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對女性解放的推動

曹曉輝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中共黨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陣，《新青年》對女子問題予以持久的關注，它在猛烈抨擊婚姻家庭觀、貞操觀、節烈觀對女性摧殘的同時，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號召女性沖破封建羅網，恢復獨立人格，追求成為“娜拉”式的“新女性”。在《新青年》個性解放思想的倡導下，女性這一群體以新的姿態登上歷史的舞臺，自發投入到組織理想社會的實踐中。

一、現象描述：《新青年》對婦女問題的持久關注

《新青年》自創刊之日起就將婦女問題列為重要議題。陳獨秀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將“女子參政運動”定義為“求男權之解放”[1]，女子解放是為女子擺脫奴隸地位，成為自主、自由之人。由其譯介的《婦人觀》，介紹了西方女性主義。此后，《新青年》每卷都刊發與婦女問題相關的文章，標志著“女子問題”再度進入知識分子的視野，其對婦女問題的討論成為社會輿論的熱點之一。

特設“女子問題”專欄，討論婦女解放問題。從第2卷第6號至第3卷第5號，《新青年》特設“女子問題”專欄，以“集中刊發女性作者撰寫的婦女解放論文”[2]，這些文章既包括宏觀上的婦女解放議題，又包括婚姻、家庭、教育等具體問題，文章對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大加鞭撻，顯示出《新青年》明確的女子啟蒙意識。

推出“易卜生專號”，介紹國外“新女性”。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譯介了挪威現實主義作家易卜生及其代表作《娜拉》，并配發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旨在突出易卜生革命思想家和現實主義戲劇家的身份，宣傳由其倡導的婦女解放思想。易卜生的《娜拉》成為女性走出家門的代表，“娜拉”的“我是一個人”的語言沖擊了中國女性的傳統思想觀念。

采用“通信”“討論”“讀者論壇”等編輯策略，使“讀者諸君自由發表意見”[3]，征詢婦女問題意見，發起廣泛討論，其中對貞操問題的討論尤其值得關注?！缎虑嗄辍吩凇巴ㄐ拧睓谠鴮ｉT討論貞操對女子的迫害，“貞潔之操行，若專為女子設也”，對女子“為害尤烈”[4]。由周作人翻譯的日本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魯迅的《我之節烈觀》、胡適的《貞操問題》、華林的《社會與婦女解放問題》等文章，引發了社會對貞操問題的持久關注?！坝懻摗睓谀吭隽撕m、周作人與藍志先關于貞操問題的辯論。這場對封建貞操觀的討論，提升了婦女問題在社會上的關注度，并成為聲討傳統禮教的突破口。

此外，《新青年》輔以小說、戲劇、游記、演講稿等形式關注女子問題。在《新青年》對女子問題的關注下，社會各界關于女子問題的討論漸趨活躍。

二、破字當頭：《新青年》對封建禮教的批判

《新青年》猛烈批判中國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和摧殘，從而掀起了婦女解放的新浪潮?！缎虑嗄辍放蟹饨ǘY教，呼吁女子個性解放，主要從批判婚姻家庭觀和貞節觀展開。

(一)批判婚姻家庭觀

《新青年》對婚姻家庭觀的批判始于頌揚愛情?！缎虑嗄辍返?卷第5號刊登了震瀛翻譯的《結婚與戀愛》一文。作者認為愛情是“極自由之模范，希望娛樂之所由創作，人類命運之所由鑄造”[5]。文章中用“自由”“娛樂”等辭藻來形容愛情，突出了愛情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此后，胡適翻譯了《關不住了》，創作了《應該》等文章，這些關于愛情的篇章在《新青年》上出現，使“愛情的話題登上了新文化運動的大雅之堂，并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一種時髦話語”[6]。

在討論愛情的基礎上，《新青年》對婚姻制度開始了激烈批判。一是批判早婚制度?！缎虑嗄辍返?卷第3號刊出了由莫夫卿寫給陳獨秀的《通信》，莫夫卿認為青年不成功的原因之一為“早婚之害”，認為“不能自立之人強之結婚，則種種之害相因而生”[7]。此后，《新青年》在第3卷、第4卷相繼刊載抨擊早婚制度的文章，批判早婚是“急以自殺其身，并殺其國家，滅其種族”[8]。青年學生才智的喪失，“未有若結婚之酷者也”[9]。二是批判包辦婚姻?！缎虑嗄辍返?卷第1號上登載了由魯迅摘抄的一首少年控訴包辦婚姻的詩，詩中內容極力反對包辦婚姻，控訴早婚。魯迅將少年的吶喊稱贊為“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發出“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10]的吶喊。

