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狀·熱點·演進：體教融合研究回溯與展望

殷明越，劉 騫

（四川農業大學 體育學院，四川 雅安625014）

2020年8月，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印發了《關于深化體教融合 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中的內容皆在促進新時期全體學生健康成長與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1］。然而，體教融合已不是新話題，有學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便對其前身“體教結合”進行相關研究，但前期研究基礎較薄弱，未能引起學界的重視。直到2008年奧運會前后，該領域發展進入新階段，其研究才初具規模?！兑庖姟诽岢龊?，相關研究發文量指數增長，各種理念與學說百花齊發。鑒于此，本研究運用文獻計量等方法，借助CiteSpace V軟件對我國體教融合研究現狀，熱點分布和演講脈絡進行可視化分析［2］，對體教融合領域研究進行回溯，為后續研究提供依據。

1 研究方法

1.1 文獻數據檢索策略

以“體教融合”或“體教結合”或“教體結合”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CNKI，https：//www.cnki.net/）進行主題檢索，時間范圍選取所有年份，來源為分別為全部期刊和核心期刊（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檢索日期為2021年6月25日。初次檢索得到1 155篇學術期刊論文，包含320篇來源于核心期刊的文獻。通過精煉、除重與篩選后得到1 108篇學術期刊文獻，310篇來源于核心期刊論文。本研究選取全部文獻作為數據來源，而非只選取來源于核心期刊的文獻，原因有二：一是國內體育核心期刊名錄與數量呈現動態變化，二是核心期刊文獻僅占27.97%，若只選擇核心期刊，則可能降低了該領域研究的連續性與完整性，影響本研究的可視化分析的質量與信度。

1.2 文獻數據標準化處理

首先，在電腦中新建名為“Data of CiteSpace V”的總文件夾，在此文件夾下建立一個名為“體教融合”的子文件夾，在此文件夾中新建4個文件夾，分別命名為“input”“output”“data”“project”。其次，在CNKI數據庫中選擇500條文獻信息，點擊“導出文獻”，導出格式選擇為“Refworks”，在經過人工篩選與除重后，將文獻信息導出下載。最后，得到文件的文件名命名為“download_XXX.txt”的格式，并將其保存至“體教融合data”文件夾中。

進入CiteSpace V軟件，首先，將下載文獻信息進行轉換，方法是點擊CiteSpace V左上角的Data，進入到“import/export”界面中，選擇“CNKI”節點，對下載文獻完成轉換。其次，新建一個“project”，項目名稱命名為“體教融合”，文件數據來源選擇“data”與“project”，點擊“save”。最后，返回界面，準備進行數據可視化與科學知識圖譜的繪制。

1.3 科學知識圖譜繪制

CiteSpace V的操作界面中主要有Time Slicing（時區分割）、Text Processing（提取位置與分析類型）、Node Types（網絡圖譜類型）、Links（關聯強度）、Selection Criteria（閾值選擇）等功能。通過中國知網（CNKI）檢索得到最早的文獻年份是1991年發表，因此對本研究分析的時間設定為1991～2021年，切片時間選擇為1年；Text Processing、Links與Selection Criteria三個選項保持默認設置；其中Node Types包含了Author、Institution、Country、keyword等網絡節點。

設置完成所有節點后，點擊“GO”，在彈出的窗口中點擊“Visualization”，進入到可視化區?？梢暬瘏^中呈現了可視化結果與圖譜調整區，在圖譜調整區可調整圖譜的聚類、時間線與形狀大小等內容。

圖1 研究方法與流程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體教融合研究現狀

2.1.1 發文量分析

我國體教融合研究發文量趨勢如圖2所示。其中，折線表明全部文獻數量變化趨勢，而直線則表明對未來數量變化趨勢的回歸預測?？梢园l現，我國體教融合研究發文量經歷多個階段。

圖2 1991～2021年體教融合相關研究發文量趨勢圖

第一階段為孕育萌芽期（1991～2004年）。這一階段研究文獻較少，來源于核心期刊的文獻僅20篇，這一階段該領域研究較薄弱。

第二階段為發展繁榮期（2005～2019年）。這一階段產生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一重要時間節點，2005～2008年這4年里，學界逐漸開始關注體教結合在培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中的重要作用，文獻數量漲幅較大，呈高速增長；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我國金牌總數世界第一，舉國體制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由于在這一階段中，對學校體育與群眾體育的關注較少，因此，出現青少年體質逐漸下滑與體育課成為放羊課等現象，學界對后奧運時期的體教結合模式轉型與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頗為關注；進入到2009～2019年這一繁榮時期，發文數量保持在較高的水準，但逐漸有所下降。

