的對話》，《安徽史學》2017年第6期。所謂通過官方投名代役，即由招募方式承擔長名衙前工作，這種衙前應役者的財產豐厚，投入風險系數高，對回報的訴求也高。坊場優酬的比例或標準直接受到不同區域生活水平的影響，以致元祐役法下便遇到一些招募衙前并不如意的情況。

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上奏《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云：“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前，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即行勘干系官吏施行?！?44)(宋)蘇軾：《蘇軾全集》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9-1220頁。蘇軾認為招募長名衙前效果不好的原因是支錢不夠，需要添錢雇募，當聞奏施行。次年九月，蘇轍也上奏說，元豐以前官雇役人規避了私下雇人的弊端，最好還是恢復元豐以前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為雇人”。(45)(宋)蘇轍：《欒城集》卷四五《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札子》，第790頁。據此可見，元祐役法中所謂招募，表面上手段與雇募差不多，朝臣們也沒有對兩者概念進行區分，僅論兩者效果的差異。從元祐差役法敕行時王覿提議，即使出賣坊場錢支酬重難分數，“或內有不愿依舊投名之人，重別召募不行，方得鄉差”，(46)(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三九，第7819頁。到元祐四年蘇軾提議“若愿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47)(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八《食貨上》，第4323頁。在朝臣們理解的支酬重難的坊場錢、河渡錢之外另當優待，這都和熙寧三年呂惠卿提出的官賣坊場錢、免役錢支酬衙前重難看起來相似。另外，由于衙前招募效果不佳，朝臣們也曾提議“合以舊支雇食錢添入重難分數”，(48)(宋)蘇轍：《欒城集》卷四五《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札子》，第785頁。也是增加支酬標準刺激投名者的手段。

筆者認為，元豐以前的雇募衙前和元祐時的招募衙前效果不同的關鍵是，司馬光旨在否定熙豐新法，盡管允許優先招募衙前，但僅用坊場錢、河渡錢衙前支酬重難，投名不足時可貼補的助役錢也有所折扣，這都造成招募衙前時激勵應役人的效果大打折扣。因為募役法下“以免役錢雇投名人，以坊場錢為重難酬獎”，(49)(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四三，第7821頁。坊場、河渡錢支酬衙前不足還可使用六色助役錢補貼，(50)元祐元年九月十七日，宋哲宗下詔：“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迓送飱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于此六色錢助用?！?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八《食貨上》，第4320頁。這樣的衙前支酬必然對應役人產生一定的吸引作用。之所以元祐時改“雇”為“招”，實際上并不惟此，而是在宋儒看來，元祐役法必須有別于此前的募役法才是關鍵。元祐元年(1086)二月，宋哲宗曾下詔令將蘇轍奏折送役法所審定，選擇其中較為重要的先行實行，“于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炝T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51)(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第4316頁。差雇兼行下衙前并不都需雇錢實際上并不是改“雇”為“招”的關鍵，本來雇募衙前時才支雇錢，這和定差衙前不出雇錢并不沖突，關鍵是助役錢和免役錢都免輸了。馬端臨曾評價司馬光言衙前當招募時說：“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然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于官，當役者合輸之?！?52)(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5頁。但司馬光又主張廢除免役錢，盡管可向坊郭上等戶征收助役錢補助，應役人出錢雇募的內涵已不復存在，只是一種名不副實的官雇制，所以宋廷改“雇”為“招”可能只是為了區別于熙寧募役法下的雇募制而已。

