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拓寬路徑與價值重申
——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災害書寫研究的若干思考

李繼凱，張 瑤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陜西 西安 710119)

2020年伊始，人類忽然發現一場巨大的災難降臨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許多國家和人民都深受這一災變的沖擊和困擾。各種各樣的相關言說鋪天蓋地，文學領域也有相應的體現。2020年，無疑是一個“大難臨頭”的標志性年頭，人類記憶當中肯定會深深烙印上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年份，有人更提出歷史有可能以“2020年前”或“2020年后”來劃分。盡管人們關注點和具體觀點不盡一致，但只要上下求索、百家爭鳴且又能夠“胸懷天下”，有識之士就可以超越種種局限或偏見而不斷為重構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一些有益的見解，這在世界危機四伏的歲月里，也肯定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筆者向來對災害書寫及其研究很感興趣?；趯I需要，對災害/難文學書寫還曾進行了一些具體研究，在研究生培養中也注意引導學生研究這方面的論題，其中有一位博士生還因研究災害文學獲得了2012年度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勵。我還曾于2010年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為《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持過災害文藝研究方面的專欄，旨在加強災害文藝方面的學術研究。我想，只要是認真的學術研究，關于災害書寫或災難描寫研究可以有廣闊的探索空間，而且也應該允許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不過，在自媒體空間少不了個體人的情緒化表達，但在學術層面則要有更多的理性和寬容，要尊重學術規律，也要尊重我們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積累的學術成果和基本經驗。因此，站在2020年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我們就十分有必要檢視“災害文學研究”的成就與不足，提出進一步拓寬“災害文學研究”的可能性路徑，重申“災害文學”書寫及其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一、令人揪心痛楚的“災害文學研究”

就目前來看，截至2020年10月23日，在中國知網上以“災害文學”為主題進行檢索，共搜尋到140余篇研究論文，而以涵蓋性更廣的“災難文學”概念進行查詢，也只找到170余條結果。此外，根據讀秀學術搜索統計，與“災害/難文學”有關的典型的學術專著僅僅只有4部，分別是《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現代文學書寫》(2012)、《宋代災害文學研究》(2016)、《自然災害與當代文學書寫研究》(2017)、《痛定思痛：災難文學研究》(2018)。其他具有學術研究性的著作還有《汶川地震詩歌漫談》 (2009) 和《災難與人文關懷——汶川地震的文學人類學紀實》 (2009)等。

當然，有些論著可能是將“災害/難文學”統攝到“苦難文學”“生態文學”“創傷書寫”以及“主題學”等名目下進行考察，或者是在論述中局部或片段式地提到了與此相關的內容，這就使得我們一時很難全面地檢測出來。如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寫成的《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1997)中，囿于當時認識的局限，雖未能列專章陳述三秦文學中的“災害書寫”，但也有9次提到了“災害”與三秦文學之間的關系，還有專節討論“廢土廢都心態”。實際上，即便是將這些散落在各處的零散研究涵蓋在內，災害文學書寫存在的普泛性和學術研究探索的有限性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足以提醒我們，文學與災害的專題性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災害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當得到應有的重視。

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只從表面上稍顯單薄的文獻數據中反思研究力度的不足，還要深入具體的研究成果當中，探究其所取得的成績、發掘其所面臨的困境、揭示其所預示的走向?？傮w來看，有關災害文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災害書寫的總體梳理與概覽。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張堂會、周惠兩位學人的論著當中。概括來說，由于張堂會較早地切入到“災害文學”的研究當中，關注此話題長達近二十年之久，因而，其研究的輻射面較為廣闊，從民國開始一直論述到當下，甚至還將目光上溯至清代[1]，意圖以詩歌為窗口來觀察清代自然災害的文學呈現以及朝廷對于百姓的賑濟情況。并且，他善于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展現中國現當代文學災害書寫的立體化圖景，這就使得他在論述的過程中特別注重將作為主體的“人”放置到各種關系中進行考察，去探究自然災害對人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各方面帶來的影響?！睹駠鴷r期自然災害與現代文學書寫》與《自然災害與當代文學書寫研究》這兩本代表作也因其宏大寬廣的視野、扎實完備的史料成了研究“災害文學”的必讀書目。