《新青年》還對傳統家庭倫理觀展開批判。陳獨秀指出，“三綱五?！笔恰耙磺械赖?、政治之大原”[11]，他極力推崇“現代立憲國家……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12]的家庭倫理。這種新型的家庭倫理關系，能夠使得父子、夫妻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魯迅也控訴“家”是“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13]，其《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呼吁父親“義務思想需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14]?！缎虑嗄辍穼Ω笝嗯c夫權的批判，對顛覆傳統家庭倫理觀念中的父子、夫妻中的等級尊卑關系，重建平等、新型的家庭倫理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二)批判貞節觀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的思想界與文化界對貞節觀展開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深刻、最尖銳的批判，《新青年》在這場批判運動中的作用尤為突出。

中國歷史上的貞節觀念是“烈女不更二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貞烈可風”[15]，這些話牢牢禁錮著女子?！芭硬傩卸苏?，未嫁而能自守，已嫁從一而終，謂之貞；夫死守寡而不再嫁，謂之節；無論已嫁未嫁，夫死以身相殉，或遇強暴凌辱而以死相抗，謂之烈?！盵16]《新青年》對貞節觀的批判源自周作人翻譯的日本詩人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一文。周作人認為道德應該隨著人類生活的進步而不斷改善，一旦道德對人類生活產生阻礙，則應該廢除。貞操對男子沒有約束力，卻要求女子必須遵守，這種特性與道德服務社會的目的相違背，因而貞操不具備道德的功能，把貞操當作道德不合理，貞操道德說更不合理。此外，貞操的界定標準直接關系到貞操道德觀的合理性?！凹俣ㄗ髫懖僦皇墙Y婚的男女間應守的道德，這樣說，那結婚以前的失行，不是應該一切寬假了么？”[17]

此文刊出后，胡適撰文《貞操問題》，他認為貞操問題體現了男女之間道德評判上的不公平。他明確提出：“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盵18]《貞操問題》刊出后，《新青年》在第6卷第4號“討論”欄目中，刊發了胡適、周作人和藍志先關于“貞操是不是道德”的討論。[19]

此外，魯迅撰文批判節烈觀，他認為節烈觀導致女子“難”“苦”“死”的境地。他在《我之節烈觀》中對傳統道德家的節烈觀提出了五個問題，一是不節烈的女子是怎樣害了國家的？二是救世的責任，為何會是女子的責任？三是表彰女子節烈，有何效果？四是節烈是否道德？五是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魯迅認為，貞操作為道德，須得夫妻之間共同遵守，節烈單對于女子而言，絕不能當作道德。男子自己不守節烈，也絕不能向女子特別要求。魯迅在分析“節烈”形成的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基礎上，接著又提出新的疑問，“節烈難嗎”？“苦嗎”？他認為，烈婦自古必死，節婦活著，不僅遭受精神的痛苦，且遭受生活的痛苦，節烈對女子來說，很難、很苦。[20]

《新青年》從女性的自由與幸福出發，以貞操觀是否是道德為主線，以批判貞節觀為重點，它不僅明確表明了中國婦女生活的荒謬，而且成為近代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的起點，揭開了中國女性解放史上的重要一篇。

三、立字其中：“新女性”獨立人格的彰顯

提倡個性解放，樹立國民獨立人格是《新青年》秉持的宗旨?！缎虑嗄辍芬浴耙撞飞髁x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個性主義”[21]為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批判封建禮教，倡導女性樹立新的人格。