有學者曾指出，元祐初，罷免役法，恢復差役法，與此相應，也提出了服衙前役者仍舊恢復重難役人的坊場酬獎制，但對衙前未能完全恢復舊時酬獎法，盡管仍然以現錢計值支酬衙前，依然是用免役法，官府采用同等額錢優先衙前和先交十分之七額錢的辦法加以照顧，但并未能完全恢復熙寧變法前的舊制，元祐中衙前重難只有部分恢復到熙豐之前的舊法，在實際生活中，民戶買撲坊場和衙前經歷重難之后，仍然采用熙寧、元豐時期的實封投狀法。(53)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河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頁。單純就“招募”一詞而言，可能并非具體募法意義上的特殊名詞，而是指一種籠統的招引、募集方式。熙寧年間，募役法施行時司農寺即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為免役?！?54)(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51頁。所以，我們追究“雇募”和“招募”的差別，可能最后落腳點仍在免役法上，免役法的興廢與否，實在關系到北宋役法的成敗興衰。

三、助役或免役：衙前役法變奏的兩個維度

無論是衙前“雇募”或是“招募”，都關系到國家財政支出問題。元祐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哲宗乞罷免役》云：“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55)(宋)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八，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8頁。此“助役法”即為“免役法”，旨在解決衙前重難問題。熙寧以前差役法下只準許個別地區招募長名衙前，并未完全解決里正衙前或鄉戶衙前輪差面臨的壓力問題。

一是招募長名衙前的地區并不統一。據史載，景祐中，宋仁宗下詔：“川陜、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余路募有版籍者為衙前?！?56)(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2頁。有學者還指出，在北宋時期的差役中(這里主要論述熙寧變法前已轉化為勞役、成為充役戶負擔的那部分差役)，從承擔差役的鄉村上戶到代表本地區地主階級利益的官僚，從各種改革差役的建議到部分差役的具體實施，都多少存在著一條隱約可見的南北區域界限：南方地區尤其是江南地區和川蜀地區鄉村地主上戶，在承擔差役上多傾向以錢代役；北方地區鄉村上戶接觸和得到貨幣的機會少于南方鄉村上戶，對于那些可以“身自出力”的差役，就寧愿以“正身充役”。(57)王棣：《北宋差役中的南北差異》，《晉陽學刊》1987年第3期。

