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戰略推動中部崛起了嗎？

黃敦平 方建

摘要：實施中部崛起戰略是促進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為驗證政策效果，將中部崛起戰略實施視為一次“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識別中部崛起戰略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因果效應以及評估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了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此結論在剔除樣本檢驗和反事實檢驗中得到進一步驗證，并且這種政策實施效果通過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產生。進一步研究發現，技術創新通過加快工業部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農業規?；彤a業化、充分發揮城鎮化集聚效應等途徑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關鍵詞：中部崛起;雙重差分模型;反事實檢驗;經濟增長;政策效果評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21）05-0032-07

一、引言

2019年5月，習近平在推動中部崛起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中部崛起勢頭正勁，中部地區發展大有可為，要不斷增強中部地區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奮力開創中部崛起新局面。中部崛起戰略在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2006年被正式確定為國家戰略，指出要把中部地區建設成為我國重要的“三基地、一樞紐”，即全國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隨后，在2009年制定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中進一步明確了中部地區“三基地、一樞紐”的發展戰略。到2016年，國家綜合考量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出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在“三基地、一樞紐”戰略基礎上將中部地區發展成為全國重要先進制造業中心、全國新型城鎮化重點區、全國現代農業發展核心區、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全方位開放重要支撐區的“一中心、四區”的新戰略定位，這為今后一段時間內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偨Y近年來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主要文件，可大致將其中的政策內涵概括為“兩個延伸、兩個支持”。其中，“兩個延伸”為國家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有關政策向中部地區延伸;“兩個支持”為國家對中部地區糧食生產的支持和對中部地區其他額外的特殊支持。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深入實施，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步伐明顯加快，2019年，中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占到全國的22.07%。但中部地區仍在區域一體化發展、經濟開放度等方面存在不足?；诖?，為檢驗以“兩個延伸、兩個支持”為政策內涵的中部崛起戰略是否真正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且是通過何種途徑產生這種效果的，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科學分析，以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探討中部崛起戰略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渠道，以期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指導。

二、文獻綜述

當前國內學者主要研究中部崛起戰略如何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高國力認為中部崛起戰略作為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促進區域間比較優勢發揮和分工協作格局形成，增強了區域發展的協調性。[1]何春研究發現中部崛起戰略有效縮小區域間及中部地區內部各省市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并且進一步分析得出這種影響主要依靠投資和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而實現。[2]胡海洋等研究得出中部崛起戰略并沒有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認為該戰略雖促進投資增加，但阻礙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最終使得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果不明顯。[3]王升泉等研究發現中部崛起戰略在短期內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但這種作用在中長期將逐漸減弱。[4]學者們還評估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何春等研究發現西部大開發將在整體上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但這種推動作用主要依靠增加實物資本實現，而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產業結構、人力資本水平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5]張成等研究發現西部地區相對較低的勞動產出效率并未導致西部地區淪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避難所，但隨著西部地區勞動產出效率的不斷提升，這種現象逐步惡化。[6]對東北振興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東北地區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運行效用等方面，研究發現該戰略實施并未促進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與產業集聚水平提升[7]，但在短期內能促進東北地區經濟增長，而這種促進作用在長期內會因為制度因素影響而被抵消[8]。

國內外學者多使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Jennifer 等以伊利諾伊州學費保障計劃實施作為一次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美國這種學費保障計劃的實施效果，研究發現該計劃雖規定學生四年內所交學費不變，防范了通貨膨脹的影響，但這也將導致院校大幅度提高初始年份入學時的學費，學生四年所交總學費反而增加6%～7%，未能起到應有的學費保障效果。[9]Jahanshahi等使用同樣的方法研究意大利2009年“格爾米尼”教育改革對教育差距的影響，得出該項改革將不利于具有移民背景學生的受教育狀況。[10]Calogero等同樣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意大利旅游激勵政策對旅游業績的影響，發現由于權力下放導致制度治理混亂，該政策實施未有效提升旅游業績。[11]國內學者劉瑞明等使用雙重差分模型研究發現國家高新區能顯著提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但這種濟經增長效應存在較強的異質性，省會、副省級、較大人口規模的城市等三類較高等級城市的經濟增長效應低于其余城市。[12]王鵬等使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模型研究發現國家高新區推動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產業結構高級化逐漸增強，合理化逐漸減弱。[13]張軍等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動態視角研究發現自貿區的設立能有效促進地區經濟增長[14]，而葉修群進一步證實自貿區的這種促進效應存在一定時滯性[15]。

梳理現有文獻，發現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從宏觀層面評估國家戰略性規劃實施效果，從微觀視角對以“兩個延伸、兩個支持”為政策內涵的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果評估的研究相對較少，且缺乏對中部崛起戰略影響地區經濟增長作用路徑的清晰探討。鑒于此，基于2003—2015年全國層面285個地級市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果，進一步以相對微觀的“兩個延伸、兩個支持”政策視角構造渠道變量，具體分析中部崛起戰略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路徑。

