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中密約”背后的故事

※文/李明智

1933年6月24日，紅四方面軍代表徐以新與陜軍楊虎城的代表孫蔚如、武志平通過談判達成了以“巴山為界、互不侵犯、聯共反蔣、共同抗日”為主要內容的“漢中密約”（又稱“漢中協定”）。其后，為方便落實“漢中密約”的內容，陜軍密使武志平在中共陜南特委的積極協助下，先后11次往返川北，隱蔽建立了北起南鄭城（今漢臺區傘鋪街）、南止碑壩（川陜革命根據地的北緣）近100公里的川陜紅色交通線。為了確保紅色交通線的安全，武志平還在中共陜南特委的協助下，又隱蔽開辟了一條從南鄭城（今漢臺區傘鋪街）經城固縣的五堵門，西鄉縣的沙河坎、羅鎮，鎮巴縣的拴馬嶺、黎壩、漁渡到四川萬源的紅色交通復線。通過這兩條交通線，武志平成功地為紅四方面軍送去了密電碼、軍用地圖、大功率電池、藥品、擦槍油及軍事情報，對紅四方面軍的迅速發展和中央紅軍、四方面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血脈”作用，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密電碼的故事

1932年10月，蔣介石以60萬大軍對紅四方面軍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迫使這支紅軍隊伍撤出了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渡過漢江，于當年12月下旬到達川北，并在此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

隨后，面對四川軍閥田頌堯的“三路圍攻”和川軍劉湘的“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皆應對自如且越戰越強。到1935年初，紅軍由入川時的1.5萬人發展到8萬之眾，地方游擊隊發展到10萬多人，達到了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鼎盛時期。這里邊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入川后的紅四方面軍得到了國民黨陜軍楊虎城的大力幫助。陜軍除了從物資上給予大力支持外，還向紅軍提供了軍用地圖、川軍動向、電報密碼等絕密要件。

1933年5月，紅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得到陜軍給予的電報密碼后，很快就截獲了許多軍事情報，對粉碎川軍劉湘的“六路圍攻”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四川“剿共”總司令劉湘屬下的“剿共”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部，是多路“剿共”部隊中最賣力、最頑強的一支主力。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最高領導人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下篇中寫道：我軍與王陵基部相持了約三個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到了快過陰歷年的時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親屬，紛紛發電報催他返萬縣度歲，并料理私人財產賬務。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萬縣。他的秘密行動，上自劉湘、下至部屬都不知道。他只囑咐他的參謀長，暗自代理總指揮的職務。我們因能譯出他們的電訊密碼，對他的行動了如指掌，乃積極計劃乘機反攻。1934年2月14日清晨（大年初一），我軍及時反攻，襲擊王陵基的右翼。駐守那里的一個旅，經我軍猛攻后即刻瓦解，旅長亦陣亡。其第二道防線上的守軍，也因之潰亂。我軍乘勝推進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總部。王的參謀長倉皇率部急退。這時王部各師、旅長始悉王陵基已在陰歷年前私離防地，為之大嘩，幸賴王部左翼指揮將領，尚能沉著應戰，堅守防地，才挽回了王陵基軍隊全部崩潰的命運。于是王陵基被劉湘解職，并軟禁了一個時期。紅四方面軍的反“六路圍攻”由此撕開了一個大缺口，進而取得了更大的勝利。

