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傳播與接受

李敬峰

（陜西師范大學 哲學系，陜西 西安 710119）

陽明心學以“新天下耳目”[1]28的姿態打破一世皆安于朱子學的現狀時，旋即在全國傳播開來。陽明心學在是時全國不同區域的傳播與接受是齊頭并進還是參差不齊，這關乎到陽明心學的地域性和多樣性，關系到地域儒學與陽明心學的爭鳴互動與交融相益等富有意義的學術問題。

一、辨難與闡揚：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初傳

（代表人物：呂柟、馬理、韓邦奇、楊爵、南大吉和南逢吉等）

陽明心學傳入關中地區的確切時間是一個頗有價值但又難以考證的問題，然這并非無狀可尋，據晚清學人柏景偉（1830—1891）載：

關中淪于金、元，許魯齋衍朱子之緒，一時奉天、高陵諸儒與相唱和，皆朱子學也。明則段容思起于皋蘭，呂涇野振于高陵，先后王平川、韓苑洛，其學又微別，而陽明崛起東南，渭南南元善傳其說以歸，是為關中有王學之始。[2]69

柏景偉認為關中有王學之音，當源于陽明親炙弟子南大吉（1487—1541）于嘉靖五年（1526年）罷職回鄉之后，在渭南地區積極傳播陽明心學。實際上，早在南大吉之前，就已經有諸多關中士人與陽明有所往來：三原籍李伸（1471—？）在正德年間（1506—1521）巡按江西之時，曾與陽明“與為講友，自謂深得其學?！盵3]259“關學集大成者”呂柟（1479—1542）在正德七年（1512年）就與陽明“得數過從說《論語》，心甚善之?！盵4]233同州人尚班爵亦師從陽明問學，成為陽明在關中的另一及門弟子。另外，曾于1521—1526年任職陜西提學副使的唐龍（1477—1546）亦與陽明交情深厚，推重其學，交辯有年，將陽明心學帶入關中亦甚為可信[5]218。如此事例，不勝枚舉。如果拋開傳播的范圍和效果不論，陽明心學傳入關中地區應在正德年間，而非嘉靖年間。柏景偉所說的關中地區有王學始于南大吉，則主要是指傳播的自覺程度和師承淵源而論。實際上，南大吉傳播王學也主要限于其家鄉關中東部的渭南一隅，而廣大的關中地區對陽明心學基本上持抵制和批判的態度，與江南熾熱風靡之勢迥然有別?；陉P中這種復雜的情形，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初傳便形成了辯難與闡揚并存的景象。

眾所周知，關中地區自南宋后，關學、程朱理學就主導著這一區域的學術，一方面可從《明史》的“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蠖秩然”[6]7222看出明代學術的大背景，更可從柏景偉的“關中淪于金、元，許魯齋衍朱子之緒，一時奉天、高陵諸儒與相唱和，皆朱子學也”一見關中學術。而當陽明心學傳入程朱理學主導已久的關中地區時，學者“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辯難”[7]1041，這就精確地揭示出關中大部分學者面對學界新聲之心態，是時關中地區以呂柟、楊爵、馬理等為代表的關中大儒皆以辯難、批判陽明心學為務，他們“宗程朱以為階梯”[3]258，圍繞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良知”“知行”“格物”等展開辯難。就良知來說，呂柟在肯定陽明“良知”學說所具的警醒世道人心、一掃舊學陰霾之功后，著重指出陽明“良知”之教的弊病在于：

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于學者甚有益?！毕壬唬骸按耸菧啘S的說話，若圣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盵8]99

在呂柟看來，陽明的“良知”之教不分受教者資質、工夫、學問等方面的差異，將所有人等同視之，皆以良知教之，有悖于圣人因材施教的方法和原則，故而不足取，亦不足信。很明顯，呂柟主要是從教法上來批判陽明的“良知”之教，這實際上并不完全符合陽明的本意，因為陽明所講的“良知”主要是從本體立論?！傲贾弊鳛楸倔w，圣凡相一，無有不同。呂柟摯友馬理（1479—1556）也對陽明的“良知”思想予以批駁：