二是應役者免役問題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先是里正衙前輪差過程中遭遇重難以致破家，成為宋廷最為棘手的役法問題。至和二年(1055)夏四月，罷諸路里正衙前之后由鄉戶承擔衙前工作，衙前重難繼續由鄉戶承擔。但若役鄉戶衙前為長名衙前，主觀上解決了招募長名衙前不足的問題，卻進一步加重鄉戶衙前的負擔，并且招募長名衙前退化為定差長名衙前，后來官府不得已又下令“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58)(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3頁。其中官府禁止了衙前免役的問題，地方官員“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及得錢，則以給他用，而役如故”，(59)(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5頁。這無疑引起宋廷的注意。慶歷元年(1041)八月，荊湖南路轉運使王逵“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余”。(60)(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4頁。致使皇祐中，宋仁宗下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61)(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4頁。里正衙前輸錢免役可能有違差役法，鄉戶衙前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至此可見，熙寧四年十月開始推行免役法當有一定的社會背景，旨在解決一定的社會問題的同時，應該也有一定的社會經驗。據史載：“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后酒場錢有余，應募者利于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62)(宋)曾肇：《曾舍人鞏行狀》，載《全宋文》第110冊，第93頁。酒場錢即坊場錢，招募衙前支酬坊場錢已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但所在州坊場錢若不足，由鄉戶輸助役錢，確實也是無奈之舉，問題是坊場錢足以支酬衙前時民輸助役錢如故。權且不論免役法如何解決鄉戶輸助役錢得到補償，此處助役錢實在是意義非常。檢閱文獻我們發現，熙寧免役法推行之前，宋廷準備頒布的是助役法，司馬光尤言：“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6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之五，第6245頁。又據史載：“(熙寧三年)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64)(元)脫脫等：《宋史》卷三四四《鮮于侁傳》，第10937頁。熙寧三年(1070)九月八日，“(曾布)尋奏改助役為免役”。(65)《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六一，第1088頁。此即可見，“助役法”之名應該是存在過，盡管有時候和免役法混為一談，但其名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熙寧四年免役法確定之前，助役法曾是役法改革討論的熱點，這種募役方法在實際生活中已切實得到了良好的實踐效果，“免役錢”“助役錢”已是該種募法的主要內容。(66)按蔣靜作《呂惠卿家傳》云：“公以為今欲除去宿弊，使民樂從，然所寬優者，則鄉村樸惷不能上達之甿；所裁取者，則仕宦并兼易致人言之豪戶；以至衙司、縣官皆恐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新法之行，尤所不便。官吏既不能明見法意，抑又惑于言者之多，筑室道謀，難以成就。于是為牒具析所以措置施行之狀，極于詳盡，檄諸路監司，使之如法推行。卒罷差役法，令當役人戶以等第均出，曰‘免役錢’，而一切募人充役，隨本役輕重以錢給之。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者，皆以等第均出，曰‘助役錢’?！?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一，第5130頁?？紖位萸湮鯇幦晡逶率呷张兴巨r寺，同年九月一日母丁憂離職。熙寧三年九月八日，曾布同判司農寺。那么，呂惠卿提出“免役錢”“助役錢”當在免役法頒布之前。熙寧四年十月，司農寺上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為免役?！?67)(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51頁。旨在說明“出錢助民執役”，只是對募人執役的一種幫助，是一種不徹底的募役手法，并非免役法那樣通過出錢免除自身應役的義務。(68)有學者認為，主戶向官府交納役錢，由官府以役錢雇自愿之人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宋人稱之謂“免役法”“助役法”“募役法”“雇役法”等。參見黃敏捷《北宋熙寧四年東明縣民上訪事件與變法君臣的危機處置》，《史學月刊》2016年第7期。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混淆了“免役法”與“助役法”的差別，若是同一役法不同稱呼，司農寺何以改“助役”為“免役”呢？反對免役法的劉摯曾說：“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69)(宋)劉摯撰，裴汝誠、陳曉平點校：《忠肅集》卷五《論役法疏》，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98頁。這樣的說法幾乎搪塞了助役與免役之間的區別，主要原因是其對役法中應役義務的曲解或對階層固化意識的堅守。在免役法頒布之前，熙寧四年五月，東明等縣百姓詣開封府投訴地方官超升等第出助役錢的問題，甚至后來“突入王安石私第”，此事的直接影響是超升等第可能成為助役法的最大詬病。同月十九日，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70)(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第4301頁。同年六月,他在《上神宗論助役》中詳細解釋說：“退而訪聞得司農寺超升等第因依，乃是不依逐縣元定戶活等第，卻從司農寺將見管戶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拋降與逐名令管認，戶力次第升降，重別造成箋簿，依條限曉示人戶知委，須管于農務前了當。臣今舉一縣以言之。只如酸棗縣，鄉村第一等元申一百三十戶，今司農寺拋降卻要二百四戶，即是升起七十四戶；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戶，今司農寺卻拋降三百六戶，乃是升起四十六戶；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戶，今司農寺卻拋降四百五十九戶，乃是升起一百二十戶?！?71)(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2頁。

