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讓我來保護你

李瑾

2021年11月4日，北京。

西長安街邊的全國總工會機關大樓里，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代表的見證下，“工會進萬家·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溫暖行動”服務月正式啟動。

簡短莊重的啟動儀式上，全總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陳剛明確提出，各級工會組織和廣大工會干部要積極行動起來，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把黨中央的關懷、工會組織的溫暖送到他們的心坎上。

從這一天起，依照全國總工會的統一部署，各地工會同步行動，送思想文化、送身心健康、送平安保障、送溫暖關愛、送工作崗位、送技能提升，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聽得見工會聲音，看得見工會身影。

從這一天起，無論是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還是貨車司機，這些伴隨著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科技的進步，依托互聯網平臺實現就業的勞動者，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來自工會組織的溫暖力量。

時光回轉到26年前。

北京中關村豎起了一塊對大多數人來說似懂非懂的廣告牌，卻最終寫入歷史深處。那上面寫著這樣一行大字—“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 1500 米”。

向北1500米，那里是中國第一個互聯網公司瀛海威。此時，今天的互聯網大佬們要么在擺地攤，要么在電信局工作，要么當程序員，要么在開發尋呼機。

比中關村那塊廣告牌稍早出現的，是現在已經深深滲透進我們生活的快遞公司。

1993年，20歲的聶騰飛創辦了“申通”。5年以后，聶騰飛因車禍離世，他的弟弟聶騰云離開公司，成立“韻達”。2000年，聶騰飛之妻兄的小學同學，勸木材生意虧損的丈夫喻渭蛟創辦了“圓通”。2002年，與他們一同長大的賴海松成立“中通”。

由聶騰飛而起的這些快遞公司不斷創立的時候，同樣是在1993年成立的“順豐”藏在深圳的一處小賣部后面，從外面根本看不出旁邊還有一個幾百平方米的倉庫。媒體后來描述說，倉庫的窗戶用磚頭封得死死的，大照明燈常年亮著，兩三百個小工忙得汗流浹背。

彼時，或許沒有人能想到，這些看上去粗陋低端的快遞業務，竟然能夠在中國的證券交易所敲鑼開市。

更沒有人能想到，正是這些風扇下忙碌的“小工”，后來成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的主力—快遞員。

隨著中國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經濟業態攻城略地，迅速吸納著成千上萬涌入城市的勞動人口。

2008 年，上海交大的一位在讀研究生和朋友一道，創建了互聯網訂餐平臺“餓了么”。隨后幾年，美團外賣、百度外賣迅速崛起。今天，那些藍色或黃色的身影穿梭在城市街巷，早已促動了一個新興職業的出現。

在另外一條互聯網賽道上，龐大的交通出行需求成為新商機。2012年9月，滴滴打車上線。4年以后，教育部、國家語委發布《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16）》，“網約車”入選十大新詞。與此同時，伴隨著貨運平臺企業的出現，貨車司機的概念超越了原有的汽運公司員工，開始有了互聯網衍生從業者的新身份。

這是一次席卷城市勞動人口的變革。在數字技術的基礎上，由數據驅動、平臺支撐、網絡協同的經濟活動單元所構成的新經濟系統，快速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生產模式，業務持續迭代更替，依托互聯網衍生出越來越多具有第三產業特征的服務崗位。

2016年的“雙11”，借殼上市的“圓通”就以8000萬件的驚人數字，成為當年攬收包裹數量最多的快遞公司。同一年，中國外賣市場的規模暴增到1800多億元，外賣平臺一年至少消耗73億個塑料包裝。

此后，伴隨著幾何級數變化的加速度發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軍快速膨脹。從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到貨車司機，最終形成了一個8000萬人規模的就業群體。

2021年2月，國家信息中心發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

依據這一權威報告，在突發疫情沖擊下，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新模式表現出巨大的韌性和發展潛力，2020年市場交易額超過3.37萬億元。中國就業形勢能夠總體穩定并好于預期，得益于共享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靈活就業崗位。