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發，不慮而知者也，與夫隱微之獨知異矣，與夫格致之后至知，則又異矣。其師（王陽明）曰：“此知即彼知也?！庇忠灾型居形?，如夢斯覺為言，此真曹溪（禪宗）余裔，其師如此，徒可知矣。乃又以其所見非程、朱之學。[9]322

較之呂柟，馬理宗本程朱理學之意更為明顯，他認為陽明所講“良知”與程朱旨意不符，反倒與禪宗如出一轍?？梢钥闯?，呂柟、馬理等主要發揮的是關學、朱子學“踐履篤實、下學上達”的學派精神，對純粹的形上之學并不鐘情。雖然他們不認同陽明的“良知”之教，但并非完全排斥，從另一件事中可見端倪：

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呂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1]43

上述之事發生在嘉靖二年（1523年）會試之時，主試者嫉妒陽明心學，欲以焚陽明之書，禁陽明之學命題，呂柟極力辯護，終于阻止此議的實施。以此可見呂柟等人并不因不認同陽明之學而落井下石，顯示出其兼容并包的關學底蘊。在他們的影響下，關中士人如呂潛、郭郛、張節、李挺等，多以排斥陽明心學為務，如郭郛以朱子學“主敬”自律，不為心學所動：“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盵1]43這些關中士人對陽明心學的辯難，相當程度上延緩了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傳播速度，成為明代中期關中地區回應陽明心學的基調。必須指出的是，主流聲音之外仍有陽明及門弟子南大吉、南逢吉兄弟在渭南一地不遺余力地傳播陽明心學，為陽明心學在關中的傳播奠定良好基礎。南大吉與呂柟、馬理等生卒年大致相當，他在嘉靖二年任職浙江紹興府時，恰逢陽明講學紹興，南大吉遂與其弟南逢吉一起拜師陽明，精研心學，并在次年修繕稽山書院，禮請陽明講學，一時好學之士皆慕名前來，文教鼎盛一時，尤其是南大吉在紹興刊刻《傳習錄》，極大地促進陽明心學的傳播。然好景不長，在嘉靖五年（1526年），南大吉因開罪同僚，被罷職回鄉，陽明在表達同情之余，也對其寄予厚望：

關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后，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于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圣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10]210-211

在這段話中，陽明盛贊關中地區自古豪杰之士輩出的卓異士風，此風在張載之后，學絕道喪，萎靡不繼，陽明則希望南大吉能夠通過在關中地區傳播其學，來提振這一風氣，以此足見陽明的自信和對南大吉北歸的期許。南大吉不負師命，以道自擔，可從其北歸所作之詩“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后竊橫渠芳”[1]52來見其傳道之志。傳道情形，馮從吾載：“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盵1]51馮氏所述不差，南大吉以傳播師說自任，在渭南宣講陽明心學達15年之久，直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因病去世，可見其用力之篤。同時，其弟南逢吉亦在致仕歸鄉后，繼續在渭南傳播陽明心學，教化一方。南氏兄弟雖有傳播、光大之功，但影響區域有限，尚未擴散至廣大的關中地區。這種狀況的改觀有待于晚明馮從吾、張舜典等人來推動和完成。要之，這一階段就爭辯的思想而言，主要是圍繞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展開，是朱子學對陽明心學的批判，是舊學對新學的排擠，是官方學術對異己思想的拒斥。

二、晚明關中地區陽明心學的鼎盛與會通

（代表人物：馮從吾、張舜典、張國祥等）

顧憲成（1550—1612）在描述中晚明學界現狀時說：“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也甚于尊孔子……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11]144，顧氏此言不虛。嘉靖末、隆慶初，得益于閣臣徐階（1503—1583）、李春芳（1511—1184）的推動，陽明心學在全國的傳播趨于高峰。

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于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圣者，自興化(李春芳)、華亭(徐階) 兩執政尊王氏學……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12]415

可以看出，仰賴于徐、李二人的政治影響和名人效應，陽明心學已然滲透到科場程式之中。

徐文貞(徐階) 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13]180

陽明心學在是時全國的熱火朝天，并未帶動在關中的傳播勢頭。究其因，主要是此時關中地區傳道者嚴重斷層：“關中成、弘間人才濟濟稱盛。自嘉靖來漸衰，至于今日，則寥落而孤弱極矣”[14]104，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關中地區發生有歷史記載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地震：