第三階段為突變時期（2020至今）。2020年4月，中央通過了《意見》，結合“云南中考100分”“高考進體育”與“青少年體質持續下降30年”等事件的催化，體教融合領域發文數量達到有史以來的頂峰，使得體教融合的理念、政策與頂層設計發展到新的高度，深化體教融合改革成為體育學界的新熱潮。與此同時，通過回歸分析可以預測未來發文量將會保持持續穩定上升，而核心文獻的漲幅則會小于全部文獻的漲幅。

2.1.2來源期刊與學科分析

通過對文獻來源期刊分析，發現1 108篇中來源于核心期刊的文獻僅為322篇，占比29.06%，表明該領域高質量研究較為薄弱。全部核心期刊中，CSSCI核心期刊占255篇，在核心期刊中占比79.19%，來源于SCI期刊的為0篇。按照發文量頻次將前10的核心刊物降序排列于表1。從表1不難發現，發文量前10名的核心期刊全部為體育學科核心期刊，來自體育學院學報的核心文獻占據64.15%，接近全部核心文獻的三分之二。與此同時，通過學科來源分析發現文獻涉及的學科幾乎全為社會科學類，體育學占比88.19%、教育學占比10.93%、文學占比0.88%。

表1 該領域文獻來源的代表期刊一覽表（前10名核心期刊）

綜上所述，首先，可以發現該領域來源期刊較單一，發文量前10名的核心期刊皆為體育學科刊物。其次，該領域學科組成單一，主要由社會科學學科組成，表明該領域研究范式與方法多通過定性分析。最后，核心文獻來源于SCI期刊的為0篇，表明在國際上該領域研究成果與影響力并不高，也能推測出體教融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體育學科問題。

2.1.3 核心作者與合作分析

科研工作者發表論文數量通?？梢宰鳛樵u判科研工作者科研水平與勞動效率的一種依據。運行CiteSpace V軟件，得到1991～2021年體教融合領域核心作者共現與合作情況知識圖譜（圖3）。其中，每一個節點均表示一個作者，節點大小與發文量成正比；節點之間的聯系則代表存在合作關系。

圖3 1991～2021年體教融合研究領域作者共現及合作網絡圖

從圖3中可以看出，體教融合主要研究作者共現網絡的密度較低，整個知識圖譜呈現較為分散的狀態，表明作者之間合作較少，有一部分人處于獨立研究狀態。通過查閱文獻與資料結合圖3，對影響力較大的團隊進行分析。1）郭修金、虞重干、須曉東、何志林與朱迅華等人組成規模最大的合作團隊，郭修金、虞重干、何志林等人來自上海體育學院，須曉東來自江蘇科技大學體育學院，主要以研究體教結合、運動員文化教育與高校高水平運動隊等內容為主，該團隊成果發表時間段主要集中于發展繁榮階段（2005～2019年）；2）由柳鳴毅、胡雅靜與張毅恒等6人組成第二大的合作網絡，其中柳鳴毅等4人單位為武漢體育學院運動訓練學院，胡雅靜來自中南大學體育教研部，張毅恒來自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值得一提的是，上述6名作者單位都處于湖北省武漢市，主要研究集中于深化新時期體教融合背景下的青少年體質健康、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高等體育院校等內容，成果發表時間段主要集中于突變階段（2020至今）；3）馬艷紅、于曉光、孫科等5人組成的合作網絡主要研究運動員文化教育、體育院?！绑w教結合”與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等內容，其中馬艷紅與于曉光來自沈陽體育學院，孫科來自北京教育學院體育與藝術教育學院，發表成果時間段主要集中于發展繁榮階段（2005～2019年）。

通過對圖譜中其余作者與合作網絡分析發現，小型合作網絡由2～3人組成，其余作者在該領域中處于獨自研究狀態。劉波是清華大學體育部教授、博士生導師，該領域主要研究內容為“清華模式”、體育后備人才與體育教學。吳建喜是湖北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他的博士畢業論文中首次提出了體教結合到體教融合的轉變。楊國慶是南京體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該領域主要研究內容為“南體模式”與體教融合理念。劉偉是北京大學體育部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內容為教體結合與美國運動員培養模式。季瀏是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該領域研究內容主要為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評價標準。

