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丁小說中的民間診療術：醫療背景、類型呈現與主題揭示

張鑫

引 言

在文學和醫學兩大學科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種跨學科關系在文學研究者和醫學專業人員中間也一直是一個興趣不減的話題。前者在將各類醫學文本納入研究視野的過程中，擴展了他們的研究范圍和可資深層探究的因素；后者在處理與醫療和健康的關系時，漸漸接納和重視了關于“疾病的敘事”(Showalter，1987：96)。醫學護佑生命，文學闡釋人生，在一定意義上它們構成了診斷性和治療性的關系。而對作家來說，“醫學上對生病機理和健康機體的描述，給他們提供了挖掘情感、個性和社會關系時所需要的自然語言的理想原型”(Roberts，1998：1)。

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經典作家簡·奧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將她的小說創作植根于日常生活經驗之中，具有于平靜中掀起風暴的能力。奧斯丁屬于“那種將小說視為現實生活最忠實記述的大師之一”(Gilson，1997：91)，在她的所有小說中，關于醫療和健康問題的敘事屢見不鮮，展現了她對醫療和健康問題的濃厚興趣。奧斯丁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對尋醫問診和日常健康防護話題保有高度的熱情和廣泛的參與度，對個人療養和自我診治等方面的知識也有一定的掌握。在奧斯丁的作品里，一個對醫療知識一無所知的人，和“一個不懂烘焙，不會針線和料理家務的女性”一樣，會遭人嫌棄的(Porter，1989：53)。有批評認為，“奧斯丁筆下的人物角色在疾病治療和救死扶傷方面，比現代人更加具有自恃力”(Nash，2009：78)。小病不詢診問醫、家中自備常用醫藥等具有顯著特色的民間診療術在奧斯丁的人物身上時有體現。像達什伍德·瑪麗安扭傷的腳踝、班奈特夫人常發的歇斯底里癥、瑪麗·墨斯格羅夫的低迷抑郁和芬妮·普萊斯的抑郁等疾病，從來就沒有專業的醫生前來診療，都是用民間診療術進行處理的。

基于個人豐富的醫療知識、細微的日常觀察和長期的切身體驗，奧斯丁在小說中對當時蔚為流行的民間診療術進行了細節描繪和類型化呈現。作為奧斯丁小說中疾病敘事的一個分支，民間診療術類型化描述不僅是簡單地用來推進小說的故事進程和豐富小說的故事情節，每當作為具象性的民間診療術描述出現時，小說的故事情節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推進的同時，小說的主題思想也會因此得到深化。所以對奧斯丁小說中的民間診療術進行研究，并非是一種拘泥于邊角廢料的文史考辨游戲，而是具有超越文本故事性分析本身的時代醫療發展概觀和主題思想揭示等方面的重要意義。這種研究不是文本自足的，除了細查和縷分小說中的民間診療術類型呈現之外，對歷史醫療背景探源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

時代醫療背景探源

奧斯丁出生和成長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一個人們恐懼疾病，“易于隨時遭受無法治愈病痛的時代”(William，1981：1)。那時麻醉劑和X射線尚未出現和使用，對普通人來說，一般的肺炎感染往往都是致命的。當時人們雖然對人體運行的基本知識有所了解，但是眾多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醫療實踐，尤其是存在于民間人士的尋醫問診之術普遍存在。人們的健康狀況十分脆弱，健全的體魄總被認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那個抗生素尚未投入使用的健康莫測時期，細菌感染致死的可能性極大，天花與傷寒是最常見的疾病，而肺結核則在18世紀末后來居上。流行疾病的廣泛傳播及其引發的災難性后果更是極其常見。