周惠的博士學位論文《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災害書寫》(2010)一方面并未將“現代”與“當代”分開敘述，而是采取了一種融合的方式，將論述范圍限定在處于大變革中的20世紀，在辨析古今災害觀的基礎上，從文學轉型的角度，凸顯現代文學災害書寫在文學觀念、文學體式等方面所具有的新變，這樣或許更有利于樹立“災害文學的整體觀”；另一方面，他主要是將“文學與災害”的關系視為一種“主題類型”和“文學現象”進行審視，所以，他在文中時時不忘對災害文學所牽涉的主題訴求進行認真的歸納與透析，并力圖探求造成百年中國文學災害題材藝術缺失的內在原因。除上述之外，王嘉悅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災難文學及其流變》(2016)對今后構建“災害文學通史”亦具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時段來看，相較而言，學界對20世紀30年代與新時期(尤其是90年以來)文學中的災害書寫關注較多，相關成果如《責任與偏向——論20世紀30年代農村災難題材文學》《災荒饑饉之下的吶喊與抗爭——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與民國自然災害關系之考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災難文學研究》《新世紀小說中的自然災害書寫研究》《論新時期災難報告文學》等，都較有分量。對其他“歷史時段”的相關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二是對“災害文學”學科建設的倡導與呼吁。作為科技工作者的金磊早在2000年，就熱情呼吁全社會要齊心協力為災害文學的創立營造良好的氛圍，并建議災害文學的持續發展可以由“減災科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新聞記者等共同參與，以形成多科學廣泛的合作聯盟”[2]。這一倡議無疑對災害文學的正式命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然而，仍需指出的是，他在文中首先將災害文學的科學性放在了第一位，并認為其創作不應一味指責、批判，而要以文化為依托，代之以減災科學指導下的文學描述?？梢?，他對災害文學的理解不免有些狹隘且忽視了文學的特性，許多以現實為基礎的虛構、象征或預言性的作品就很難歸入其中。另外，四川社會科學院李明泉教授提出的“災難文藝學”的概念也頗值得玩味。[3]在他的設想當中，“災難文藝學”是作為“災難文化學”的分支存在的，其最終目的是想構建一門涉及諸多領域、涵蓋“災難經濟學”“災難政治學”“災難社會學”等各個門類的“超學科”，即“災難學”。不得不說，這種劃分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過于龐大的框架也會讓人們一時難以找到一個具體細化的“研究切口”。

有鑒于此，筆者曾多次著文強調作為分科更加細致的一門學問——災害文藝學，當應運而生，因需而長！[4]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選用“災害文藝學”而不是“文學災害學”的概念是因為從命名的中心詞中即可明確看出其學科歸屬。該學科主要是從災害這個視角出發，運用文藝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災害文藝中的災害景觀與災害鏡像、災害文藝的創作機制與災害意識、災害文藝的話語修辭及審美意蘊、災害文藝的傳播途徑與接受語境等問題。而如果是文藝災害學，那它反而又變成了災害學的一個小小的分支，研究的是文學對災害災難是否有療救輔助性的治理作用等問題?？傊?，盡管有學者指出“災害與文學”的研究水平近年來已明顯有所提升，已經形成一種可資借鑒的批評范式，[5]但是，災害文學的理論體系建構仍任重而道遠。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學界對災難美學的探討中汲取營養，相關成果如《中國的災難美學》《災難文學的審美維度與美學意蘊》《全球化時代的災難與美學新類型的尋求》《大災大愛生命至上——略談“以人的生命為本”與災難書寫的崇高悲劇精神》等，都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和借鑒意義。

三是對具體災害類型與重點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大致來說，這一方面的研究呈現出了應時性、不均衡、多分散的特點。進而言之，當災害來臨之時，相應的學術研究并沒有缺席，而是始終以“在場的姿態”發揮著引導災害文學創作、反思災害文學不足的作用。如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當代文壇》即在2008年第4期設置了“抗震救災特稿”欄目，登載了《震撼靈魂的沖擊波——地震詩潮的動因與啟示》等3篇論文；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廣州大學學報》《新文學評論》《文化中國學刊》等學術期刊也相應地通過征稿、組稿的方式發表了《論“疫情文學”及其社會啟蒙價值》等評論文章?？梢哉f，“災害時刻”讓人們揪心痛楚的同時，也成了激發學術思考的契機。但是這種思考的持續性或許并不盡如人意，往往會經歷一個由“熱”到“冷”的過程。并且，應時也并不意味著學術思考總是能實時地跟蹤災害文學創作，有時也會有一定的滯后性。