綜上所述，該領域中有許多我國體育教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但是，各個作者合作網絡之間的合作較少，地域之間的學術交流溝通也并不密集，相當一部分作者處于獨立研究階段，這種情況并不利于科研成果的產出。核心作者應通過合作與交流實現研究成果的共享與資源互補，促進國內整體研究水平的提升，能使該領域研究成果更有普遍性與意義。

2.1.4 研究機構與合作分析

研究機構共現分析能直觀表現出我國體教融合領域研究的中堅力量及其地域分布，其網絡分布結構更能展現出各個機構的合作關系與緊密程度，使得快速發現國內該領域的核心高產研究機構［3］。

圖4 1991～2021年體教融合研究領域機構共現及合作網絡圖

從知識圖譜分析結果得出當前共有321所機構（N=321），網絡密度較低（Density=0.005 4），其中，有277所機構有合作關系（E=277），表明國內體教融合領域研究機構與合作較多，但是，網絡密度低表明了機構間的合作并不緊密。同一作者也許會身處多個研究機構，并且，在進行可視化統計時未將二級學院合并至一級學院。與此同時，我國西部地區（陜西省、四川省、云南省等12個省份）研究機構與合作網絡較少，從某種程度上能表明該地區相關研究成果較少，由于經濟、地域與文化等多重因素該地區對這方面研究的重視程度也不高。

2.2 體教融合研究熱點

將1991～2021年來源于中國知網數據庫的1 108篇文獻信息導入CiteSpace V軟件，得出可視化分析圖譜，在對同一關鍵詞的不同表達方式進行多次規范、合并與匯總后，最終得出如下統計結果（圖5、表2）。從圖5可以直觀看出各個關鍵詞通過連線構成了1991年以來我國體教融合研究領域的熱點關鍵詞共現圖譜。

圖5 不難看出，目前該領域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體教結合、體教融合、后備人才與競技體育等內容，通過表2發現該領域高頻關鍵詞與高中心性關鍵詞存在差異。其中，體教結合作為該領域的關鍵詞出現頻次最高，為747次；其次是體教融合，出現247次；排名第三的是后備人才，出現頻次為199次。反觀高中心性的關鍵詞，競技體育以1.02的中心性位居第一，緊隨其后的分別是人才培養、后備人才、體教結合等關鍵詞。

由圖5可得出我國體教融合領域關鍵詞共現網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關鍵詞聚類，根據聚類的連線，本研究將其歸納為3個知識網絡群，不同的知識網絡群代表我國體教融合領域研究的不同方向與各個熱點。

知識網絡群1“體教結合”在圖譜中節點最大，與其直接相連的關鍵詞“業余訓練”“運動員”“少體?！迸c“文化教育”等共同形成了關系較強的子網絡。表明當前國內體教結合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少體校與運動員；文化教育是體教結合中的重要研究內容，體教結合的發展離不開對運動員文化教育的爭鳴與探索；業余訓練也是體教結合研究的主要內容，而更多的時候是將業余訓練與文化教育聯系在一起進行探討二者的關系，即現在所說的“學訓矛盾”。

知識網絡群2以“競技體育”與“后備人才”為核心，與“培養模式”“體育教育”“運動員”與“高校高水平運動隊”共同形成了關系緊密的子網絡，該子網絡與知識網絡群1有著相聯系的關系，但由于其高頻次與高中心性，因此將其單獨分列為一個知識網絡群。知識網絡群2的中心性都較高，是由于該領域體教結合與體教融合時期的主要研究中心便是以培養優秀體育后備人才為具體任務，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在此過程中逐漸演化出了“高校高水平運動隊”“人才培養模式”與“學生運動員”等研究內容。

知識網絡群3以高頻詞“體教融合”為核心，與高中心性詞“體質健康”“青少年體育”與“學校體育”形成子網絡。結合與融合雖只有一字之別，但在具體的研究內容與方向上有較大差異，體教融合研究對象主要面對“青少年”，研究內容為“體質健康”，研究領域則以“學校體育”為主。

2.3 體教融合研究演進

對體教融合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按照分布年度進行歸納整理得到表3。由于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這一主題貫穿整個體教結合→體教融合→深化體教融合改革時期，因此，對這3個時期演進歷程進行演進脈絡分析。