山西、陜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等處尤甚?；虻亓讶?，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15]549

這次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關學翹楚韓邦奇、馬理、王維楨等皆未能幸免，這對關中學術的延續造成毀滅性打擊，極大地影響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傳播。這種低迷之狀遲至晚明才略有改觀。心學一系的許孚遠于萬歷十三年（1585年）至萬歷十六年（1588年）督學關中，任陜西提學副使，“開正學書院，拔志趨向上士講明正學”[2]71，一時關中學風為之一振，“凡寓內后進之士，思挹臺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1]279，在他的直接影響下，門下弟子出現了服膺心學的馮從吾（1557—1627）、張舜典（1557—1629）等輩，他們再度復振關學：“（張舜典）與長安馮少墟先生同時倡道，同為遠邇學者所宗，橫渠、涇野而后，關學為之一振”[16]222，許孫荃（1640—1688）稱：“有明關學，繼文簡公（呂柟）而起者，長安則有馮少墟先生，岐陽則有張雞山先生，二公生同時，東西相望，與往復辯論，倡明斯道，學者景從，一時稱極盛焉！”[17]109就馮從吾而言，他服膺陽明心學，但并不以此自限，而是對陽明心學保持一種較為中肯之態度，當贊則贊，當批則批。首先，他對陽明的“良知”之教高度贊道：“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圣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1]301，又言：“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于圣學，不可輕議”[1]144，由此可見馮從吾對陽明提揭“良知”，直指本心，抉發根本的贊賞。無獨有偶，張舜典亦盛贊陽明的“良知“學說：

辭章口耳，圣道支離。公排群議，獨揭良知。致之一字，工夫靡遺。虞淵取日，人心仲尼。[17]137

可見，張舜典與馮從吾一樣，皆高贊陽明提揭“良知”的晰迷破惑之功。平實而論，陽明在朱子學流弊盡顯之時，標揭“致良知”，即知即行，即行即知，絕非只是為標新立異，而是要凸顯道德的統領性作用，以期矯正朱子學的“支離繁瑣”之病。陽明的這種思維模式深刻影響到馮從吾，他反復指出：

圣人之學，心學也。[1]32

圣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終屬枝葉。[1]197

吾儒學問要在心性。[1]310

很明顯，馮從吾完全是從心學的角度來理解和定位圣人之學的，這就與關中一貫的尊奉程朱理學的學術傳統相異。馮從吾對學問根本的強調，更可彰顯心學的影響：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源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出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1]225-226

馮從吾將學問之道的根本落腳在體悟本體上，主張在本源出用力，在未發處著手，唯有在本源透徹，則已發自然符合中道。顯然，馮從吾的主張與程朱理學所主導的“下學而上達”的為學之道明顯不同，而與心學的直從本體入手，“先立乎其大”旨趣相近。這并非是說馮從吾不重視工夫，恰恰相反，馮從吾、張舜典皆對晚明陽明后學好高騖遠、輕視工夫所造成的“玄虛而蕩”“情識而肆”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且皆主張用程朱理學的“主敬”工夫來補救王學之失：

學問工夫又總之歸于一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眾善之根；肆者，眾惡之門。敬者，眾福之根；肆者，眾禍之門。敬則父子，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1]213

“主敬”為程朱一系的工夫綱領，但受到陽明心學的否定[12]34，而馮從吾卻看重程朱一系的主敬工夫，將其作為工夫綱領、眾善根本、圣門之要、善治根本，這就賦予“敬”無以復加的地位，意在通過實實在在的工夫來涵養本源，以期糾治陽明后學“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1]158之弊病，顯豁出明顯的援朱救王特質。張舜典亦持類似看法，多次表達對程朱“主敬”思想的推崇：

