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路的得與失

程海濤 楊斯靜 張旺斌

(1.山西開放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7；2.太原理工大學，山西 太原 037020)

如何引進開展“高等教育國際化”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和高等教育研究者高度重視的現代化發展趨勢理論。一方面，通過中國知網(CNKI)、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等相關檢索網站查詢可知，有關研究，國外主要圍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動力機制研究[1]、策略構建研究[2]和大學國際化發展模型研究[3]。國內從2002年至今，有關研究不僅在數量上大幅增長，而且在研究范圍上也逐漸涵蓋到該領域的方方面面。在宏觀層面，陳學飛、舒志定等學者對該內容的概念、內涵、特征、模式、動因、路徑及趨勢等多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全面的研究[4]。在中觀層面，王修娥、韓延明、陳洪捷等學者分析了美、德等國的社會各界人士、相關機構和組織為發展本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所采取的措施[5]。在微觀層面，束定芳、莫玉婉等對國際化背景下的外語教學、課程銜接和資源引進等方面進行了探討[6]，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衍生而出，這一國際化發展理念，意圖將國際化和跨文化的維度融入高等教育大學、研究、服務功能的全過程，已逐漸成為實現國家全球化戰略目標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在全球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步凸顯，通過近幾年的發展，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德國、法國等國際學生接收大國存在開設專業拓展較慢、專業課程授課語言單一、本國各教育機構的內部競爭消耗、信息化建設水平滯后、新冠肺炎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國際學生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等問題。因此以德國為例開展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分析梳理發展路徑及演進過程，總結優點發現不足，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有一定借鑒意義。

一、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現狀

關于“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世界各國已有較為深入的專題研究。比如，學者希爾根多夫[7]、考特[8]、格拉夫[9]等在其相關著作和論文中詳細梳理了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影響因素，他們一致認為，影響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治因素、學術因素大于經濟因素。貝倫、卡羅納·哈姆等較為全面、系統地分析了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史發展進程[10]。

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是處在正在發生、動態變化中的熱點問題，隨著時間的滾動演進，會不斷涌現出新的趨勢、新的情況，對于該內容的研究具有現實性、前沿性，因此需要對其進行及時關注與探究。而國內方面的相關研究多是針對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某一時期具體舉措的介紹。例如，吳堅博士介紹了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概況，并對德國經驗進行了總結[11]；朱佳妮[12]、張帆[13]等人介紹了“卓越計劃”出臺的背景、目的、內容及存在的問題，并分析了這一計劃對德國高等教育的意義和對我國的啟示；徐理勤論述了博洛尼亞進程中德國高等教育改革措施等[14]。綜合來看，國內相關研究缺乏對國際化實踐進行系統梳理以及總結高等教育國際化活動背后的深層框架。此外，根據查閱的有關資料顯示，關于山西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藥朝誠教授2004年曾在論文《山西省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研究》中對山西省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進行了描述，并對山西迫切需要國際化進行了較為深入探討[15]；2010年，苗俊俊在碩士論文中分析了山西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對策[16]；2016年，劉亞琴在碩士論文中研究并構建適用于山西高校的教育國際化評價指標體系[17]。

二、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成就分析

德國目前是中國重要的教育合作伙伴之一，根據英國文化協會2016年對英國、美國、德國和中國等26個國家的教育國際化程度進行調查，各項指標顯示德國的教育國際化程度走在世界前列[18]。

(一)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指標

截至2020年德國是全球第四大國際學生接收國，和全球第四大國際學生輸出國。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官方統計，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2021年冬季學期就讀于德國的國際學生總人數達到41.64萬人，約占德國所有在校大學生人數的14.14%。教育機構類型分為大學、應用科技性大學、藝術美術類大學和研究所。課程類型主要分為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跨學院研究生和研究學院、語言課程和短期課程等6大類。目前德國具有吸引力的專業主要集中在法律、經濟和社會科學，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等9個研究領域。2020年以來，雖然受疫情影響，全球范圍內人員流動嚴重受限，但是據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調查，截至2020年8月20日還是有6萬名準國際留學生申請德國學士或碩士學位課程，申請總數約為2019年的80%[19]。這些教育國際化的成績與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悠久歷史和本次疫情期間及時推出的各項高校國際化方針和保障措施不無關系。