除了超升等第之外，助役法中戶等的認定也多被詬病。先是同年七月，楊繪提出質疑：“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頃者，少至三頃者，皆為第一等，百頃之與三頃，已三十倍矣，而役則同焉。今若均出錢以雇役，則百頃者其出錢必三十倍于三頃者矣，況永無決射之訟乎!”(7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六至七，第7800頁。御史中丞劉摯連上《上神宗論助役》《論助役法分析疏》《論助役法分析第二疏》，列出助役法十害：“斂錢用等以為率，則非一法之所能齊”，“舊籍既可不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上、下戶之役不同則“優富苦貧”，“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助法皆用見錢”，“及起庸錢，竭其所有，恐人無有悅而愿為農者”，“使國家受聚斂之怨”，“雇直輕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游浪奸偽之人”。(73)(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三四至三六，第7883-7884頁。他指出：“今司農新法，鄉戶衙前更不差，其長名人并聽依舊以天下官自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自來以承應官中配買科率，亦難使之均出助錢外，場務給衙前對折役過分數多估價不盡，虧官實數?！壑?，望一切寢議?！?7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三六，第7884頁。楊繪、劉摯皆指出助役法戶等確立問題，五等戶分法肯定存在不均，早在仁宗朝差役法下差衙前役即推行“鄉戶五則之法”，(75)據史載：“(皇祐中)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機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財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七《食貨上》，第4297-4298頁。與此五等戶應出助役錢如出一轍，但這兩位御史中丞均選擇性淡忘了，其根本原因是助役法觸動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與其說是反對助役法，倒不如說是反對應役者身份的重構。劉摯所謂坊郭十等戶不應再出助役錢，實則是反對六色助役錢的支出，反對向官戶、寺觀等特殊戶征收助役錢。呂惠卿設計征收助役錢時規定：“凡坊郭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有產業物力者，舊無役，今當使出錢以助募人應役?！?7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七，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第5521頁。聯系劉摯反對坊郭十等戶出助役錢，以及他對役法下戶等制的質疑，顯然表明了他對特權階層利益的維護。劉摯對役法不滿的表面對象是助役法，實則“以為使天下百姓賦稅貸債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概出緡錢，皆非為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為者”。(77)(宋)劉摯：《忠肅集》卷三《論助役法分析第二疏》，第58頁。曾布曾對此作過回應：“臣觀言者之言，皆臣所未諭，豈蔽于理而未之思乎？抑其中有所徇，而其言不能無偏乎？畿內上等人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78)(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九，第7801頁。兩者的出發點之差異集中體現在役法是否為國創收或節省，是否為民所樂受。遺憾的是，反對新役法者根本未曾思考過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仍以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作為久安的根本。

熙寧四年，宋神宗召二相到資政殿輪對，馮京認為：“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彼紊褡趧t說：“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愿故也?！蔽膹┎┱J為：“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彼紊褡趨s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說，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則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79)(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一》，第347頁。文彥博的說辭毫不掩飾役法反對者的價值判斷，但役法反對者在論及雇募衙前時卻少有異意，所以并不借助吐槽“助役法”來否定出錢雇募衙前的免役政策。元祐更革之際，司馬光所提的助役法即為免役法，只不過他在半恢復差役法的情況下堅決停止征收免役錢，對助役六色錢的征收對象也重新確定了戶等，也可以說是廢止了應役者出錢雇募實現應役身份轉移的途徑。

至此可見，助役法者，主要指按既定戶等交納助役錢，用于招募人投名應役，“從司農寺將見管戶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偏重于考量戶等及助役錢數；(80)據史載：“自熙寧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勢以至僧道、單丁該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輸錢，無所謂復除矣。然數者之輸錢，輕重不等?！?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職役考二》，第389頁。熙寧四年四月下旬，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于大均之域，或有羨余，即以待水旱之歲，免取于民，此雖堯、舜之用心何以臻此?！?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三，熙寧四年五月乙未，第5421頁。理想的助役法顯然可以解決差役之不均的問題，其方案是淡化戶等，稍顯公允。但在免役法將施行的時代背景下，確定戶等征收助役錢，若戶等不均必然損害上層地主階級的利益，一如差役法時一樣。柳田節子即指出，宋代的戶等制在職役科派方面最具體地發揮它的機能。參見[日]柳田節子《宋代鄉村的戶等制》，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五代宋元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01頁。王明蓀亦認為，宋初對役法稍具改革性的言論，最初是以定戶等之議開始。參見王明蓀《北宋中期以前役法的改革論》，載《宋遼金史論文稿》，(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版，第144頁。免役法者，主要指應役戶出錢免役，政府代為雇募人完成應役任務，“不愿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偏重于遵從投名者的自愿性和應役戶應役任務的轉移。宋朝政府改助役為免役的原因：一是回應反對助役法的聲音，以及平息由戶等不規范帶來的矛盾與沖突，免去上等戶重役之苦，征收六色錢以求公允；(81)宋晞：《宋代役法與戶等的關系》，載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1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77頁。一是激發應募者的積極性，落實應役戶責任屬性，切實解決北宋賦役問題。當然，這其中衙前這種職役問題是役法變革的首要問題，也代表著役法變革的趨向。有學者曾考述：