(一)《新青年》對“新女性”的塑造

《新青年》對“新女性”的塑造始于揭露封建禮教束縛下女子的悲慘遭遇，主張破除舊禮教對女性的束縛。封建禮教下，“男子視女子如物質，不認其人格；視女子為附屬品，不認其完全資格”[22]，女子居家以“三步不出閨門為女德”[23]，女子被“道德、經濟所壓制，而不能保障天賦之人權”[24]，毫無人格自由可言。在揭露女子悲慘遭遇的基礎上，吳虞、劉延陵、鄭佩昂等人開始了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中，吳虞極力批判傳統家族制度，他指出，家族制度“與專制政治膠固而不可分析”，家族制度之流毒“不減于洪水猛獸”[25]。鄭佩昂的《說青年早婚之害》[8]、劉延陵的《婚制之過去、現在、未來》[26]等文則徹底否定了封建婚制的合理性。

在揭露舊禮教束縛下女子的悲慘境遇，主張破除舊禮教對女子束縛的同時，《新青年》不失時機地主張男女教育平等、社交公開、婚姻自主，以恢復女子獨立人格。梁華蘭的《女子教育》一文指出，“女子教育應與男子教育平等也”，女子教育平等，并非是教育種類的平等，而是“教育人格之平等”[27]。陳華珍同樣持此觀點，在《論中國女子婚姻與育兒問題》一文中，她認為女子應盡早入學校讀書，“力求道德學問”[28]，以開闊其思想。高素素主張男女社交公開，她認為，“男女之交際既無，戀愛兩字可自字典鏟除”[22]。對此，陳華珍主張應革除早婚之陋習，崇尚自由婚姻[28]，以達“尊重各個之人格，發展各個之自由”[24]的目的。

《新青年》在“易卜生專號”上登載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呼吁“新女性”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胡適指出易卜生戲劇的最大特點是表現社會與個人之間的互相損害，社會最大的罪惡就在于“摧折個性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要打破家庭和社會對個人的束縛必須發展人的個性，這需要“個人有自由意志”并且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胡適借易卜生的話指出：“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于自己所行所為都負責任?！盵29]

(二)批判的武器：娜拉

為使“新女性”人格的重塑更加具體化、形象化，胡適與羅家倫合譯了易卜生在1879年創作的劇本《娜拉》(又譯作《玩偶之家》)，并在“易卜生專號”上全劇刊出。在戲劇中，海茂爾對她人格的侮辱，使娜拉幡然醒悟，明白了自己在家中的處境：“家庭實在不過是一座戲臺，我是你的‘玩意兒的妻子’，正如我在家時，是我爸爸的‘玩意兒的孩子’?！盵30]娜拉的臺詞表明了其出走的真實原因：父權制家庭中，子女對于父親處于絕對服從的地位，而女子與男子締結夫妻關系后，仍舊處于兩性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由其標榜的女性身份因父權制及社會習俗所不容，娜拉要個性的自由意志，只有離家出走。她向海茂爾宣布：“我相信第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一個同你一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得努力做一個人”[30]，成為其出走的宣言書。

娜拉為爭取個性自由而離家出走的故事，揭露了舊式家庭的罪惡。娜拉的離家，暴露了摧殘女性的社會環境，控訴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所處的附庸地位。封建社會中，婦女在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束縛下，毫無自由意志、獨立人格可言，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終身屈服于男性的壓迫之中。女性要想獲得解放，首要必須學會做人的自尊與權利。為此，《新青年》極力呼吁女性應該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以脫離附屬品之地位，以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11]。

“娜拉”畢竟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為了將現實中的“娜拉”介紹給中國女性，1918年9月，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胡適作了題為《美國的婦人》的演講，系統闡述了其新型婦女觀。他指出中國的女子應該摒棄“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學習美國婦人“超于妻良母賢的人生觀”[31]，擁有自立的心，追求自立的生活。胡適認為一旦男女具備自立精神，就會覺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一個人，有應該做的義務和可做的事業，這樣就可以產生良善的社會。至此，新文化運動中的“新女性”形象被塑造起來。

《新青年》所倡導的“娜拉”這一形象，喚醒了沉睡于封建婚姻包辦制度下的中國青年男女，無論是對于努力掙脫傳統家庭束縛的男性，還是對于試圖擺脫家庭附庸地位的女子來說，“娜拉”都是一個解放的象征。娜拉對“新女性”人格塑造的最大意義在于號召女子走出家庭，走向社會。正如女作家廬隱所言：“今后婦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籬到社會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過人類應有的生活，不僅僅做個女人，還要做人?！盵32]“婦女到社會去，脫離‘傀儡家庭’和男子的奴隸”[33]。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娜拉”成為“新女性”的典范，其“出走”的意向引導了眾多女性沖破舊家庭，走向臆想中的自由生活。