表3 1991～2021年體教融合研究關鍵詞聚類及主題演進

2.3.1 體教結合與教體結合（1991～2008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體委業余體校由于與普教系列難以結合，導致體校學生文化水平低與招生困難。與此同時，一部分學生在被競技體育淘汰之后，面臨無法升學、難以就業與保障低下等問題。這也間接影響社會對青少年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造成了“業余訓練的逆潮”。對此，胡利軍認為后備人才尚處于青少年時期，因此必須回到國民教育體制中進行文化知識學習，同時使體育系統與教育系統有機結合，便是體教結合應達成的目的［4］。體教結合的模式選擇上，王志剛在分析了浙江省體育傳統特色學校與體育試點學校后，認為“一條龍模式”“分級互管模式”“校體聯合模式”與“社會化模式”是體教結合在基層開展實施可以采取的模式案例［5］。對于“社會化模式”，黎禾在研究中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首先分析了建立業余訓練社會化體系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礎之上構建了業余訓練社會化模式圖，用以在基層全面推廣［6］。與此同時，郭憲玉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認為業余體育訓練社會化是發展的必然趨勢［7］。

體教結合目標是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優秀體育后備人才［8］，汪廣茂在對廣東省各級各類體育運動學校調查后發現，當前體教結合培養體育后備人才模式還需“強化”，并指出應通過多渠道的社會化方向進行發展［9］。與此同時，制定青少年體育激勵措施、改革體育后備人才選拔機制以及重視教師與教練員隊伍建設等內容也是在當時提出的使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的對策［10］。在上海市優秀運動隊的“體教結合”開展過程中，祁社生指出為避免“文憑”的浪費，應針對社會發展的需要合理設置體育后備人才的升學專業，在觀念上應進一步提高對“體教結合”的認識［11］。沈建青指出上海市青少年業余訓練應逐漸納入學校體育的軌道［12］，需要普通學生參與體育鍛煉，并學會至少一項運動技能，在學校體育陣地上拓寬體育后備人才的數量。體教結合研究在過去主要集中于東部與南部的發達地區，而西部落后地區的人才與體育資源開發較少，應高度重視對西部地區的體育戰略開發，同時促進區域競技體育聯動發展，實現優勢互補，從而達到共贏［13］。

傳統觀點認為，高校開展“體教結合”便是將省市專業隊與高校開展緊密合作，同時隊伍可以代表該高校參加比賽取得優異成績。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體教結合”的真義應在教育體系中引進體育體系，并使雙方有機結合［14］，而非急功近利追求“拿金牌”與“發文憑”。徐本力認為高校開展體教結合培養體育后備人才必須適應我國21世紀高等教育培養全面發展、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戰略目標［15］，除去培養優秀競技體育后備人才這一重要作用外，有學者意識到高校開展“體教結合”能助力學校體育文化建設，在豐富校園文化、促進校園精神文明健身、推動學校體育發展與增強學校凝聚力與知名度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6］。高校開展體教結合已取得了一定規模與成績，在體育學科發展上，有學者建議將建設高校高水平運動隊作為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17］，有利于將實踐中所得到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層面，以達到理論更好地反過來指導實踐的目的。

2.3.2 體教融合與教體融合（2009～2019年）

雖然過去“體教結合”在業余體校與各級學校中廣泛開展，但仍存在未貫徹全面發展指導方針、體教兩部門各自為政與體育后備人才就業出路狹窄等問題。因此，體教融合初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轉變的可行性、戰略與發展模式。在2009年，吳建喜提出“體教融合”是“體教結合”未來的轉變與發展最終方向［18-19］。后奧運時期，逐漸有學者意識到“結合”式的文化與職業教育補救在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上作用有限，我國青少年體質的逐漸下降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我國學校體育與競技體育分離嚴重。反觀美國，是體育與教育相融合的典型，為其競技體育發展與青少年體質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8］。

