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相嚴嵩及其義子

呂成震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起家寒素，弘治十八年（1505）中試，進入仕途，先后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嘉靖七年（1528），嚴嵩升任禮部右侍郎，開始躋身朝廷高級官僚之列。嘉靖十五年（1536），因夏言舉薦，嚴嵩升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自是始謬為恭謹，以迎合上意”。[1]嚴嵩在嘉靖朝大禮議中，迎合世宗皇帝，“條畫禮儀甚備”，“又為慶云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博得皇帝的歡心和寵信。[2]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嚴嵩因在禮議中迎合上意，且力贊世宗修玄，被世宗命為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自此之后，嚴嵩一直“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余歲”。谷應泰稱，“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世宗威柄自專，乾綱獨斷，號為英睿，嚴嵩事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投其所好，阿諛奉迎，君臣“竟稱魚水”。[3]

嚴嵩相世宗二十余年，“凡茍富貴保身家之徒，無不出入門下，承望頤指”，[4]“干兒門生，遍布天下”，[5]“募朝士為干兒、義子至三十余輩”。[2]如仇鸞、趙文華、鄢懋卿、尹耕、梁紹儒等，皆被嚴嵩網羅門下。收認義子成為當時嚴嵩控制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諸義子憑借嚴嵩的權勢出掌要津，權傾朝野。其中權勢最盛的當屬趙文華、鄢懋卿、仇鸞三人。

明人于慎行稱，“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趙文華者，其最也”。[6]趙文華是浙江慈溪人，嘉靖八年（1529）進士。趙文華在未登第之前，就讀于國子監，時嚴嵩為國子監祭酒，二人有師生之誼。后來嚴嵩得世宗寵信日益貴幸，趙文華便以師生舊誼，攀附于嚴嵩門下，尋求庇護，嚴嵩也欲招納其為羽翼，兩人遂相與結為父子。

時“嵩念己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預為計”，于是嚴嵩便以趙文華擔任通政使。[2]通政司掌章奏的通達，趙文華在通政司充當嚴嵩耳目，遇有彈劾嚴嵩的章疏送達，文華即先得見，及時傳送消息，為嚴嵩遮擋掩護，嚴嵩得以從容應對。兵部主事楊繼盛彈劾嚴嵩時稱，“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干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后，方才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過。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7]此外，御史王宗茂亦稱“疏至，通致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2]當時凡是上疏彈劾嚴嵩的臣子多被譴逐，如“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曄、陳塏、厲汝進、沈煉、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譴。經、煉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眾，皆未嘗有跡也?！盵2]于是“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8]

除此之外，趙文華還為嚴嵩攻訐政敵，排除異己，成為嚴嵩在朝堂的得力助手。時李默掌吏部，黜陟多背嚴嵩意，嚴嵩當國柄政，欲獨擅銓選大權，對其多有不滿。義子趙文華則充當嚴嵩的“打手”，上疏彈劾李默，為嚴嵩掌權掃除障礙。不過，趙文華在“以父分宜，位至卿佐，得上寵眷”后，想要越過義父嚴嵩“自結于帝”。最終因得罪嚴嵩而敗。[1]

鄢懋卿，江西豐城人，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5]鄢懋卿與嚴嵩為同鄉，又拜嚴嵩為父,成為嚴嵩的又一得力助手。鄢懋卿“以才自負，見嚴嵩柄政，深附之，為嵩父子所昵”，[2]是“嵩之爪牙羽翼”，“故未易屈指數，而陰謀盜行，則皆懋卿助之”。[5]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因嚴嵩的舉薦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清理兩淮、兩浙、山東長蘆、河東等處鹽法”。[4]鹽政關乎天下財權，鄢懋卿總攬天下鹽政，“盡握天下利柄”。鄢懋卿上任后，“所至市權納賄，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2]“每歷淮揚諸大鎮，則饋索不下二三百萬金”，至杭州“則三司望塵而詟懾，府縣聞風而奔走”，[5]地方官員、運司、鹽商皆苦不堪言。鄢懋卿又將所貪之財“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2]嚴嵩則在朝中為其遮掩過錯，防備彈劾。嘉靖四十年（1561）八月，御史林潤彈劾鄢懋卿“需索屬官饋遺巨萬”、“受狀取富民財”、“宴會日費千金”、“虐殺平民”、“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五大罪狀。[4]但是“嚴嵩庇之，不問”，[2]鄢懋卿得以任職如舊。直至嘉靖末年嚴嵩父子落敗，鄢懋卿才被奪職戍邊。