三、理論分析

中部崛起戰略是繼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后我國實施的又一項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決策?！皟蓚€延伸、兩個支持”政策是對中部崛起戰略政策內涵的高度提煉，明確了中部地區各省市在戰略實施過程中享受到的實質性優惠條件。其中，“兩個延伸”政策具體指國家將振興東北戰略中關于增值稅轉型、國有企業改革等政策，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關于農村和城市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等扶持政策向中部地區延伸;“兩個支持”政策具體指中部地區為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是維持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支撐點，國家要對此大力支持，同時，國家也要支持中部地區發展能源、原材料等優勢產業和交通、現代物流、流通體系建設?？梢钥闯?，中部崛起戰略主要致力于改善中部地區落后的生產和生活面貌，加快技術創新步伐，推動新舊動能轉換，而新增長理論通過把技術內生化，將創新作為經濟增長的源動力，認為地區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知識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要素，要素水平越高地區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收入水平越高。[16]綜上所述，中部崛起戰略提升了地區技術創新能力，而技術創新又促進了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中部崛起戰略通過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創新作為經濟增長的源動力，必然會帶來技術進步。中部崛起戰略主要包括對中部地區工業發展、農業現代化、城鎮化建設的支持。技術進步促使工業生產要素從低效率生產部門向高效率生產部門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創新資源的空間重置會提升生產力水平，改善經濟增長效率。此外，技術進步將加快傳統產業分離，促使新材料、新工藝、新中間品出現，推動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形成新興產業，進而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傳統農業主要依賴土地和勞動力的投入實現增長，是一種以資源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當技術進步的成果應用到農業生產領域后，農業機械得到廣泛應用，大大縮短了農業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17]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斷變革和改善生產關系，農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集體經濟，更好地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此外，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和平臺經濟等新技術、新模式的出現，農業生產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將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生產關系的變革。[18]區域創新能力的提高，促進技術升級和成果轉化，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生產要素的聚集，城鎮化過程即要素的積累過程，加快創新能力與創新成果的相互轉化還能通過城市群內部城市間的緊密聯系產生溢出效應，使城市群內的人口和產業的集聚不斷走向高端，進而推動城鎮化向高水平發展。[19]綜上所述，中部地區技術創新可以通過提升工業部門生產效率和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改善農業部門勞動生產效率和變革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充分發揮城鎮化集聚效應等途徑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中部地區技術創新將通過加快工業化進程、推動農業現代化、加快城鎮化建設等作用渠道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定義

中部崛起戰略在2006年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惠及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6省所有地區。將中部崛起戰略實施視作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效果。以2006年為實際政策沖擊年份，將總體樣本劃分為處理組和對照組，比較中部地區各地市（處理組）與非中部地區各地市（對照組）在2006年前后的地區經濟增長狀況。由此，構造雙重差分模型為

根據中部崛起戰略 “兩個延伸、兩個支持” 的政策內涵分別選取工業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率等3個渠道變量，驗證中部崛起戰略如何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渠道變量具體如下：工業發展水平（ID），為反映國家對中部地區工業發展的支持，使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具體衡量，該變量值越高代表該地區工業發展水平越高;農業現代化（GE），為反映國家對中部地區糧食生產的支持，使用每千公頃耕種面積所使用的農業機械總動力具體衡量，該變量值越高代表該地區農業發展水平越高;城鎮化率（UR），為反映國家對改善中部地區農村和城市生活面貌的支持，使用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具體衡量，該變量值越高代表該地區城鎮化水平越高。采用的控制變量為：財政赤字（DF），主要用來反映政府運行效率，采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差額占地區GDP比重具體衡量;總儲蓄率（SV），主要用來反映地區投資和消費水平，采用地區城鄉居民儲蓄總額占地區GDP比重具體衡量;教育水平（ED），一般反映地區人力資源稟賦，采用教育支出占地區GDP比重具體衡量;固定資產投資（FA），主要反映地區經濟增長驅動力，采用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地區GDP比重具體衡量。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描述性統計

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且為剔除因行政區劃調整撤銷的安徽省巢湖市，以及因數據嚴重缺失的海南省儋州市和三沙市、貴州省畢節市和銅仁市、西藏自治區拉薩市、青海省海東市等7市后剩余的全國285個城市面板數據。具體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將中部崛起戰略實施看作一次“準自然實驗”，使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果。具體結果見表2，其中第1列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第2～5列分別為依次加入上述四個控制變量后的估計結果。在控制個體固定效應與時間效應之后，無論模型中是否加入控制變量，交叉項time×treated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且各系數間數值大小均未表現出明顯差異，表明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了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進一步分析控制變量，第2列中財政赤字的估計系數為正，表明政府的財政赤字水平越大，越不利于地區經濟增長，這可能是由于當地方政府承受的財政壓力越大時，會選擇偏向于房地產行業的經濟發展模式，降低了經濟發展的多樣性。[20]第3列中總儲蓄率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這可能是由于總儲蓄率上升會提高社會總體消費水平，但隨著社會消費水平的提升，將加劇地區市場分割，阻礙市場一體化發展，導致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損失，將不利于地區經濟增長。[21]第4列中教育水平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這可能是由于雖然教育投入在不斷增長，但教育資源分配在城鄉間仍存在較大差距，教育投入結構扭曲導致其未能對經濟增長形成促進作用。第5列中固定資產投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對地區經濟增長未能形成促進作用。