(三)“新女性”的覺醒

《新青年》以“娜拉”為女性人格的典范，強調女性人格的重塑，這標志著中國女性個人主體意識覺醒的真正開始。正如女作家張愛玲所說：“中國人從《娜拉》一劇中學會了出走。無疑的，這瀟灑蒼涼的手勢給予一般中國青年極深的印象?！盵34]據新文化運動親歷者陳素回憶，《娜拉》一劇傳入中國后，在婦女界激起了巨大的波瀾。中國到處都上演著《娜拉》，女界高喊著“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聲”，女性主動從事宣傳與鼓動活動，勇于沖破舊有的藩籬，個性解放的風氣所及，“使那些士大夫、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嘆息”[35]1020。

在《新青年》女性解放思潮的倡導下，女性因反抗包辦婚姻、追求戀愛自由而抗婚、出走乃至自殺的事例層出不窮。1919年11月14日，長沙發生了趙五貞自殺案。新娘趙五貞因不滿包辦婚姻，又無法抵抗，絕望之中只能自刎于花轎中。趙五貞自殺事件的發生，引發了社會各界關于婚姻制度、封建倫理道德、社會黑暗現實的大討論。趙五貞事件發生后不久，長沙又發生了李欣淑出走事件。李欣淑本就不滿于其父親為其所定的包辦婚姻，在她未婚夫死后，父母又把她改嫁到一位有錢的彭性人家，李對其父母的做法更加不滿。1920年2月，李欣淑遂發出了“我于今決計尊重我個人的人格，積極地和環境奮斗，向光明的人生大路前進”[36]的啟事，憤然離家出走，反抗包辦婚姻。李欣淑的出走，被青年人大加贊揚，因為她不像趙五貞自殺以反抗包辦婚姻那樣消極，而是積極地與封建婚姻制度作斗爭。

青年女學生的主體意識也在不斷覺醒。王一知曾描述其所在學校女學生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下，主體意識不斷覺醒。她指出，女學生主動聯合起來向教師、校長請愿，撰文抨擊“烈女傳”等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要求廢除不合理的課程設置。此外，學生還以“抗婚”“逃婚”的實際行動反抗舊禮教，爭取婚姻自由[35]517-518。

與之相比，早期婦女運動活動家反抗封建婚制，追求女性解放的聲音則更加理智與堅決?？梢哉f，“我國早期的婦女運動，就是由這班‘娜拉型’的覺悟婦女在主持推進的”[37]，或者認為“婦女運動的主義，就是所謂‘婦人亦人’的‘娜拉主義’”[38]。天津覺悟社的郭隆真不滿于父母的包辦婚姻，在男方多次威脅成親下，于迎親之日，穿上學生裝，一路坐“亮轎”(卷起轎簾)到男方家門口，她進屋后向參加婚禮的來賓發表演講，批判包辦婚姻的罪惡，隨后理直氣壯地離開男方家，重新回到天津女師上學。早期婦女運動活動家向警予也用“以身許國，終身不婚”的態度拒絕了湘西軍閥周則范的求婚[39]。婦女運動的著名領袖蔡暢反對包辦婚姻，在母親的支持下，逃婚到長沙并考入周南女校，結識了陶毅、向警予等進步女性青年。

在《新青年》女性解放思潮的倡導下，女性因反抗婚姻制度等原因而離家出走等個體反抗的形式，逐漸成為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行為模式，對于廣大女性產生了強烈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下，新民學會、覺悟社、工讀互助團等社團中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也有許多女性參加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尋求救國的真理。越來越多的女性出走家庭，追求進步，對廣大女性重塑人格造成了強烈的思想震撼。中國女性生活史的研究者陳東原曾指出，中國女性“有獨立人格的生活，實在是《新青年》倡導之后”[40]。足以見得，在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進程中，《新青年》對女性人格重塑的重要推動作用。

