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契約文書與村落文化復振
——基于地方文獻的鄉村文化傳承路徑分析

劉訓茜

一、研究緣起

農村文化資源傳承創新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問題。悠久而厚重的農耕文明是中華五千多年文化的根基，因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深入挖掘農耕文化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有利于在新時代煥發出鄉風文明的新氣象，進一步豐富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盵1]

從傳統文化資源生發出新時代鄉村文化建設的內在理路，是當前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關鍵所在[2]。多位研究者剖析了挖掘農村文化資源的路徑與機制。在創新機制方面，余俊渠、秦紅增提出以村落社區為基本載體，通過村落社區的發展來實現農村文化資源的整體性傳承[3]。魯可榮、曹斐浩強調建設村落保護發展的共融、共享、共建機制，“充分挖掘整理傳統鄉村歷史變遷與發展，通過系統梳理以村志、宗譜、民俗文化以及傳統手工藝等為主要載體的鄉村集體記憶，重新發現、審視和激活傳統鄉村的綜合多元性價值”[4]。在傳承路徑方面，楊一、秦紅增以貴州丹砂文化為例，“借助豐厚的文化遺存，以文化書寫的方式，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不僅可以促成新的文化表達范式的產生，效果上更有利于農村文化資源的傳承創新”[5]。程大立發現新編鄉村史志在文獻價值之外還蘊藏了過往鄉村的治理經驗，并且能在特色農產品、傳統工藝品的開發和銷售環節中佐證文化品牌，發揮經濟功能[6]。張芹玲、紀芬葉分析了青州以農民畫為載體，通過將地域特色文化資源產業化，從而促進區域發展的案例[7]。上述研究提供了活態傳承村落文化遺產的多維視角。

村落地方文獻是一個豐富而龐雜的體系。傳統鄉村民眾的日常生活極為多元，各類票據、姓氏譜牒、土地契約、合同文貼、婚書課卦、家書信札、招貼文告、日用類書、民間善書、科儀本、分家書等具有區域性、特色性的文獻資料，均可視為地方文獻的一種。自1944 年傅衣凌先生利用他在福建永安發現的土地契約寫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開始，地方文獻走進學科關注與社會視野已有70 多年的時間。2000 年以來，各高?？蒲袡C構收藏的民間文書已達百萬件之多[8]。這其中包括了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太行山文書、鄱陽湖文書，等等。這些大型民間文書都面臨一個共通的議題：如此巨量的文獻在用于學科研究的同時，能否幫助地方留住文化根脈，成為助力傳統村落振興的文化資源？根據上述認知，本文基于2019 年11 月對浙江松陽石倉開展的調研，以客家契約文書為例，討論村落地方文獻如何推進學科研究，傳承地域文化，服務鄉村振興，為農村文化資源的轉化利用提供借鑒與啟示。

二、松陽石倉契約的實踐經驗

松陽石倉地區位于浙江省麗水市(清代處州府)松陽縣的南部山區，是一個包括了松陽縣大東壩鎮所轄的9 個行政村的村落群，面積約25 平方千米，人口6000 余。該地區是福建汀州府客家移民的聚居地，主姓闕氏約占60%，村民至今仍說汀州方言。當地現存30 余幢平均建筑面積在2000 平方米以上的廳井式大屋，主要建于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年間。石倉在2000 年被評為省級文化保護區。長約五公里的石倉溪兩岸分布著上下茶排（六村、七村）、下宅街、后宅、蔡宅等村莊，保持著“山水—田園—村落”的傳統格局。2013 至2019 年，六村、七村、后宅村先后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9]，一部分村民至今仍居住在祖輩建造的房屋里。然而，石倉的保護開發也面臨一定的困境。例如，村落地處山區，近幾十年來都處于經濟發展邊緣，文化資源被認為不及人煙輻輳的水鄉古鎮，“客源和知名度，都只能局限在省內，而無法吸引大批量的國內和國際游客。這不僅影響了村民的經濟收入，也使得這些山村總是面臨著如何持續發展的巨大壓力”[10]。那么，如何重新找回浙南山區存續了數百年的人文歷史并加以有效傳承創新，從而找回松陽石倉的社會生機與活力，實現村落的文化復振？