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共享經濟的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在滴滴平臺的專職司機，超過20%是因為下崗、失業而開起了網約車。美團平臺上，35.2%的騎手來自工廠工人，31.4%來自創業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員。

“共享經濟”，這個曾經讓人們感覺新鮮的詞匯，如今，它已經和奔忙生計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緊緊相連。

“This is not the end.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But it is，perhaps，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句著名的英文演講內容，或許更能生動描述澎湃而來的新經濟勞動者。

是的，“這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而只是序幕的結束”。

不斷衍生的新經濟就業形態，被罩上了“時間自由+收入高”的模糊光環，讓千百萬年輕人有了“進工廠”還是“送外賣”的選擇。

在人口紅利消失的背景下，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勞動力遷移顯出幾分沉重。普工、技工、班組長，一些好不容易實現了自己曾經憧憬的“從農村到工廠”躍遷夢的人們，向內看，滿眼皆是工廠流水線的沉悶枯燥；往外看，平臺經濟里快速奔跑的新崗位充滿新鮮和“自由”。重新選擇成為潮流，他們的身份就這樣變成了外賣騎手和快遞小哥。

依據美團發布的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2018年的美團外賣騎手中，31%來自去產能行業的工人，16%來自餐飲從業人員，13%來自個體戶，12%來自快遞員，8%是其他平臺的騎手。

《南方周末》則披露，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萬人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其中393萬人是去產能行業的離崗工人。平臺企業催生了大批門檻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種—開網約車、送外賣、送快遞。

入行門檻不高，似乎成了新就業形態的標志特征。除了去產能行業的離崗工人，外賣騎手成為進城打工群體的熱門選擇。一輛電動車，一張健康證，一部智能手機，這就是全部的上崗條件和生產工具。

與相對較低的門檻相比，坊間傳說的那些新就業形態的崗位收入，也吸引著年輕人的從業選擇?！吨袊と恕酚浾咴诒本?、西安等地采訪發現，外賣騎手和快遞小哥的收入大多超過當地制造業的普通工人。至于那些即便是貸款買車的網約車司機，也往往對自己收入“比較滿意”，何況“干上這行也算是進入了‘有車族’行列”。

然而，這些“看上去很美”的職業，真的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所面臨的全部嗎？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

2017年1月2日，上海。新年假期的歡快氣氛，讓整座城市盎然著生機。

14時15分，伴隨著猛烈的撞擊聲，一輛小客車在同普路口與一輛電瓶車相撞，電瓶車上的外賣配送員被撞飛后翻滾倒地，送餐箱散落在灑滿血跡的事故現場。

當地媒體發布消息稱，這位25歲的外賣配送員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死亡。監控顯示，他騎著電瓶車停在路口斑馬線上等候，左右張望后開始穿馬路，而此時，行人信號燈依然是紅燈?，F場目擊者則說，“機動車可能搶了黃燈的一兩秒時間”。

這是一起不需要報道死亡者姓名的交通事故。人們在手機刷屏時一帶而過，甚至還會不解外賣配送員為什么要爭搶那幾秒鐘的時間。

4年以后，一篇引起社會震動的調查報道做出了回答，成千上萬“困在系統里”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中心。

依照《人物》雜志的描述，一家風頭正勁的外賣平臺在4年內加速了3次配送時間—同樣的距離，包括取餐、等餐和送餐在內的配送時間，由1小時變成38分鐘。另一個數字顯示，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的單均配送時長，3年內減少了10分鐘。

3年抑或4年，城市交通越來越擁堵，住宅樓、商務樓越來越高，人員進出管理越來越嚴苛，所有這些都在消耗著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時間。外賣配送員和實時智能配送系統的“作戰”，就是一場爭分奪秒的“戰役”，里面充滿了無奈和悲壯，只能選擇“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勁，和紅燈做朋友”。

交通事故與超時壓力，僅僅是外賣配送員所處困境的一個縮影。與以往工廠化生存截然不同的就業方式，把更多的問題埋潛在看不見的“水面之下”。更加需要我們警惕的是，盡管呈現的具體形態有所不同，外賣配送員所面對的困境，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同樣都會遇到，看似自由中的無可選擇，有時甚至還會更為窘迫。