19世紀初期，許多專業醫生對醫療理論始終是將信將疑的，他們更多的是依賴個人實踐經驗，常常會從醫療個案中得出普遍結論。當時的醫療工作者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氣質理論深信不疑，認為“氣質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傳統的起皰、發瀉、強力催吐和放血等方法治愈”(William，1981：3)。讓病人通過放血來治愈疾病的方法雖然極其危險，但卻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在當時“簡直就是一個狂熱的行為”(William，1981：13)。奧斯丁在書信中曾經提到，她的哥哥亨利“安靜地躺在床上，真是一個了不起的病人，因為他剛剛被放了二十盎司的血”(Austen，2006：426)。當時醫生在醫治病人的過程中尤其強調藥物的鎮靜作用。1801年醫學雜志《臨床指南》(AClinicalGuide)就列出了此類藥物名單：鴉片、海貍油、洋地黃等。醫生也會使用一些類似薔薇糖漿、螃蟹眼睛、珍珠和“不同凡響的長生不老藥”(Cartwright，1977：134)等比較奇特的藥劑來治病。和過去相比，奧斯丁時代的人們的壽命會長一些，但是民眾成為無數疾病或無效救治方法的犧牲品的事實依然沒有改變。女小說家伊麗莎白·英奇伯德(Elizabeth Inchbald，1753-1821)在55歲時就被人描述已經進入了一個“體質和健康急速下降的時期，當她步入56歲時，緊緊抓住生命的希望宛如游絲，獲得新生的夢想幾乎是不可能的”(Boaden，1933：120)。

相比于患者，大多數醫生的境遇也并不理想，他們既得不到經濟實惠，也沒有像現在醫生那樣的社會地位。因為無法提供很多有效的診療手段，又缺乏良好專業的教育，多數醫生基本上都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地帶(Smithers，1986)。還有一個令當時的醫生不被人尊重的原因是，在歐洲的文學傳統中，醫護人員經常是被諷刺和挖苦的目標。伏爾泰(Reseau Voltaire，1694-1778)的《老實人》(Candide)里就有一位患有輕微疾病的主人公，他家的大鉆戒和沉重的保險柜引起了兩位貪得無厭的醫生的窺伺。在服用醫生開的藥和做完放血治療后，主人公的病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他的朋友馬丁回憶說，自己第一次去巴黎時也生病了，“我很窮，既沒有朋友，也沒有虔誠的女士和醫生照看，但是我卻好了”(Voltaire,1966：132);在菲爾丁(Henry Fielding，1707-1757)的《湯姆·瓊斯》(TomJones)中，醫生一直為湯姆看病，直到發現他沒有錢時才宣告病已痊愈；史沫萊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在《費迪南伯爵》(FerdinandCountFathom)和《藍登傳》(RoderickRandom)中也對醫生行業進行了嘲諷。18世紀英國文學中大量的醫護諷刺表明，“從事醫療行業的人成為諷刺的對象事出有因。他們在倫敦、巴斯、滕布里奇(Tunbridge)、約克、哈羅蓋特(Harrogate)、斯卡伯勒(Scarborough)和任何時尚之地欺騙富人、敲詐窮人。他們相互之間展開了大規模的斗爭——外科醫生和理發師斗，內科醫生和藥劑師斗——議會經常被迫介入調停，而且數量龐大的醫生沒有合法醫師執照，沒有醫護能力”(Rousseau，1978：177)。

從整體醫療行情和事關醫患關系與診治效果看，奧斯丁時代的醫療狀況難稱令人滿意。藥劑師所開的藥方時而見效時而不見效，外科醫生既能成功地切下腎結石，也會傷及功能良好的心肺。良莠不齊的專業醫護工作者，對醫學抱有熱情而又缺乏專業知識的病患，加上普通民眾無法支付的高昂手術費用等，這一切都促成了當時流行全國的民間診療術大行其道。

民間診療術類型呈現

在奧斯丁的小說里，各類人物角色對醫療知識和診療技術倍為熱衷。對付各種疑難雜癥，他們也自以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間偏方，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家人朋友，他們還摸索出各種診療方法。奧斯丁小說中的民間診治術大體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毫無效果的民間診療術，效果不確定的民間診療術和和妄自尊大的萬事通型民間診療術。