嚴嵩為首輔“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2]其子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善于揣摩上意，以是朝事多委世蕃。[1]于是“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卻又約諸干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7]諸義子在朝堂上以嚴嵩為首，惟命是從，在生活起居中也以義子身份侍奉左右。逢嚴嵩休沐在家，“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6]

嚴嵩除在文臣士大夫中招納義子外，收武將仇鸞為義子，與之結成政治同盟。

仇鸞，字伯翔，鎮原平泉里人。其家世代行伍，仇鸞承襲其祖上咸寧侯侯爵出鎮甘肅，因被總督曾銑彈劾入獄。仇鸞因在復套案中受嚴嵩庇護，遂與其“約結為父子”。[1]嚴嵩在復套一事上借仇鸞之力扳倒曾銑以及政敵夏言，從而進為首輔，獨擅內閣大權。而仇鸞在曾銑案中得嚴嵩之助脫身出獄，重新得到起用。兩者相互利用，達成政治同盟。仇鸞好為大言，實無才干，面對俺答入寇，遽言能驅虜破敵，但實際上逡巡不前，縱軍剽掠地方，殺良冒功。但是有義父嚴嵩在世宗身邊為其巧言彌縫其妄，仇鸞竟以軍功不斷受到封賞，益受世宗寵信。

隨著地位的不斷上升，仇鸞逐漸與嚴嵩從從屬同盟走向對立。仇鸞自以為已位居顯貴，“挾功得上重而驕”，不愿再與嚴嵩維持義父子關系。但是嚴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仇鸞由是心生怨恨，“遂凌嵩出其上”。兩人關系決裂，爭斗不已。時錦衣衛提督陸炳亦“與鸞爭寵妒”，嚴嵩乃厚結陸炳為盟，共逐仇鸞。[1]于是，嚴嵩與陸炳盡發仇鸞賄賂勾結蒙古人的罪狀，仇鸞被定以謀反罪，戮尸梟首，妻子盡誅，其勢力皆被鏟除。[9]嚴嵩由是重新得到皇帝信任，世宗“益信任嵩”，“遣所乘龍舟過海子召嵩，載直西內如故”。[1]

義父子關系的結成時，義子的權勢往往遠不如義父，義子攀附于義父以求獲得權勢，義父收納義子也是為了擴張利益，二者相互利用。在這種關系下，義子的地位完全從屬于義父，而義父子間的權力差是這種關系得以維持的重要條件。如果兩者的地位發生變化，那么這種關系就無法繼續維持了。趙文華以及仇鸞最后與嚴嵩的決裂皆因于此。

嚴嵩招攬朝士、邊將為義子，諸義子與嚴嵩關系緊密，參與票擬商討軍機要務，為嚴嵩出謀劃策。諸義子憑借嚴嵩之勢執掌要職，如趙文華掌通政司，鄢懋卿督鹽政，權力極大，在政治上關系緊密。此外，嚴嵩還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以規避廠衛衙門緝訪。嚴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鞴偕儆性雇?，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7]義子、姻親、鄉里、門生、門客、親識等共同構成了嚴嵩的政治權力輻射圈層，而義子正處于這個權力圈層的核心。

嚴嵩義子現象與嘉靖朝政治生態及政治風氣有著密切的聯系。明人沈德符在評論明代士風演變的狀況時稱：“嘉靖初年，士大夫尚矜名節，自大禮獻媚，而陳洸、豐坊之徒出焉。比上修玄事興，群小托名方技希寵，……其他權門義子，如鄢趙輩不足道，光祿寺少卿白啟常至以粉墨涂面，博嚴世蕃歡笑；詞臣唐汝楫、梁紹儒并出入交關，先后白簡逐去。當時諂風滔天，不甚以為怪也?！盵10]明世宗即位后大興禮議，在這場持續數年君臣爭斗中，尚矜名節之臣多被貶斥，而大禮獻媚之臣驟被顯擢，士大夫在皇權的壓制下逐漸分化。當時朝堂自上而下諂媚之風盛行，傳統士人倫理道德的觀念受到很大的沖擊。文臣階層中尤其是權臣周圍義子現象的盛行也就不足為怪了。嚴嵩廣收義子的現象正是當時政治風氣敗壞的一大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