另一方面，受到特定災害刺激所迸發出的學術熱情，使得研究者容易較多地關注與當下災種相涉的文學書寫，因此，我們會發現目下關于地震文學、瘟疫文學的研究成果較多，如《拯救的幾重含義——由汶川地震詩潮談起》《歷史、人性與危機的“超克”：新時期以來瘟疫題材小說的倫理向度》等，在此之中，范藻對于地震文學的探索尤為精深，產出了《痛定思痛，地震文學的美學介入及其神學冥思》等一系列成果。自然，我們也不能將原因僅僅歸結于此，這也與現代文學災害書寫的實際創作情況有關。因而，與水旱災害相關的文學研究也相繼刊出，如《流傳與證言——現當代文學中的旱災描述》《現代江南小城鎮文學中的旱澇災害敘事》等。其實，現代文學有關蝗災的書寫也較為豐富，但是學界對此所做的專項研究還比較欠缺，可參見《以民間的眼光敘說歷史——論莫言小說中的蝗災書寫》等文。參照來看，有關具體作家作品災害書寫的研究也存在著上述問題，論者大都將目光放在了《云中記》《白雪烏鴉》《天乳》等幾部作品身上，且對作家災害/難書寫的綜論還有待深化整合。

四是對“重災區”災害文學創作的集中評述。近年來，學界越來越認識到“文學史空間維度”“地方路徑”“鄉邦文獻”等方面的重要性，意圖發掘“地方經驗”對現代文學建構所發揮的能動性作用。如在李怡等倡導者看來，“地方路徑”的提出與發現既不是想“‘深描’各個區域的文學發展以完整中國文學的整體版圖”， 也不是想“用各個地方的文學現象來完善中國文學的總體景觀”，[6]而是想運用“散點透視”的方法，通過對“來自地方的局部知識的辨析……豐富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來龍去脈的認知，豐富我們對五四以降文學傳統內在機理的認知”[7]。

以此來反觀災害文學研究，我們會發現學界對于“重災區”災害文學創作的集中評述似乎還處于李怡所言的“深描”階段，且對于“中原災區”的研究較為完備，其他“重災區”的研究則有待增補，不過，學術探索總還是要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已有的研究基礎肯定會為我們今后從“災害”這個視角切入“地方路徑”，探討多元混合的“中國經驗”，樹立一個無法替代的參照標尺。相關成果可參見《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研究》《1942—1943年河南大災荒的文學與歷史書寫》《災荒圖與地域志：河南現當代作家的災害書寫》《災害·文學·記憶——陜西作家與民國十八年年饉》等文，在此只做一簡單介紹。周惠所寫的《災荒圖與地域志：河南現當代作家的災害書寫》從災荒圖與地域志的視角，結合河南諸多重要作家作品，對河南現當代作家的災害書寫進行了專題研究，著力揭示河南作家的災害書寫與中原地區災難現實的內在關聯以及相關災害書寫的藝術基因；王奎、馮超的論文《災害·文學·記憶——陜西作家與民國十八年年饉》則對我國歷史上另一個重災區曾發生的災害與書寫情況進行了考察，集中探討了1929年陜西大旱所導致的嚴重災難和相應的文學書寫，認為這一災害讓幾代陜西作家無法釋懷，寫出了一些蒼涼而又厚重的作品。

通過梳理，不難發現，與災害文學有關的學術產出雖然在數量上看起來不是很可觀，但也呈現出了逐步深入的態勢，誠然，現在仍存在一些薄弱之處有待補充，甚至一些成果還暴露出了重復泛化的弊病，如“人性”批評話語的濫用等。因此，為了更新學術路徑，打開研究格局，筆者認為引入“文化磨合”的視角或許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文化磨合：一個可能的視域