宋初行差法，役之名色雖多，重難者厥惟主官物押綱運之衙前。衙前本以廂軍充任，資深者既有酬獎，又可得官。此種人久在公門，干練者多。地方長吏以其不易欺也，乃違法點差催稅里正以代之，是為里正衙前。浸假而各地里正遂成包拯所謂之“準備衙前”矣。里正衙前，來自鄉村，質實椎魯，動被魚肉，于是因役而傾敗者前仆后繼。至和中，用韓琦議，罷里正衙前，改差一縣貲高者為鄉戶衙前。然此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辦法，終未能解決衙前之痛苦，故不十年，鄉戶衙前又多以破產聞。由是司馬光等紛紛論列，而有以坊場河渡錢雇募長名衙前之制，繼乃有王安石募役之法。是以差役之弊，胥為官吏枉法苛虐之所致也。(82)聶崇岐：《宋役法述》，第268-269頁。

按“以坊場河渡錢雇募長名衙前之制”，解決了差役鄉戶衙前造成社會階層之間矛盾的問題，(83)孫毓棠先生曾指出，衙前之役充分反映了封建政府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參見孫毓棠《關于北宋賦役制度的幾個簡題》，《歷史研究》1964年第2期。張熙惟先生認為，衙前制的這些變更，實質主要在于解決鄉戶輪差，主要解決鄉村上戶即地主階層服役的問題。參見張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質》，《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李志學先生也認為，上下戶之間的界限, 實際上是地主與農民的兩個對立階級的界限。參見李志學《北宋差役制度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3年第3期。應役鄉戶免除衙前工作當是其關鍵，助役錢是否用于酬其重難并不是主要問題，助役錢并沒有因為更名助役法而廢除，但上等戶如何均衡承擔衙前重難，也是免役法解決的關鍵問題，更是平息由戶等不規范帶來的矛盾與沖突的關鍵。針對宋人丁懷與胡真的糾紛，陳襄曾在免役法頒布前夕提出：“乞今后自未降雇役新法以前，如外州軍亦有似此差長名衙前及糾決別戶，且依差鄉戶衙前勅條。有替罷衙前及五年以上、見系物力最髙如第一等人戶數少，即許依空閑人戶例定差。所貴上等色役之人，苦樂均濟?！?84)(宋)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一六《乞均差衙前等第狀》，載《全宋文》第50冊，第36頁。陳襄所期待的雇役新法即是解決應役衙前者戶等糾紛的關鍵，這也是宋廷回應楊繪等人的初衷所在。(85)元祐年間，張行在反對恢復差役時亦說：“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于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后世役亦差，錢亦納，于是更為免役，其慮深矣?！?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元祐三年二月丙戌條，第9931頁。也有學者認為，全部執役人都通過自愿應募而來，不再要求三等以上稅戶執役，欲借此打消三等以上主戶對自己既需交役錢又需應役的疑慮，這當是曾布奏改助役為免役的著眼點。參見黃敏捷《北宋熙寧四年東明縣民上訪事件與變法君臣的危機處置》，第48頁。

盡管免役法與助役法形式相近，但由“助”變“免”解決了役法不均及衙前之大弊。元祐更革之后，恢復差役法的語境下，盡管廢除免役錢仍稱助役法，但衙前雇役之實卻不可更易。正如蘇轍所言：“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余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愿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86)(宋)蘇轍：《欒城集》卷四五《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札子》，第784頁。