誰哉我之師，人心有仲尼?？纪乐骶?，姚江致良知。[17]39

出處隱顯，闕惟一敬；可質三王，可俟后圣。[17]139

張舜典不僅拔擢“敬”的地位，更把“主敬”與“致良知”分別作為朱熹、陽明的標志性思想，相提并論，以期各取所長，相資為用?？傊?，從晚明關中地區代表性人物對陽明心學的接受可以看出，他們所思考的思想主題就是如何在本體與工夫層面實現朱王會通，這種會通已經有效地推動關學心學化，實現心學與關學的交融互構，推動陽明心學在關中的傳播達至鼎盛，并使張載關學思想旨趣在晚明發生根本性轉向，從推崇外在的格物致知和禮儀之學轉變為以崇尚心性之學為主。在這種轉變中，關學并未完全隨著陽明心學滑轉，而是仍然保持著其躬行踐履、倡導實行的學術特色，并依此來修正陽明后學的空虛邋等之弊。

三、清初關中地區陽明心學的延續和修正

（代表人物：李二曲、王心敬、王吉相等）

明清易代，陽明心學被作為亡國學術遭到清算，并在清初形成尊朱黜王的學術思潮。在這種大背景的裹挾下，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形勢保持著修正與批判交錯并存的理論圖景。相對而言，羽翼、修正王學的成就和影響更為突出，緣由在于清初關中地區出現了以李二曲、王心敬等為代表的尊奉陽明心學的二曲學派。他們的影響可從李元春的“二曲之學盛吾鄉，幾如陽明之學盛天下”[18]383評價中得以詳見。李二曲（1 627-1 705），陜西周至人，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為“清初三大儒”，全祖望指出：“關學自橫渠而后,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19]233，梁啟超稱其為“王學后勁”[20]233。二曲生逢尊朱辟王日趨高漲之時，雖宗本陽明心學，但卻因應時變，推動陽明心學的自我補正和更新：

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載不傳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徹本面，愚夫愚婦，咸可循之以入道，此萬世功也。[16]59

姚江當學術支離蔽錮之余，倡“致良知”，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為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當幾覿體直下，令人洞悟本性，簡易痛快，大有功于世教。[16]130

明末清初，關中學者對陽明的“良知”之教已經不再像明代中期的學者那樣排斥，而是極力肯定和贊賞。二曲肯定“良知”，亦主要是認為陽明標揭“良知”，簡易直接，洞徹本體，為人點出入學之方，使人皆有成賢入圣之道。不唯如此，二曲著重凸顯陽明所講“良知”可以導向王道事功的一面，以矯正世人對陽明心學有內圣無外王的偏見。正是對“致良知”的這種深契，二曲在修正王學時，著意以此為基，開辟出兼取朱王的路徑：

以致良知為本體，以主敬窮理、存養省察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從視聽言動加修。庶內外兼盡，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廢。上學下達，一以貫之。故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辟則兩相病。[16]130

二曲針對朱子學、陽明心學的各自所長，提出以陽明心學為本體，以程朱理學為工夫的方法，來糾補各自所偏，如此方能實現相互補救。這并不意味著二曲是中間派，在兩者之間，他更為偏好的是陽明心學：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單“致良知”，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著落，調理脈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于標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否則，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誰??？誰察？[16]136

二曲認為朱子學所講的“主敬窮理”必須由陽明所講的“良知”作為頭腦，否則“主敬窮理”就會落空，就會茫然無下手處。這就將宗本陽明、兼取程朱之意顯豁出來。要之，二曲在清初尊朱崇王的大勢下，不隨波逐流，逆風而上，依然堅守、修正陽明心學，以期為陽明心學爭奪生存空間。

二曲之后，從廟堂到民間，尊朱辟王之風愈演愈烈，二曲高弟王心敬[21]4261（1 658-1 738），陜西戶縣人，歷康雍乾三世，以學術造詣聞名于朝野，閣臣朱軾、額倫特、年羹堯、鄂爾泰等迭次舉薦，其學被時人以“原是陸王者”[22]894“似得之王陽明”[2]96相稱，以此足見其學宗陽明之特質。他在著述中反復強調心學宗旨之“心外無理”“心外無道”作為自己立論的根基，更祖述師說，以調停朱王為務。他首先對那種詆毀陽明心學的行為進行反駁：

陸王之立本良知，非陸王之私創，乃孟子之本旨。陸王可排，孟子亦可排耶？孟子之立本良知不為禪，陸王之立本良知遂禪耶？[22]882

王心敬的辯護邏輯是這樣的：陸王心學源自孟子，而孟子思想純正無疑，自然陸王心學亦不容質疑，因此那種詆毀陽明心學為禪學的是站不住腳的。但這并不是說王心敬只是盲目地恪守門戶。相反，他對陽明心學之弊病亦有清醒的認識：