近年來，筆者試圖從文化視野來觀照具有“古今中外化成現代”特征的“大現代文學”，尤為看重從“文化思潮”“文化策略”等角度來理解 20世紀中國文學在文化資源抉擇過程中所產生的“磨合”現象。[8]顯而易見的是，“文化磨合”與我們之前常說的“文化碰撞”與“文化融合”有著根本性的區別?！芭鲎舱f”過于突顯兩種文化之間的“不可通約性”，而忽略了它們之間進行溝通的可能；而“融合說”看似在追求文化之間的“最大公分母”，但是，想要進行“文化統一”的潛在目的，實則反映出了一種具有強烈法西斯色彩的“文化征服”意識。也就是說，無論是“文化碰撞”還是“文化融合”，都暗含著“文化帝國主義”的價值訴求，在這個語境當中，文化與文化之間仍舊是不平等的，仍舊存在著高低優劣之分。而“文化磨合說”的前提則是承認文化之間的平等性、差異性與多樣性，提倡各種文化之間要多對話、不對抗、不互滅，最終通過動態磨合，形成共存共榮、和而不同的理想局面?？梢哉f，唯有“大磨合”，才有“大現代”，才能創造出一系列匯通中西、勾連古今、雅俗共賞的“合金型”之作。

按照這個思路來審視災害文學研究，我們會發現往往越是在災害到來這樣一個“非常態”的時刻，大家的思想觀、價值觀越容易產生撕裂，越容易形成對立，越容易發出針鋒相對、互不相容的論述，尤其是容易制造出一些非常極端的錯誤言論，而由此產生的學術思考也是值得商榷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很容易陷入批評標準的混亂。對于“審美”的偏執，對于“文學性”的過度追求，對于經典文學形態的迂腐堅守，讓我們老是在“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二元對立中徘徊不前，無法直面在數字時代生成的新興文學樣式。而倡導文化磨合，就旨在破除“二元對立”的分析模式，意在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維邏輯強調文化傳統的生成性、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互鑒性，彰顯由文學所體現出的文化創造！所以，我們可以嘗試由此入手，來認識災害文學創作的豐富景觀，來解除由視野局限所造成的研究擁堵，來盡可能地對災害文學創作做出公正客觀的評價。

具體來說，在文化磨合的視域中，文學批評不單單局限于“純文學”的范疇，而是要從文章學或廣義文學的立場出發樹立一種“大文學”觀。學者凌孟華在研究抗戰文學時發現，戰爭的暴發深刻觸動著作家的靈魂，打亂了文壇原有的格局，阻礙了正常的文學活動，甚至也改變了文學的形態，不同種類的語言形式聚攏在一起，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范疇，刷新了人們對“文學”的既有認識，形成了抗戰時期的“雜文學形態”。[9]實際上，當災害、災難來臨之際，我們又何嘗不是像進入“戰時狀態”一樣呢？比如2020年，突如其來的“冠妖”讓我們每個人“宅”在家中，只好采用堅守忍耐的方式以謀求“共同戰‘疫’”的勝利。而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錯綜駁雜的文學景觀也很難讓我們再用“純文學”的定義進行簡單概括。如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曾將一封封感人至深的“戰‘疫’家書”結集出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也為讀者奉上了具有實錄色彩的《武漢抗疫日記》，等等。面對這些異彩紛呈的“非職業化”寫作，或者說是“草根創作”，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學的篩選標準，不得不重視“亞文藝”的創作，不得不呼喚一種“大文學觀”。進而言之，正如有論者所言：“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超出‘純文學’的現象?！盵10]“必須以大文學觀，才能總覽文學紛紜復雜的歷史的、審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牽系著人心與文化的內在本質，展示其廣闊豐饒的文化地圖，揭示其錯綜紛繁的精神譜系?！盵11]

當然，這不是說我們要因此而喪失由學科派生出的“專業感”，對一些淺表性甚至庸俗化的創作不加以批判引導，也不是說我們可以在“多樣性”的旗幟下不加分辨地將一些消極蕪雜的作品全部收納進來，并置文學藝術的基本評價標準于不顧，而是意在表明，任何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都理應有其存在的空間。并且，我們應認識到，在不同言語體式、不同創作理念、不同文化類型之間，其相互的影響其實遠大于彼此之間的紛爭。我們不能因耽于“審美”而輕易地否定一些即時性的、急就章式的寫作，如新聞報道、調查訪談等，畢竟，各有各的行文習慣，各有各的文化承擔。恰如張堂會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唐山地震時期的通訊集《人定勝天的贊歌》，以及楊楊的調查報告《通海大地震真相：一個人的回憶與調查》，我們很難想象當時災情的嚴重及災民生活的不幸，無法了解政府和民眾在特殊時期的精神影像?！盵12]263筆者也曾一再強調：堅持文化磨合的視角，就要求批評主體不能只對文藝作品進行批評而缺乏同情與共鳴。同時，文藝批評的原則不能只是給出一些聳人聽聞的概括，也不能以尊重傳統與經典的名義給當下的文藝統統蓋上“衰退”與“危機”的標簽，應該有更新知識體系和解放自我觀念的自覺意識，在批評文藝作品的同時也使自己的評價標準得到及時調整。[13]