隨后，該領域學者與有關部門就體教融合的轉變戰略進行了探索。2012年，上海市政府發表了《上海探索“體教融合”新路》一文，至此，體教融合模式率先在上海市進行了實踐探索，在這一過程中，初少玲對比分析了“融合”與“結合”的異同，發現二者在主導主體、目標體系與管理機制等方面均存在差異，在目標體系中，提出體教融合培養目標將著重于增強學生體質；其后，又表明體教融合是對體教結合的創新與升華［19］。在轉變戰略上初少玲認為應建立教育為主、體育為輔的“普通學生與后備人才”共同發展的人才培養戰略，使體育人才培養回歸教育系統，而這一理念，也是我國目前“體育回歸教育”設想的雛形［20］。因此，體教融合研究也從過去單獨面向體育后備人才轉變到使“普通學生和后備人才”共同發展，這項轉變的全面實施，也是今天深化新時期體教融合仍需面臨和解決的難題。與此同時，吳建喜認為不但要以轉變教育觀念為抓手，還應轉換教育部體衛藝司對學校體育教學和競賽的管理方式，使得學校體育協會在其中發揮作用；構建學校競賽體系，加強學校體育競賽市場開發，例如：大學生籃球聯賽（CUBA）與大學生足球聯賽都已得到國內大型公司的長期贊助，這些賽事也幫助許多優秀學生運動員進入到國內職業聯賽賽場［19］。這方面和美國的NCAA模式有類似之處，但不足之處在于國內大學生聯賽中由于訓練時間、專業化程度與就業保障等問題，僅有個別極優秀的學生運動員能輸送到職業賽場。

在探討體教融合方向的可行性與轉變戰略之后，便面臨體教融合未來發展模式的問題。瞿豐對過去“體教結合”發展模式進行分類，分為“混合型”“省隊校辦”“清華模式”與“南體模式”，通過對比與綜合分析，發現后3種更多是由于自身的特殊屬性與時代機遇所形成，不具普遍性，在基層難以落實與開展。因此，提出學校自建代表隊和與體育部門聯合建隊的“混合型”體教融合模式有利于兼顧學校體育與競技體育兩方面發展，并響應國家體育總局在當時提出的“運動隊逐步院?；?，解決運動員就業出路問題”等戰略方針［21］。與此同時，翟豐的研究結果表明混合型的體教融合模式在未來將通過3種方式進行體育與教育的深度融合，首先是“運動員選材一體化”在體育與教育系統中實現融合，使得未來校園里也能走出世界冠軍；其次依托教育部門，使得運動員不但有良好的訓練條件，還能享受到優質的文化教育資源，為就業出路提供保障；最后業余體校與優質學校建立聯動關系，為學校體育與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22］。

2.3.3 深化體教融合改革（2020至今）

2020年4月，中央通過了《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于深化體教融合的最終目標，是促進青少年全面發展與發揮學校體育的基礎性作用［23］，這兩點需要通過學校體育發展與改革來完成。新時代學校體育內部改革方向主要從體育競賽模式、師資聘用模式與體育教學模式等方面實現，最終為青少年健康發展打下基礎、實現青少年體育賽事回歸國民教育體系與構建多元化的青少年體育治理體系［24］。除此之外，需要外部變革進行助推，王家宏在研究中表明外部改革應從學校體育納入政府政績考核、修訂青少年體育鍛煉標準、與構建“家校社”三位一體融合模式等6個方面進行發力［25］。在深化新時期體教融合背景下的學校體育改革，應該更為關注基層學生，要求全社會、全階段、全領域與全過程共同精準施力［24］，以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為導向，協同治理與一體設計相輔相成，共同實現體教融合目標新指向。過去往往將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與培養體育后備人才并駕齊驅，但最后結果并不理想，因此《意見》將“加強學校體育工作”放在了首位，王登峰指出新時期體教融合應在促進青少年全面發展的同時，努力培養體育后備人才［26］，當前新時期體教融合便是在多部門協同治理下，以“三大球”為抓手，嚴格把握“學、練、賽”三個環節，以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其身心全面發展為中心，進行體育后備人才的選拔與培養。

《意見》頒布后，楊國慶通過對“南體模式”溯源，發現此模式能成功將體與教相結合、培養體育后備人才與各類應用型人才。因此，面對新時期體教融合的現實訴求，“南體模式”將持續以“學訓融合”為靈魂，堅持學術與競技相統一；以堅持育人為發展路徑，推動辦學初心與時代使命共舉［27］，并為高等體育院校改革提供理論與實踐依據。柳鳴毅的研究中，將我國高等體育院校定位成深化新時期體教融合下的高端智庫，并從外部政策機遇、內部現實困境、融合理念與融合治理策略4個方面層層遞進，最終得出體教融合背景下的高等體育院校不僅是培養體育后備人才的陣地，還是新時期復合型體育人才的輸出陣地［28］，新時期復合型人才將在社區、學校與職業俱樂部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加強高等體育院校建設之外，《意見》中也明確提出了要加強體育傳統特色學校的發展，而學校的發展通過自身內部的變革往往不夠，還需借助外部環境助推，因此，曲魯平提出體育傳統特色學校與青少年業余俱樂部協同發展能有效推動體教融合落實，并通過行為人、規則、得益方式與反饋系統構建出協同發展的聯動機制［29］，加強二者協同發展，能促進青少年體質健康與體教的深度融合。