（二）穩健性檢驗

雙重差分模型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和內生性問題，造成實證估計結果存在較大偏差。本文采用剔除樣本檢驗和反事實檢驗兩種方法檢驗基準回歸模型結果的穩健性。

1.剔除樣本檢驗

考慮到目前絕大多數省份優先發展省會城市，省會城市通常是一個省域內的經濟中心，匯集來自全省的優質資源，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先發優勢。此外，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由于城市行政級別較高，也將受到政策性照顧。故本部分將剔除省會城市、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這3類城市樣本后，重新評估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效果，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別為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后的模型估計結果，兩個模型中交叉項的估計系數都顯著為正，表明在剔除省會城市、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樣本數據后，結論仍支持基準回歸模型中的估計結果。

2.反事實檢驗

通過分別將政策實施時間提前2年和3年，模擬觀察交叉項估計系數的變化情況。若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則說明基準回歸模型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成立，中部地區經濟增長很可能來源于戰略之外的其他因素，具體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將政策實施時間提前2年的模型交叉項L2.time×treated和提前3年的模型交叉項L3.time×treated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表明中部地區經濟增長來源于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而不是由于其他政策引起，間接驗證基準回歸模型估計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三）中介效應分析

由基準回歸模型得出，中部崛起戰略能夠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符合中介效應模型的前提條件。因此，本文將進一步驗證是否存在中部崛起戰略的技術創新中介效應，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表5中，第1列顯示中部崛起戰略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中部地區技術創新。第2列顯示中部崛起戰略和技術創新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技術創新確實產生顯著的中介效應，中部崛起戰略促進技術創新并通過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四）影響渠道分析

根據中介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可知，中部崛起戰略通過技術創新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但技術創新具體是通過何種渠道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呢？本部分將選取工業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率等3個變量分別論證技術創新通過加快工業化進程、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城鎮化建設等渠道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論證結果如表6所示。表6中，第1～3列是因變量為lngdp的回歸結果。為檢驗模型的穩健性，將因變量替換為lnpgdp，采用各地市的人均GDP自然對數值衡量，回歸結果為第4～6列。由表6可知，技術創新與工業發展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技術創新將通過加快工業化進程渠道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這可能是由于技術創新會促使生產要素從低效率向高效率生產部門轉移，加快了中部地區工業部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22]。技術創新與農業現代化的交叉項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技術創新將通過推進農業現代化渠道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這可能是由于技術創新推動我國農業部門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業生產結合高新科學技術、管理技術和加工技術，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實現規?；彤a業化發展，提高了我國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民收入。技術創新與城鎮化率的交叉項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技術創新將通過加快城鎮化建設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這可能是由于技術創新通過優化城市產業布局，提高城市在空間和資源上的高效集約利用，同時推動信息技術進步，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進而加快城鎮化進程[23]，在此過程中城市產業集聚降低了企業交易成本，同時促進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至此，假設1和假設2都得到了驗證。

六、結論與建議

采用全國285個城市面板數據，基于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效果，進一步驗證該政策的技術創新中介效應，選取工業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率等3個變量探討中部崛起戰略影響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渠道。研究發現，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了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此結論在剔除樣本檢驗和反事實檢驗中仍成立，中部崛起戰略促進技術創新，并通過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進一步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技術創新與工業發展水平、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率的交叉項對地區經濟增長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技術創新將通過加快工業化進程、推動農業現代化、加快城鎮化建設等作用渠道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針對進一步促進中部崛起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激發經濟增長新動能。優化中部地區產業結構，主動淘汰落后過剩產能，積極引導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方向發展;強化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不斷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提升在關鍵技術方面的自給率，提高自身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增強中部地區的自主創新能力，同時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尋求經濟發展新動能。

第二，優化產業分工格局，推動產業協調聯動發展。支持產業結構由單一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探索建立區域間產業協調模式;充分發揮中部地區傳統的農業優勢地位，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同時延伸農業產業鏈，構建與二、三產業相互融合發展的產業體系;加快推動各城市群間產業分工協調聯動，積極探索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全新模式。

第三，消除城鎮化發展障礙，構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城鄉關系。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創新土地制度改革，促進中部地區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大力改革戶籍制度，破除導致城鄉分割和區域分割的體制因素，營造公平統一的體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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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國良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To verify the policy e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is regard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the double-difference model （DI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entral region. This conclusion is further verified in the elimination sample test and counterfactual tes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such policies is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China by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industrial sectors， promoting large-scale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rise of Central China;double difference models;counterfactual test;economic growth;policy effect eval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