除此之外，文化磨合說注重培養一種“跨文化”的視野與“互為參照”的論證方式，這就提醒我們可以在自我言說與他者書寫的相互反觀中，更為全面地認識文學創作的風貌。我們會發現關于災害文學的比較研究相對匱乏，這倒不是因為這方面的材料稀缺，而是因為研究者缺乏一種自覺的整理與比較的意識。實際上，以海外華文作家為例，他們的災害書寫往往具有一種別樣的“距離美”。有論者在評價張翎的《唐山大地震》時曾談道：張翎的雙重文化身份和他者視域，讓她獲得了一種歷史的距離、地理的距離、心理的距離，賦予了《唐山大地震》一種理性與克制。有了這種“遙遠的冷靜”[14]196，張翎便可以從容不迫地進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不是在控訴而是在還原。[15]另外，就在這次新冠病毒事件發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各種相關書寫也已經有很多。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贊美“抗疫英雄”的書寫，且多有感人至深之作。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則有更多的暴露防疫弊端、批評管理缺失的書寫。據筆者有限的閱讀來看，幾位旅居異國的作家都曾直面現實，揭示疫情期間所產生的亂象，如沈大力的《新冠肺炎異域反思》、錢佳楠的《提醒自己，他們只是無法理解自己的苦難》[16](1)標題為澎湃網編者所加，參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938481.、葉顯林的《碎碎思緒碎碎念》等。

這里不妨轉述一下曾在哈佛大學工作的張鳳女士所寫的一篇文章。她的《新冠封城到解封的哈佛反思》可以說是一篇相當典型的直面現實的檄文，也是一篇呼喚反思、展望未來的“后冠”序言。她在文章中雖然也有急切表達的疏忽，卻感情灌注，思緒紛然，有諸多言語尤其令人難忘。如：“全球的生命其實是同體大悲的命運共同體！……”“在歐美，或因政治選舉自私，傲慢不積極合作應對……未料竟然成為需要雙向救援的人道危機！”“專家應對虛假資訊彌漫，比抗疫本身更艱難，或造成嘲諷分裂，實則五十步笑百步……”“新冠疫情風聲鶴唳，以我們難以言喻的方式改變我們生活的型(形)態……”“這個春天，實在有極傷痛的疲憊及無力感。天命于己不著一塵，乘風而去之前，再得為受難眾生或子孫想一想……我們渺小的人類，同此寰宇皆為客，如不謙謙以心懷蒼生之視野，觀其安危，真擔心因果循環，自取淪亡?！薄疤煲馀?，生于和平的我們，都未料到還是在人生的歷程中，遭逢了如此驚心動魄的亂世疾疫，如紐約之揚聲：這次戰役是場馬拉松，不是短跑，但我們會跑完！不單想用愛心點亮哈佛波士頓，也期以愛傳遞世界！”[17]美國有一個華文刊物《紅杉林》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驚蟄聞疫情初控有感》《路遇張蘭》《武漢遇上西雅圖》等等。在筆者看來，如果有人認真搜集海外作家對新冠病毒引發的各種書寫并進行深入研究，肯定也會寫出不少有啟示性的論著。

由此可見，以文化磨合為切口進入災害文學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助益我們的學術思考。事實上，沒有哪一種方法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而無論運用哪一種方法，都在向我們表明災害文學所蘊含的豐富內容，所顯示出的“藝術自覺”和“使命擔當”，由文學與災害所生發出的諸多話題也值得我們長久關注和探究。

三、重申災害文藝及其研究的價值

換言之，我們書寫災害文藝，研究災害文藝，是有著非凡意義的！畢竟，人類蒙受的各種災害、災難在文學世界中都有著極為充分的表達，那些富有強烈歷史感、現實感的災害書寫，更是可以激發一般讀者以及研究者反思歷史、深思現實、憂思未來！除此之外，筆者擇其要者，還想在此重申以下幾點。