陸王立論，意在張皇本體之本善，未免于盡性復性實工夫容有脫疏，殊與六經四子本旨有異。茍不善學，虛見不實之弊所不能免。[22]885

王心敬認為陸王之學為矯正朱子學的支離聞見之病，偏于強調內在，過于凸顯本體，這就難免在下學工夫上有所脫略，流入蹈空不實。王心敬這一指陳顯然是切中陽明后學弊病的。就朱子學來說，王心敬亦明白指出：

學朱子自平正穩確，但朱子生平之學，日進日邃，亦屢變益精。其初鑒程門末流之弊也，故其言道問學處居多，其后鑒學者多牽于文句訓詁也，故又時時為之指示本體。[22]885

在王心敬看來，朱子學平實穩健，步步著實，只是為糾正程門后學，尤其是明道一系偏于體悟之病，所以在格物窮理、道問學等方面強調的多了，而后學則在此方向上愈走愈遠。換而言之，朱子學本身并無多大問題，主要是后學偏離其說，導致種種流弊。面對愈演愈烈的門戶之爭，基于心學、理學的各自所長，王心敬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大抵論其立心,皆守先待后之大儒。論其得力,則紫陽學之功勤而密姚江之功銳而精。合之皆可入圣,分之皆可成家。無紫陽,此道空疏，師心之病無以救；無姚江,此道聞見支離之弊無以救也。[22]882

王心敬認為朱子學篤實，可以防空疏不實之病，陽明心學挺立道德主體，可以抵制支離之弊，兩者不可偏廢，必須兼取并用：

專尊陸王而輕排程朱，是不知工夫外原無本體，不惟不知程朱，并不知陸王；若專尊程朱而輕排陸王，是不知本體外無有工夫，不惟不知陸王，并不知程朱。[23]360

程朱，陸王不能尊其一，廢其一，否則是兩相不知。王心敬面對清初的門戶之爭，采取的是以心學為基，會通朱王，修正王學的方式?？偫▉砜?，清初關中地區尊奉王學的學者，在愈演愈烈的門戶之爭下，在朱子學重新定為一尊的情勢下，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繼續羽翼和修正陽明心學，延續晚明馮從吾、張舜典等以心學為本、會通朱王的思路，主張以程朱理學的“主敬”工夫來補救陽明心學的空虛不實之弊，舍棄陽明心學好高騖遠、偏于心性體悟的學術傾向，推動陽明心學向經世致用方向轉變，使得陽明心學在清初展現出新的學術取向。