（一）高校引領在地保護客家文書，還原村落歷史生態

2006 年，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曹樹基教授在浙南搜尋移民及古建筑方面的資料時，在石倉的闕姓家族老屋里發現了百余件清代雍正至民國年間的契約文書。2007 年，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團隊通過田野考察又陸續發現清代契約7000 余件，賬簿350 余種，并對這些文書開展了社會經濟史、建筑社會史、鄉村文化史的綜合研究。該研究涉及土地、產業、人口、建筑、宗族、科舉等多個主題。2014 年4 月，研究團隊發布階段成果，包括論文20 篇、《石倉契約》叢書三輯共24 冊，至2018年4 月共出版五輯40 冊。其中，前4 輯收錄了以闕氏家族為中心的土地買賣契約近8000 件；第5輯主要收錄會簿、商業簿、科舉簿、家計簿共8 冊。石倉契約的收集與整理工作采取了在地保護的形式，堅持“原件就地保存、副本公藏研究”的原則——契約文書經修復與電子化，錄入“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庫”，再歸還當地村民，從而使這些文書持續留存為當地文化一部分，避免流失。

研究顯示，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闕氏宗族從閩西遷徙到石倉定居。闕氏祖先利用山中溪水沖刷土壤中的鐵砂，發展手工業煉鐵，并將煉出的鐵沿松陰溪運至溫州。溫州供貨商再將鐵材賣往富庶的江南，形成了“石倉-溫州-江南”貿易紐帶，偏僻的山村因而維系著高度市場化的經濟生活，契約成為規范和約束經濟活動的重要依據。闕氏在煉鐵過程中逐漸積累財富，買田置地，建造大屋，造就了今日契約文書和清代建筑兩大特色[11]。

2014 年，《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介紹石倉契約的整版文章《浮出歷史的“鍋底”》。2019 年，浙江電視臺《中國村落》節目組依據石倉研究成果，拍攝了專題紀錄片《浙江松陽石倉村，古老村落堅守信用》，介紹清代浙南鄉村工業、信用機制和關系網絡，使曲高和寡的學術成果得到了通俗化的傳播，并為當地村民所熟知。

（二）鄉村博物館與公共文化空間營造相結合

石倉系列研究論文和報道刊登發表后，古村改造和旅游開發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地方政府以契約文書的發現和整理為契機，積極開展石倉村落群的保護與重建。松陽縣政府于2014 年牽頭聘請了專業團隊承擔契約主題博物館的設計建造，同時開始了一系列以文化引領鄉村的探索實踐。北京DnA 建筑事務所為松陽的鄉建項目定制了“建筑針灸”計劃，意為在傳統村莊的經絡和肌理中，通過植入小體量藝術建筑，激活整個村莊的文化生態，讓村民對鄉村價值產生新的認識。

石倉契約博物館由青年建筑師徐甜甜設計，選址在六村，占地面積2573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積1341 平方米，投入資金近千萬元，于2017年竣工。博物館充分遵循原始村莊的布局，依山坡而建，位于村莊和梯田的交匯處，墻體采用當地石材砌筑方式；尤其以理解和尊重鄉村夜晚環境為前提，以“暗”作為博物館照明設計的出發點[12]。2018 年，石倉契約博物館、紅糖工坊、王景紀念館、平田農耕館、油茶工坊等鄉村博物館項目，以及大木山茶室、石門圩廊橋等九個作品一同組成“鄉村變遷·松陽故事”，參加了德國柏林Aedes 建筑展、威尼斯雙年展，使中國鄉建故事亮相國際論壇，“推進人類共同面對的鄉村振興這一課題”[13]。

居民參與是鄉村博物館發展的核心?！霸诖迓渥冞w與轉型發展中，公共空間始終是鄉村文化傳承和村落共同體延續的重要載體?！盵14]契約博物館的文化和公共空間相比管理森嚴的城市博物館更加開放，既提供文化展陳，又是村民聚集共享的場所。博物館最大限度向村民開放，南北兩側形成半圍合的庭院式小型廣場，北側直接與村莊相連，成為村民休憩納涼的公共文化空間和休閑場所。開放場地在節慶時會舉辦民俗表演，室外北側廣場成為當地兒童表演非遺項目“山邊馬燈”的固定場所。契約博物館因而扮演了公共文化空間的角色，成為村落共同體延續的有機體。

（三）傳承熔鑄誠信重禮、鄰里守望的鄉村共同體價值

契約博物館成為石倉歷史文化傳承的載體，不僅通過文書的陳列，還原了幾近消失的浙南鄉土生活，也展示了客家移民闕氏從福建遷徙、淘沙煉鐵、開枝散葉的百年家族史。石倉村民在數百年的族群互動中產生了清晰的地權觀念，也自發形成了有效運轉的土地市場規范。博物館將契約文書的內涵概括提煉為傳統中國社會的“契約精神”和“誠信文化”。