余 論

北宋衙前役法牽涉問題繁多，前后稱謂易混、概念矛盾者皆如前文所述?！伴L名衙前”并非“投名衙前”，前者是種衙前稱謂，后者僅可理解為一種應役方式，投名者自愿也?！伴L名衙前”和“里正衙前”“鄉戶衙前”均屬衙前稱謂，通?？梢岳斫鉃殚L名衙前多由鄉戶通過投充方式來應役。不過，募役法下相關文獻表述中多見“投名衙前”，有時也被指代為“雇募衙前”，因為募役法下官方主持雇募衙前或招募長名衙前，多由鄉戶自愿投充。據此可見，投名與否和役法性質并無關系，“長名衙前”作為一種自愿性質的衙前，在募役法前后及其施行中都頗為常見，因為這種衙前規避了衙前重難問題，受到官方歡迎。除此之外，不難發現，“投名衙前”與“長名衙前”性質上的差異并沒有遮蔽其同一的自愿性。既然是自愿，那么北宋衙前役法當中的差役、募役之別又該如何理解？

一如前文所論之結果，元祐元年司馬光主持恢復差役法，改衙前“雇募”為“招募”，實則是為了表明差役法下衙前役法有別于熙寧募役法下的衙前役法，并且為停征免役錢提供一個虛偽的役法環境。事實上，“招募”一詞并不單適用于元祐役法改革時，熙寧募役下也常見招募衙前的說法，甚至北宋初期差役法下長名衙前也是通過官方招募來實現。但三個階段的招募有所不同，熙寧募役法以前的招募制度僅針對長名衙前，并且酬獎以酒坊經營權，是差役法下較為變通的衙前役法模式，屬于坊場稅與衙前重難工作交易制；而募役法下官方代應役人招募衙前，并不惟長名衙前，酬獎包括坊場錢、河渡錢、免役錢等，屬于代雇式的雇募制；元祐役法改革時招募衙前，是通過官方經營場務現錢來酬獎衙前，屬于官雇制。正因為“招募”一詞屢見于北宋諸時期役法活動中，研究者多未曾深究其意，遂多將“雇募”與“招募”等同視之，便認為王安石變法時期為免役法，其他時期多為差雇并行，(87)王曾瑜先生認為，北宋前期至中期衙前入役差募兼行。參見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一)》，第78頁。甚至有學者認為熙豐時期少數坑冶作為“酬獎”令衙前經營，或派衙前承辦坑冶，衙前作為“主吏”也是“當役者”，是一種招募制度。(88)魏天安：《熙寧、元豐時期坑冶“召募制取代勞役制”質疑》，《中州學刊》2010年第4期。筆者認為，“招募”只是衙前入役的方式或行為，同“投名”類似，前者為官方行為，后者是私人行為；而“雇募”是種役法手段，確定了應役人與代役人的關系?；仡^來看元祐元年改“雇”為“招”，并不是簡單的近似詞匯換用，必須從北宋役法變革的大背景來分析，這里同樣關聯到衙前役法中屢見的“助役”與“免役”兩個易混淆概念。