陜軍密使武志平送給紅四方面軍的密電碼，不僅使紅四方面軍如虎添翼，還為中央紅軍長征起到了“空中耳目”之作用。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下篇中說: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1934年12月間開始的。至少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云南方面行進時）。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提供的情報，決定行動，發布命令。曾任紅四方面軍電訊局長兼電臺臺長的宋侃夫及其屬下蕭全夫、王子綱、陳福初等人的多篇回憶錄證實：張國燾此言不虛。不過，張國燾隱瞞了楊虎城以及白區地下黨的真誠幫助，在回憶錄中只說能夠譯出敵方的“電訊密碼”，卻沒有如實陳述原因。而宋侃夫則在《祁連山的電波》一文中披露了事實真相：紅四方面軍能夠破譯國民黨軍隊的電訊密碼，是因為西北軍的孫蔚如派武志平在陜南曾送我們一本密碼底本，這對我們破譯敵軍的電報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對曾任紅四方面軍電訊局長的宋侃夫說:“你們四方面軍的技術偵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別是我們長征到貴州，在四渡赤水時，天天行軍很緊張，你們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對我們幫助很大，要感謝你們呀!”朱總司令也接著說:“我們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進入湘、滇、黔、川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敵情搞不清楚，是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們，經常在深夜，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整理電告我們。這深刻體現了一、四方面軍之間的戰斗情誼，天下紅軍是一家嘛!”

軍用地圖的故事

陜軍密使武志平送給紅軍的另一份大禮是川陜甘三省的軍用地圖，是拼合式的，足有20多斤。這份地圖到了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手里的當天晚上就發揮了作用。其后的每一次戰役和戰斗，這套軍用地圖都給紅軍提供了一份勝利的保障。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后，張國燾違抗黨中央的北進命令，擅自率領已過了草地的左路軍返經草地南下,另求“發展”，并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右路軍南下會合。在此關鍵時刻，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挾圖而去，跟隨黨中央毅然北進，并將這套軍用地圖交給了毛主席和黨中央，體現了他“大事不糊涂”的境界。徐向前也在《歷史的回顧》中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部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p>

北平解放之后，有一天，徐向前在頤和園與時任北京市園林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武志平邂逅相遇，談起川陜紅色交通線的舊事，武志平說：最后一次出使紅軍，就怕張國燾一怒之下將我殺了。徐向前說：“不會殺你的。你給我們送來的地圖是獨一份的，還有密電碼，又搞了那么多物資，辦了那么多好事，都說你很真誠。張國燾再左，也不會輕而易舉殺你的。你送來的那份地圖，長征中被葉劍英帶到中央去，為中央紅軍長征順利到達陜北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呀!”從徐向前的談話中可知，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并粉碎蔣介石的川陜甘會剿，以及其后的西征甘肅、“西安事變”和建立鞏固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等，使用的都是這套地圖。

軍用物資的故事

紅四方面軍剛從鄂豫皖進入川北時，官兵們對一些地方性疾病缺乏抵抗力，很多人都染上了瘧疾，嚴重影響了部隊戰斗力。此外，紅軍頻繁作戰，槍傷、刀傷者不少，皆因缺乏消炎藥而致傷口潰爛。還有就是四川潮濕，槍炮必須勤擦勤上油，但敵軍封鎖、圍剿，搞不到擦槍油，紅軍只能以豬油替代，導致槍炮生銹等等。

有了“漢中密約”之后，在武志平多方奔走努力下，陜軍每次皆贈給紅軍17擔緊缺物資，其中就有奎寧、磺胺等藥品，以及擦槍油、大功率軍用電池等等。這些軍用物資對紅四方面軍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此外，紅四方面軍也多次派人通過川陜紅色交通線來漢中采購紅軍急需、緊缺的物資，武志平不但大力協助購買，而且負責安全地運回川陜革命根據地。

川陜紅色交通線對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起了重要的“血脈”作用。從1932年12月入川到1935年3月下旬西渡嘉陵江的兩年多時間內，紅四方面軍就建立了一個比鄂豫皖蘇區更大的面積達42000平方千米、人口達500多萬的川陜革命根據地。川陜根據地分布在四川、陜西、重慶三個省市的24個縣市的范圍內，其中陜南蘇區包括漢中地區的鎮巴、西鄉、南鄭、寧強、勉縣。在這5個縣的范圍內，建立了22個區、95個鄉、320個村級紅色政權和革命群眾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