四、清末關中地區傳統陽明心學的維系和終結

（代表人物：劉古愚、李寅、柏景偉等）

陽明心學在清初的關中地區有李二曲、王心敬輩在極力回護，回護的結果可從張秉直（1695—1761）的“嘗恨二曲、豐川（王心敬）以陸王之余派煽惑陜右，致令吾鄉學者不知程朱的傳”[24]4評述中略見一斑。張氏之論難免有過分夸大之嫌。實際上，在二曲、心敬弘道關中之際，宗本朱子的部分關中學者如李因篤、王弘撰、王建常、劉鳴珂、史調等人極力批判陽明思想，措辭激烈，態度嚴苛。李因篤（1632—1692）就說：“先朝天下之亂，由于學術之不正，其首禍乃王陽明也”[25]500，這就將亡國之罪歸于陽明。史調（1697—1747）稱陽明為“圣門罪人”[26]37,類似言論不一而足，反映出當時關中地區與是時全國的主流趨勢是大體相近的。也就是說，隨著關中地區朱子學群體的崛起和壯大，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走向勢弱，以致尊奉陽明心學者幾無其人，而程朱理學在二曲、心敬之后重新主導關中地區，這一風氣在后來的李元春（1769—1854）、賀瑞麟（1824—1893）得到進一步強化。賀瑞麟：“竊謂千古學術，孔孟程朱已立定鐵案，吾輩只隨他腳下盤旋，方不錯走了路”[27]224，李元春：“獨宋程朱諸子，倡明正學而得其精。通世顧橫詆之亦大可感矣”[19]11，二氏將獨尊程朱、排斥陽明之意明白無疑地表露出來。隨著全國形勢的轉變，陽明心學在沉寂了百余年后，到晚清又迎來轉機[28]145，漸趨開始復蘇。首先可從清廷統治者得到映射，一是康熙極力推崇朱子學，但終康熙一朝及整個清季，始終未取締陽明從祀孔廟的政治禮遇，二是乾隆于1751年南巡期間，專謁陽明祠，1784年再度南巡期間，詔令修葺陽明祠，并御賜“名世真才”匾額。上層態度的松動，為陽明心學留下一線生機。早在乾隆初年，李紱（1675—1750）刊刻《陸子學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劉原道刊刻《陽明先生年譜》，嘉慶、道光年間，王學著作得以大量刊行，如嘉慶三年（1798年）劉永宦刊行《王文成公集要》，道光五年（1825年）張恢等人補刻《廣理學備考》，專門收錄心學一系的《王陽明集》《王心齋集》《王龍溪集》等，此后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皆有大量陽明學著作得以刊行。心學著作在清代中期的解禁，為陽明心學在晚清的復興奠定底子。但陽明心學的復蘇主要局限在有心學傳統的江南地區，而在關中地區的傳播則要晚至清末才出現。以劉古愚（1843—1903）、李寅（1838—1877）、柏景偉（1831—1891）等為代表的關中學者，在晚清世道多變之際，依然艱難維系、改造和傳播心學思想，尤以劉古愚的成就最為杰出。劉古愚，名光蕡，號古愚，陜西咸陽人，與康有為（1858—1927）并成為“南康北劉”?？涤袨榉Q其學“以良知不昧為基”[29]7，李岳瑞（1862—1927）稱：“先生之學，淵源姚江，會綜洛、閩，而其用歸于阜民富國”[29]281，張驥亦說：“先生學術推重姚江?！盵3]537從這些贊語中可見劉古愚歸宗陽明心學的學術旨趣。

以程朱為孔門正派正途，陸王為異，所謂異同者，誰定之耶？其非孔子預定，為孰正、孰異？則為各私其門戶之說也，明矣?！裰娉讨?、陸王者，何異于是？學術之不同也，自古至今，所謂正統、嫡傳，亦未有全體胥同，而無絲毫之不異。正如孿生之子，雖極相似，亦必不盡同?！瓌t何必學圣人者而僅朱子之一途為正業？[29]122

在劉古愚看來，學界將程朱理學視為名門正派，而將陸王心學打入異類雜學，實乃是門戶之見。因為程朱、陸王皆是圣賢之學，并無正統、異類之分，兩者正如同孿生子，皆為正統，不必苛求兩者一切皆同。學習圣賢無須只將朱子學視為正途。劉古愚表面上在程朱、陸王異同問題上力破門戶之見，但實際上字里行間他都是在為抬升陽明心學而努力?？蓮钠鋵﹃柮鳌爸铝贾钡脑u價中一見其志：

陽明會和二家之說，括以“致良知”三字，單傳直指，一針見血，使學人聞言立悟，有所執持，以徇徇于學文之途。故自陽明之說出，海內學人蠭起，名儒輩出。自周程創興儒教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29]124

劉古愚認為陽明的“致良知”折中、融匯陳獻章、湛若水兩家思想，直指根本，為人開示簡易直接的為學門徑，使人人有入圣之門，一時碩儒輩出，前世不及，后世不逮，開一代風氣之先。劉古愚肯定陽明“致良知”在教化大眾上的普及之功。更進一步，他不惜筆墨對詆毀陽明“良知”思想的學說進行嚴厲批駁：

凡詆陽明者，謂入于禪，遁于虛，皆胸中有物，未嘗平心以究其旨。一見“致良知”三字，怒氣即生，遂不憚刻論深文，以羅致其罪也。[29]124

明末國初，諸儒鑒王學末流空疏之失，欲矯而救之，遂痛詆陽明。夫矯末流之空疏，可也，以空疏詆陽明，不可也。詆陽明而以“致良知”一語為遁于虛，尤不可也。[29]124

劉古愚著重分析學界將陽明“致良知”等同于“禪”的緣由：一方面是學者私意作祟，不能公心領會陽明“良知”精髓；另一方面是學界將王學末流空虛之病遷怨至陽明本人。劉古愚并非只是一味墨守心學，他因應時變，對陽明“良知”學說進行世俗化和經世化的推闡：