(一)毫無效果的民間診療術

所謂無效的民間診療術，指的是在奧斯丁的小說中，那些并不具備專業醫療知識或治病救人經驗，而全憑個人臆測或紙上談兵之術輕易給人治病，最終事與愿違的診療方式。丑的事物是極具有吸引力的，具有喚起人們特定感覺的力量，而對丑的審視又在感覺之中加入了理性的思考，從而讓我們由感性體驗上升為理性認知(劉茜茜, 2020: 103)。奧斯丁在早期作品《少作集》(Juvenilia)里，就為讀者呈現了多位非專業、無效果的民間診療場景。她在一篇名為《杰克與愛麗絲》(JackandAlice)的故事中，描繪了一場充滿戲劇性的無效民間外科診療手術。故事中的威廉姆斯夫人是一個熱衷民間診療卻不懂任何專業醫療知識、并不具備治病救人經驗的典型人物。在露西扭斷腿后，她當即決定為其現場進行一番看似“非常專業的治療”(Austen，1969：22)。她完全按照自己道聽途說來的醫療知識進行接骨止痛術，結果導致病人愈發痛苦，險些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

在另一篇名為《凱瑟琳或閨房》(CatherineortheBower)的故事里，奧斯丁戲謔地呈現那些看似具體準確的醫療指南，豐富和充實了主人公的自我診療情節，凸顯無效民間診療術的現實緣由和社會根基。故事中的主人公凱瑟琳突患牙痛之患，疼痛難忍之際，“在仆人和管家的幫助下，她逐一嘗試手冊上或管家出示的指南上所記載的治療方法”(Austen，1969：208)。作者在此并沒有明確給出手冊或指南的名字，但毫無疑問這一定是某種醫療手冊或指南。按照時間和當時的民間醫療發展情況來看，這類醫療手冊或指南“應該與約翰·韋斯利(John Wesley，1703-1791)的《入門物理》(PrimitivePhysic)，威廉·步坎(William Buchan，1729-1805)的《家庭醫藥》(DomesticMedicine)和伊麗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1725-1770)的《萬能主婦》(TheCompleatHousewife)等書籍接近”(Douglas，1997：105)。這類專為家庭醫療救急使用而編寫的手冊或指南的最顯著特色就是針對每一種?；技膊?，都會給出多種可以交互替換的自我診療方法。如果一種方法不奏效，人們還可以按照說明再去使用其他方法。所以患牙痛之疾的凱瑟琳便逐一嘗試了所有治療方法。在《入門物理》一書中，針對牙痛的治療方法就有9種之多。除了電震外，其他8種方法都可以在民間普遍展開(Wesley，1956)。1803年版的《家庭醫藥》在一病多治方面給人們提供了更多可以在家庭使用的簡單或復雜的治療手段，比喻用燒熱的鐵器堵住牙齒上的神經以舒緩疼痛的方法等(Buchan，2011：337)?！度f能主婦》針對普通牙疼給出了3個偏方，其中之一蔚為新奇：“向牙疼一側的耳朵里滴三滴魚香汁，并保持一到兩個小時”(Smith，1994：301)。至于凱瑟琳用何種方法治療牙疼，奧斯丁并沒有明確交代。但是在故事的結尾，讀者可以清楚地得知：基于治療手冊或指南，在個人理解和簡單改良方法下的所有民間診療方法無一奏效。

如果說威廉姆斯夫人的“專業治療”是作為一種被嘲諷和挖苦的素材而被奧斯丁呈現的話，那么凱瑟領的牙疼診治情節則更深入地體現了奧斯丁機智幽默的個人秉性和以自我診治為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創作藝術。雖然凱瑟琳的多種醫治嘗試行為被作者以一種近乎戲謔的手法展現出來，但是她帶有強烈民間尋醫問藥痕跡的嘗試，卻是當時普通民眾自我診治藝術的典型代表。顯然，“這番看似無可挑剔的治療其實是非?；奶频?，反映了年輕的奧斯丁對人們背離科學和無理取鬧行為的嘲諷”(Gorman，2003：96)。如此構思“凸顯了作者借此情節向讀者展示女主人公生活乏味的現實，以及邀約讀者給予此類人物莫大同情的寫作動機”(Roy，2006：95)。在奧斯丁的后期作品里，那些自詡可以憑借自己高超的民間診療術來為他人服務的業余醫生們，往往都成了她取笑的對象。