熙寧四年免役法(募役法)頒布時司農寺曾上言請改“助役”為“免役”，這之前反對新法的楊繪、劉摯曾接連上奏指摘“助役”的不便，元祐元年改革役法時司馬光又稱，先前為了解決衙前重難問題才頒布了“助役法”?！爸鄯ā币辉~在元祐役法改革時也被提及，是否借此指代“免役法”不得而知，至少可見作為一個役法名詞得到了執政者的認同，并非有些學者所謂“助役法”只是“免役法”的最初版本，是一種差雇兼行的辦法。(89)黃敏捷認為，“助役”其實是一種差雇兼行的辦法，實施過程復雜，官吏容易上下其手；對于上三等戶來說，既要出役錢，又要應州縣役，容易落下既出錢又不免役的話柄；在東明縣民上訪事件前后，眾臣包括曾布在議論役法時，“免役”一詞只是針對當役戶說的，當說到整個雇役制度時，用的都是“助役”一詞，但司農寺奏行免役法之后，其余人尤其是反對變法的大臣們都還在用“助役”一詞時，曾布已經改口為“免役”了。參見黃敏捷《北宋熙寧四年東明縣民上訪事件與變法君臣的危機處置》，第48頁。筆者覺得，“助役法”若是差雇兼行的辦法，當與免役法不同，楊繪、劉摯反對究竟是前者或是后者，顯見疑惑；另外，“助役”一詞若只是楊繪、劉摯未及改口的稱謂，因何元祐役法改革時又被他們習慣性提及。助役法因何在前后兩個時代遭遇兩種不同的待遇，這其中牽涉到的仍是免役法的性質問題。熙寧助役法面臨的問題是戶等核定標準有時無法體現公平性，在此基礎上征收助役錢便成為害民之弊，并且助役錢的征收涉及到了特權階層，助役法解決問題的方向僅是役錢，遂成為反對者攻擊的對象。由“助役”改為“免役”，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明晰了役戶的責任屬性，應役戶并不包括特權階層，役錢則全面征收，征收數額差別化，在相對的社會公平下切實解決了北宋賦役面臨的問題。從兩種役法稱謂的差別來看，應役者出錢雇募實現應役身份轉移，或代役者角色的法理化，當是北宋役法演變過程中的一抹濃彩。

衙前役法在元祐元年役法改革后經歷的循環波折演變，是因為衙前問題關系到地主階層矛盾問題，(90)張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質》，《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元祐役法改革后施行的招募衙前制度，只是建立在差役法的基礎上實行的官雇制，盡管仍以六色錢補助，但酬獎重難總量大幅縮水，之后雖然有所補充，仍以長名衙前為主，但衙前名額終究無法核定。哲宗親政之后恢復元豐免役法，衙前役仍雇募。衙前役法屢改屢變，甚至牽涉整個役法變革，其主要原因是衙前經歷重難后往往賠費，輪差衙前難免造成鄉村形勢戶之間的矛盾。有學者認為，衙前役都有賠費風險，里正衙前和鄉戶衙前賠費高于長名衙前，所以熙寧前后士大夫們對該問題的反應有強弱之別。(91)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二)》，《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賠費差別固然重要，但這并不是決定衙前役法更革的關鍵，能否從物質方面激勵應募者或代役者，是否從社會角色轉移方面解決應役身份轉移，才是問題的關鍵。以坊場經營權酬獎衙前，也有經營不善導致破產者，但官方直接以坊場稅錢招募衙前，激勵效果當十分明顯；社會角色轉移，政府和民戶在相互選擇中實現勞務購買關系，(92)有學者即指出，宋朝的衙前役從差雇并行到最終的只雇不差，是當時社會商品市場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政府和民戶相互選擇的最優方案，政府利用財政收入，支付一定的費用，購得所需的勞動力，從而扮演了購買者的角色。參見黃子卿、李曉《宋朝衙前役演變的博弈論分析》，《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從而創造制度紅利。

當然，衙前役法演進過程中，并不能抹煞衙前作為鄉村形勢戶的事實，但也不能回避衙前經歷重難后多破產的事實；(93)王曾瑜先生指出，宋朝職役具有復雜的性質，就鄉村和城郭上戶角色來說，吏役主要表現為吏的屬性，作為一種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特權；就鄉村下戶甚至某些上戶來說，吏役又表現為役的屬性，作為一種受官府壓迫的負擔。參見王曾瑜《宋衙前雜論(二)》，第55頁。既不能抹煞衙前役與其他役之間的差別，更不能回避它與役法大背景的協同性。所以說，北宋衙前役法的演進，使得深層次挖掘和認識北宋中后期役法改革成為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