(二)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動因

德國作為第一個能夠通過努力，切實改變高等教育制度的歐洲國家，為西歐、美國、日本，以及較小程度上也為英國和法國提供了一種大學的模式[20]。經歷二戰后，德國大學衰落，傳統的辦學理念和教學體制成為其高等教育發展的羈絆。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遍認可，特別是21世紀以來，跨國公司的大量涌現和蓬勃發展，為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德國政府認識到高等教育國際化對提升本國實力、參與國際化競爭、重塑世界形象和國際科研大國地位的重要性，所以制定了各項戰略計劃和保障措施，推動本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全面發展，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表1以簡·奈特提出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動因理論”為基礎，結合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實際，列出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四個層面的國際化動因。

表1 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動因分析框架

三、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存在的不足

德國高等教育在不斷發展中同樣存在一些問題，近年來德國政府和各類教育研究機構也開始重新審視自身的發展，這些經驗同樣值得我們去反思和總結。

(一)當前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系統膨脹

國際學生人數上升、德國大學專業拓展和高等教育機構發展不斷壯大，使得參與國際交流人員的總數增加，這既是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機遇，同樣也帶來了挑戰。國際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和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機構蓬勃發展勢必出現一系列內部管理問題，例如，學校、機構運營成本的提升(盡管近年來前往德國的留學生大幅增加，但是德國大學的學費卻漲幅不大)、大學體系間內部競爭導致的資源無端消耗和國際學生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時發等問題，都成了德國政府應當審慎思考的問題。

(二)德國大學國際語言課程以英語為主

目前德國各大高校開展的國際化教育中，仍要為外來求學的學子開設語言課程，以幫助他們迅速提高溝通和寫作能力。同時在大學相關專業中開設直接用外語授課的課程，用以降低他們參與專業學習的門檻。比如，在自然科學領域使用英語教學有助于學生對學科詞匯和概念的理解。但是，對于除英語以外的其他國家語言使用非常少，特別是中國等亞太國家的語言課程使用比率偏低，僅部分學校開設俄語授課專業。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和德國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中心(DZHW)共同發布的《向全球開放的學術2019》(Wissenschaft Weltoffen 2019)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中國留德學生數量達3.69萬名，占外國留學生總數13.1%，排名第一[21]。如此龐大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勢必對中文課程有迫切的需求，然而德國至今還沒有以中文為主要語言授課的大學。因此，豐富多國語言教學是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一大挑戰，值得高度重視。

四、德國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路徑

以“全球-國家-地方”理論為分析框架，通過文件分析法，從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規、加大財政支持力度、發展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項目、力推數字化教育戰略和智庫建設五個方面，分析說明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路徑。

(一)不斷完善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和法律法規

首先在國際層面，德國非常重視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歐盟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化項目。比如，德國以“經合組織(OECD)”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作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國際風向標，制定有關質量標準[22]。2014年制定《歐洲研究區域戰略》和《國際合作行動計劃》，對德國的國際合作內容以及未來方向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劃；2014年制定《非洲戰略計劃(2014—2018)》和《非洲政策指導意見》，通過科研合作促進德國和非洲國家之間研究人員和學術的往來；2015年制定《中國戰略計劃》，明確了同中國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合作框架[23]。其次在國家層面，1998年6月18日，德國通過了《德國高等教育總法》(第四次修改)，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使德國高等教育機構對全球化、國際化及其面臨的競爭做好準備；2002年，德國聯邦教育與科研部出臺了《教育與研究向世界開放：通過國際化實現創新》；2008年，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制定了《聯邦政府的學術與研究國際化策略》，明確指出與中國、印度、韓國等亞洲國家建立合作關系；2010年《教育促進改革法(AfRG)》,甚至規定學生在國外學習也可以繼續獲得教育補助，鼓勵國內高校開設一系列英語授課的國際化專業和課程，以吸引外國學生到德國留學。最后在學校層面，后疫情時代，面對困難與機遇并存的當下，德國高校選擇繼續加強和擴大國際合作，共同尋求應對各類挑戰的方案。2020年4月，德國高校校長聯席會議(HRK)發布《高校國際化方針和準則》，從“戰略與治理”“共同教學”“共同研究”“高校作為跨國空間”四個維度，為德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指導。