(二)效果不確定的民間診療術

奧斯丁在她的成熟作品中，進一步描述了民間診療效果的不確定性，并借此服務于其展示社區群體之間微妙關系的創作目的?！独碇桥c情感》中的詹寧斯太太在看到瑪麗安為情所困，一直找不到醫治失意心靈的良藥時，便端來一大杯陳年葡萄酒，并告訴埃莉諾：“我拿來一杯給你妹妹。我可憐的老頭子！他當初可喜歡這種酒了！他只要有點犯他那痛風老病，就說這是他最好的對癥良藥”(奧斯丁，2010：190)。詹寧斯太太早先已經“想出種種辦法，用各式各樣的糖食、橄欖和溫暖的爐火來醫治”瑪麗安的失憶癥(奧斯丁，2010：186)。神經衰弱與痛風都屬于性質不同的病災，對前者行之有效的療法對后者的療效并不確定。詹寧斯太太以未經證實的醫療經驗來醫治他人病痛，“不但顯示了當時民間診療方法的有限性和治療效果的不確定性，還暴露出即便是錯誤荒謬的民間診療術，也有被普通民眾心手相傳下去的可能性”(Lawall，2002：195)。

詹寧斯太太以酒療治痛風的錯誤推薦，不僅是作者對那個時代民間診療隨意性和不確定性進行諷刺的絕妙示例，同時還是那個時代社區之間人們復雜關系的再現手段。在民間診療話語體系里，提供診療建議者的社會地位往往要高于接受建議或被診療者的社會地位。在巴頓莊園安頓下來之后，達什伍德一家的生活就不得不依靠米德爾頓家人了，在這種情勢下，米德爾頓夫人的母親詹寧斯太太就理所當然地有資格給寄人籬下的埃莉諾提出診療建議，后者只能俯首帖耳地聆聽前者的教誨，即使她的建議未必見效。非專業的醫治建議能否被患者接受以及接受程度的大小，完全取決于建議者對患者實際需求的理解深度。詹寧斯太太并無專業醫療知識，僅憑一點經驗就建議瑪麗安以酒治病，她的建議實際上已經被看透內情的埃莉諾所拒絕。但是作為巴頓莊園的長者和家庭等級中的上層人物，她對達什伍德家人的關愛卻是不能被遠道而來的瑪麗安姐妹所嫌棄的，因此在明知詹寧斯太太的診治建議不一定有效的情況下，埃莉諾也沒有說穿或直言拒絕，只是“笑她推薦這種不對癥的酒”，并推稱妹妹已經睡著，還是由她來喝了那杯酒吧(奧斯丁，2010：190)。這種婉拒的結果便是雙方皆大歡喜，詹寧斯太太也很滿意這種折中的辦法。

埃莉諾和詹寧斯太太在醫療診治和護理病人方面，專業水準相對低下，醫療知識明顯薄弱，治療效果也不明確。相較之下，安妮在醫治和護理方面則顯得熟練許多。她雖然也運用民間診療術對他人進行治療，但是效果尚能差強人意。當路易莎摔傷失去知覺后，安妮的業余護理人角色瞬間轉變成了一個頭腦冷靜的民間醫護人員。當眾人在緊急情況不知所措時，安妮立即指導大家開始急救。為了使路易莎的體溫不至于降低太多，她不停地“搓搓她的手，揉揉她的太陽穴”，并非常專業地拿出鹽來(奧斯丁，2010：120)。根據當時權威家庭自治手冊介紹，“當一個人遇到事故昏迷不醒時，保持體溫是關鍵，用鹽揉搓的效果極佳”(Buchan，2011：549)。在細察這場家庭急救場面，分析安妮的民間診治行為后，麥克林認為，安妮就像“一個完美的醫生，實施了緊急情況下所必需的一切醫療介入”(McLean，1993)。在故事情節的推演和人物個性的刻畫上，安妮的民間診治行為達到一定的效果，證實了她的高度理性和強大的內心意志，同時也給溫特沃思上校一個重新認識和尊重她的機會，“為小說大團圓的結局作了一次扎實的鋪墊，有局部療效的民間診療能力反射出來的是人物內在的道德品質”(Morley，1996：103)。

