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下的動物存在
——評張亞婷的《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

◎陳莉詩

張亞婷教授現為陜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和女性研究，出版學術專著《中世紀英國文學中的母性研究》 （2014），編著《戰后英國女性文學選讀》 （合著，2012），以及在《外國文學評論》 《外國文學研究》 《國外文學》等刊物上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等，而其現著寫的《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成果。

此書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章以解讀寓言故事和動物史詩中的道德說教來闡明“誰是道德主體”。通過研究12世紀的詩人是如何通過在敘事過程中弱化動物的界限范圍和象征意義，讓其以一種道德主體的身份來說明道德意識和平權思想，其中涉及到兩個較早的寓言和動物史詩文本，一是法國的瑪麗用盎格魯－諾曼語改寫的《寓言故事》，里面蘊含了瑪麗獨特的道德審視和道德諫言； 另一個文本是12世紀英國本篤修會的修士隆尚的尼格爾用拉丁文寫的動物史詩《愚人之鏡》，借書中的動物主角驢波奈爾來體現尼格爾的人類社會觀。第二章題為“會說話的鳥，會‘說話’的現實”。主要以中世紀時期的英語辯論詩和夢幻詩中夜鶯和鷹為道德主體來研究和解讀，通過她（夜鶯）/他（鷹）們與人類或其周圍的其他動物主體的二元辯論來展現自身所蘊含的文化價值、以及其與周圍環境（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的道德倫理關系，彰顯其背后蘊含的人類社會價值觀。第三章為“騎士與動物的博弈”。通過構建“作為他者的動物：人與動物的二元對立”“混合型動物和閾限身份：尷尬的協商”和“與你同在：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感”這三個主題框架來研究13到15世紀英國騎士文學是如何借助人類與動物之間所締結的（非有意識的）關系，來解讀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倫理關系及其背后的本質。第四章主要是研究和探討英國中世紀的動物敘事與遠東想象之間的關系，借此揭示中世紀英國人的東方主義觀及其動物敘事視角中的文化優越感。這其中涉及到帶有異域色彩的《大編年史》、體現文化他者和文化烏托邦二者關系的《約翰·曼德維爾游記》和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扈從的故事》三個文本。

一、《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的學術意義

作為一種寫作方法，動物敘事指在文學創作中把動物文學范疇化，以其作為敘事或說教主體；或是在作品中用一種畫家視角對動物進行擬人擬態的描寫，以之所處世界對人類主體社會投影式描寫。因此，作為國內首部考察中世紀英國的動物敘事文學著作，其學術意義主要體現在教會讀者以下幾方面。

（一）如何區分——道德主體和道德患者

中世紀的英國文學作品中，有許多以動物為主體。這些作品被劃分為不同的文學體裁，比如《伊索寓言》類的寓言故事?！绊f曼把中世紀英語動物文學的體裁分為五大類：動物論、動物故事和動物史詩、辯論詩和與動物有關的詩歌”。在這些題材的作品中，動物以一種道德主體的身份“扮演著和人一樣的重要角色”，或與人互動，并在這過程中打破我們長期以來認為人類是絕對道德主體的思維定勢；或以其主體身份來顛覆人類的道德主體身份存在，進一步說明人類在作為道德主體的同時也是道德患者和客體。書中，作者借驢波奈爾的故事說明雖然動物主體（波奈爾）因沒有真正看清自己的本質錯誤而最終導致失敗，但人類仍需從它身上學習生存的智慧和反思與動物的相處之道，重新去定位人類和動物之間的關系，而非膚淺地站在人類道德制高點的位置來看生物金字塔尖之下的動物存在群體，因為“如果說人的優越性體現在人可以以倫理、感知和批判態度存在，那么，波奈爾的存在體現出同樣的優越性”。

此外，動物敘事故事中的動物還可以與其動物同族發生互動，并在這些互動的過程實現其帶有象征意義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張亞婷教授在書中運用不少與夜鶯相關的英語辯論詩來說明夜鶯作為女性代言人的道德主體身份存在，并進一步通過這些辯論詩和一些騎士浪漫文學作品來具化夜鶯的身份代表——貴族女性的化身。因此，夜鶯在這些作品中的言行舉止就展現了貴族女性的身份風貌，從而彰顯了中世紀英國貴族女性（被賦予或是規約好）的價值理念，進而體現這些作品背后的主體社會對上層貴族女性所持有的（期望性）看法和解讀。