其一，災害文藝自身就有其價值，相關的研究也可以對應地解釋、闡釋這些價值。迄今人類世界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大變局”階段，人類對生態的索求在抵達頂峰時也已危機四伏，頻發的災害、災難總在提醒人類：“生態危機”中的“巨魔”和“病毒蔓延”時的“冠妖”也在通過自己的方式，給人類帶來無盡的災難，如何消災紓難就成為人們面臨的重大課題。由此，各類關于災害、災難的書寫就有了相當豐富的意義。比如陜西作家筆下的“民國十八年年饉”書寫，經常會有意無意地彰顯一種“關學精神”，即關中大儒張載倡導的“四為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道)，為去(往)圣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薄栋茁乖分械闹煜壬桶准诬幍纫捕加羞@樣的精神追求，不少評論文章也相應地從這個角度分析人物和作品意蘊。

還有，在當下的“抗疫戰爭”(阻擊戰、持久戰、全民戰乃至世界大戰等)中，眾多作家雖居家隔離，一時不能出戶，但也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飽含真情地創作了一批批震顫讀者心靈的“抗疫文學”，如熊育群的《鐘南山：蒼生在上》、吉狄馬加的《死神與我們的速度誰更快》、陳彥的《大愛醫者》、遲子建的《春花依然會盛開》等等，賈平凹更是主動當起了“小編”，邀請圈內作家一起撰寫《共同戰“疫”》?？?。平心而論，與其說個中的草就之作是“主題先行”，毋寧說是“現實主義”。并且，這些作品無疑具有“攖人心”的力量，能夠在激發民族精神、鼓舞士氣斗志等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而對等的“相應批評”或“反應批評”也可以從這種“正能量”彰顯的層面進行闡釋發揮，應該說也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的，其實際的社會效果也是明顯的。與此同時，文學既然是一種“全息化”的存在，那就必然會在文學世界當中表現人們在災害面前所體現出的剛毅勇敢、團結友善的高尚品德，這當是作品描寫的“主旋律”，也應成為文學批評和研究的一種重要的價值選擇。但是文學也會披露人性丑陋的一面，從而告誡人們只有不斷克服這些缺點，才能最終戰勝災難。對此，創作不應回避，批評亦然。大致而言，在災害文學的歌頌與暴露兼顧方面可以看出作家的水平和品格，也可以看出批評家的水平和品格。

其二，災害文藝研究本身有其學術價值和思維空間。魯迅曾言“學說所以啟人思”，就是在表達這個意思。學術研究具有無限拓展的可能性，研究災害文藝亦然。借助于多學科交叉的知識和方法，都可以從災害文藝世界中有所發現。比如，我們可以借助于形象學、民俗學、傳播學等方法去探究災害文學中的“政府形象”、災害文學中的禳災敘事與紀念儀式、災害文學中的媒介書寫等問題。再則，文獻學視閾下的災害文學書寫也為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提供了良好佐證，從對上古神話傳說的文學考據到對近現代災害歷史記載與文學敘述的參照對比，皆有值得深究的學術命題。

另外，災害文藝研究與災害文藝創作并不是各行其道的，而是處在互聯互動的關系當中，二者都能夠從災害、災難當中獲得貼合自身的感悟與啟示?？梢哉f，人類歷史在較大程度上而言其實就是一部人類受災史、受難史，人類面對災害災難的各種“考驗”受到了文藝家和學者們的共同關注。有時候作家和學者可以高度一致，如有的作家通過災害書寫意在彰顯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于是主張生態文學批評的學者即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中強調生態觀念和憂患意識；有的作家意在通過詩意化的或抒情傾訴的文本拯救受到災難重創的人們，于是信奉文學療治(精神補償)說的學者即將災害文學文本作為一種療治方式；還有的作家原本就是受災者之一或高度認同受災者，遂將內在的紀實書寫、心靈拷問導向社會反思，于是就有學者也會將創傷書寫的研究進一步發揮，用學術承擔起啟蒙、改良等使命，自覺將災害文學及研究都視為災害中最困苦者的代言，并對未來理想的“人文”與“自然”給予了無限的憧憬。