互聯網衍生出來的新行業新崗位，無論是勞動關系還是職業防護，往往都是規則和監管的薄弱之地。一旦出現摩擦和沖突，原本就處于裸奔狀態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必然處在弱勢的位置，幾乎無力進行理性反抗。

直到今天，很多老資格的外賣配送員還在回憶2016年的春節。

當時，幾大外賣平臺正在為了市場份額進行“死磕”，業務鏈條最末端的配送員驟然成了“香餑餑”。這家平臺提供返鄉補貼，那家平臺報銷返工車票，手握巨額融資的平臺經營者“殺紅了眼”，配送員底薪和外賣配送費動輒就是一個充滿誘惑的數字。

連番對壘，市場份額格局漸成。揮金如土的浪潮退去以后，那些在廝殺血拼中存活下來的資本巨頭，迫不及待地轉頭回來進行“收割”。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調研發現，超過70%的外賣員是無底薪計件工資。即便是一些配送站點所聲稱的底薪，也需要達到一定的單量才能拿到，否則依然是按單計價。最初平臺為吸引從業人員給出的待遇，已經隨著市場競爭和供需關系的變化進行了調整。

顯然，類似的變化不僅僅出現在外賣平臺，而是普遍出現在幾乎所有互聯網衍生行業。包括快遞員、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在內，成千上萬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踏入了一個勞動權益呈現不確定性的模糊地帶，隨著平臺在某一領域的壯大并成為頭部企業，數量龐大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關乎“權益”的話語權變得弱之又弱。

《中國工人》記者注意到，圍繞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的學者觀點日益增多，顯示出相關問題已經在社會運行中頻繁出現。不斷披露的調查數據顛覆著人們的傳統認知，水面之下的問題浮出水面，城市生活中，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所面臨的困境，需要被看見被改變。

一份面向北京快遞員和外賣配送員的調查報告披露，盡管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7.62歲，但其中57%的人已經結婚，55%的人至少有一個孩子。

另一組關于外賣配送員的調查數據顯示，38.8%的人每天工作時長達11個小時至12個小時，28%的人每天工作時長達12個小時以上。同時，56.58%的人沒有從企業得到安全防護設備，39.47%的人沒有接受企業定期安全培訓。

一個又一個數字，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問題推到聚光燈下。

勞動合同訂立權受到侵害，勞動報酬權益受到侵害，休息休假權益受到侵害，勞動安全權益受到侵害，職業培訓權益受到侵害……在這些侵害的背后，同樣嚴峻的問題是缺乏有效的維權組織和途徑。在相關法律法規持續完善的背景下，直接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具體政策依然供給不足，互聯網經濟的特性往往成了資本漠視勞動者權益的“擋箭牌”。

在互聯網上，注冊成為一名外賣配送員的時間不到10分鐘，其中還包括將近5分鐘的審核環節。注冊頁面的提示條款稱，“當您按照注冊頁面提示填寫信息、閱讀并同意本協議且完成全部注冊程序后，即表示您已充分閱讀、理解并接受本協議的全部內容”。

然而，那些手機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企業一方自行制定的“游戲規則”，排除了“勞動關系”的概念，表示勞動者與平臺之間“不適用《勞動合同法》”。這些涉及權益和責任的關鍵信息埋藏其中，只要注冊人隨手點一下確認鍵，企業就輕松立于不敗之地。

在社會學者看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可以被定義為“下載勞動”，下載APP的過程不僅是下載一個輔佐完成工作的工具，更是“直接進入了一套精密的勞動控制模式”。平臺企業提供的生產資料不過是數據信息，傳統的生產資料幾乎完全轉嫁到勞動者身上。同時轉嫁的，還有勞動權益的成本和社會原子化的代價。

所謂社會原子化，就是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獨自面對整個社會。他們在算法和系統的控制下，忍受疲倦奔跑著以滿足系統的要求。他們想不到的是，當算法發現原來可以更快的時候，系統也會再次加速。