當然，作者還對其他以動物為（道德）主體的敘事文學體裁進行解讀，并在解讀的過程中通過動物——人類和動物——動物之間的關系來展現道德主體（人類/動物）和道德患者（動物/人類）之間的博弈關系，從而進一步闡明其背后所蘊含的道德意義，而這道德意義的背后又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

（二）從動物敘事視角下解讀環境倫理觀的呈現

動物敘事中的動物敘事視角最常運用于政治層面的環境倫理關系中。當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或是主流的價值取向需要以某種方式展現出來但又不能觸及當權者的禁忌時，作者往往就會借助一些非人類的敘事視角，通過對這些動物（文化他者）進行歸化和轉變，以及進行人類文化符號化，賦予它們以人類的特點，包括階級、性別分工和權力斗爭等，從而達到寫作的政治化目的。這也就是說，作為文化他者的自然動物只有進入到人類的文化系統中，才能承擔一定的角色、承載一定的文化功能指意義和內蘊人類價值觀念；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個動物入世的過程，比如動物的圖騰崇拜，他們的存在和死亡都會因人而異被用以不同目的的解讀，而這就是動物與人類社會的倫理關系的體現。

無論是中世紀的騎士文學，還是古往今來的寵物觀，入世后的動物，一旦受傷或是死亡，都會被看作是人體或人類完整性的缺失。比如，在騎士文學中，如果騎士騎的戰馬在決斗中被刺傷或者刺死，而騎士分毫未損，他還是輸了決斗。因為戰馬作為與騎士融為一體的坐騎又是他（人類）肢體（雙腿）的延伸，一旦受到傷害甚至是死亡，也就意味著騎士的失敗和死亡。這種將動物——馬匹看作是騎士（人類）軀體的一部分（延伸），就是帶有超強的人類文化意義和符號功能指的解讀。

這也進一步看出，人類對動物的認知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生物存在這個概念，而是會根據自身的階級利益、興趣愛好和喜怒哀樂等因素來賦予動物不同的文化內涵。這也就是說，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局限于高等動物——低級動物的簡單二元對立，而是一個日漸復雜的文化內涵賦予的多重構建關系。既已如此，那么在一個提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下，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是否可以行得通呢？而且，在這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建構中，我們又該如何規劃和重新定位動物與人類之間的關系呢？有人說，“因為語言，我們超越了動物；也是因為語言，我們（也）成了惡魔”。

（三）構建“萬物有靈”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觀

自古以來，無論是西方的希臘神話還是中國以《山海經》為例的上古傳說，都體現了“萬物有靈”這么一個觀點。在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這個框架內，人類也是一種動物存在?！耙驗槿嘶钤谶@個世界里，而且這個世界是個精彩的迷宮”，世界是個迷宮，迷宮里面有以動物為代表的自然文化、人類創建的文明還有人類——動物文化的結合體，因而顯得精彩異呈。迷宮的每個出口，都有一個代表自然的動物看守，在迷宮內層創建文明的人類，若想看迷宮外的世界，作為文明創建者的他，應該如何與出口處的文化他者打交道，是同化渡之抑或是異化除之？雖然這兩種方法之下人類都能通過出口，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文明創建者的人類是以何種方式來對待文化他者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的。故身處其中，人類應該思索其道德主體身份。

巴特爾說，“身份（認同）的基本（屬性）范疇是文化和社會的產物，相對其可能性來說更應該是（一種）政治合作的結果”。人類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是文化與社會的認同，是政治合作的結果；而自然界中的動物無需經歷這些過程，它們一個文化他者，是自然文化符號的存在。它們應該被納入人與自然生命的命運共同體這個框架中。

二、《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的不足之處

古人云“白璧微瑕”。再美好的物品也總有它的不足之處。誠然，《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也有它的不足之處，比如，若是能參考或者引用其他有相同研究的學者的文章或者著作，增大閱讀張力，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也能在腦海中有不同思維火花的碰撞。再者，這本書于2018年面世，雖說是研究中世紀英國的動物敘事學，但若能將文中的某些理論觀點結合時代，與當代一些學術熱點相掛鉤，在展示學術研究的前沿動態的同時，又能將今人不大關注的甚至是忽略的動物敘事研究視角充實，豈不兩全其美？

三、結語

總之，張亞婷教授著寫的這本《中世紀英國動物敘事文學研究》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于文學寫作與作品解讀方面，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動物敘事研究視角；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而言，它教會我們重新定位人類的道德主體性，在響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的同時，思考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從而在生態視角下進行研究，以文學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除此之外，這本書還對研究女性主義動物觀提供很好的例證。綜上，這本書對各個層級的讀者來說還是很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