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人文社科領域高等研究院運作模式新探*
——以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為核心

蔣玉婷

(浙江大學 人文高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般認為，所謂“高等研究院”，最早源自1930年在美國成立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其宗旨是致力于學術自由，支持由純粹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1](P120-121)，摒棄一切功利性的服務職能，為研究者“無涉利益的知識探尋”創造理想的制度條件[2](P51)。此后，全球各地紛紛效仿。其中，1940年成立于愛爾蘭的都柏林高等研究所(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1954年成立的斯坦福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ASBS)，1958年成立的法國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Scientifiques in Paris)，以及1968年成立的德國比勒菲爾德跨學科研究中心(ZiF)等[1](P124)機構早已取得輝煌的成就，成為“高研院”的典范代表。

一、“高等研究院”的典范模式及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根據Britta Padberg的一份關于國際高等研究院的調查報告(The Global Diversity of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目前全球估計將近有150-200所高等研究院，它們大多隸屬于所在的大學[1](P120)。她將這些機構劃分為不同的模式類別，并區分了高等研究院發展的四個階段：開拓時期的高研院(1930-1970年)、國立與獨立的高研院(1970-2000年)、大學高研院(2000年之后)以及國際合作背景下的高等研究院[1](P121-154)。其中，開拓時期的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斯坦福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ASBS)和德國比勒菲爾德跨學科研究中心(ZiF)為代表。

1.典范模式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首創了有別于傳統大學的純粹服務于高端學術的研究模式，是“高等研究院”模式的鼻祖[2](P51-54)、[3](P60)、[4](P45-51)、[5](P108)。斯坦福行為科學研究中心在吸收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理念的基礎上，設立了當今被廣泛借鑒的年度訪學制，并助力于個人的研究課題[1](P128)。德國比勒菲爾德跨學科研究中心則是第一個隸屬于大學的以跨學科研究合作為目標的高等研究院[1](P128)。

根據Britta Padberg的研究，由于各自成立背景的不同，這三所高等研究院在具體組織結構上存在著差異，但總體而言，它們都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致力于同一個目標使命，即通過以最佳可能的方式為專注研究和深度思考者提供時間和空間，支持由純粹好奇心驅使的研究和學術交流；二是結構上兼具穩定性和靈活性，即基礎設施穩定，研究項目不同，因而可以像一個空的框架一樣被填充和塑造；三是在與大學及科學政策張力關系中，通常被寄予一種期望，即能夠不斷地為大學和學科創造新的動力[1](P130)。

這三所高等研究院的創設理念、組織結構和功能定位可以說是對“高等研究院”內涵的具體闡釋，其模式基本代表了后續各地高等研究院效仿的三種類型。但無論隸屬于哪種類型，“高等研究院”都強調了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前沿性、原創性，致力于推動跨學科研究。

2.我國高等研究院的建設現狀

國內目前已有相關研究文章對“高等研究院”的理解,基本源自國際高等研究院開拓時期的主要特征。比如,鄧正來認為“所謂的‘高等研究’(advancedstudy)至少具有如下兩個特征:首先,它是指一種學術建制,亦即一種有別于大學的、純粹的學術研究建制……其次,這種學術研究建制予以推進的乃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學所不能充分保證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基礎性、前沿性的高端研究”[6](P419-420)。孫華以及其他研究者也有類似表述[2](P51)、[3](P60)、[4](P45)、[5](P108)。但是國內高等研究院的實際建設和運作，多數并非是對上述理念的現實化。

我國第一所高等研究院的出現應上溯到1994年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學高等研究院[2](P55)、[4](P52)。此后，近30年間，國內各省部級高校及地方院校所建立的高等研究院至少40所[4](P52)，幾乎涵蓋了各個學科類型。其中，僅就人文社會科學型而言，目前至少有17所高等研究院。①它們無一例外地都隸屬于所在大學，但在具體模式、使命目標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2014年12月，浙江大學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浙大高研院”)。浙大高研院行政隸屬于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運行經費主要來源于學校撥款。其創設理念和運作模式是對美國斯坦福行為科學研究中心的效仿，同時，根據國內學術體制、政策環境的具體情況進行優化調整，以適應本國國情。

二、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運作模式

Britta Padberg認為浙大高研院模式是一種“經典”(classic)模式[1](P139)，其自身定位是“一所涵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國際化學術研究機構”“立足于開展理論性、基礎性和探索性學術研究，致力于推動原創思想、形成理論發現、匯聚學術中堅、涵育人文風尚”[7]。