傳統鄉村具有“天人合一”的生態價值以及耕讀傳家、積德行善等道德教化價值[15]。隨著石倉研究的推進與深化，松陽縣依據石倉簿冊文書《闕氏宗譜》《重修下邳闕氏家乘》《光緒三十二年闕玉鑣等回閩路程》成果，進一步修建了麗水市首個以家風家訓為主題的闕氏家風地方文化館。家風館共分家規家訓物品展陳區、家規家訓匾額復制品展示區、國學講堂區三個部分，成為族規家訓學習傳承的教育基地。據羅香林先生研究，歷史上的客家移民處于人數弱勢，因而重視文化教育，對科舉仕進特別重視，具有耕讀傳家、崇文尚學的族群特征[16]。文書顯示，晚清時期在闕氏與地方鄉紳的共同努力下，石倉地區出現了傳統中國公益互助組織“賓興會”?！百e興會”意在幫助村內貧困舉子應試、入學、登科，典出《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寄寓著鄉賢高遠的善俗理想。闕氏家風館將晚清松陽的科舉賓興現象提煉為“耕讀傳家”和“鄰里守望”的鄉村共同體價值，在內容層面進行時代轉化。此外，松陽縣有關部門在闕氏家風館向未成年人開展家訓傳統文化教育，重編《松陽族規家訓》，把優秀家訓編入村歌、納入兒童開蒙禮等，并舉辦聆聽家風家訓和基層黨建好故事活動，從而對本土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重構和創新。

（四）文旅融合，激活閩汀特色鄉土文化

契約博物館在每年的5 月18 日“國際博物館日”都會舉辦“水墨石倉——客家文化展”，呈現石倉客家人的祭祀、節慶、嫁娶等民族文化，以及脫谷、釀酒、泡豆腐等客家飲食文化。游客還可以在館內深度體驗客家傳統婚嫁儀式。契約博物館利用節慶活動表現在地民俗藝術，為博物館觀光制造興奮點，從形式上做到了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契約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旅游新景點，增加了游客量，帶動了周邊的人氣，解決了山地村落民宿業發展的最大瓶頸——客源問題，從而吸引了外來資本投資。松陽縣在博物館項目基礎上招商引資，啟動了“鳴珂里·石倉文化民宿”項目。民宿于2017 年10 月正式簽約，2018 年2 月營業，選址緊鄰契約博物館，利用當地閑置民居作為建筑主體，有效實現了夯土老屋的活化利用。民宿通過“文創+鄉村”的發展模式，將非遺項目“松陽豺虎畫”“山邊馬燈”等地方文化IP 打造成手機殼、帆布袋等一系列文創工藝品，形成富有當地特色的文旅融合產品體系，通過游客傳播非遺文化。文化民宿不但反哺了契約博物館的管理和運行，還和大東壩鎮合作成立司機與廚娘團隊，承接游客接送、游覽和飲食業務，帶動村民就業增收，在鄉村振興道路上實現共生共享?！傍Q珂里·石倉文化民宿”被評選為“2019浙江非遺特色民宿”，并且帶動了一批當地特色民宿的發展。2019 年，大東壩鎮共發展農家樂民宿35 家，新增民宿床位819 張，累計達4651 張，全年民宿營業收入1.6 億元，同比增長26%[17]。

此外，大東壩鎮進一步深入挖掘人文和自然資源，串點成線，開發出“江南客鄉·水墨石倉之旅”旅游線路，并于每年正月舉辦主題為“嘗石倉風味、賞客家文化”的民俗風情文化節，帶動鄉村旅游發展。2020 年，茶排村入選第二批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名單，并且成為3A 級旅游景區村，集文化、休閑、養生于一體的鄉村旅游、鄉村民宿產業逐步壯大。

三、地方文獻推進鄉村文化保護振興的空間與進路

由上文的調查研究可知，以客家契約文書的發現和整理為契機，經過高校學者、地方政府及當地人的努力，浙南石倉閩汀特色的鄉土文化被重新激活，村落實現了復振，相關旅游和節慶活動日漸興盛，村民的文化自信得到了重塑，也促進了客家文化自身的延續和傳承。

（一）基于鄉愁記憶的村落文化恢復機制

地方文獻是鄉邦藝文書籍之總匯。家族口傳或沿襲的文獻與地方意識是傳遞歷史記憶的重要媒介。契約、方志、族譜、賬簿、碑刻等民間文書資料，真切記錄了居民生活形態、人文地景風貌，能夠將消失或瀕臨消失的村落傳統留存下來，為后人接續歷史根脈，保存具有真實性、完整性、延續性的文化遺產。