(三)妄自尊大的萬事通型民間診療術

在奧斯丁的民間診療術描述中，既存在像安妮那樣在家庭診療方面有一些正確經驗的人物，也存在一批好為人師、妄自尊大的醫療萬事通型人物。關于專業醫療知識在普通民眾中傳播及其后果等問題，18世紀有名的醫生阿戴爾(James M. Adair，1728-1802)曾撰文批評人們因錯誤理解了醫學名詞和私下運用民間自我診治所引起的災難性后果：

醫學術語如果沒有從科學層面正確理解，會造成諸多使用上的混亂和錯誤的。像“肝氣不和”(bilious)這類時髦的詞匯并沒有在民眾中產生任何實際效果時，我覺得這種對時尚思想的未加理解的任何嘗試都是荒唐和不必要的。遺憾的是，我已見識過太多這種追求醫療時髦無功而返的事例。指出此類行為的危害是我的當務之責。說巴思的溫泉對治療由膽結石引起的疼痛效果良好，那是有依據的。相當數量的病人來到這個地方，都是希望醫治自己的肝氣不和。我的病人到來時都會先講述一番自己的病況，然后對我說，“醫生，我是肝氣不和”。稍加問詢之后我才發現，他們都有服用除去膽汁類藥物的習慣。(Adair,1998:15)

醫學知識的傳播產生了大面積醫療術語的誤解，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全能萬事通型民間診療的泛濫。從這個意義上講，醫學啟蒙所產生的結果并不都是良性的。

《桑迪頓》中的帕克家人在事關醫療方面的言行舉止，再一次證明了萬事通型診治行為的普遍性和災難性后果。帕克姐妹們認為，她們“對身體結構了如指掌，而醫療界人士基本上是愛莫能助的”，帕克夫人甚至自豪地說，她們“曾經做過很多手術”(Austen，2005：175)。然而事與愿違的是，號稱對醫療無所不知的她們卻經常被江湖游醫所欺騙。實際上她們自吹的全能診療技術真的乏善可陳。為了治療帕克夫人的頭疼病，她們竟然連水蛭都用上了！戴安娜·帕克在講述如何治療姐姐蘇珊的頭痛時說：“每日六只水蛭，連續十天卻不見效果，我們開始考慮這種方法是否真的有效。經檢查后我們認為病疾主要在她的牙齦里，所以我就勸她主要以治療那里的病灶為主。她于是就每日減少三只水蛭，結果對她的神經造成了極大的損傷，現在只能低語而已，今天早上還昏過去兩次”(Austen，2005：183)。正當作者創作《桑迪頓》時，在英國用水蛭治療頭疼和牙齦問題的療法已經開始盛行，但是該療法的實施必須由專業醫護人員來完成。帕克之家的診療萬事通們自行實施的治療行為，不但不利于病情的改善，而且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后果。這種結論得到了阿戴爾(1998:179)的認可：“愚昧無知和自以為是總是相伴而隨。抓住了科學尾巴的人總以為他們已經勝券在握。民間診療的流行往往是虛假和錯誤類推思想促發的產物。如果一位女士聽說某種療效顯著，她便會在任何一種類似的病癥中去使用的，還會不遺余力地向別人推薦”。在她們隨便使用水蛭醫治蘇珊的頭疼病時，就連帕克夫人都已經看出，“帕克姐妹們有時真是用得太過分了”(Austen，2005：388)。夏洛特·海伍德也覺得她們沒有什么病狀，帕克姐妹的所作所為完全是虛假萬事通心理在作怪。在自恃專業的帕克姐妹那里，對健康的細心呵護，漸趨演化成了匪夷所思的誤醫甚至是錯醫之舉。