1.運行機制

浙大高研院的運作主要圍繞駐院訪問學者項目(以下簡稱“駐訪項目”)、研究坊和其他類型的學術活動展開。其中，駐訪項目最為核心和根本，該項目通過短期流動駐訪的形式，匯聚不同領域的眾多優質學者在此進行思想交流，激發科研活力并保持對學術前沿問題的敏感度。

(1)駐訪學者項目

面向海內外人文社科領域學者進行網上公開招募，學術委員會對這些申請材料進行遴選。每期駐訪人數22人左右，每期駐院時長3-8個月。浙大高研院為駐訪學者提供充足的經費、安靜舒適的環境和寬松自由的研究空間，除了每周須參加兩場學術報告會以外，不對學者作任何其他要求。

(2)研究坊項目

與駐訪項目專注于促進個體研究不同，研究坊項目更注重鼓勵學者以跨學科團隊的形式開展研究。該項目主要于每年暑期舉辦，由4至6位來自不同學科和不同學校的學者組成研究團隊，圍繞某一研究主題開展研究。

(3)其他類型學術活動

其他類型學術活動主要圍繞駐訪學者項目衍生而來。目前有學術報告會、小型工作坊、跨學科介紹系列講座、跨學科視野讀書會、非正式討論會、著者譚、等學術活動。其中，學術報告會是與駐訪項目相配套的活動，定期舉行，一般每周兩場。

2.管理制度

(1)學術委員會

浙大高研院在成立之初就設立了學術委員會，由國內各學科知名學者組成，實行輪席制。學術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兩次會議，確認浙大高研院的學術導向及目標，規劃高研院的學術發展與學術活動，并嚴格按照國際標準遴選駐院訪問學者并評審其研究成果[7]。

(2)服務保障

堅持一切以學者為本，強調對學者及其研究的絕對服務。學者在院期間，沒有任何額外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在此“非對等”關系模式下，學者可以享受優越的工作環境，學術志趣得以充分發揮。

(3)研究人員

采取固定駐院與流動駐訪相結合的研究隊伍模式。固定駐院人員與高研院存在至少一年以上的聘用關系。流動駐訪人員主要包括駐訪學者、訪問學者、回訪學者等。

三、浙大高研院與國內其他文科高研院模式的比較

2015年5月，南京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率先發起成立中國高校高研院聯盟，成員主要是部屬高?；蚴僦攸c高校成立的人文社科領域的高等研究院。在該聯盟已舉辦的5次會議中，有兩次會議主題都是中國高研院的模式問題[8][9]，另有一次是關于“‘雙一流’建設中高研院的定位與使命”[9]的探討。這些討論議題大致可以反映出國內文科高等研究院所面臨的本土化問題，即如何既借鑒國外高等研究院模式，又適應本國國情。無論國際高研院還是我國高研院，其建設緣起都是應對大學和高等教育領域的問題。歷史的發展也已證明，“高等研究院”模式是高等教育領域改革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但是，面臨的具體問題或者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高等研究院建設的模式和目標使命。

1.我國人文社科領域高等研究院一般模式分析

筆者選取了2005至2019年國內17所部屬高校成立的高等研究院(詳見表1)，基于其主要模式特點、是否有定向研究主題(課題)以及有無授課任務三項考察指標，對其主要特點做了一般性歸納。

從表1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全部隸屬于所在高校。

(2)強目標性。列表中88%以上的高等研究院都在目標定位上明確強調主要服務于本校的科研和教學。因此，一些申請項目或駐院研究員席位都只面向本校學者開放，且研究人員需承擔教學培養任務。

(3)多依托本校相關專業院系或研究中心建立。

(4)智庫職能突出。大部分高校承擔著政府智庫研究或咨詢功能，組建的研究團隊主要是為了承擔國家或省部級研究課題。

(5)功能定位上都致力于開展前沿性、基礎性、原創性的跨學科研究。

(6)部分高校設置有研究主題，并根據研究主題定向招募研究人員或組建團隊。

(7)實體化建制傾向突出。大部分高校下設有研究中心，依托某一或多個相關專業院系。

綜上，與國際高等研究院相比，我國的高研院建設有著很強的目的性，主要著力于提升本校的科研實力，致力于本校的人才培養。2017年國家發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以來，它們基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本?！半p一流”建設使命。在研究人員設置方面，大多數高校沒有類似歐美高等研究院的流動性駐院研究制度，或者只面向本校教師開放(浙大高研院和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除外)，為本校培養未來研究型人才。這種“本土化”特征，主要在于我國高等研究院都屬于基于大學的高等研究院類型，即行政隸屬于所在大學，建設經費也主要來源于學校財政撥款。因此，必然會導向其成為實現所在高校建設任務的一環。