夫“良知”者何？即世俗所謂“良心”也，“致良知”者何？“作事不昧良心”也，此則蠢愚可曉，婦孺能喻矣。[29]124

很顯然，劉古愚以“良心”解釋“良知”，以“不昧良心”解釋“致良知”，無疑是在為陽明思想祛魅，將其簡單化、通俗化，使其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和認可。劉古愚有感于王門末學將“致良知”虛無化，故著意將“良知”思想向經世化一面轉進，以糾治心學之偏。名士陳三立（1853—1937）就敏銳地點出劉古愚“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歸于經世”[29]2，陳氏所言不虛，劉古愚以“良知”為基，積極開拓“良知”的經世致用維度：“日本仿行西法，不遺余力，而其學校必先倫理……其道何由？陽明以“格物”為“誠意”之功夫者，此也”[29]20-21，又說：“中國‘格物’之學，必須以倫理為本，能兼西人而無流弊也”[29]21，劉古愚的意思再清楚不過，那就是實學、實業必須在誠意、良知、倫理等的范導下開展才有積極的意義，否則必將禍害無窮。劉古愚身體力行，踐行其說，學習西學，創辦近代教育，開設工廠，投身實業，并在陜西積極開展維新運動等，無不處處強調“良知”的規范和引導。但劉古愚對陽明心學的這種通俗化、經世化的解讀，實際上是減殺了心學的理論強度。也就是說，他并沒有在傳播陽明心學時，深化陽明心學。相反，他終結了心學形態之關學[30]103。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當然與劉古愚本身對陽明思想的改造有關，另一方面是清代關中地區的心學氣息原本就十分薄弱，縱觀《關學宗傳》所錄清代關中學人，尊奉陽明者幾無其人，再者亦與清末民初整個理學衰敗，傳統心學理論轉換，出現“今人一見人講道學，即以假道學詆之”[31]100密切相關。要之，這一階段主要是如何對陽明思想進行提揭、改造和復振，以期在時代激變之際存續和闡揚陽明心學。

五、結語

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呈現區域學術形態的特質：（1）影響相對有限，基本上沒有撼動關中地區張載及程朱理學的主導地位。陽明心學在明末清初的關中地區達至鼎盛，相對于明清四百余年的傳播歷程，更像是曇花一現。（2）呈現出拋物線、馬鞍狀的傳播趨勢，但起伏程度并不明顯。陽明心學在關中的傳播經歷初傳低迷，至明末清初達至鼎盛，隨后即進入低迷、衰退狀態，至晚清有劉古愚等堅守，但難挽頹勢。（3）以會通朱王為基調。以馮從吾、李二曲、王心敬、劉古愚等為代表的關中主流學者，學宗陽明，但并不以陽明心學自限，而是主張以張載、朱子學之篤實穩健工夫來補正陽明心學的空虛邋等之病，以陽明心學之簡易明捷來矯正朱子學的支離繁瑣之弊。換言之，會通朱王一直是關中地區陽明心學的主題。陽明心學與關學是雙向的爭鳴與互動關系，在關中地區的傳播亦不斷更新和生成著關學，推動關學的心學化轉向，開啟關學的多元化面向，使其融匯到全國性的學術思潮當中，成為地域學派全國化的典范。反過來，關學以張載、朱子學之崇尚禮教、篤實踐履來補正和發明陽明心學，推進陽明心學的自我重構和完善，可從劉宗周“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呂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發千鈞”[7]11得到印證。關學的這種推闡將陽明心學在盡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出來，拓展和深化陽明心學的理論維度，豐富和呈現陽明心學多維的學術樣態，尤在明清之際成為堅守和捍衛陽明心學的重鎮，成為陽明心學在地化的一個鮮活的典型?？傊?，陽明心學在關中地區的傳播表明陽明心學在全國的接受與傳播絕非是同步等質的，而是有著明顯的地域差異，顯豁出關中地區特有的保守與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