(二)加大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財政支持力度

2005年，德國啟動“德國大學卓越計劃”，由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國科學基金會共同發起。通過資助杰出大學、資助基礎科研人員項目研究、資助強化大學、學術機構間項目合作等方式，增強德國大學的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打造世界一流大學。其結果是，十幾年來通過該戰略，德國科研機構的水平和國際吸引力大大增加，德國大學的國際化排名與聲譽也顯著提高。2016年，德國四大科研機構的外籍學者總計約為1.06萬人，同2008年相比，增長了88%。

(三)大力發展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項目

非政府組織的英文全稱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NGO，是獲得國家批準的國際性民間組織。歌德學院、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洪堡基金會等，它們在德國是融合政界、學界和業界的特殊力量，具有良好的溝通平衡力量[24]。

成立于1951年的歌德學院，其功能類似于中國的孔子學院，主要是促進國外的德語語言推廣與教學，并從事國際文化交流合作的組織。歌德學院作為德國外交部最重要的中介機構之一，其分支已遍布全世界93個國家，共設5800所，開設德語課程的同時，舉辦大量文化活動，致力于改善德國國際形象。60多年來發揮著積極作用。2004年，外交部與歌德學院重新簽署合作的框架協定，明確任務：推廣德語教學、促進國際文化合作、對外國介紹德國文化、社會以及政治生活[25]。

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英文全程是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簡稱DAAD，是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國際性教育交流機構，在聯邦政府和各州的對外政策，以及高校的國際化政策之間起到溝通、協調和提供專業服務的作用。其主要任務是：為赴德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為德國學生提供出國留學獎學金、促進德國大學國際化、促進國外德語推廣、與發展中國家開展教育合作等。2016年，德國聯邦外交部、德國聯邦教育部、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分別為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投入1.867億歐元、1.269億歐元和5070萬歐元。

(四)力推數字化教育戰略

2014年8月，德國聯邦政府推出《數字化行動議程(2014-2017)》，培養具備良好媒體素養的人才；2016年，德國制定“數字化教育世界2030”教育戰略，推動數字化教育培訓、培養數字化人才、加強數字化設施建設，實現為國際化服務的目的；2020年3月，聯邦政府計劃投資8000萬歐元，支持“教師培養質量攻堅計劃”，以幫助教師適應未來數字化教學。2021年底，德國教育與研究部將向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國際虛擬學術合作計劃(IVAC)”提供共計550萬歐元的資金援助，支持德國高校加速數字化教學進程，開發新的學習模式。

2020年4月，由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洪堡基金會、德國科學基金會、德國高校校長聯席會議共同建設的數據分析平臺(即HIS-Monitor德國高校信息分析)投入使用，該網站對德國大學國際化程度在線數據進行評估和監測。此外，聯邦教育與科研部計劃在2022年底前為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提供近500萬歐元用于實施“IP Digital”計劃，支持高校國際課程數字化。

(五)重視高等教育國際化智庫建設

一方面，積極依托隸屬高校內部的研究機構。例如，卡塞爾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的重點領域是國際化與全球化；“維滕貝格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的重點領域主要為：基礎理論和歷史研究、應用導向研究、信息化與知識轉化研究，近年來的研究項目多為“教育全球化和高校競爭”。另一方面，依托基金會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例如，“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由貝塔斯曼基金會和德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聯合成立，研究領域為：歐洲高等教育區、國際合作辦學、國際化策略和國際流動；“高校信息系統”由大眾汽車基金會資助成立，內部由三個部門組成：IT部、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部和高等教育發展中心，研究領域主要為：收集數據、制定高等教育的質量標準、為德國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議、為德國高等教育研究提供基礎設施[26]。

五、結語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教育實力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國高等教育從90年代中期進入快速增長的時期，截至2020年底，公立院校已增至3000多所。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做出重大戰略決策，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這一方案出臺，對于提高我國總體教育發展水平、提升我國教育在國際舞臺的話語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標志著來華留學事業進入提質增效的階段。高等教育國際化在國家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背景下，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國際化發展道路。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使各國在公共衛生、經濟貿易和高等教育等領域都面臨嚴峻考驗。全球疫情尚未結束，加上復雜的國際局勢，很大程度上阻撓了各國間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這都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帶來了諸多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