地方文獻能幫助建構或復歸傳統文化形態。作為鄉村社會運行的根源性力量，文化為鄉村提供著精神動能和道德滋養。但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村文化逐漸式微，鄉村社會秩序出現了斷裂。然而，“文化也是有‘記憶’的，原來的文化可能遺存于傳說、文獻、遺跡、遺物中，一旦有適時的環境，便會‘復活’”[18]。譬如記錄貴州清水江地區苗族、侗族生產生活實況的“山林契約”就促成了清水江流域文化的復振，再現了明清時期沅江上游區域繁榮的木材貿易市場，也找回了真正貼合原住居民的歷史記憶。2019 年，貴州都勻進一步建造清水江國家級濕地公園，用以傳承延續近500 年的木商文化遺產。

在松陽石倉案例中，當地居民遷徙自福建汀州，節慶、嫁娶、祭祖、飲食都保持了獨有的客家習俗；但他們長期以來并無“客家人”概念，只以“汀州人”自居。曹樹基教授通過厘清移民源流，考證石倉移民當屬客家人[19]。此后地方政府使用“客家人”概念，依托獨特的客家文化資源開發旅游產業，客家民俗記憶與真正的原鄉認同被激活。

從歷史編纂學角度看，“鄉邦閭巷之人的次文化中常有與士大夫不同的版本”[20]。民間文書與廟堂“宏大敘事”的區別就在于其“鄉土色”與“接地氣”。真切的地方史可以嵌入日常生活實踐，與在地的每一個人的生命和情感發生聯結。在這個意義上，鄉邦文獻承載了一種集體的共識，這種共識形塑著人們的自我認知，也凝聚著地方認同。因此有必要通過細碎化的文書記載，重建真正的鄉村社會記憶，尊重地方傳統習俗和居民生活形態，把民間傳統與民族文化納入鄉村建設，融入時代感和現代性，重塑田園風光和鄉情鄉愁。

（二）基于多元協同的民間文獻共建機制

文獻有其固有的生成流傳空間，許多檔案性文獻散落民間，各級檔案機構時常無力顧及，因此需要構建多元協同的文獻資料共享、共建機制，尤其需要高校學術科研力量成為助推文化復興的新引擎。教育部印發的《高等學校鄉村振興科技創新行動計劃(2018—2022)》提出：“發揮高校優勢，通過科技創新引領，全面服務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敝猩酱髮W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持的“清水江文書”和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持的“石倉契約”是兩次典型的高校民間文獻收集整理實踐。這兩個項目確立的“原件就地保存、副本公藏研究”原則是民間文獻搜集工作的一大進步，既保護了當地文化遺產，方便了學術研究，也維護了歷史資料的全息性[21]。2000 年以后，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與錦屏縣政府合作實施民間文書整理計劃，形成一種學術機構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收集地方珍貴文獻的模式。不僅如此，2015 年，貴州臺江縣檔案局發布《清水江文書收集公告》，進一步面向全縣居民征求“契約、簿冊、官府文告、古典書刊、歷史人物傳記、家譜、族譜、戲劇腳本、山歌抄本、詩文集、記事本、字畫、碑刻及其他實物檔案”[22]。通過依靠社會力量，增進公眾參與，社會各界一起關注當代歷史文獻收集活動。在本文的案例中，有村民受到研究者的影響，憑借在村中的良好人脈，主動收集文書達上萬件，并在家中建立了“石倉文獻館”[23]，在民間層面形成了發現、重視、保護文獻資料的意識。在鄉村文化建設實踐中，一方面，應當引導高校在學術研究中植根鄉土鄉村，發揮人才培養、學科推進、文化傳承與創新等優勢，協同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搭建交流合作平臺，立足實際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需要匯聚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地方文獻收集整理的共建機制，以鄉情為紐帶，發揮農民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讓收集歷史文獻、關心鄉村文化成為新的社會風尚。

（三）基于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機制

地方文獻有助于傳統村落的保護振興，但是其本身缺乏與現代文化對接的能力，因而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表現形式。在本文的案例中，鄉村博物館和地方文化館成為民間文獻的有效載體，綜合了知識詮釋、藝術觀賞、歷史研究、教育推廣等多元價值功能，也成為公共文化服務和旅游產業發展相融合的產物。