其三，“我研究的是我自己”，這個說法在一定意義上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學術主體”也是需要不斷成長、不斷建構的，而促使學者“自我價值”實現的動力之一就是現實生活當中各種深切的體驗。眾所周知，在人文社會學科研究中，現實體驗和學術情感往往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顯然，在現實環境的促動下，面對嚴酷的災害，我們不能畫地為牢，退守書齋，而是要基于最為真切的生活感受，更新自身的知識譜系，激活潛藏的學術意識，迸發文藝理論的活力，促進科研探索的創新。實際上，筆者原來也沒有注意到災害文學這個研究取向。自己曾經在讀碩士的時候，主要是研究魯迅、茅盾的農村書寫，那個時候的研究思路更多的還是去評述作家對黑暗社會的批判、對愚昧落后民眾的啟蒙等等，但是沒有想過這些文學大家是否對災害有過獨到的思考，是不是可以將他們作品中關于災害的書寫作為一個獨立命題進行探討。但是后來隨著自身與災害的幾次“非凡遭遇”，就逐漸進入災害文藝這個領域里來理解一些問題。

另一方面，“我研究的是我自己”是想表達文藝研究其實也很“功利”，所謂“功利”，就是說相應的思考也反映了學者自身的價值追求。不同學者也可以將其堅守的價值關懷帶入到文藝研究領域當中。比如就像上文所述，對于災害文藝，筆者更關心“災害文藝學”的學科建設，并且特別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學者來做這方面的研究，長此以往，聚沙成塔，災害文藝學甚至可以成為中國語言文學當中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方向。此外，筆者也更關切災害文藝中的“新三立”[18](即“立人”“立家”“立象”)乃至災害書寫中的墨舞(書法)等一系列問題。以墨舞為例，我們會發現很多作家在此次疫情期間，除了進行文學創作之外，還通過揮毫潑墨的方式積極為“抗疫”鼓勁。如莫言就在其書法公眾號“兩塊磚墨訊”上發表了自己手書的“抗疫詩”，號召人們“眾志驅瘟鬼，同心筑衛城”[19]；無獨有偶，作家高建群也以筆為戈，祈愿人們早日渡過疫情，并在抄錄唐詩《偶書》(劉叉作)的款識中不禁感慨道：“老天如此對我同胞，我是有些惱了。明日庚子立春，但愿否極泰來?！盵20]而這些斑斑墨跡正是作家生命外化的顯在符號，也是作家“文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由此出發，或許更能夠在“全人研究”的視境中窺探作家的“文心”。

其四，聚焦文藝與災害之間的關聯性，可以讓我們樹立一種以生命為本的價值理念。此處所言的“生命”，并不僅僅局限于人類，天地萬物之間的生命體皆可包含在內。畢竟，“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21]88。作家畢淑敏就借助于小說《花冠病毒》深刻反思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幻象。文中的科學家詹婉英仿佛像一位智叟一樣在點撥稍顯偏激的羅緯芝，在詹婉英看來，我們不能以太過敵視的態度來對待“花冠病毒”，從某種角度來講，“花冠病毒”也是“世界的主人”，甚至“資格比我們要老得多”。所以，如她所言：“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和世界上的萬物和平共處的心態，那么，就算這一次戰勝了花冠病毒，以后還會有各式各樣花樣迭出的病毒來造訪人類，最終人和病毒誰輸誰贏”[22]339，則不得而知。

由此可見，災害巨魔也在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給人類“上課”，而無論是作家還是研究者，在災害災難面前都要承擔起建構天人和諧關系的使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每一個生命的價值，才能進入具有整合性和超越性的“命本”階段。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言的“命本”是與“神本”“人本”之說連帶而言的。筆者認為，人類思想史也大致可以被劃分為這樣三個階段。所謂“神本”，就是指人類思想史上一個長期以神為主導的認知階段。而在“人本”時代，人們則逐漸意識到張揚個性主義，呼喚人道主義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如果過分凸顯人的主體性、能動性，那么，就很容易引發人與自然的沖突，導致“人道主義的僭妄”[23]。這樣來看，在當下，我們就要特別以“命本思維”為中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命生態構建”為旨歸，形成高度自覺的生命意識。這對我們探討與文學相關的話題，也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傊?，我們十分期待災害文藝創作及其相關研究最終能夠“究天人之際，聯中西之路，通古今之變，成人類之學，顯生命之道，祈萬物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