《桑迪頓》中的帕克姐妹已經將普通大眾的民間診療行為運用到了極致，她們經常對外自稱民間診療方面的專家，用過度自信的診治行為貽害他人。對于這種自稱醫療萬事通型的民間專家及其自我診治行為，阿戴爾(1998：150)提出過幾點見解：首先，萬事通們對真正的醫學知識胸無點墨，他們所開藥方鮮有效果。第二，病情變化千差萬別，非專業醫護人員難以做到對癥下藥。第三，每一種疾病——即使是開始癥狀較輕的——都十分危險，及早治療刻不容緩。第四，專業藥劑師的診治遠勝過江湖游醫，而他們只在病人危重時才被招來?，F在看來阿戴爾的意見非常接近生活常識，并無其他特異之處。但是要讓當時的普通民眾全盤接受還有一定的難度?！渡５项D》中的鄧海姆夫人就對醫生極不信任。在帕克先生和她談到要找廣告上的醫生時，她的回答是：“去找一個醫生？我們這里要醫生有什么用呢……我在這里好好地生活了70多年，吃藥不到兩次。我個人從來沒見過一個醫生。我可憐的哈里先生如果也從未見過一個醫生，他現在還會活著。那個一次又一次地總共收費高達10次的人把他送離了這個世界”(Austen，2005：181)。

結 語

誠然，民間診療行為在奧斯丁的作品中通常被描繪得非常草率，效果也差強人意，“但是這種在普通民眾間蔚為流行的醫療實踐，卻是鄉村社會里必不可少的習性之一”(Vincent，2007：217)。當時在鄉村或遠離大城市的社區，能真正處理緊急疾病的醫生非常少，奧斯丁“出生的時候沒有醫生在場。實際上，村里根本就沒有醫生”(Shields，2005：25)，而且大多數鄉村人家也很難支付起專業醫護人員的費用。因此，“在18世紀人們普遍都有自我診治的習俗，尤其是提供醫療建議、輸血、做小手術，相互交流醫治經驗等?？傊?，自我診治現象無處不在”(Porter，1989：46)。

從奧斯丁的小說中可以看出，民間醫療診治的習俗和行為已經在普通民眾的心里扎根發芽。在即使能夠咨詢專業醫護人員的情形下，一般民眾還是在疾病發生的初始階段進行自我診治，其造成的結果也是千差萬別。在這些普遍流行的自我診治活動中還存在女士的身影，盡管她們常常會受到專業醫療人員的貶低和仇視，業余女性醫護人員與專業男性醫療人員之間發生抗衡的現象時有發生。民間醫護或自我診療敘事在奧斯丁的小說里并不全是相似的褒獎或貶抑話語。正當奧斯丁展示民間診療術類型和為新鮮事物發聲時，“醫療領域內出現了民間護理和專業診治之間的沖突和張力。她在文學性地呈現各類民間診療術的同時，有一種明顯接納專業診療和醫護職業化的傾向，這從某種程度上表明作者是一名具有先進思想的‘現代人’”(Dyer，2007：152)。奧斯丁對普通民眾對于醫療知識的掌握和運用，也表現出辯證區別對待的態度：有的運用值得夸贊，有的運用十分荒謬，應該被摒棄。

奧斯丁對民間診療術的全面再現和細微見解，應征了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必定到來的醫療專業化的事實。罹患疾病的瑪麗安的醫護最終由懂得醫學知識的人來執行；盡管對內科醫生不盡信任，受傷嚴重的湯姆·伯特倫最終還是接受了專業醫師的救治；《愛瑪》和《勸導》中專業能力不斷提高的醫學從業者們變得越來越職業化。專業化醫療團隊的職業道德和從業水準也愈發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相應地得到了提高。這些都是奧斯丁的小說中被頻繁提及和有意強調的醫療事實。奧斯丁對民間醫療和自我診治習俗的細致觀察和冷靜思考表明，醫療事業的發展、醫護行業的職業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