依托地方文獻開發旅游資源，是形成區域特色文化產業，促進經濟社會綜合發展的有效途徑。加強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是問題的核心。文化提升旅游內涵，旅游傳播地方文化，兩者之間辯證統一。有學者指出，地方文獻具有“為景點修建提供參考”“增加景點、文物的說服力和可信度”“增加文化內涵和對游客的吸引力”等潛在優勢[24]。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利用地方文獻寶藏，發展“文化+旅游”產業鏈。典型的范例是廣東省云浮市憑借“六祖文化”，打造禪宗主題的綜合休閑旅游基地“禪域小鎮”。六祖惠能在廣東傳法長達37 年。地方文獻匯編《廣州大典》對惠能及其弟子的活動，以及其后廣州地區崇奉六祖的相關事跡、遺址多所記載[25]。佛山西樵百西村就依據方志修繕“六祖古廟”，舉辦“六祖誕”系列民俗活動，再現嶺南古村建筑風貌。云浮市新興縣在“禪域小鎮”排演大型實景演出《禪宗圣域·六祖大典》，將惠能在文獻記載中的傳奇一生進行舞臺呈現；同時帶動周邊發展禪宗文化藝術村，吸引國內外高端佛教文化機構以及文創產業研發組織入駐，對嶺南特色禪宗文化傳承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文化產業具有周期長、收效慢的特點。不同區域的鄉村文化隨時地人情而異。氣候、山水、語言、地理等因素的差別導致不同文化實體內部的資源形態也是千差萬別的，需要挖掘定位真正的特色文化資源；而那些急功近利追求經濟效益，沒有任何文化根基的鄉村旅游產業，實與“原生態”文化相去甚遠，不但會削弱文化的真實性，更造成同質化所帶來的游客審美疲勞。松陽石倉的成功經驗在于，通過契約文書的發現和整理，激活村落歷史與民俗，通過打造知性深度的鄉村文旅，最終使昔日空心化的山地村落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

四、結語：從地方文獻認識鄉村文化的主體性價值

鄉村是傳統中國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近代革命變遷的起點。然而晚清以來，鄉村的人力、物力大量向城市單向集中，造成了鄉村的衰落，鄉村成為“落后”的代名詞?！稗r村文化被當作是‘愚、貧、弱、私’的象征，農業從主導性地位降低為從屬性地位，農民成為鄉下人，成為被改造對象?！盵3]對農村文化價值認識的偏差，加上農村傳統文化資源的流失，導致了農村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喪失了主體性。

石倉文書表明300 年前的清代浙南山村并非刀耕火種的落后地區，而是一個具有商業精神的繁榮市場，甚至隱約走上了內生于農村的工業化道路。村民用契約規范經濟生活，自發形成了有效運轉的土地市場規范。村民們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過去所理解的禮法，而是規則清晰、細致周詳、具有現代雛形的市場機制。再如，李伯重在明清地方志中發現的“江南生態農業”經營方式，在高生產率的同時追求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彼此協調，已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現代意義。而這種具有高度經濟理性和實際可操作性的經營模式正出自江南村鎮“心智咸儇巧異?！钡霓r民[26]?？梢妭鹘y鄉村中有很多東西，本是后人應當繼承的珍貴遺產，但是其科學性和合理性在“落后”的偏見影響下被忽視了。如果繼續將“鄉村-都市”的空間二元結構，與“落后-進步”“傳統-現代”的時間二元結構相勾連，并為這種偏見所蒙蔽，那就無法真正了解過去，無法培養農民對鄉土文化的真正認同，更無法消除對農村落后愚昧的文化偏見。

讓農民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成為真正的主體，重建文化自信，重獲尊嚴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笨梢?，鄉村振興中的文化有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當代先進文化三種來源。地方文獻不僅包含了明清傳統文化，也包含了20 世紀的紅色革命文化。根據浙江省松陽縣檔案與文書資料，煉鐵業是石倉社會經濟繁榮的關鍵所在。民國年間，闕家后代靠著煉鐵收入，創辦電廠和碾米廠，成為松陽現代工業的創始人。由此可知，清代石倉傳統的煉鐵業為現代工業開啟了道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深受手工業傳統影響的當地干部組織民眾自發開展了一場較為專業化的煉鐵運動，其中又以石倉闕家幫助設立的鐵爐最為成功。傳統鐵爐的高產量強化了當地民眾的自豪感，其一起參與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當中。群眾煉鐵活動也給石倉人帶來了充滿驕傲的回憶[27]?？梢娀诘胤轿墨I，對農村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重新挖掘整理，肯定其價值，乃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并且讓農民成為鄉村文化和歷史書寫的主體。

綜上所述，在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要充分認識和發揮地方文獻在傳統村落振興中的作用，努力挖掘民間文書的文化價值，將其轉化為實現村落社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本，使農村傳統文化經過激活、熔鑄、轉化，在實踐中傳承、發展、創新，最終達到鄉村的繁榮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