2020年，云南省成為第一個進行體育中考大幅改革的省份，將體育中考分數提升至100分，與此同時，體育中考改革的方向逐漸向動態評價靠攏［30］，而非過去的“一考定終身”，避免陷入應試主義怪圈，加重學生課外負擔。在標準與考核方式確立之外，還應將其與考試、招生與學校及地方評價指標等方面聯系起來［30］，實現從上至下全員關注與重視，為避免其流于形式，還需在各個環節進行強有力的監督，以幫助體育考試真正成為實現體教融合的有效杠桿。楊立遠認為新時期體教融合背景下的體育中考改革不僅要以增強學生體質為目標［31］，應加強學生體育與健康課程知識的學習，全方位提升學生的體育核心素養，才是“體育中考”的真正內涵所在。體育中考改革勢在必行，但反觀體育進高考則存在巨大爭議，傳統高考體育方式在體教融合進程中難以發揮其作用，但直接照搬體育中考模式將其納入高考亦會本末倒置，因此，應采用綜合素質評價的方式［32］，一方面提供體育進高考的基礎，另一方面已有實踐案例證明其可行性。在研究了體育中考與高考改革帶來的良性收益之后，也因對其進行冷思考，客觀審視其是否會帶來急功近利與負面效應，例如：體育中考改革后體育學科陷入應試主義、青少年學業負擔加重與導致中西部落后地區的教育更加不平衡等問題［33］，因此，體教融合背景下的體育中考高考改革勢在必行，充分發揮考試的作用推動青少年參與體育鍛煉健康發展，但具體改革方式與措施仍是新時代需要全面考慮與精準施策的重要任務。

3 結論與展望

3.1 結論

1）國內體教融合相關研究發文量呈波浪式增長。發文數量形成了3個階段，孕育萌芽期（1991～2004年）、發展繁榮期（2005～2019年）與突變期（2020至今），預計未來將持續保持上升。

2）期刊與學科來源單一。核心期刊占比不到三分之一，核心期刊來源前10名為體育學科期刊，來源于SCI期刊的文獻為0，來源學科社會科學較多，多以定性分析為主。

3）形成了3個較大的作者合作網絡，分別由柳鳴毅、郭修金與馬艷紅為核心。多數作者處于獨立研究狀態，雖然該領域擁有許多體育教育領域的領軍人物，但由于其跨機構跨地域合作較少，導致研究成果影響力與價值有限。

4）研究機構主要以高等體育院校與師范類院校為主，發文地域集中于東、南部沿海、武漢與北京等發達地區，我國西部地區相關研究機構與合作網絡較少。研究機構數量與合作較多，較為松散。

5）研究熱點形成了“體教結合”“體教融合”“競技體育后備人才”3個知識網絡群。研究演進經歷3個階段：體教結合（1991～2008年）、體教融合（2009～2019年）、深化體教融合改革（2020至今）。主要研究對象演進趨勢為：業余體校運動員→體育后備人才→全體學生，主要研究內容演進趨勢為：業余體校運動員文化職業教育→體育后備人才全面發展與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青少年體質健康與體育中高考，研究領域演進趨勢為：競技體育→社會體育→學校體育。

3.2 展望

1）作者與機構應加強跨校、跨地域與跨學科合作，促使研究成果廣泛應用于基層各級各類學校與社區，提升該領域研究水平與影響力。2）應加強對自然學科的應用，如：應用統計學、生物力學與運籌學等學科，加強對該領域的案例跟蹤、模型構建與實證研究。3）發展重心與融合探索從沿海發達地區逐漸向中西部落后地區過渡，探索“一線幫扶三線”與“城市包圍農村”的融合策略以消除融合過程中的“不平衡與不充分”。4）體育院校與高校體育專業應成為融合過程中孕育思想、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的主陣地，與體育傳統特色學校、中小學與業余體校等各級各類學校協同發展。5）發展社區與家庭體育教育，探索“家校社”三位一體融合模式。6）對世界各體育強國體育后備人才與青少年健康發展運行模式進行借鑒與思考，結合中國獨有國情與時代機遇，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體教融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