四、《新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傳播

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中國的思想界帶來極大的震動。早期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情關注，為《新青年》研究婦女問題注入了新的生機，《新青年》的面貌也因此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自第6卷第2號，《新青年》開始刊登介紹蘇維埃俄國婦女狀況及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文章，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探求中國婦女解放道路，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

第一，刊登有關蘇俄婦女情況的報道，譯介有關婦女解放的著作。由李達所譯的《勞農俄國的婦女解放》一文，將俄國婦女的生活描述為：“現實俄國婦人，經濟的精神的完全得以獨立，……凡在政治教育社會一切方面，婦人與男子受同等的權利，有平等的發達的機會?！盵41]此外，《俄國與女子》《勞農俄國的結婚制度》等文章，詳細地介紹了蘇維埃俄國婦女的生活狀況。此后，李漢俊、李達分別翻譯了倍倍爾、列寧的《婦女與社會主義》《列寧的婦女解放論》等有關婦女解放的著作。通過譯介上述著作，李漢俊、李達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逐漸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特別是階級斗爭學說，并將其運用到中國婦女問題中，探求中國婦女解放道路。

第二，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婦女問題。李大釗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指出，經濟變動必然會引起思想的變動，隨著自給自足農業經濟的解體，女子貞操問題、教育問題、參政問題都要發生變化?！安坏珛D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要解放婦女了?！盵42]用唯物史觀解釋中國婦女地位的變化，指出中國婦女受壓迫的地位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現象。

第三，用階級觀點分析婦女問題，指明婦女運動的階級性。李大釗在《戰后之婦人問題》中對資產階級女權運動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資產階級女權運動關注的只是“中產階級婦女的利益，不可能解決無產階級婦女的問題”。婦女問題的徹底解決，“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43]。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開始運用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來批判資產階級人權學說，并將其作為解決中國婦女問題的理論武器。

第四，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社會制度問題關系到婦女問題的解決，而社會制度的基礎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一旦解決，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要解決經濟問題，階級斗爭必不可少。陳獨秀明確指出：“照現在的經濟制度，婦人的地位，一面脫離了家庭的奴隸，一面便做了東家的奴隸；即于自由戀愛一層，在財產制度壓迫和誘惑之下哪里會有純粹的自由！”[44]因此，要解決婦女問題“非用階級戰爭的手段”來摧毀私有制制度。

從介紹蘇俄婦女生活狀況，譯介列寧、倍倍爾等人關于婦女解放的著作，到撰寫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早期知識分子逐漸掌握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唯物史觀。早期《新青年》用資產階級人權平等學說倡導婦女解放的觀點逐漸被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所代替?！缎虑嗄辍烦蔀檫M步知識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主要陣地。受其影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漸次被國人所接受，成為五四時期婦女解放思潮的主流，并在此后的實踐中被確立為中國婦女運動的指導思想，影響著中國婦女運動的發展方向。

五、結語

以“娜拉”為契機號召女子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倡導女子個性解放，是《新青年》婦女解放思想的一大進步?！靶挛幕嗽谄D難的政治環境中提出了‘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兩大主題”[45]，考察《新青年》中倡導的女子解放思想，不難發現，從提出國民人格獨立到呼吁女性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到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做“新女性”的“娜拉”，再到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分析婦女問題，《新青年》始終將婦女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不斷拓展和加深對其研究和探索的廣度與深度。

《新青年》的啟蒙者們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極力倡導女子解放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的“失音”。當時產生較大影響的啟蒙文本絕大部分出自男性之手，“新女性”的塑造從一開始也是由男性倡導和推動的，不純粹是出于女性的自覺。正如魯迅所言：“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46]魯迅對女性啟蒙的憂慮來源于“夢醒之后無路可走”的悲哀?！秱拧分械淖泳赂业乇砻鳎骸拔沂俏易约旱?，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47]而這位中國的“娜拉”在失去了涓生的愛情之后，只得重返家庭，最終抑郁而死。子君在男性啟蒙者們的引領下，走出封建家庭，最終卻又走進了兩性家庭的泥淖中。女性在自上而下式的啟蒙方式中，特別是一直以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女性，能否在這種啟蒙方式中真正覺醒，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也從側面揭示了中國婦女解放的艱難與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