有就業無門檻，有勞動無單位，有上班無下班，有報酬無工資，有風險無保險……互聯網衍生行業失衡的勞資關系，引起黨和國家決策層面的高度關注。

2018年12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新年賀詞?！翱爝f小哥”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這樣具有儀式感的莊重講話中。

習近平總書記說：“這個時候，快遞小哥、環衛工人、出租車司機以及千千萬萬的勞動者，還在辛勤工作，我們要感謝這些美好生活的創造者、守護者。大家辛苦了?！?/p>

31天后，習近平總書記結束在北京市前門東區看望慰問乘車返回途中，特意走進位于前門石頭胡同的快遞服務點，看望仍在工作的快遞小哥，了解他們工作和生活情況。

2020年5月2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聯組會。習近平總書記聽取相關發言后明確指出，當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保障問題，新業態雖是后來者，但依法規范不要姍姍來遲，要及時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時補齊，在變化中不斷完善。

中國工會迅速行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王東明多次召開專題會議等進行研究、提出要求；全總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陳剛等全總黨組、書記處同志，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和建會入會作為工作重點，全力以赴、扎實推進。

進入2021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密集出現在中國工會的文件和活動中。

在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的大會發言中，全國總工會直言，大多數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工作中承受著巨大的身體負擔和精神壓力，平臺企業借助大數據、算法等技術優勢單方制定修改規則，建議堅決制止刻意規避法律、侵害勞動者權益的短期行為。

7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正式印發，明確要求加快推進建會入會，探索適應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不同職業特點的建會入會方式，主動參與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制定，推進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工作，開展公益法律服務行動和勞動用工“法律體檢”活動。

9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印發《關于推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積極回應地方和基層反映突出的問題，圍繞“怎么建”“入到哪”“怎么入”“怎么管”“如何吸引”等關鍵環節作出規定。

10月28日，在北京、河北、內蒙古、上海、廣東、海南等地的上百個分會場里，全國非公快遞企業5萬職工集中宣誓入會，同時獲頒會員證和中國工會會徽。

與此同時，各地工會全面行動—

廣東省總工會和廣州市總工會等聯合開展集中慰問活動，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免費體檢服務，設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常態化送溫暖專項資金，組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加職工療休養活動；

江蘇省總工會聚焦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等四類群體，依托戶外勞動者服務站，建設職工書屋、讀書角和流動書吧，向新就業形態群體贈送健康體檢，將新就業群體納入工會職工互助保障范圍；

遼寧省總工會聚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需求，以“雙11”為時間節點，引導全社會關心關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代表發放溫暖大禮包，推進工會戶外勞動者服務站點建設；

上海市總工會按照“條里牽頭、塊里兜底、屬地建會、在地服務”的原則，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組織上擴大覆蓋，在服務上實現平臺企業工會和地區工會雙重覆蓋，進一步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服務和保障。

……

時逢寒冬，那些奔忙的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和貨車司機，感受到來自工會組織的溫暖。中國工人出版社推出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知識50問》，成為他們隨身攜帶的“權益指南”，獲得感有了，保障感強了，歸屬感多了！

一切曾經的難點正在被一一不斷打通。平臺公司與勞動者的勞動關系比以前更明晰了，從不建會的平臺企業終于有了工會主席，“哪里有職工，哪里就有工會組織”的空白點越來越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急難愁盼”問題擺上了議事日程。

在中國工會加快行動的同時，各個政府部門分別推出一系列制度措施，全力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撐起“保護傘”—網絡餐飲平臺適當放寬配送時限，不得通過算法等手段侵害勞動者正當權益，網約車平臺企業降低過高的抽成比例，外賣配送員將獲得政府主導的職業傷害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2條規定的基本權利。

無論互聯網如何改變就業形式和勞動關系，平等的就業、良好的工作條件、相同的社會保障，都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ヂ摼W技術不能被無所限制地濫用，資本不能冷酷無情地把人變成奔跑的機器。

2021年，這個冬天的溫暖和關愛，將會一直傳遞下去。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明天，幸福而美好。