2.橫向比較

表1中有兩家高研院在模式和目標使命方面顯然與其他高研院模式不同，即成立于2014年的浙大高研院和成立于2016年的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不可否認，因為不是獨立于所在學校的實體機構，這兩所高等研究院或多或少也要承擔著為本?！半p一流建設”服務的功能。但在核心目標和運行模式方面，它們與國內人文社科領域的其他高等研究院完全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在運行模式方面，它們都是以流動式的駐訪學者項目為核心，且該項目的申請不僅面向本校學者，更開放面向國內外所有學者；在管理制度方面，對駐訪學者沒有任何學術發表考核的要求，也無需承擔任何教學任務。這與國際經典高等研究院的理念模式是一致的。

但二者在具體運行和服務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相較于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在研究課題的自由度方面，浙大高研院更為寬松，它不設定任何研究主題，對于學者沒有任何研究方向的限制。學者在院期間，自由發揮研究興趣，浙大高研院不做任何干涉，只專注于為研究提供服務。這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精神理念一脈相承。在學者駐院期間發表的研究成果方面，浙大高研院也無署名或注明“提供支持”的硬性要求。在跨學科交流環境方面，浙大高研院通過為駐訪學者統一提供統一社區住宿和統一往返住宿及辦公地點的后勤保障服務，創造了全天候、持續性的跨學科交流環境。在學術活動的豐富性和舉辦頻次方面，浙大高研院堅持不過多干擾或壓縮學者獨立研究的時間，避免學者陷入過度“學術社交”，因而較弱于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四、結語

不可否認，我國文科高等研究院在加強國際學術的互動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彰顯了我國在人文社科領域扮演活躍國際角色的雄心。此外，在提升所在高?？蒲袑嵙?、強化國內外競爭力以及創新高校行政管理體制和推動文科學術考評機制變革等方面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存在很多共同的結構性問題。對此，國內也有很多相關研究，如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劉志忠認為缺失跨文化、跨地域勾連，跨學科組織模式呈直線職能制，橫向學科為融通[10](P32)，并不能從結構上真正實現跨學科。在制度設計方面，孫華認為，因為國內高研院往往隸屬于所在大學，經費來源于學校撥款，導致其不具備自身獨立性，在功能上必然要承擔教學任務，學術研究受學校和國家政策導向影響明顯[2](P55)。此外，李威、周克榮等也指出，我國高等研究院價值取向不清晰、精英學者的聘用制度缺乏激勵性[3](P63-64)，還存在與本校其他院系的關系平衡問題等[5](P113)。此外，結合當前國內多所高研院發展的現狀來看，恰如其分的高研院領導人也是關鍵因素。很多高研院在初期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與首任院長不無關系。比如，建立于2005年的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立足東亞研究，在首任黃俊杰院長領導期間，開展過很多海峽兩岸及國際的交流，并出版過大量學術研究專著，推動了整個東亞地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影響十分深遠，但隨著黃俊杰教授的退休，該機構的影響力明顯消減。

與歐美國家相比，國內人文社科學術還處于起步階段，大量青年人才尚未成長起來，而頂尖的成名學者數量有限，且其往往承擔繁重的工作，所以國內高研院很難僅僅專注于成熟期頂尖學者的跨學科研究和交流。因此，我國很多高等研究院往往同時兼具科研和教學的雙重功能，甚至一些高等研究院傾向于做智庫研究。同時，由于我國的學術評價體制尚不成熟，作為科研機構，高研院既要面對校內外的壓力，也要面臨自身內部發展的困境。

在我國高等教育體制中，高等研究院并非常設機構，經費、政策潮流導向以及社會或學校的評價標準都有可能弱化甚至動搖其存在。隨著“雙一流”建設和“強基計劃”的提出，博雅通識教育與跨學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高研院原有的存在合理性也會受到一定的沖擊。未來高等研究院的運作模式如何真正打破專業化學科壁壘，推動原創性、基礎性的跨學科研究，是我們當下必須要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

注釋

① 本數據主要參考的是中國高校高研院聯盟成員名錄(統計截至2019年11月)(https://ias.nju.edu.cn/fc/18/c13157a261144/page.htm)。其成員一般為部屬高?；蚴僦攸c高校，其他地方院?；蛭醇尤肼撁说母叩妊芯吭何丛诒窘y計數據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